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六部 开创新中国
“三反”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1951年10月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资，清查资料；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会议还就此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蓬勃开展起来，涌现出一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从这一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开始，1951年11月的一天，在毛泽东接到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在报告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中揭露了出来了贪污现象，其中沈阳市部分单位揭发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大伍亿元（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新币一元兑换一万元旧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万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在毛泽东建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来，高岗这份报告确实反映了增产节约的及时性和迫切性。1951年10月，正当在朝向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所谓的“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国内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工作和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这是预料中的事。在东北率先开展这项运动，暴露出来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在进城的前夕，毛泽东就预料到，并向全党发出警告：“敌人的武力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不愧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到人格，照到人的向往，也照到人怎样识别社会，改造社会。历史有很多借鉴。处于中国正在改变命运时的毛泽东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清楚看到前面所面临的困难，曾经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实。最为感到深切的莫过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经推翻了明朝，取得了巨大胜利。却进北京城后骄傲起来。犯了致命的错误，致使清军长驱入关，自己被迫撤出北京的惨剧。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一直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的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同时，毛泽东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一文印刷成小册子，发给党内，号召党员干部精读，“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革命即将胜利了，北京和平解放，毛泽东从西北坡撤离到北京时。和卫士们一起走时，卫士记忆中：“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将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2月27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驻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样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市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的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明，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注，《毛泽东传记》作者，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1996年）
当时，东北解放早一些，在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在中央提出增产节约运动中所暴露出来这么多问题，这使毛泽东所没有预见到的事。毛泽东深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里所反映出来的绝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11月20日，毛泽东将东北局报告转发给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三反”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是毛泽东的决心，通过三反教育党员干部，政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类似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开始新的运动。
1951年11月3日，在收到各地区、各部门、各大军区的报告不断地来，毛泽东批示了，并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及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另外一篇报告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了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披于正写道：“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发现，秉着受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在转发了高岗的报告，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第一号令，紧接着诱发两个报告，则提出，要把“三反”当做一场大斗争来进行，主要是在全党内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1951年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定修改时，他在其中加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指出资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一发出，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就开始了。
从十二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不的“三反”报告，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随后八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即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毛泽东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通过社会发生现象，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在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查明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毛泽东这段时间内，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三反”斗争中，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选择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实地推广。并把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推动“三反”的开展。毛泽东越来越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极为普遍性存在，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
从毛泽东批语中去寻找，对“三反”斗争形势的估计：“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没有行程有利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真正要“把三反斗争单做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成绩”。
毛泽东做事就非常认真，做到一抓到底见成效。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一边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除夕之夜都在紧张地工作。他发现中南军区没有送来“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点钟，毛泽东就写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委委员谭政并告诉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番斗争的号召的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仪式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突然间，毛泽东看见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报告，他自己赶紧看阅，一份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区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了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份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政变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顿时既高兴起来了，特地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即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就有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还说：“盼望你们的捷报”。
毛泽东做完这件事，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了。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有时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自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点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点办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就在元旦这一天，下午五点半，毛泽东邀请市纪委民主人士和党内纪委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有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叔伦、章白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柏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等。十八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除夕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最令人振奋，而不少人有感觉到巨大压力，“我们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团拜会结束有晚会演出节目，五个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在观看精彩的节目。团拜会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布置系统的“三反”斗争。
