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戚妃祠到戚山寺（下）
憨子
按：前面两篇我们已经说明戚夫人墓与戚夫人庙（戚姬祠）修建的可能性以及其建地只能在咸阳原上。本文进一步对咸阳原上的两处建地进行分析探讨，说明何处为真。
六．戚姬墓在佰家嘴西侧塬边之说缺乏凭据。
戚姬庙在长陵所在的咸阳原上这个没有疑义，但戚姬墓在佰家嘴村这个位置却值得商榷。
首先，在《汉旧仪》中有这样的记录，“西汉天子即位第一年为陵，余地为西园后陵，再次为婕妤夫人美人等墓。”此外按照西汉的制度，帝陵的陪葬墓几乎都分布在帝陵的北侧和东侧（皇后陵在东侧），西侧的陪葬墓很少，且一定是与皇帝关系亲密的宠妃，至于南侧，基本上是没有陪葬墓的。（比较例外的是杜陵和灞陵，因为这两座墓的形制比较特殊，与渭北的九座帝陵在形制上是对称的关系。）佰家嘴上的戚姬墓基本就位于长陵和吕后陵正南，与汉制不符。
其次，高祖去世后，继位的惠帝仁厚懦弱，尤其是孝惠二年夏，吕后杀戚夫人。孝惠帝见之，病岁余，从此不理朝政，一切皆由吕后决定。从公元前195年～前180年，吕后独掌朝廷大权15年。十五年间对于原刘邦所宠幸之妃嫔，除戚姬外都只进行常规处理，如有子者跟其子就国封为王太后。吕后既然对戚姬恨之入骨，能以“非人所为”的“人彘”残害戚姬，当然也绝不会让戚姬与自己一起陪葬于长陵。所以，戚姬葬于“长陵之东，吕后陵之下”的佰家嘴应无可能。到文帝继位时戚姬已经死去十四年了，移葬长陵陵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再次，戚姬墓在佰家嘴西侧没有任何文献或实物依据。关于戚姬墓在长陵南侧的说法，首见于清道光《咸阳县志》，在此之前，包括乾隆《咸阳县志》在内的历代各种史志中都没有记载说明，更不见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而最早明确说明戚姬墓的史料是宋代初年的《元和郡县志》和宋代地理学家宋敏球的《长安志》，两书都说戚夫人墓在咸阳县西十五里。这与《长安志》“汉高祖长陵在县东三十五里”绝对背离，而佰家嘴在长陵南偏东，这只能说明戚姬墓不会在佰家嘴。修撰于清道光十六年的《咸阳县志》和民国时期修撰的《新修咸阳县志》记载：“戚夫人墓在县东三十五里，长陵之东，吕后陵之下”。但此二志均没有说明其任何历史依据，且晚于《元和郡县志》与《长安志》近千年，考古学家以此二志为据将位于长陵南面的柏家咀村西侧塬边上的一座覆斗形汉冢定义为戚夫人墓，并立了文保碑，显然不能服人。还有就是佰家嘴这座所谓的戚姬墓，考古工作者曾因其有盗洞而进行过考察，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可证明是戚姬墓的实物，甚至连该墓安葬的是女人的证据都没有找到。
根据以上分析，戚姬墓在佰家嘴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么，戚姬墓可能在什么地方呢？
七．戚夫人墓与戚夫人庙在坡刘村戚山上
照咸阳民间祖辈相传，戚夫人墓与戚姬祠都在坡刘村西突出的高地——戚山上。那么这个传说是否能找到可靠的依据呢？
你还别说，这依据还是蛮充分的。
在咸阳市渭城区渭城镇（今秦汉新城渭城办）坡刘村西有一向南突出高地，当地人呼其名为戚山或戚家山。在戚山上有一相当宽的深沟，当地人称戚家沟。深沟北部宽敞如庭院，南部环绕着一块方形高地，形如孤岛，岛上建庙，名戚山寺（今沟已不存）。
戚山寺因建于戚山最高点上，无论从那方面看都高大雄伟，尤其从南面向北仰视，给人以高山仰止，心灵震撼的感觉。文革之前该庙尚存，文革期间毁掉，文革后当地善男信女捐款在旧址重建。今移建于沟西低洼处，寺院虽大，但没有了原先的气势。当地传说，该庙前身就是戚夫人庙，由文帝下令敕建，距今已经2000多年了。
1. 历史文献《太平寰宇记》与《长安志》分析。
截至目前，戚姬墓在咸阳原上最主要也最详细的文献根据就是宋太宗敕撰的《太平寰宇记》与北宋宋敏球的《长安志》，现在我们就从这两志的史料说起。
