重读赵树理（连载一）

                                                 郝怀明

                            　小     引

也许因为我是晋东南地区生人的缘故，生活、风俗、语言、习性相同，所以我对赵树理其人其事有一种特别亲近之感。

    我喜欢他的作品，过去就读过不少。去年下半年，系统读了他的全集六卷，还看了几本写他的传记及有关研究文章，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虽然他的传记已有多本，我还是兴之所至，想将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的脉络重新梳理一番，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再讲点别人没有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地方，并做出一点自己的解读，遂成此书。

    我觉得，赵树理有三个特点或曰优势。一是对土地和农民有至深至厚的感情，自始至终如母子般血肉相连，心心念念在农民，时时刻刻不忘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奋斗。在我国作家中没有谁比他对农民和农村更熟悉、了解更深刻。二是有浓厚的民间文化的素养和根基，可谓得天独厚，这对形成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至巨。三是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确立了民主与科学、人权与法治观念，形成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使他如虎添翼，在思想上精神上进入了新境界。正是这三个突出特点和优势的有机融合，贯穿于他的一生，使他成为一位“农民中的圣人”，一位在作家中无与伦比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从为人到为文，独树一帜，光芒四射。他不仅是一位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更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敢于顶狂风、斗恶浪的大智大勇的思想家和实干家。毛泽东称赞他说：“他最深入基层，最了解农民，最能反映农民的愿望。”他先是因为写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闻名于世，在1947年被树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标兵”和“旗帜”，后又在1959年因对人民公社提意见被视为“小彭德怀”横遭批判，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黑标兵”、“反动作家“，惨遭迫害，含冤离世。

　　　赵树理一生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这是贯穿在他的全部创作中的灵魂和主线。

　　本书力求展现赵树理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维护人民大众的权利和利益，为民生和民主，为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奋斗的多姿多彩的一生。他为人直来直去，讲真话、讲实话、干实事，是一个活生生的真正的人。他的为民情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善良品性、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人的感情和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价值，很值得后人细细品味，并发扬光大。

至亲至厚的土地，民间艺术的课堂

　　“人民艺术家赵树理”，这是周扬1946年8月26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著名长篇论文《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对赵树理的称谓、评语和赞词。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农历8月初7）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

　　　沁水县地处晋东南上党地区，是个小县。出县城东行45公里到达端氏镇，再沿着沁河南下，行15·5公里，即是尉迟村。这是一块由沁水冲积而形成的河川平地，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相传在唐代这里就有缫丝、织绢、榨油等手工业。这里交通便利，为晋豫商贾往来的要道之一。

　　　尉迟村原来叫吕窑，为什么后来改为尉迟呢？那可是很有来由的。唐朝开国功臣尉迟恭（即尉迟敬德），因功勋卓著，被封为鄂国公，但这位武将生性耿直，一身正气，疾恶如仇，不满唐太宗李世民迫害忠良的做法，对朝中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极为痛恨，一怒之下，杀死贪官，抛弃高官厚禄，逃出京城，隐姓埋名，来到吕窑落脚。他有一手编织簸箕的好手艺，漫山遍野的荆条、柳条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他就靠自己的手艺维生。他还将他的手艺传给当地村民。直到他后来离开吕窑，重返故里朔县，人们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将吕窑改为“尉迟”，并建了一座“尉迟庙”，予以敬奉。他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在这里世代相传，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敬仰的偶像。

　　　赵树理祖上也曾是官宦人家。高祖钟恩、钟勋两兄弟，自幼一个攻文，一个习武，多年苦读苦练，在清乾隆年间，一个考了个太学士，一个考了个武举人。他们家本来来一直住在河对岸的武安村，可是这时却决定搬迁到尉迟村，于是大兴土木，分别盖了东西两进三层有数十间房屋的官宅。“光宗耀祖”啊！那时在当地看来可以算是相当显赫的了。

　　不过，斗转星移，到了赵树理的祖父中正长大以后，很快就衰败中落，江河日下了。

　　祖父中正，虽也颇通文墨，但屡试不中，最终连个秀才也没有弄上。家丁不旺啊！祖父是个独生子，直到他的第四个妻子，他已30岁上，才得了一个儿子，即赵树理的父亲和清。而和清又是个独生子。和清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父忧心如焚，好不气恼。