毛泽东做事细致，毛泽东在位中央起草一个指示中说：“中央直属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有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制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做得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同时，毛泽东在这个文中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开展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毛泽东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来而后止”。
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至于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月十五日晚八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中下一阶段工作。参加会的人员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等。刘少奇在外地视察和休假未参加。十七日八时，毛泽东又约朱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十八日晚八时半，召开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天津“三反”等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等，会议至次日凌晨两点结束。
经过这一系列的会议，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打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民主党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毛泽东还说：大小老虎“以及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除惩办，必将为患无穷”。“我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打虎”阶段，毛泽东转发了各地、各军区来的报告，写了不少，毛泽东也很急躁，过高的要求，毛泽东心里想的就是“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毛泽东的工作劳累程度，每天继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那一天，从头天晚工作到下午六时十分钟才休息，到了晚上十一点五十分钟又继续工作。
秘书叶子龙看见毛泽东工作过度劳累，他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基地为、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异常一场电影《梁山与祝英台》，缓解放松毛泽东过于紧张神经，这是毛泽东元旦后第一次文化娱乐活动。
由上而下的“打虎”指标，出现了层层加码显现，一些地出现了偏差，有的甚至逼供信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立即提出，严禁逼供信，立即纠正错误。二月九日，毛泽东在致高岗各位通知的电报中指示：个别单位“已出现逼供信的方法打老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老虎而是假老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若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全军大打虎战斗已达到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懈；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涨、算细账，查清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着两条，就可获全胜”。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宣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
关于对揭露出来贪污分子处分，毛泽东仔细分析了情况，对旧币一千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人数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有的可以免于刑事处分，有的还免于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免于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于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在增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毛泽东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需给以警告就可以了，“是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毛泽东给陈毅电报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做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天，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都予以解脱，发一个指示。三月一日，毛泽东收到李富春一个报告，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涨的规定，当即毛泽东就批示周恩来酌情处理说：“还要放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毛泽东的指导“三反”中，对一般的贪污分子放宽处理，又不划为贪污分子，把这些人解脱出来，主要目的就是起到团结和教育这些人。同时，继续深挖“老虎”，尤其是“大老虎”。
在“打虎”进程中，不少机关主要市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止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 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三反”斗争中已经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可以截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看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制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位同志注意”。
到了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主张“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五月日在中央抓发的一个报告中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应升的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批语毛泽东指出“三反”中所出现各种问题指导方针，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在“三反”前，在华北局天津市就揭露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行为、启发事件，在1951年夏季，刘、张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重视。将刘、张问题已经“正式列入议程”，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11月间，省委向天津地委派出检查组。 11月11日，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上术问题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向贪污行为坚决做斗争》，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的时候。恰巧就出现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严重贪污行为。
1951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在省委领导下被全部公开揭发出来的，省委建议省政府，立即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予以逮捕。
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省政府于11月29日、12月2日分别逮捕刘、张二犯后，又决定组成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以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关于刘、张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提到，提到刘青山和张子善在1950年至1951年期间，他们两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盗窃地方粮款28.9151亿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亿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亿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73亿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155.4954亿万元。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报告中同时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请求予以处分。
在披露刘、张案件的当天，河北省委即给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兹特决定：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9天，下午5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张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懵了”。
1951年11月29日，即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将河北省委的请示讨论后，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评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据有关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啊”
逮捕刘、张的命令同时发下时，刘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参观、访问、联欢，到处受到欢迎和款待，年仅35岁的刘青山，能以一国代表的身份置临这种场合，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代表团乘火车回国。12月2日，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立刻警觉到不对头。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内心却非常紧张。
来人严肃地盯着他，话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刘青山仿佛受雷击一样，一切都明白了。
当晚，刘青山和张子善一起，被分别关押在保定河北省公安机关后面一排灰砖平房里。这地方还在，即现今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旧址最后部，可惜导游员不清楚这段历史，也不向游人参观者介绍。
1952年1月份，河北省直机关和团体两次召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和反贪污斗争大会，一次6000多人，又一次近万人。当场坦白者得到减免其罪，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被当场依法逮捕，予以严惩。
