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刺客列传看司马迁的春秋笔法

文/梁国德

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历史的先河，他的《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纵观后来的廿四史，他的确配得起这个赞誉。像陈涉这样的农民起义，在后来的廿三史中，通常会被定义为流寇类，而在他的《史记》中，被列入了“世家”系列，这就非常了不起了。这类在后来撰史者眼中被视为离经叛道、作奸犯科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却以正面形象出现，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在现代的人看来，史迁无疑是目光高远的，但在历代封建王朝中，绝大多数的统治阶层是非常反感他这样写的，讥讽他所写的是“秽史”，说白了就是批判他不站在帝王的立场上说话的撰史态度。

史记出笼，当时就遭到当权者的大力反对，但他毫不妥协，在《报任少卿书》中他就坦白了心迹：“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时人不认可他，他就解嘲说姑且将书稿藏在名山中，让识货的人传承下去，后世自然会有人认可他的，自己即使因此获罪也万死不辞。

当然，《史记》能顺利留传下来，也多得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豁达的胸怀，若是换了别的皇帝，恐怕会遭受付之一炬的厄运。在《刺客列传》中，史迁先后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柯五位刺客。一般来说，刺客都是以致对方死命为目的的，但曹沫这位刺客有点不同，他并不是真想杀人，而是要索地，更准确一点说，他更像当今的劫持人质勒索的匪徒，如果受害方不满足要求就撕票，是这种性质的。

当年鲁庄公崇尚武力，以曹沫为将，跟毗邻的齐国打仗，但鲁国其实很弱小，如何斗得过强齐？齐鲁先后三次交锋，鲁国都一败涂地，鲁庄公害怕了，只好割让了遂邑一带的土地向齐国求和，但并没有因此怪罪曹沫，依然封他为将。后来齐鲁两国国君在柯地会盟，曹沫突然持剑飞身上盟坛，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侵占的土地。齐桓公好汉不吃眼前亏，便答应了。曹沫便放了齐桓公，回归本位，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这位将军的心理素质还真不错。

齐桓公见威胁解除了，很是老羞成怒，没想到堂堂霸主竟然受一败军之将勒索并妥协，于是便想反悔。管仲却认为这样做会失信于天下的，应该履约。齐桓公于是归还了这三次战争中所侵占鲁国的土地，他虽然示弱了，但在列国诸侯的声誉却更隆了。

如果依照孔子的做法，齐桓公是完全可以不守约的。当年孔子与弟子路过蒲地，恰逢公叔氏叛乱，孔子被卷入其中。当时蒲人要挟孔子，说如果他答应不去卫国，就放了他，孔子便跟他们盟誓不去卫国，于是蒲人便放了他们一行。

但孔子出了蒲城东门，便直望卫国而去。子贡觉得很奇怪，便问夫子：“您怎么可以不守盟约呢？”孔子答道：“这种被要挟立下的盟约，即使是鬼神，也不会遵守的。”孔圣人的观点，城下之盟是不必遵守的，所以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也就是说，通达之人，句句兑现，做事不一定件件有结果，他们的标准是以符合道义为原则。

世事经历得多了，回味人生时，便能体会到圣人之言的正确性。按这个标准，齐桓公完全可以反悔，甚至将曹沫捉起来以犯上罪名治他也不为过，但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也正在他宽厚广大的胸怀，能容别人无法容忍之事，这正是他过人的地方。

另外，对东周那段历史不陌生的，只要稍为留心，便可以发现一个很令人疑问的地方，因为当年吴王阖闾用专诸刺杀了吴王僚，之后为了斩草除根，又雇用要离刺杀了吴王僚的儿子公子庆忌。从历史事件上说，要离刺庆忌并不比专诸刺王僚逊色到哪里去，但为什么司马迁却给专诸立传，而对于继而下来的要离，却只字不提，难道是大意或遗忘了？

在我看来，这里面就隐藏着史迁的春秋笔法与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要离这个人不值得为他立传，做人太猥琐了。我们不妨将专诸与要离这两位刺客比较一下看看。专诸这位人物，是伍子胥发现的。

