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人同乡会组建后,同官的河南人就像有了主心骨一样,凭着同乡会开的证明(路条或路引),抓壮丁的不敢再随意乱抓了,做小生意的人也不再受欺负了,窑主招河南人下井要和同乡会订约,保证河南人不被窑主欺负,河南人的婚丧嫁娶,同乡会也会出面协助。遇到河南同乡婚丧嫁娶,同乡会也会伸手帮忙。特别是有些河南同乡死亡,一时无法安葬的,同乡也会从大家缴纳的会费或同官县政府拨发的经费中拿出一些钱来,买个薄皮棺材,安葬在义地墓中。说起义地(坟地)还是要多说两句的。
河南人逃荒到陕西同官,背井离乡,人死后入土为安是还活着人的最大心愿,但身处异地他乡,就须入乡随俗,不能乱埋死人。于是“同官河南同乡会“和同官县政府交涉,协商,迫使一些地主划出几处义地(坟地),作为河南人死后的安葬之处。听父辈人讲,当时河南人的义地(坟地)在同官有好几处:三里洞的死人沟(现在的电厂沟)、耐火厂后面的山坡上(矿务局中机厂的家属区)、王家河川口山坡一带(现在这里都盖成公房了),还有市人民体育场后面的山坡下面一带,都是“同官河南同乡会”给河南人死后划定的义地(坟地),也就是河南人逃荒前辈的安葬之地。
虽然“同官河南人同乡会”给死者者划定了墓地(义地),但人死如灯灭,活着的人还要生存生活,在安葬逝者时,葬礼往往极为简单,安葬方式极为潦草,往往是浅浅的挖个坑,薄薄的铲几掀土,隆起个小土堆就行了;过早夭折的小孩,常常用草蓆或破衣一裹就扔在坟地里了,有时连埋都不埋。听老人们讲,那个年月,同官县的山沟里狼虫虎豹特别多,一到天黑,兽声四起,瘆的人都不敢出去,整晚上都能听到狼群嗷嗷的叫声。埋人的地方,死人的骨头被狼和野狗,扒的满地都是。小孩的尸体更是被啃的只剩下骨头。活着的亲人看此惨状,不由的捶胸落泪,但也无可奈何。河南同乡会见此惨状也是心中大恸,痛苦不堪。长此以往,同乡会及众逃荒人再也不忍看下去,就商议组织了一个专业处理丧事的队伍。这个队伍办事地方就建在现在”七里铺”和“五里铺”交界处的花园那个地方,花园后面山根处有几孔土窑,其中有两三孔就是白事队的。剩下的几孔窑后来由国民党宪兵队占据着,是临时用来抓人关人审人的地方,这地方一天到晚上也都是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同官河南人同乡会”白事队(民间称之为“杠子队”)组成后,首先将四处的冻死,饿死及乱抛的死尸统一收集,然后挖坑深埋,让这些沦为异乡之鬼的人入土为安。接着下来便是去处理受害最严重的死人沟(现电厂沟)墓地。“死人沟”墓地这个地方的山包上原来有国民党兵的一座碉堡。碉堡驻有部队,有专门守护。自从“死人沟”遭受狼祸后,一到夜晚,沟里传出狼的撕咬声,傍晚时分,一双双狼眼闪着绿幽幽的光,把执勤站岗的国民党兵吓的直尿裤子。没多长时间,当兵的人都撤了,只留下一座空碉堡。没过多久,空置的碉堡很快就被无处栖息的河南流浪汉当成家了。听老人们讲,白事队(杠子队)的队长姓朱,大高个,头上长了个包,人称朱疙瘩。这人胆子特别大,据说还会些身手,再加之常年和死人打交道,浑身散发着阴煞之气,让人见之生畏,唯恐躲之不及。“朱圪塔”把白事队的人管压的死死的,没有哪个人敢不听他的话。白事队(杠子队)在“朱圪塔”的威压和带领下,将丧葬及埋人的事办的还是比较仁义的。后来听说办丧事要主家交钱,但交钱办丧事在当时也是无奈之举。同官县政府的给的钱起先是银元,后来是金元劵,再后来是法币。法币根本就不值钱且贬值的非常快,买不了几斤粮食。关于“朱疙瘩”和“杠子队”的故事和传说,老同官的 河南老乡中还有很多传说,这里就不去说了。
同乡会里有几个会理(管理人员)秘书长(会管),县政府给同乡会拨极少部分经费,以保证同乡会正常经营和运转。凡参加同乡会的河南人要找人作保,证明此人的身份。但保人也有风险,被保人出事保人是要担负连带责任的,首先要向同乡会会理报告及备案。同乡会成员有条件也要向同乡会缴纳少许的会费。河南同乡会秘书长当时是宋云鹏,河南汲县人(现河南卫辉),因宋云鹏在众多河南逃难人中,是少有的识文断字之人,且还写有一手好字,他写的路条都可当书法欣赏。很多老乡都找他写家书报平安。
宋云鹏当时的家就住在五里铺火车站库房那一带,家中不断人,常有老乡上门求助。当时在河南人中口碑很好,极有声望。有河南同乡被抓当壮丁逃跑的,找到宋云鹏,马上安排换去衣服安排到井下抺成黑脸,军官堵在矿口一看全是黑脸,就认不出了。很多人因此被救。我有几个同学的父亲就是被抓壮丁后逃跑的,如吕中林(史家河矿)父亲因会开汽车,人称吕大车,钟志仁(原老科沟矿)崔xx(我同学崔宪珠父亲),等等。