两志都肯定了戚姬墓在咸阳原上，但关于戚姬墓具体墓位置的说法有相互矛盾之处。
宋敏求的《长安志》中有《咸阳古迹图》。该图照录于后。
《长安志》中的《咸阳古迹图》
那么，图中的咸阳城在哪里呢？
成书于中唐时期的《元和郡县志》记载：“（咸阳）城本杜邮也，武德元年置白起堡，二年置县，又加营筑焉。”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与《长安志》都记载： 唐武德二年，（咸阳城）权寄理鲍桥。三年，移就白起堡。六年，又移于便桥西北百步官路北，“即今县”。“白起祠在城中。”《长安志》的《咸阳古迹图》中更明确标明，白起祠就在咸阳城中，二志对唐宋咸阳城位置的描述基本一致。上世纪中期咸阳考古已经确切证明，杜邮在今渭城区渭阳乡任家嘴村北原上，白起墓在任家嘴村东北约百多米处。按照古今对比，唐武德年后到北宋年间，咸阳城就在今任家嘴村北二道原上。
由此可知，按照《咸阳古迹图》，戚夫人庙应该在宋咸阳城东偏北方向，“汉景帝阳陵”（实为义陵）附近。
《太平寰宇记》咸阳条目下记载：“戚夫人冢在县西十五里”。与《长安志》的《咸阳古迹图》相左。
两个戚夫人墓位置相左，这两者必有一错。依据《长安志》中的帝陵位置记述，参照今天考古肯定的帝陵位置，笔者觉得是《太平寰宇记》的记述有误。
在《长安志卷十三》咸阳篇中，关于汉代陵冢还有以下记述：“汉高祖长陵在县东三十五里”，“惠帝安陵在县东三十五里（《元和郡县图志》在县东北二十里）”，“景帝阳陵在县东十五里(《元和郡县图志》在县东四十里)”，“哀帝义陵在县西八里（《元和郡县图志》在县北八里）”。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由东至西的汉帝陵依次为景帝刘启阳陵、高祖刘邦长陵、惠帝刘盈安陵、哀帝刘欣义陵。元帝刘奭渭陵、平帝刘衎康陵、成帝刘骜延陵、昭帝刘弗陵平陵、汉武帝刘彻茂陵。
咸阳原上西汉帝陵分布图
将今天已经完全确定的汉帝陵排列顺序与《长安志》记述相比较，显然，《长安志》是将哀帝义陵误以为景帝阳陵，实际应为哀帝义陵在县东十五里。而《长安志卷十三》所述景帝阳陵位置后面括号里标注的《元和郡县图志》的说明“在县东四十里”才是正确的。这样看，按照《咸阳古迹图》，戚夫人墓应在哀帝义陵与惠帝安陵之间。
以《咸阳古迹图》与现实的汉帝陵排列顺序、以及《长安志卷十三》咸阳篇中其他帝陵的方位说明为据矫正，《长安志卷十三》中“戚夫人冢在县西十五里”应该为“戚夫人冢在县东十五里”之误。
如果“戚夫人冢在县东十五里”，依据《长安志》误将哀帝义陵作为景帝阳陵，则戚夫人冢应与哀帝义陵同在县东十五里。按此表述，戚夫人墓就应在哀帝义陵附近。恰巧，在哀帝义陵之南约千米，坡刘村之西约200米有高地名叫戚山。戚山上现在存有五个个汉冢（据当地人说早先有十几个）。根据坡刘村村民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戚家沟北部东侧，原村民朱纪元的窑洞崖背上还存有一汉冢，后被生产队作为土肥挖掉撒于田野中。此冢虽不高大，但村民辈辈相传说该冢就是戚夫人墓。
该冢是否为戚姬墓无法考证（除非发掘），但村民这样说却也不是空穴来风，关键就是戚山这个地名。
我们中国的地名基本是以地理形势与居住人姓氏结合定名。戚山之“戚”肯定为姓氏。但我们查遍戚山方圆数十里都没有姓戚的家族，而查遍古今咸阳史志，也没有记载有戚姓家族在戚山住过，所以这戚山地名是因为有戚姓人住过而得名可能性不大。那么，戚山之“戚”从何而来，唯一的可能就是这里埋葬着戚姓人氏。
2.戚山之名源于戚夫人墓。
戚山之名源于戚夫人墓。为什么这样说呢？问题就出在戚山的“山”字上。
