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革” 上 学
回忆我的中小学学习生活
文/党九生

程赵村小学旧址
吾人党九生,生于1957年,少时在本村小学上学不到两年,就遇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同龄者都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中小学时代纵贯“文革”全过程,真是受害非浅,被荒废了学业,腹中空空也。现在回顾这段历史,真是不寒而栗、刻骨铭心。于今看来,总结这段求学史的特点是:“小学高中两头乱,唯有初中留作念。学制缩短整三年,教材薄得如锨板。开门办学闹革命,高考取消心茫然。学校开设专业班,毕业回乡去锻炼。”
我是1964年9月上小学的。“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教学秩序就乱了,一切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课程时上时不上,整天乱哄哄的。当时我们年龄小,个个都成了“红小兵”和宣传员,担负的政治任务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聆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拿上用报纸折叠的小喇叭到田间地头和群众家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有关新闻时事。有时还得参加公社(今之乡镇)和大队(今之行政村)的学习会、讲用会和批判会。一些能写小文章的学生还书写张贴大字报,批判“走资派”和“封资修”。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三年,方才有所平息,等我们上小学高年级时情况就有所好转,教学秩序渐趋正常,小学升初中还进行了全公社统考,我的成绩在全公社名列前茅。我们小学毕业时,学制即已改为五年。
1971年9月,我进入代庄初中上学。按改革后的学制,初、高中均为两年。而我们上初中时,因秋季生改春季生,所以我们多上了一学期,前后时间为两年半。这两年半的学习环境相对稳定,各方面较好,是我十分怀念的一段岁月。一是尽管当时的政治风气还比较浓,但较前明显好转,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学习氛围。我们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学习,较少受到外界大的干扰。

代庄中学旧址
二是怀念那时的教风。我是代庄中学成立后的第三届学生。当时各公社一哄而起办初中,各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尤其是合格的科任教师严重短缺,所以大批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教师(民办教师占比较大)就被调进担任教学,学历上不对应、不达标。尽管如此,但因政治气氛的缓和和教学上的压力,这些老师都表现得很积极、很上进,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自修,提高业务水平;一方面非常地敬业,认真钻研教学业务,相互帮教,真正体现了讨论交流多、私下演练多、公开示范帮教多的特点,整体上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风气,从而将教学一步步地扎实推进,收到良好效果。
三是怀念那时的学风。“文革”开始后数年荒废学业的惨痛教训,唤醒了人们重视学习的意识。广大学生在较好的政治氛围和良好教风的影响下,普遍重视文化课的学习,考试成绩良好,踊现出不少优秀学生。初中两年半,我始终在初七三级二班。我在学习上有两点值得总结。首先是头脑清醒,知道念好书对我这个农家子弟有多么地重要,所以就动力足、能吃苦,每晚熬至11点。再就是讲究学习方法,重视预习。进入初二后,因为教材薄、内容少,不够学,所以我便突发奇想,提前一周预习并做好下周的数理化课程和作业,周六准时交予科任老师进行批改。正因如此,我的学习成绩节节攀升,在全年级始终保持绝对优势地位,受到全体师生的夸奖。

四是怀念那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和品质。当年我上的代庄中学是1969年由原代庄完小改办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够得上极艰苦。可就是这艰苦的环境和条件锻炼了我,让我不断走向成熟。至今我也忘不了当年在那窑洞灶房门前打开水、在大蒸笼里取溜的红薯饸饹和黑面馍馍的情景,忘不了吃饭时用酱油辣子夹馍和就瓶装萝卜菜的情景,忘不了晚上在煤油灯下认真学习的情景,忘不了“五一”渠放水时学生们从大坡下给高台上学校的大窖里抬着灌水的情景,也忘不了我们男学生在群众家户里找地方住宿的情景。这些都是今天所看不到的,但它却永远地存储于我的脑海里,给我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动力,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我跨进高中——澄城中学的大门,是在1974年2月。一进高中门,就遇上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教学秩序又不正常了,乱象复生。其实这种政治风向的改变,在1973年下半年(我们上初二年级的下学期)就因辽宁“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而突然转向,在全国教育战线迅速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运动,一时间学校被弄得天翻地覆,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要内容形式的开门办学之风一时兴起,刚恢复不久的高中升学考试被叫停,随之而来的是请工人或技术员给学生讲课,请老贫农为学生忆苦思甜,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学校(共青团)积极动员毕业生志愿报名回乡务农。当时凡是上高中的学生都是经过学校和师生推荐而去的。

我被推荐上高中后,被学校分在高七五级六班。上高中一年级时,主要的政治任务是“批林批孔”,政治、语文、历史课都围绕这一主题而讲解;数理化课程的教学变成了“马拉松”,哪里黑了哪里歇,教到哪里是哪里,若教不完,所剩的内容就跃过去了,与下个学期发的新教材脱了节。期中、期末考试也被取消了。在我的记忆里,自从进了高中门,除了刚开始搞了一次数理化摸底测验外,直至毕业再也没有组织过一次正式考试。
学校的政治气氛很浓,驻有工宣队,指导搞活动。学校自上而下都成立了政治学习小组,经常组织学习活动,布置政治任务,编办“三栏”(宣传栏、学习栏和批判专栏),甚至让学生给老师提意见,批判师道尊严,弄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上高二时,设了专业班,我们班被安排为政工班。每学期还安排有一、两个月的下乡劳动锻炼。我们班先后在交道公社的樊家川大队和雷家洼公社的里庄大队驻村劳动过。这时的数理课程全停了。高中毕业时仅以自写一份《1976至1980年个人回乡劳动锻炼规划》收场。我写的《规划》被老师评为优秀等次,至今保存着。

澄城中学旧址
作为我本人,虽然我的中小学阶段纵穿于“文革”全过程,但我始终重视学习,尽量减少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影响,认真学习所开设的课程,特别是对老师未授完的数理化课程自修自练,并主动请教,释疑解惑。按当时的教材,我学完了所有的课程,没有落下一章一节。然虽如此,在当时形势下,这也只不过是相对地多学了一点,从根本上还是没有学下多少知识,深感腹中空空,是“文革”的受害者。
十年“文革”史,一把辛酸泪;上剑走偏锋,万千英才摧。“文革”的教训不可忘记,人才的培养不可荒废。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作者简介】
党九生,陕西澄城人,1957年生,大专文化,先后从事教育、组织和民政工作,在中省市级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爱好文学,亦喜吹竹笛。

2023-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