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镇一级叫做“公社”，党政负责人称为“公社书记”。

      在那个年代，公社的各级干部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公社的伙房里解决的。下乡联系工作的交通工具都是大轮自行车，个别领导人的自行车还属于“公车”，大多数干部们的交通工具，都是积攒了不知道多少个月份的工资，自己花钱买的大轮自行车。

      那时，上级来的那些级别更高各级干部们，出发到公社来，也统统的都是吃“伙房”。

      魏庄公社的伙房在公社大院的最后边，规模不大，面积总共也就三四间房屋大小，还包括存放各类食材的仓库、伙夫们的宿舍等。

     每次到了饭点进入伙房，都会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飘在空气中，那是米面、饭菜长期混杂形成的一种独有的味道，这味道，能使人心境平和，更能狠狠的勾起人们的食欲。

     伙房加工饭食的案板、菜板和锅灶都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食案板和切菜的菜板是木质案板，大都是柳木制作。面板有三四个平方，切菜的菜板好几个，每个不足一平方。

      大家伙对伙房厨师们习惯称之为“伙夫”或者“师傅”，私底下不尊重的称呼有时是“伙夫蛋子”。个别看不起伙夫的人也会这么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伙夫蛋子嘛。也有的学生家长们教育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时也会这么说：你不好好学习，长大也就干个伙夫蛋子。历史遗留，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伺候人吃饭的厨师们，似乎是比较低等的职业。而在那个年代，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具有崇高的地位，伙夫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尊重。公社里的干部们就非常尊重“伙夫”，经常听到大家亲切的称呼“张师傅”、“老李”、“王师傅”、“老刘哥”等等。

      我记忆中公社伙房里主食一般是馒头、米饭、大包子，也有手擀面条，有时也蒸煮地瓜、胡萝卜等等，算是副食类了。菜肴基本都是炒炖应季菜，冬春季有猪肉白菜、猪肉萝卜或者白菜炖粉条。说是猪肉菜，肉片多不到哪去，基本上都是以猪油烹饪为主。夏秋季的菜品丰富一些，有米豆、土豆、豆角、韭菜、茄子、辣椒、鱼类等等，而黄瓜、西红柿就很少见了，那个年月还没有大棚菜，冬天除了白菜、萝卜、胡萝卜、山药、藕、粉条和一些晒干菜等，是见不到其他新鲜蔬菜的。公社的伙房从不求盈利，只是为干部们解决吃饭问题，保个本就行。

      公社干部凭公社里的饭票、菜票吃饭。公社财务室有专门负责兑换饭菜票的管理人员，干部们拿着现金和粮票去管理员那里换取一定数量的饭票、菜票备用。

      我爸爸是魏庄公社的干部，记不清有多少个周末，小时候的我跟着爸爸一起吃过多少次的“伙房”。

      我最喜欢吃的是蒸米饭。每碗定量约莫2两生米，放到碗里，加水与碗沿平，摆放到蒸笼里蒸半小时。蒸熟后打开笼屉盖，热气腾腾，厨房间满是米香。每碗米饭量够足，米量多点的蒸熟后米饭就超出碗沿很多，蒸熟的米饭白花花的，粒粒晶莹剔透，米粒软硬恰到到好处。那时的大米饭都是“绿色放心食品”，不用担心农药的残留，也不用担心冒牌掺假。儿时，米饭、馒头就猪肉白菜粉条真的是很好的美味。

      在某一个夏日，我和爸爸在伙房里还吃过一次炖大鱼。那鱼估摸得有二三十斤重，是工作人员在石门南岭水库打来的。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那炖好的鱼肉质饱满紧实，鲜香嫩滑，汤鲜味美。

      那个年代，公社伙房里从不见开小灶，大家一律吃大锅菜。每次开饭前，伙房的师傅们把做好的菜先一一盛到碗里，菜量、肉类菜肥瘦尽量一致，价格一样，盛好后摆放在锅台或者门口案板上，大家来吃饭时，都是凭菜票自行选取，馒头、米饭根据个人食量大小凭饭票领取。

      伙房里没有固定的餐桌，更没有雅室。就那么两三张大小不等的木桌，大家随意组合成一桌围坐。夏天，伙房门外的柳树下，那些平整的大石块上、水泥台阶，甚至窗台，也成了人们的餐桌。个别人也有取了饭菜后，拿回自己的宿舍就餐。

      平时，若是县里以及各单位有来人检查工作的，各级干部不论年龄大小、官职高低，都是在伙房吃大锅菜，从不见单独摆桌。印象中所有基层食堂的这种餐饮方式，是既方便又经济实惠，还省时间，没有无尽的虚假寒暄和客套。

      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了，招待档次也跟着“改革进步”，吃的东西变得五花八门。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导弹、宇宙飞船；水里游的除了轮船潜艇；土里长的除了石头瓦块，没有不吃的。可谓是没有吃不到，只有想不到。中国人讲究吃，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无所不吃。讲排场，摆豪宴，饮用高档酒，吃得肥头大耳，以致百病缠身，丑态百出、入狱进牢、家破人亡，甚至早赴西天。更有投机取巧者，借招待酒场施展献媚之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花言巧语，以实现并满足个人之私欲。

     人类生理需要的“进食”，是什么时候，怎么就变了味了呢？

     如今，更加怀念那时的公社伙房，怀念那时伙房里的特殊味道！

作者：陈勇

编辑：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