　　现在，赵树理以洪亮的哭声宣告了他的诞生，全家大小无不欢天喜地，欢欣鼓舞，感谢上苍的大恩大德。神像前红烛高燃，香烟缭绕，祖父带头叩头谢恩。祖父兴高采烈，好不得意，当即给孩子起了个名字，说：“这孩子小名就叫‘得意’！”

　　在小得意出生百天时，按照当地的习俗，为他庆贺“百岁”，在他面前摆了十来件东西，有元宝、笔、鞭子等，让他去抓，以预测未来。只见他一手抓了一支笔，一手抓了一根赶毛驴的鞭子。祖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唉！这孩子长大以后本应该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这贫寒之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

　　在赵树理出生之后，母亲又生了三个妹妹，赵树理又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不用多说，他在家中过着的是“众星捧月”式的生活。不过，他既不娇，也不骄。幼年的他，不让出西院玩耍，以免受到那些野孩子们的伤害。这形成了他比较内向的性格，显得胆小，文弱。

　　那个年代，这一带形形色色的宗教会道门很多，祖父、祖母信“三圣教道会”，母亲及其娘家信“清茶教”，而父亲则是传统的阴阳八卦的忠实信徒。据说，“三圣教道会”乃是白莲教的一个遗支，因组织农民暴动，遭官府镇压，改了名称和宗旨，认为“儒重忠恕，释重慈悲，道重感应”，主张合儒、释、道三家为一，劝人行善。要求教徒在桌子上排列九宫，每天烧香4次，常年吃斋，不食荤酒，否则会犯咒语，要受到惩罚。赵树理受到祖父的教育，是个非正式教徒，直到20岁以前，从来没吃过肉。所以他后来身材虽然很高，但体质差，很单薄。

　　赵树理6岁了，祖父为他开的启蒙读物 ，既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他们的《三圣教道会经》，一本不伦不类不知所以的大杂烩。父亲给他推销的则是什么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八十四卦名，什么《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宅》等算命先生必读之书。在赵树理的幼小的头脑中灌输着和 充塞着的就是这些玄妙莫测、似懂非懂的东西。辛亥革命以后，祖父开始教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期望他的小得意读书知礼，“学而优则仕”，为此还特意为他的宝贝孙子起了个颇有的大志的大名“赵树礼”，一心想让他为树立封建社会的那一套奋斗。

　　赵树理记性极好，悟性极高，许多书，一看就会，过目不忘。祖父、父亲给他的启蒙教育，使他认识了许多字，学习了许多知识，正面也好，反面也罢，都为他以后从事创作提供了材料。

　　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他从小就形成了诚实为人、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乐善好施的品格，积德行善的习惯。

赵树理一直记得，在祖父的教诲下，儿时的他很热心用豆子来记录自己的善恶之行，做了好事，就往罐子里放一颗白豆，做了坏事就放一颗黑豆。比如，修桥补路放上3颗白豆，掩埋尸体放两颗，敬惜字纸放1颗。坏事则除损人利己外，大都是不忠、不孝、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的事情。在他的小罐中，白豆总比黑豆多。

　　赵树理的儿子二湖回忆，父亲即使是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备受摧残的情况下，仍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在路上碰到一块绊脚的石头，定要搬走，以免别人再绊倒；碰见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孩子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为此他身上总是带着空烟盒。赵树理品性善良，关爱他人，胜于关爱自己，始终如一。

　　赵树理9岁时，祖母去世，第二年，祖父去世。祖父临终前对儿子说：小得意才智过人，聪明非常，乃是赵家的千里驹，前途未可限量，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让他继续学习，知书达理，将来靠他重振门庭，光宗耀祖。

　　于是，父亲送赵树理上私塾读书了。私塾就设在赵家东院，先生是位60多岁的老秀才，学生20个，教的是《四书》。赵树理聪明好学，《四书》背得滚瓜烂熟。他身体比较文弱，又是第一次同村里的孩子们接触，往往受到那些顽皮的富家子弟的欺负和打骂，而先生却是非莫辨，反倒认为赵树理最顽皮，因而予以处罚。他不愿忍受这样的屈辱，跟着这位老先生只学了一年，就怎么也不想在这个“小地狱”再读下去了。