当初伍子胥见他在街上与人斗殴时，身上有一股勇不可挡的英雄之气，晓得是一位勇士，便结识了他。后来伍子胥见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有篡位之志，便将专诸推荐给了他。专诸便成了公子光的门客，并受到了丰厚的恩惠，当然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在公子光上一辈中，吴国王位原是打算让贤明的季札当上吴国国君的，但季札却始终不愿为王。按规矩这时便轮到了季札的长兄之子公子光继承，但这时却打破了规矩，直接立了上一任国君夷眜的儿子僚为王。

公子光不甘心，便通过养士专储，用鱼藏剑的阴谋，在宴席上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于是成功登上王位，依照专诸遗愿，厚葬他在吴国的始祖吴太伯（周文王的伯父）墓旁，并封专诸的儿子专毅为上卿。从这件事看，专诸食君之实禄，死君之事，生荣死哀，封妻荫子，也是正常的人臣之道，所为乃各为其主。如果站在中间立场上看，这事并没有多少是非对错可言，但接下来的要离刺杀公子庆忌，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要离父亲是个职业杀手，要离可以说是家传。但他生得身材瘦小丑陋，虽然有万夫之勇，却不为人识，平日以打渔为生。吴王僚被刺杀后，他的儿子庆忌逃往了卫国，所谓父仇不共戴天，如果是一般人也没什么，但偏偏这位公子庆忌却有万夫不挡之勇，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勇士。这让吴王阖闾（公子光）坐卧不安，上位第二年就开始筹谋刺杀庆忌的计划，于是伍子胥便又向阖闾推荐了要离。但阖闾一见木乃伊般的要离便摇头了，因为有刺杀吴王僚的先例，庆忌自然加强了防范，要想让一个刺客接近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勇士，谈何容易。

这时要离那个冷血无情的个性就暴露无遗了，他本来与吴王是素昧平生的，彼此了无半点瓜葛，他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实施他刺杀庆忌的计划，以留名后世。他居然献苦肉计，强烈要求吴王假装治他罪，将他砍掉一条手臂，再故意让他偷偷越狱逃走，然后吴王再“迁怒”他全家，将他老婆孩子全杀了，锉骨扬灰以宣泄对要离的怨恨。然后他投奔庆忌，因为有这一系列的苦肉计铺垫，果然打消庆忌对他的戒心，彼此有共同的敌人与仇恨，自然就成了知己了。

后来要离唆使庆忌从水路出发，带领人马杀回吴国报仇，在途中趁着刮风船晃的欢好机会，要离用短矛刺杀了庆忌。庆忌临死前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只是将要离扼入水中泡浸了三次，反而让手下放了要离，并没有加害他。要离以猥琐残忍的无良手段，搭上一家人的性命，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功成名就，成了一位名闻天下的刺客。他唯一的可取之处，便是不接受吴王的封赏，反而怀惭自刎了。

一个人只是为了去做一件证明自己才能的事，而不惜自残，并搭上全家的性命，这个人格就太冷血变态了，比杀妻求将的吴起还要冷酷得多，所以要离刺庆忌与专诸刺王僚，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力是相当的，但司马迁却为专诸立传，对要离却只字不提。

这并非是司马迁大意遗忘了，而是史迁的春秋笔法，要离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也没资格让自己为他立传，这是司马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明白这个，才能真正读懂了史迁的《刺客列传》。

司马迁接下来记述的是豫让刺杀赵襄子之事。赵襄子因为不肯接受智伯割地充公的要求，被智伯联合韩魏两家围剿，在晋阳之战中，赵襄子在生死关头成功策反了韩魏两家，三家合伙反攻杀死智伯，并瓜分了智伯的土地。而豫让作为智伯的家臣，他先后二次刺杀赵襄子，为主人报仇，期间为了不让赵襄子发现，不惜吞炭毁声，毁容易形，但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赵襄子感其忠义而放了他。第二次刺杀失败被捉，赵襄子便质问他：“你之前也做过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这两家在之前就遭智伯灭了，你不为这两家报仇，反而委身事智伯。当智伯身死，却拼死为他报仇，为何厚此薄彼呢？”