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揭发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上，态度是坚决的，积极的；措施是果断的，有力的。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之所以加“或缓期两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据有关资料记载，周恩来将这些报告送交毛泽东，见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就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回答：“死刑”。
周恩来说：“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又回答：“不准”。
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说，是黄敬叫你来的吧？薄一波只好说是。毛泽东说：人家不来，叫你来，你就那么老实。薄一波不好说什么，只好笑笑。毛泽东一脸严肃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而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中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而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的被处决。
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三反”运动的胜利，纯洁了国家机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廉洁奉公的教育，对防止干部的贪污腐败、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保证了我们党的干部十几年的清正廉洁，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件教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有位历经沧桑的老干部感慨：“毙了两个人，党风好了20年”。
据当年看守审讯刘青山的人讲，刘自被逮捕关押，直到最后被枪毙，总的表现是比较沉闷，不爱讲话，常常一个人坐在房子里，面壁发呆。被审讯时倒不怎么隐瞒逃避，但需有吗啡针注入提神，否则便无精打采。他自知罪孽深重，独处时间发长叹，总是翻来覆去地这样几句话：“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而张子善则不同了，自被捕关押那天起，就一直在讲，在写，在坦白交待，为今日留下为数可观的书面材料。虽然其中有的地方或避重就轻，或推脱责任，但毕竟是亲口所言，亲笔所记，仍可视作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忏悔录，一面警示后人的历史之镜。
我曾仔细翻阅过张子善的交代材料，钢笔字写得流利漂亮，毕竟是文化人。我曾想，这人知不知道他写的这些字将成为历史，他写时抽不抽烟，喝不喝茶，掉没掉眼泪。我甚至想仔细地从页面上辩认一下有没有泪水的痕迹。
据人介绍，二犯被捕关押后，监审人员没动他们一指头，审讯是异常严肃认真的，在生活上远比通常的囚犯优待。元旦和春节时，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二犯吃、住均实行隔离。临刑前一天，即1952年2月9日，二犯被引到一处共用晚餐，菜肴较丰盛，还有一瓶酒。
这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所以二犯一见这场合，脸就变了。
监管人员，也是省委一位负责人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刘青山问了声这是什么意思，监管人员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二犯一听，全愣了。过了一会儿，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并说要见省委领导。刘、张毕竟是多年的“高级干部”，了解党内情况，断定这等大案会惊动中央。确实，有中央领导人来到保定，但没有见他们的意思。刘青山见监管人员不应声，又催促转达。监管人员令二犯坐下，然后沉稳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什么决定”？张子善要问个明白。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犯惊呆了，在令人窒息的、可怕的沉寂中，二犯流下眼泪。
刘青山、张子善是什么样的人物？
刘青山，1914年生，河北安国人，雇工出身。1931年刘青山经徐去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高蠡暴动，随后经历过长征。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抗大学习。随后在党内多次任职，升职为天津市地委书记，成为党内的高级干部。在他的领导在职期间，组织过抗日游击队，培养培训出很多优秀干部。领导过粉碎日伪清剿，日伪军还以1500块大洋悬赏拿他的命。1942年“五一”扫荡后，环境十分恶劣，党内出现一批叛徒，对抗日斗争造成极大危害。刘青山领导大城县委及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敌特汉奸的嚣张气焰，又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组织了恢复国家建设中，功劳显著，可经不起资产阶级经济诱惑，最后成为继续革命败类，变成了最大贪污犯，1949年9月，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任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10月，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回国后被捕。
而张子善，原天津地区行署专员，河北省深县(今深州市)人，学生出身，时年37岁，1933年入党。张子善参加过学潮，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1944年任献县县委书记同县长刘凝光浴血奋战，屡立战功，他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建立功绩，受到党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但是在进城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张子善在神态正常后，他对监管人员留下遗言：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没有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我没什么挂念。我的修修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和区委宣传委员关系不好，这点请党注意。我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上刑场我会做到，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和省委说一下，处决我自己吧，留下青山。
刘青山是个工农干部，高大粗实，说话办事大大咧咧，骂人训人时而有之，但又是豪爽直率的性情中人。在审讯他时他就说过：“反正我错了，省委赶快把材料整理整理算了。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处理我来教育全党。南方北方的干部认识我的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最后一旦知错知罪，认账也就不再含糊。他表示伏法后，只提出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监管说：“这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没有犯法”。
刘青山抹了一把泪说：“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告诉我弟弟，把尸首取走。还有津市局（刘在天津住所）有大小皮包，那是党的财产，交给党”。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正是个星期天。对刘青山、张子善公审日子。保定市体育场坐满了21800多人，主席台上拉起巨幅，“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架起两台摄影机，记录了历史这一刻，与此同时，唐山市组织了6.7万人，石家庄市组织了5.5万多人，全省各地近20万人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
中午12点大会开始，刘青山、张子善由民警押入会场。刘青山头戴水獭皮帽，身穿藏青色呢子大衣，足蹬皮鞋；张子善穿一身板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脚下也是一双新皮鞋。二人从头到脚都是当地委书记，当专员时去开会或赴宴时的穿戴，只是手脚多一幅手铐，胸前多一块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
张子善看见摄影记者照相，他口中还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刘青山则不一样，他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
会议议程由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代表控告“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二犯罪行，由宝抵县农民孙树林代表灾民进行控诉，由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判判决主文。而后，4名警察将刘、张用绳绑起，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刑执行枪决，刘青山自己走，走得挺稳；张子善则脚脖子发软，只能由民警架着走了。
刑场上准备了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大棺材，显得格外刺目。
河北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交待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 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 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 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些决议事先也对刘青山、张子善讲明。二犯听后，放声大哭。
两声枪响，震彻长空大地。全保定市、全河北省、全中国都听到了。对三反中罪大贪污犯处决了，教育了党内共产党员，贪污行为基本上杜绝，迎来了一个建设新中国新高到来。
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子女抚养成人，中国共产党兑现规定。张子善无后，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孩子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他最关心的。在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共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每月15元，折合150斤小米，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不管是刘青山的范勇改嫁，三个孩子的抚养费，虽然历史原因，最终全部给到位，有增不减，直到参加工作。
作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毛泽东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如此决策，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三反”期间，毛泽东收到堂堂弟毛泽连得信，毛泽连要求陪母亲到北京治病，毛泽东是这样做的，回信劝说堂弟毛泽连不要来北京。毛泽东在信中写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的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来京，也不要在长沙哦住的太久”。接着又说：“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随后，毛泽东寄去一点钱，让毛泽连的母亲在长沙好好治病。