山字最早见于金文，其本义是地面上由土石构成的隆起的部分，《国语·周语》：“山，土之聚也” 。由本意引申出“大”的含义，又引申出坟墓含义，因为坟墓是以土堆集而成的隆起部分。《汉典》对山就有这样的一条明确解释：“坟 。如:山陵(帝王的陵墓);山园(坟地);山门(墓门)” 唐·李华《含元殿赋》中就有这样的句子：“靡迤秦山，陂陀汉陵。”前面引述的重要文献《长安志》就称汉帝陵墓为“山”。如《长安志卷十三》中记述高祖长陵说：“山东西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记述景帝阳陵说：“山方一百二十步，高四十丈。”这两处的“山”都指陵墓。事实上很多古籍也都有“长陵，又叫长山”的说法。时至今日，坡刘村一带民间仍称墓门为山门。
从山是坟墓、陵冢的释义出发，顾名思义，戚山就是戚墓或戚冢，即戚姓人的墓，戚山也就是戚家山。那么，这个戚山（墓）墓主是谁？如前分析，《长安志卷十三》中“戚夫人墓在县西十五里”应为“在县东十五里“，“景帝阳陵在县东十五里”应为哀帝义陵“在县东十五里“，两者都在县东十五里，则戚姬墓在戚山上应该没有疑义。而村民所指戚夫人冢极有可能就是戚姬墓。
从《长安志》、咸阳民间传说以及戚山地名考证，结论几乎完全可以肯定，戚山的本意就是戚夫人墓，戚山或戚家山的地名就源于戚夫人墓修建于今之戚山上。
3.已知的实物证据
在戚山寺北的戚家沟深约数丈，宽约三四十丈，坡刘村第五组村民原来就在沟底凿窑而居。据戚家山村民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有人从朱纪元原住窑洞（该组全体村民于上世纪60年代统一搬迁到沟东北方向戚山上平地居住）盗挖该冢，墓内只有一个当地人称之为瓦瓮的陶瓮，瓮中一些骨头。联想到戚姬被作为人彘作践而死，此种瓮棺葬式与之相符，此墓极有可能就是戚姬之墓。另据村民讲，朱纪元在世时曾持一直径约为30公分的玉璧给人看，说是他挖厨房的小窑时挖出来的，想来这也可能与他家崖背上的墓冢有关。
如前所述，该冢在沟东，慈惠庵在沟中孤岛上，结合汉代在墓前修庙祭祀的规制，如果慈惠庵旧址就是曾经的戚姬庙，该冢即戚夫人墓的可能极大。
当然，这里的结论主要还是依据文献与地名所进行的推测，最终的准确结论还需要文管部门掘墓考证。
这里顺便说一下，千年之前的宋代文献与咸阳民间传说基本一致，认为戚夫人墓在戚山上。清末道光与民国咸阳县志与今天的文保部门一致，认为戚夫人墓在百家嘴村坡上。我们认为前者的可能性远大于后者，这里有一个资料可以参考。根据咸阳民间传说，董贤墓应在坡刘村北，即坡刘村人所说的老实巴冢，但文保部门认为是在义陵东北之司家庄附近，且立有文保碑一通。但经过考古发掘，已经明确义陵东北之文管部门认定的董贤墓为假，实际是秦代诸侯大墓。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文管部门的认定就轻易否定戚山的戚夫人墓。
八． 戚山寺的前身就是戚夫人庙
按照西汉初年的墓葬制度，皇室贵族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咸阳民间代代相传都说戚山寺是汉文帝为祭祀惨死的戚夫人所建。如果戚山就是指戚姬墓或戚夫人冢。那么在戚姬墓旁建祭祀戚姬的祠堂（俗称戚夫人庙）也顺理成章。即使汉文帝没有下令为戚姬建祠祭祀，作为临辕侯的戚姬的娘家也会在诛灭诸吕之后为戚姬建祠祭祀。我们已经考证戚姬墓就在戚山上，故戚姬祠（戚夫人庙）应在戚山无疑。只是由汉文帝时期距今已经20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王朝不断更替，战乱不断延续，戚夫人庙毁于战火变乱之中也属正常。后来佛教逐渐兴盛，戚夫人庙也就如很多古庙一样演变成为佛教寺院，或者在戚夫人庙旧址上建起佛教庵寺也属正常。而且戚山寺这一寺院名称顾名思义就是戚墓的庙，这也印证着其前身为戚夫人庙。文革时期农业学大寨，在戚山南缘平整土地时曾多次发现汉代筒瓦、瓦当残片，甚至方形流水管道，也可印证汉代时这里可能有较大规模建筑存在，这个建筑极有可能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戚夫人庙。