豫让解释道：“范氏、中行氏只是以普通人待我，所以我也以普通人的方式回报他们；而智伯却以国士的待遇对我，我当然要以国士的方式来报答他。”赵襄子非常感慨，但也不敢纵虎归山了，只是答应豫让的请求，脱下衣裳交给他砍上几刀，让他以衣代人报答智伯于泉下，从而成就了豫让的千古忠义之名。

豫让的行径，充分演绎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千古名言而流芳百世。后来还有聂政刺韩傀的故事。聂政是河南的济源人，因杀人避仇，携母亲与姊姊逃到齐国，从事屠夫这个行业，用今天的话说，聂政本是个有命案的逃窜犯。当时有一位韩国的官员俨仲子，与宰相韩傀结了仇，这韩傀是韩侯的叔父，又是宰相的身份，俨仲子当然玩不过，怕有杀身之祸，辞官逃跑了，但心里吞不下这口气，想物色刺客行刺韩傀。因为听闻聂政的威名，便主动交结了他做朋友，并借机以重金为聂政之母祝寿。

聂政见对方无缘无故送那么多钱，拒绝了。俨仲子只好将意图和盘托出，但聂政还是拒绝了，说要奉侍老母，这事便到此为止了。又过了些年，聂政的母亲去世了，大姐也嫁了人。聂政成了了无牵挂之人，他这回却主动上门去找俨仲子，说要报答他当年的知遇之恩，然后单枪匹马入韩国，直接仗剑闯入戒备森严的宰相府，将韩傀刺杀于大堂之上，又在接下来的搏斗中杀死了韩府的几十名卫士。事后他知道无法脱身，为了不连累亲人及雇主，竟然将自己的面皮撕割掉，自毁其容，再切腹自杀。

韩国宰相被刺，韩侯便下令将聂政暴尸于街市，悬赏千金让人指认。一具容貌尽毁的杀人凶手尸体，百姓自然也不晓得是谁。但聂政的姐姐听闻这事，便晓得凶手必是他弟弟。为了不让弟弟的威名埋没，她便前来指认，说出其中的原委，抱尸痛哭，然后也自杀了。

从事件本身来说，这是一起因私仇雇杀手行刺之事，事件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聂政的孝道、知恩图报及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以及他至死为了不连累别人，不惜惨烈毁容的壮举，那都是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行径，无疑是值得称颂的。

在这几位著名的刺客中，论武功，聂政堪称第一，他不是暗算，而是直闯相府中，冲破卫士群刺杀目标，一人击杀数十条武士，真有万军之中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的气势，这个境界是别的刺客远远达不到的。

最后记载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个故事太著名，荆轲受了燕太子丹的指使，以献地图为名，入秦廷刺杀秦始皇。这是个几乎能改写历史的刺杀案，但由于荆轲学艺不精，剑术实在不敢恭唯，结果图穷匕现，还是让始皇躲过去了，结果计划泡了汤，所以说武艺不精，足以误事也。

春秋笔法，令人玩味。

【作者简介】梁国德，工商管理博士，岭南洪拳名家，广东省武术协会会长，广东省象棋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社科院国学研究中心理事长，广州体育学院客座教授，工作之余研习经史，旁涉诗文，笔耕不辍，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诗刊》《诗词百家》《中华诗词》《环球日报》《南方城市周刊》《诗词月刊》《当代诗词》《岭南诗歌》《诗词报》《高凉诗词》《新华在线》《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茂名日报》等。主编《国德教育》文集，著有《国德强企》《广东武术简史》《中国南棍实战教材》《粤西洪拳十大形》《狮马双形拳》《踏破岭头云诗集》《片帆词集》《剑气楼随笔》《祖师西来意》《坛经一滴》《晏然自若》《列子初探》《说苑随想》《史海遗珠》《吕览别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