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本人又不慎跌伤了脚。毛泽东十分关心，就在当年十月写信给他的房兄和启蒙老师毛宇居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医院治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毛泽东信中特别嘱咐说：“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刚刚建立新中国，来自家乡的亲友看毛泽东，毛泽东都热情地接待他们，走时常常给一点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些钱都是毛泽东从工资和稿费中支出，从来不用公家得得一分钱。毛泽东市场受到郏县亲友的来信，有的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要求来北京学习的，毛泽东一一婉言谢绝。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哥，杨开智要求来北京工作。毛泽东给他的复信说：“希望您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位同学毛森品，几次致信毛泽东，请求推荐工作。毛泽东也是婉言谢绝。在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为然否”？
还有一位韶山的农民郭逵，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明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锡来捉毛泽东，郭通风报信，救过毛泽东一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一九五0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回信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建国初期，当地政府计划给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达韶山。毛泽东闻讯后，立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毛泽东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先进性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到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和家乡亲友经常保持联系，对也有要求，不搞特殊。同时毛泽东深深地爱着他们的。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毛泽东写给石城乡党支部和政府信中，这样说道：“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以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果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不批评他们的缺点点错误”。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和严格要求，他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毛泽东对自己也一样生活简朴，不搞个人特殊，坚持自己政治原则，严于易己，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连参加各种会议都要给茶钱和伙食费和粮票。
一九五二年初，在“三反”运动正更深入进展，毛泽东又作出一个决定；在大、中小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这次运动开展的原因：“三反”运动中，所揭露出来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有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的关系。在东北、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从东北1951年11月1日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十月二十日，华东局也报告，“将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有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也反应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
1951年12月31日，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提到往往用给回扣的方法收买拉拢国家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改工作中，我们是保护商业的，现在应有区别，对于不法商贩要斗争”。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委送到中央一份“三反”报告，毛泽东看了后，立即批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城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站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组织酌于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个号令。
一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已经发出，“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开始。指示中说：“在全国一切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才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商讯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为什么要进行三反五反呢？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作了很好的答复：“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的很好，展现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反而不利”。发动“五反”运动，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是否有改变，改变了《公共同纲领》规定吗？当然没有，毛泽东是这样回答这问题的。毛泽东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高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晋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或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当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了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有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打下去”。从“五反”揭露出来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店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原朝前线。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于彤也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有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只做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这些要求，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
毛泽东决心发动“五反”运动，主要打击不法资本家气焰，而且是雷厉风行。但毛泽东十分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在运动中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区分违法和不违法的政策界限。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的。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所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动手，绝不能盲目从事，只需做好，不许做坏；在县、区、乡三级一般不开展“无法”斗争。
在“五反”运动发展中，出现“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一经发现，立即采取纠正。一九五二年三月，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建会的作用。毛泽东同时又说：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还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从全国看来，有些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大。用经济观点，向远大的方向来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最后，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是怎样？黄炎培答：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
声势浩荡的“五反”运动有利的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利的配合。却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出现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反应比较早的中共天津市委，在二月十四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中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也成交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果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越长，则元气损伤过大。天津市委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前提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
毛泽东看见这份报告非常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就以中央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时间内出现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后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上的一个“五反”报告，以更加明坚决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在大城市开展“五反”斗争，远比农村中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地主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税的影响和震动也要大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问题，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性，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要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采取的有效措施的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作出结论，归为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守法户和半守法户这两类工商户加在一起。据毛泽东估计，占全国工商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毛泽东说：“城市中在处理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恢复了”。就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
毛泽东有根据“五反”实际请况发展，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户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加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从上海报来的关于关于工商户分类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过后，发现第二类（基本守法户）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毛泽东觉得第三类划的比列大了些，要求周恩来跟薄一波研究一下，能否将第三类向第二类移动一部分过来。三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上海市委和薄一波电报，告诉他们：上海的“‘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增多一些为好，望酌情处理”。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的资本家。