　　1917年，11岁的赵树理离开私塾，回家跟着父亲学种地，当了个小“农民”。

　　父亲和清，可以说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既是一位高超的农业技术的多面手，同时又是一位民间艺术的高手。这两个方面，都对赵树理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赵树理后来在《套不住的手》中对陈秉正老人的那双手以及他的高超技艺的描绘，实际上也是对他父亲美德的赞美。赵树理学习和继承了父亲的灵巧劲，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锄苗、犁地、摇耧、扬场等各种农活，他都学得有模有样，拿得起，放得下。剥柳皮，破荆条，编簸箕，织鸟笼，他也干得有板有眼，相当在行。他后来常常以此自诩，称自己是“编织世家”。父亲对儿子的学农成绩十分满意，对人夸耀说：“这小东西，心灵手巧，眼里有活，一看就会，干什么一做就对，倒是个好帮手。只可惜身体单薄，有巧无力。”

　　赵树理掌握的高超的农业技术，成了他后来接触农民，同农民打成一片的有利条件。王中青回忆他1942年见到赵树理的情景时这样描绘说：“他一头扎在农民中间，到处能听到他诙谐的话语，到处便腾起了欢乐的笑声。开春以后，遍地的耕牛走动了，他常常掖起棉袍，一手抓住犁杖，一手扬起鞭子，看着脚下翻滚的土壤，闻着泥土诱人的芳香，扬声唱起了梆子戏。秋天，金色的场上，珍珠似的谷粒扬到空中，又沙沙地落在金山上，扬场的人们照样能听到他略带沙哑的上党梆子声。他哪里像个文人、作家，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农民的形象啊！”（王中青：《太行山人民的儿子——忆赵树理同志》，载1978年10月15日《山西日报》）

　　再说说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民间艺术对赵树理的熏陶。

　　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这里正处于太行山和王屋山的结合部，就是传说中的愚公移山的发生地。这个地方，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唐尧、虞舜生存和奋斗的地方，相传唐尧在位时住茅屋、草棚，吃粗茶淡饭，穿旧衣破衫，虞舜曾耕田陶河于本县的历山，留下“舜王砰”。沁水人一向重农桑，勤劳、朴实，富有“质实勤俭之风，亲爱和乐之思，警戒忠告之情”。尧、舜勤劳、俭朴的传统，愚公移山的精神千古不衰。

　　这里又是民族英雄岳飞抗击金兵的著名战场。岳飞在太行山枪挑金兵首领和黑风大王之后，派大将梁兴会合忠义、两河豪杰，在沁水再次大败金兵。沁水人民踊跃支援岳家军，争着送粮送草，并筑起七座城堡，迎接岳家军进驻。这些城堡遗址，被称为“岳将军砦”。人民热爱岳飞，创作了许多岳家军的连台本戏，世代传颂着他的英名。

　　这里的人们最重要的文化娱乐和精神生活就是看戏，主要是上党梆子。那喧天的锣鼓，高亢激越、粗犷豪放的腔调，杨家将、岳飞抵御外侮的故事，对赵树理有极大的吸引力，几乎是场场不拉。有时看不大懂，就缠着母亲给他讲。母亲尽管一字不识，却能整本整本地背诵岳家军、杨家将的连台本戏。所有这些保家卫国的武将们的英雄故事，母亲爱憎分明的感情，激荡着滋润着他幼小的心灵。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赵树理爱看爱学上党戏，更是达到了心醉神迷的地步。不管月明月黑，相距多远，那怕十五、六里，只要有戏，他都要跑去看。有时，连演三天三夜，他也场场不误，定要看完为止。

　　他8岁学会了打上党戏的梆子，15岁学会打鼓板。鼓板是指挥其它乐器的，要掌握全剧的缓急节奏，这就需要对全剧的唱词和道白等非常熟悉，能够背下来。他看了不少唱词和戏本，直到晚年，他还能记得一些唱词和道白。

　　他常到邻居赵洪举家借书看，什么《西厢记》、《聊斋志异》、《施公案》、《包公案》、《刘公案》、《七侠五义》等等，借到就看，什么都看。

　　他还经常和小伙伴们玩耍，手拿高粱杆当长枪，你扮“罗成”，我扮“张飞”，你当“焦赞”，我当“牛皋”，嘴里喊着锣鼓点，撕杀一气，玩个痛快。他经常手拿驴鞭，赶着毛驴去矿上驮煤，一路上，他也会痛快地喊上几句上党梆子。