说到此处,丁广林喝了一口水,平静了一下激动的心情,接着说,我父亲也曾有和吕大车同样的经历。他是在逃难的路上被国民党兵抓壮丁的。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我父亲跟随胡宗南部队行军到了洛川及宜君一带。他当时是个通讯兵,负责架设电话线。一天傍晚,趁着外出架线的机会,他和另外两个士兵,趁着天黑,地形复杂,也当了逃兵。因为国民党兵都知道解放军的历害,懂得和“老八路”交火打仗交,肯定九死一生。不逃跑就是去送死。于是他们三人钻山沟,翻山越岭,尽找无人地方走,昼伏夜行,逃了几天,终于逃到同官县。在同官县托熟悉的河南老乡买了几身旧衣服,换下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军装,托熟人求到同乡会秘书长宋云鹏,开了路引(路条),混到河南人姬富安开的同福煤矿(也就是现在的桃园矿),混进矿工中下了井,当了一名挖煤工。那时井下工是要在井下连续干二十天左右才能换班升井,因我父亲等三人是剃的光头,头发没长长,再加上有军人的动作习惯,一看就是军队上的逃兵。所以我父亲在井下一直干了近两个月。上井后领了工钱后,就不敢在同福煤矿继续干下去了,就这样在同官煤矿几个煤窑轮着下井挖煤,不敢在一个矿井干的太久,只怕走漏风声,引起国民党密探注意。
秦豫自古相连,在铜川的历史上,河南人和铜川人始终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历史记载早在唐代就有河南籍官员在同官任职,明代同官知县留名者57人,河南籍者有七人,清代同官知县77人,河南籍人士10人,明代河南籍知县彭好古为官清廉,为民办事,以致积劳成疾逝于任上,人们在检查他的遗物时发现只有锋银四两,这些钱无法将他安葬,更别说灵柩返回故里,同官力敏吏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为他做了一副棺板,并将其灵柩运回故籍,并在县城文明门为他建立了“彭公祠”,以示纪念。
1938年的黄河大决口,1942年的河南大灾,铜川地下煤炭资源的开采为河南人创造了生存的条件。铜川煤炭的大规模开采,需要更多人来完成,许多河南人听说铜川的情况,便托亲访友,举家来到铜川,成为铜川大家族中的一员,这次河南人的大规模进入,不是逃荒,而是为了铜川的建设,在铜川的河南人带来了河南人的饮食习惯,胡辣汤、油条、豆沫等河南小吃融进铜川小吃,羊肉泡馍、面皮等陕西大众饮食也融进河南人的生活。
同官解放后,由共产党武装力量,东山游击队队长雷通(水泥厂化验室雷原之父)担任同宫县长。
解放后,国家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这个时候,河南、山西质优、价廉的煤炭大量倾销到陕西。铜川煤炭因成本高,质量差,缺乏竞争力,造成严重滞销。陇海铁路局也于1950年2月1日起停购同官煤矿的煤炭。为了渡过煤炭和压、资金不能周转的难关,同官煤矿一度实行了了“关门生产”的方针。自1950年2月起,建井工程全部停止。为了减轻负担,国家分三批资遣回乡职工2700余人,连家属6100余人,本着哪来哪去的原则,均发给路费和适当数量的生活费,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做到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
这个时后,同官县政府动员河南籍人返乡,因为河南全境已经解放,家乡正在进行土改分地改革,如果回去晚了,就分不到田地。还有大部分河南人,已经在同官扎下了根,娶妻生子,有了固定收入,就没有回河南,而选择留在当地了。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父辈,这些人都成了建设新铜川的主力军。于是“同官河南人同乡会”就此解散。同乡会秘书长宋云鹏(人呼宋老二)弟兄三个也拖家带口乘坐火车,返回河南了汲县老家,至此“同官河南人同乡会”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目前仅留下的办公旧址(五里铺西沟一处两孔土窑)。三十年前我还去看过,窑口墙上用木板写着“河南人同乡会旧址”几个字。这两天李陝西,冯老师等人也去考察了,只留下残破不堪的两孔破窑。
傍晚时分,我走出丁广林的住处,心想“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同官河南人同乡会”旧址,深深寄托着他们对父辈的怀念之情啊!
豫人入同官·秦凤岗
汤蝗复水旱
灾难满中原
饿殍浮洛水
盜贼聚嵩山
不堪官府逼
离井别故园
携妇挑幼雏
忍悲人秦川
拉纤渭水滨
采石嵯峨山
处处难立足
谁云天地宽
沐雨栉朔风
北上古同官
四野何萧条
沿途多病残
卖药三里洞
耍猴灵泉观
露宿戏台下
妻哭儿号寒
龙艺难果腹
下井掘石炭
巷道深千尺
人间阎王殿
鸡灯似鬼火
矿车重如山
骨瘦何嶙峋
汗尽血肉干
魂绕函关柳
梦牵故宅燕
醒不见椿萱
悲泪涌如泉
云散旭日升
难忘四九年
红旗映漆水
同官换新颜
早苗逢春雨
豫人意志坚
扎根漆水滨
建设新铜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