毛泽东在开展“五反”运动过程中，为取得实效，逐渐改变措施和步骤。缩短“五反”运动时间。实行稳妥、更加谨慎的工作步骤。对开展“五反”运动，他开始提出的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进入‘五反’战斗”。当毛泽东发现“三反”“五反”引起经济不正常状态，便立即调整部署。首先，推迟全国工商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说：“上海要三月下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运动，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的资本家分批处理，——编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整个经济有利”。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另一个指示中说：“例如河北省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日以前可以基本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我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盛放等十个城镇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在进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于一般县坚决停止，以后再说”。
有些奸商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时，有的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的一刨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
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
造假影响最大的黑心资本家、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先后向25个国家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骗取国家大量订货，单是被王骗取的定货款就有十一亿元（旧币）。他把过期失效和伪劣带菌的药品卖给志愿军，造成一些战士致病、致残，甚至死亡。
武汉福化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领取好棉花1万斤，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000斤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只没有经过消毒，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导致志愿军战士非战斗伤亡。
毛泽东由此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让一些严重侵犯人民权益、侵害国家利益的奸商受到了人民的正义审判。毛泽东亲自制定了“五反”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从严”二字，让奸商们心惊肉跳。
毛泽东在谈“五反”运动时说过：“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毛泽东坚定地说：“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采取了以上两项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的有所改善和改善，没有引起社会震荡。
毛泽东始终把握住“三反”“五反”的方向，对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对所有资产阶级“五毒”行为揭露和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立“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期至第三期上，发表有原则性错误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现阶段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性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性的一面。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错误，进行了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三反”运动结束时，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师德检讨和批判，并令其个人表态。统战部认为这样做不妥，并建议不要采用。统战部在准备发出一个指示稿中提到这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时，又该写了并加了一段话，“在新民民主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时期内，不用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经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毛泽东在指导三反五反运动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理论上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的错误和大的偏差，起到了重作用。
毛泽东工作作风，对“三反”“五反”运动从开始发动到结束，始终在实践中探索，用正确理论思想指导各阶段运动发展，不离方向，纠正偏差，达到目的，收到很好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指导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转变。为达到这一目的。
在“五反”云中的运动中，运动一步步深入，经验一点一点地积累，在总结前端经验的过程中，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以及以后运动发展中，必须到的达到的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三）改组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清除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收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团体。······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的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自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经济损失，加强党的工作。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支部。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统一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但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的集合起来，同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一九五二年四月份，“五反”即将结束，毛泽东就开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毛泽东就提出“五反”不宜拖得过长。毛泽东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的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在毛泽东心目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其他一切工作，包括“五反”在内，都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
“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五月九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不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了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具体的知识内容，摘录：“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是合乎经济情况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对，最后为定位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省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是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大多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采取苛刻政策”。“工人建都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毛泽东在“五反”后期处理是比较清楚地，他认识到运动的开展主要起到教育做作用，对于那些极少数犯罪进行打击判刑，大多数资本家进行宽处理，团结多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和农民一道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五反”不是为了几个钱开展运动，主要目的着眼于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正确处理。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造成混乱局面，根本没有摩擦。
毛泽东特别关心上海的定案处理工作。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为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位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在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致全国各地大城市产生很大影响。
“五反”运动以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效果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直接结果，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在“五反”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等阶级”。这预示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云之后，进行地有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洗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之风，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到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采取的群众运动，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总的方面看，“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是这样评的：“‘三反’‘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注）。
注：选自《毛泽东传》，主编逢先知，金冲及。中国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2003年12月第7版印刷，235页。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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