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品荐读《土薄人情厚，地僻民风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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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薄人情厚，地僻民风淳

文/杨佐琪

1956年我18岁，任小学教师三个月，选调到县政府工作。一个多月后的10月下旬，县里派一批干部去各区、乡，完成征购粮任务，我被派往龙王庙区。

龙王庙是离县城最远、交通最不方便的一个区，那时还没有通汽车。县里开完会的第二天起大早，我与另一位同事步行奔向龙王庙。这一天，也记不清翻过了几座山，只觉得越走脚越疼。天黑时，走到鞍子岭住下，脱鞋一看满脚血泡，房东大娘看到后心疼地说：“这么小的年纪，挨这样的累，受这样的罪，你妈要是看到多心疼！”说完赶忙为我烧洗脚水。我洗完脚，大娘又为我挑血泡，还在每个血泡上穿一根头发，说是防止再长血泡。素不相识的大娘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心疼我关心我，心里很感动。第二天早晨感到轻松多了，脚也不疼了。吃完早饭，告别大娘全家人，我俩继续赶路，下午五点多钟到了龙王庙区公所。

晚饭后，区委书记召集县、区下乡干部开会，分配我到花果山乡，一打听还得走两天。区委书记看我年纪小，又没有农村工作经验，在向我交代了乡里的基本情况后，还谈到花果山乡不仅是全区，也是全县最偏僻、最分散、最穷的乡，工作难度要大一些。乡里不通电话，他给乡书记、乡长写了封信，让我带上。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我就从龙王庙出发，一个人走路，显得累，途中还歇了几次，晚上住在祖山林场场部。

第二天，我一个人沿着崎岖的山路向花果山乡走，越过荒无人烟，只有羊肠小道的榨子岭，天快黑时已是精疲力竭，终于到了花果山乡政府。乡里安排我与学校田忠义老师住在一起，吃派饭。乡政府所在地花果山村只有30来户，我在花果山乡近三个月的时间，每家都吃过两三天的派饭，大人小孩儿都熟了。有时吃饭，不经意间流露出想家的心情，此后晚上不去外村开会时，常有乡亲去学校与我和田老师坐一会儿，带一些核桃、栗子、花生给我，有时问一问完成征购粮的进度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唠唠家常。有一种在家的感觉，也就减少了想家的心理。

当时的花果山乡，由于村民居住非常分散，有的村只有二三十户，却住在好几条大山沟里，一条沟长十几里只有几户人家，每户都不能落下。因此，完成征购粮任务已经过了农历腊月十五，家家都在杀猪宰羊，准备过年。我急着回县城，可又打怵走榨子岭。因为几天前下了一场大雪，附近坡度不大的山路都很难走，又高又陡的榨子岭上，被雪覆盖的羊肠小道就更难走了。那时，夜里还常有狼和豹子进村叼走猪、羊。大雪封山后，野兽缺吃的，白天也到处找食吃。乡里领导考虑到路上的安全，想找几个年轻人护送我过榨子岭，我谢绝了。几个年轻人给我出主意，让我从花果山走到北戴河坐火车去秦皇岛，再从秦皇岛乘小火车，到抚宁县的上庄坨，下火车走梯子岭，回县城。既可以不走榨子岭，又可以少走一天的山路。听他们这样一说，我就动心了。晚上向学校田老师说，他也很支持。晚饭后，花果山村的乡亲陆续到学校来看我。这时我又想起，花果山的群众在抗日战争中，为支援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隊，从人力和物力上做出了巨大的付出。解放后，花果山一带仍然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人均不到一亩山坡地，加上缺水，粮食产量很低。尽管如此，群众积极交售征购粮的情景，令我难忘。

第二天早晨我还没睡醒，田老师把我叫醒，说饭做好了。我一看饭桌已经放在炕上，高高的一摞白面饼放在饭桌上。吃完饭，田老师让我把剩下的饼带上。这时我才明白，田老师起大早烙这么多饼，是为了让我在路上吃。我怀着感激之情把饼装好，向田老师告别。他说，天还没亮，山路不好走，要送我一段。我们一边走田老师一边嘱咐我：路上多加小心，注意安全，要边走边打听路，如果走错了路，晚上就到不了北戴河了。田老师陪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天亮了田老师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走几步还回头望一望。至今我忘不了花果山人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