　　赵树理喜欢学演旧戏，特别崇拜罗成这个人物，相当入迷，曾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一天早上他赶着毛驴往地里送粪，嘴里哼着，手里还拿着根赶毛驴的小木棍，不断挥舞。忽然，他把那根小木棍折成两截，当作鼓捶，对着毛驴的屁股一板一眼地敲打起来。毛驴被打得走快了，他也唱得更起劲了。他一面唱着《广武山》这出戏中罗成的台词，还一面比划着罗成的动作。不大一会儿到了地里，毛驴停了下来，等他卸粪，他却忘了这事，仍然专心致志地比划着，哼唱着。毛驴停了片刻，大概以为粪已卸了，就掉头往回返。他还是跟在后面一股劲儿地比划着在唱。当回到牲口院，毛驴停了下来，这时，他才发觉，毛驴把又粪驮回来了。人们看见了，都围着他大笑，弄得他好不尴尬。

　　父亲不仅精通农活，技术高超，知晓阴阳，会测字算卦，略懂医术，为人开方治病，他还是一位音乐高手，巨琴拉得很好，堪称村里民乐组织“八音会”的一个台柱子。父亲常带他去“八音会”学习。不久，他就掌握了各种乐器的演奏方法，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他还练就一个绝技，能做到一个人打鼓、钹、锣、旋四种乐器，并且用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

　　想不到这项绝技后来又成了赵树理接近群众、做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和手段。数十年后，王春回忆说：“他能够接近群众，不只是他的感情和群众一致，也不只是懂得群众最多，这些艺能实在也帮助他不少。有一次，我曾经和他一路到过黎城的宋家庄，灾荒年间，简直找不到吃饭处，恰好磨盘上有人玩乐器，他去了。一个人敲动四五样家伙，连说带唱，霎时聚下半村人，乘机把度荒自救的道理讲一番，居然说得垂头丧气的老百姓眉开眼笑，收下粮票，款了饭，都准备设法去生产。”（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载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当年赵树理常爱去的地方是东头院。东头院住着吕家四兄弟，除老四外，其他三人都未成婚。家里虽穷，却酷爱音乐，存有八音会的成套乐器，供村里办事用。赵树理常去那里弹弹唱唱，吹打一番。不弹不唱，不吹不打的时候，就听他们上下几千年，天南地北，家长里短，海阔天空，神聊一气。痛骂地主老财的贪婪和狡诈，嘲笑狗腿子的卑劣和丑恶，绘声绘色，形态逼真，有时还要送给他们一个外号，诙谐有趣，生动活泼，不时引起一阵哄笑。

　　赵树理还好去南院。南院住着一个老光棍汉张存财，爱说，爱唱，好编个顺口溜。村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就顺口编一个。他也会打鼓乐，常用碗筷敲打上一通。　

　　赵树理后来说：“这就是我的初级的语言学校！”这个“语言学校”使他终身受益，永世难忘。

　　赵树理还好去的一个地方，是东头院东北方的两孔古老的石窑，那里住着一些外来逃荒户。这是世上苦难最为深重的一族。窑外空地上有棵多年的核桃树，人们常聚集在树下交流信息，评论世态，说长道短，或倾诉苦难。他在那里了解到许多人间的不平事，增长了许多见识。

　　　童年的经历和体味，对一个作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赵树理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他对这里的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了解，同他们有着至亲至厚的血肉关系，对他们有着至亲至厚的母子深情，即使在他后来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他仍然是农民的忠实的儿子，时时刻刻想着农民，不忘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始终同他们血肉相连，心心相印。对农民和农村，他有着其他作家无人可比的最深厚的根基和最炽热的感情，这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誉满全国、享誉全球的大作家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的熏陶，丰富的民间艺术的滋养，那些人情事理、曲折离奇、细节生动的描写，丰富多彩简洁明快的语汇，对他影响极深，也成为他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一般作家所少有。这样，当他带着这两大独特的深厚的优势进入现代学校接受教育，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确立自由、民主、科学、公平、正义、人权、法治等等现代理念，养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后，就使他在思想和精神上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从而使他这个来自农民，从不脱离农民，而又高出于农民，能够以新的更开阔眼界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可以说，正是这三个方面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融为一体，铸造了赵树理的灵魂和人格，使这位来自太行山田野上的“驴背上的状元”，在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与闯荡之后，终于以他独具一格的创作，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对“新的群众的时代”的“人”的描写，闯进了文坛，用他的一生的奋斗和业绩告诉世人，赵树理就是赵树理，他就是独特的这一个，而绝非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