实际上，戚山寺这一名称出现的相当晚。咸阳县志录有一通《慈惠庵记碑》碑文，这《慈惠庵记碑》的慈惠庵就是今天的戚山寺。按照佛教的规定，庵为尼姑修行之所，一般不许和尚进入，所谓“尼姑居处本无郎”就是这个意思。依照碑石记载，主持修建慈惠庵的是清顺治年间的佛教禅宗曹洞宗门人中叅和尚，注意是和尚不是尼姑，和尚建尼姑的庵堂岂非咄咄怪事？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原来此地就有个慈惠庵。《慈惠庵记碑》碑文开首之“新建”二字，也可佐证在清顺治之前慈惠庵就已存在。至于何时改为和尚修行的戚山寺，目前还没有找到证据。但当初是庵不是寺，是否与该庙祭祀的是女性神祗有关？如果是女性神祗，那么她是谁？
此外，《慈惠庵记碑》碑文记有：“慈惠庵者，卜郢原（应为毕郢原）之戚家沟废城之址而建焉者也。”这里的“废城”是指什么？碑文未说。但戚山寺旧址现在尚存一民国三十六年（即1948年）十二月一日所立碑石一座，碑名为《荆、石老先师功高德重纪念碑》。碑文首行到第二行有这样的说明：“XXXXX者，乃西汉高皇时戚氏旧居之处也。”（“X”代表因墓碑损毁看不清楚的字）
笔者判断，这个“西汉高皇时戚氏旧宅之处也”中的“旧宅”，当是《慈惠庵记碑》碑文的“旧城”。 “戚氏旧宅”只能有两种解读，一是汉高祖在位时戚姓人氏曾经居住的地方，二是高祖宠妃戚姬曾经居住的地方。联系“西汉高皇时”这个定语，如果是前者的含义，就应该判定是临辕侯的戚家而不是普通戚姓人家。考虑到我国古代直至民国时期对出嫁女性的称呼为“姓+氏”，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笔者分析，结合“戚山”这个名称，所谓的“旧宅”应该就是祭祀戚姬的祠堂或庙宇，后人以讹传讹，说成是戚氏“旧宅”了。
《荆、石老先师功高德重纪念碑》立石时间晚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的《咸阳县志》百余年，晚于民国21年（1932年）修撰的《新修咸阳县志》仅16年，但却不采用此二志说法，显然，立石人并不认可这二志，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戚夫人墓应在戚山之上。
还有一点也需注意，慈惠庵也罢，戚山寺也罢，在当地百姓意识中始终没有庵寺这种意识，言谈中都称其为戚山庙或戚家山庙。这种叫法也可能源自于祖上对戚夫人庙记忆的传递。
戚山寺最初并非佛教寺院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戚山寺庙会。戚山寺庙会的正日子为农历正月二十，故称为“正月二十庙会”。这正月二十是商周时期就已存在的节日，叫女娲补天补地节，属于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传统节日。依据上古传说，女娲在正月二十这一天冶炼五色石补天，以烧积芦灰补地（参考《淮南子·览冥训》）。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补天节就是纪念这位人文初祖的，与佛教无关。但戚山寺作为佛教寺院，其庙会却在与佛教不相干的补天节，为什么，合理的解释就是戚山寺或慈惠庵的前身不是佛教寺庵，其时已经成为习俗的庙会为后来的佛教寺庵所沿袭，遂成为后来戚山寺的庙会。
由以上事实推测，戚山寺的最早的前身应该是戚夫人庙。戚夫人庙与戚夫人墓同在坡刘村西的戚山上。
作者简介：刘彦强，笔名憨子，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坡刘村志》、《草根憨语》等书，并主编或参编多种教辅读物，有杂谈散文以及诗词散见于多种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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