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章注重中国人思想教育（三）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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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六章注重中国人思想教育（三）

弘扬“五育”教育

随着社会发展，更需要学生全面发展，育人有更高要求。这是依据毛泽东培养更近以发展，“德智体美劳”教育，向着共产主义培养接班人。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这五育，温藏着人们的智慧，以社会发展相适应教育理念：“德智体美劳”是对人的素质定位的基本准则，也是人类社会教育的趋向目标，所以人类社会的教育就离不开“德智体美劳”这个根本。培养出适应于国家千秋伟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来，使我们的后代，个个都成为道德好、智能高、身体强的人才，这就是素质教育的目的。

“德智体美劳”含义：德，在人生中最重要位置，在身体素养达到健壮，它是第一要素。德育，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政治观念，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教育。有理想，有信心，不谋私利，一心为公，互敬互爱，不畏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一心向着共产主义奔的思想；智育，就是授予学生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技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与学习有关的非智力因素的教育。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分析客观事物，主观事物的辩证法，解决知识和科学中出现各种问题，读好两本书，一本文字书，一本社会以科学研究的书。再就是能在学习基础上到知识海洋中寻找自己学用知识方法，也就后天智育学习；体育，就是接受健康的知识、技能，发展自己的体力，增强体质，培养自己意志力，这方内容非常多，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武术等等；美育，就是培养审美观，感受自然界的美，对社会美的正确观点和感受社会美的能力，感受艺术美的能力，正确理解和善于欣赏现实美和艺术美的知识与能力，形成他们对于美和艺术的爱好，创造现实美和艺术美的才能和兴趣。按照美的法则建设生活，把美体现在生活、劳动和其他行动中，养成他们美化环境以及生活的能力和习惯，发展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劳育，劳动是人类求生最为基本能力，也就说，人必须参加劳动，去创造自己日益增加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培养人进行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懂得农村种植五谷杂粮。以及创造自己生活环境和文化空间，才能知道，经过劳动创造的幸福生活。

树立道德模范

毛泽东深知榜样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他都非常注重适时推出道德楷模。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就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对全国人民的教育作用，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榜样的教育作用的高度重视。

革命战争年代，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等一批与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的英雄模范被树立起来。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得光荣”，号召人们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为人民利益献身的崇高精神，学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贵品质。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高度评价焦裕禄、时传祥、王进喜等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另外，毛泽东还赞扬过孙中山、鲁迅、朱自清、吴玉章、徐特立等人的高风亮节：他们或者表现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精神，或者表现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格力量，或者表现出宁可饿死的爱国主义精神，或者表现出挖山不止的艰苦奋斗精神，一个人就是一个方面的榜样，就是一种道德标准。通过典型的事例和榜样人物的宣传，把抽象的说理变为生动的形象教育，向全国人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对于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作者：雪明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社会主义探索

1966年至1976年期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把注意力社会主义探索，加之国外的三个隐患，一是苏联变化，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怀疑逐渐否定，二是外国资本主义渗透和侵蚀，三是封建思想个人私欲个人逐渐膨胀，刚从旧制度脱胎换骨诞生出来，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社会，那也像自然四季转变，也要经过冷暖变化才转正常气温，也要一个历史过程。毛泽东的思想出发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建立以公有制基础下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部师霞）。1965年，毛泽东到井冈山，他在与陪同人员回到宾馆休息室喝茶，毛泽东抽着烟，又深有感触地说：“我这次重上井冈山，真是弹指一挥间”。停了片刻，毛泽东将目光射向未来，潜心思考着，亮出内心的忧虑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你们看，苏联党内特权、官僚集团占据了国家要害部门，捞取大量政治、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啊，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仍然存在，甚至还严重。你们比我知道得多，但报喜不报忧。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所以我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不能从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掉”。这就是毛泽东最为关心，也是历史事实存在的现象。文化大革命真正意图，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通过文化大革命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据社会发展以及社会供需组织计划生产，以及市场调节生产；每一个人都按计划生产中普通的劳动者，创造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物质和文化精神生活；按照自己工作岗位无私奉献自己，以及发挥自己潜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根据劳动多少实行按劳分配，同时对自然界发生各类残疾人员进行发挥自身能力做贡献，给与丧失劳动力给与生活补贴，人年老了退休养老。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利己主义，以及剥削。人人平等，相互尊重，互相体贴，互助互爱关系。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他对工业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围绕工业化建设展开的，“文革”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当时“文革”发展历史提出来的。他的主要含义就是，在进行逐渐完善公有制体系思想革命，在社会建立崭新的行为体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都知道的，就是抵御外来的剥削阶级文化侵袭，在国内逐渐消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思想，建立新型的社会形态结构，推动中国沿着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道路，过渡到共产主义，所以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种思想被人民大众认同，但对有些资产阶级幻想的人，以及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认同。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他们分析，毛泽东晚年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偏差，错误地认为“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另一方面，这一方针也反映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的认识。更说“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靠‘抓革命’是‘促’不了生产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方针，合符国情，也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了，还需不需要进行革命，马克思列宁告诫我们：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时他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阶级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马克思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提到：“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消灭的时候为止”。马克思还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得出一结论，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已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10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清楚认识到，在《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意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也同时提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了，在大风暴革命中的胜利，还要继续革命，这个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不然就会滋生官僚主义，或被资产阶级侵袭，出现腐败现象。

