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 铜川是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作为工业经济的遗存，老矿区、旧厂房、老设备等记录了铜川这个城市的发展，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工业遗址与其他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是其代表一个时代的技术价值和文化烙印，记录着一座城市乃至某个地区的创业史和工业化进程，是极其特殊的文化资源。

     2014年暑假，酷热难耐，于是我拿起相机走出了家门，来到了位于“五里铺”的铜川车站。 

       走进火车站广场，踏进衰败的铜川火车站大门，迎面就碰见一个身着陈旧夏季铁路制服的铁路女工。这位大姐见我脖子上挂着相机，便主动和我打招呼，随着交谈的逐步深入和双方的彼此了解，铁路大姐就拉起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你今天来到这里，你一定看看“铜川车站”那四个字。那四个字写得真好！于是我随着这位大姐又来到火车站前的广场上。

      这位铁路大姐告诉我说，知青招工我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我几乎在铜川车站工作了一辈子。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开始在车站当检票员。那时候，穿着铁路制服、戴着别着铁路帽徽的大檐帽，真是太神气啦！当时年轻气盛，工作起来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累啊。在检票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我，“铜川车站”哪四个字是谁写的？我故作深沉地问咋了？他们说这四个字遒劲有力，写得真好啊！”说到这里，这位退休大姐指着“铜川车站”四个大字自豪地对我说：“你今天来到铜川火车站，如果不照这几个字，你今天就算是白来铜川车站啦”。听到铁路大姐的话，我连忙从脖子上取下照相机，选好方位，调好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把“铜川车站”这四个字拍了下来。

       拍完照片，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退休工人来到我身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这位同志，你知道吗？铜川车站是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有火车站却没火车的车站！听了这位退休老工人的话，我感到非常愕然：有车站怎么会没有火车哪？

       晚上回家，我顾不上喝水吃饭，立刻查阅起“铜川车站”的相关资料。查阅资料中，我知道：1959年9月15日开站前夕，毛泽东主席亲临即将开通的北京站视察，并象征性地买走了新建北京站发售的第一张火车票。随后不久，毛主席亲笔为北京站题写了站名，这是全国唯一由毛主席题写站名的车站。从此，“北京站”三个大字伴随着《东方红》悠扬的旋律，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经过查阅考证“铜川车站”四个字是铜川第一中学教师赵文质写的。

      赵文质（1910—1973）原名赵彬，山西平定县人（今阳泉市）人，毕业山西省立法政学校，1937年迁居西安市。解放前曾在国立洋县五中教书，1950年来到铜川县中学（今市一中）任教直至去世。赵文质老师学富识广，教管严谨，擅长历史、地理教学，尤其擅长书法。赵老师的书法笔力浑厚，遒劲有力，留世笔迹较多。有人曾传说，赵文质解放前曾给阎锡山当过秘书啊。

       据考证，原来的铜川火车站并不在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位置上，而是在现在车站稍北一些的小巷外面。当时的车站非常破旧，只有几间瓦房和一个用木头架子搭起来的苇席棚子。苇席棚子的旁边堆着一大堆泥土。由于货运量和客运量太大，1954年建成了现在这个位于“五里铺”的车站。

       车站建成后，为了题写站名，当时的车站领导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了正在铜官县初级中学任教的赵文质老师。当时由于书写条件太差，一时找不到特大号毛笔，赵文质老师就从厨房拿来抹布当“毛笔”来写字。当时很多老师和同学都亲眼目睹了赵老师用抹布蘸着墨汁写下“铜川车站”四个大字的情景，于是乎大家都对赵老师的书法水平赞叹不已！

       目前铜川，赵文质老师的书法保留下来的已经不是很多了。铜川知名的”五大牌匾“：铜川车站、红星剧院、铜川面粉厂、纺织品公司，除工人文化宫之外均出自赵文质老师之手。赵老师后来曾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只可惜的是赵老师英年早逝。据赵老师的一位学生回忆说，赵老师病逝时，遗体当时被安放在一块硬板上，遗体旁边还摆放着赵老师所挚爱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当是的情景，让在场的人心酸也很难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