中国在解放后经过无数次革命，对出现形形色色各种资产阶级腐蚀矛头，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给与清除了，国民党残余、匪徒、旧社会遗留下来大烟馆，青楼色情，统统清除，以及国内外特务，叛徒，腐败分子，以及维护公有制的思想逐渐建立，新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为工业发展，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解决我国由于技术管理人单薄，有些领域根本没有人员，靠工人阶级在实践中探索，依靠工人完善规章制度建设，特别是苏联撤出专家后，要推动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发展，就利用干部、技术人员参加劳动，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攻破一道道工业管理和技术难关。

我在参加水电建设工作中，工程施工过程，技术人员编制技术方案，也要证求高级技术工人的意见，补充新的内容，完善施工措施，保证工程能顺利安全进行。队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参加劳动中，对工人进行某一点改进，尽快进行推广。班前会、班后会总结和提高，跟下一个工班交底，改进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们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杆子”，这就叫做“逼上梁山”。 1945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抽空去看国民党内一向反共的陈立夫，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自然免不了要讲到后来的国共分手，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叫从死到求生中练出来的。毛泽东就是在战争中，总结战争经验，特别是军队，悟出一个道理，军队是完成政治手段工具，为了达到这目的，“三湾整编”，党组织建立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公开经济账目，以及供给关系。战斗过程除了发挥班排连营团以上指挥作用，同时也发挥士兵个体和三人组合作用，既保证机动作战要求，也能保个人智慧发挥，能战能生，舍身往死，对战有利，冲锋陷阵，创造条件取得战争最后胜利。毛泽东的工业发展思路，在学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也注重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既是研究者，也是实践者，不论施工人员，或是一般人员，只要有利于工业进步，技术改革进步都应听取，在实践中去完善，去发现。黄旭华科学家，讲述造核潜艇经过，就是在白纸上大胆探索，收集资料包括小孩玩具美国造的核潜艇模型，在探索实践中，全靠团队合力，攻破核潜艇难关，在1974年顺利下水。其他的“两弹一星”，在简陋条件下，自己设计制造仪器，用多重途径计算数据，达到相近为准。在公有制大协作下，攻破一道道难关，终于突破各种难关，原子弹、氢弹爆炸和卫星升空成功。

所以，毛泽东提出“抓革命”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促生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并非要否定工业化目标。毛泽东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明确提出了“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政府报告中重申三届全国人大时由他提出的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指20世纪）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毛泽东批准了国务院两次关于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的报告，一次是1972年从西德引进一米七轧机；另一次是1973年从西欧和日本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纤维，3套大石化，1套烷基苯，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轮机、工业汽轮机和贝斯发动机制造。这两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在改变了我国工业化建设规模，在工业上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业化建设稳步发展。在“抓革命，促生产”，对老一辈老干部、科技人员进行了思想教育，进行了世界观改造，用“五、七”干校形势教育干部能上能下，防止腐化堕落，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达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毛泽东提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新的飞跃”，从而造成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四五”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2.5%，钢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4000万吨，重工业产值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这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再次违反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原则，导致积累率高达34%，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10年没得到多少提高。这个事实从反面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当然，这些成就不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南有美国侵越战争，北有苏联陈兵百万，东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央判断帝修反有联合进攻大陆的可能，做出全面备战和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这一决策有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一面，三线建设也存在不讲效益、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弊病，但它对于改变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工业落后的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前提。另外，在三线建设中，党中央强调大小三线同时建，使上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纷纷下马的地方工业、社队工业又有了转机。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各省区市都要建自己的小煤矿、小钢厂、小有色、小化肥、小电站、小水泥、小机械，作为支农工业体系，使县办和社办工业企业得到大发展。这些也说明，“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放弃工业化目标。正因为社队工业在那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才可能有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终生的奋斗目标。现在，这些目标绝大部分都已实现或接近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虽然还没有最终完成，但有目共睹的是，当毛泽东接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烂摊子时，中国还不能生产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不仅能够制造这些东西，而且造出了火车的蒸汽机头，内燃机头、万吨轮船、万吨水压机、几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两弹一星”，并建立了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

1 月20 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讲话。他说：“我们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车、坦克、飞机有多少，一辆汽车，一架飞机，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翘尾巴的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曾经说到，要用四个五年计划到五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