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六部  开创新中国

第一百二十四章  土地改革

1949年解放以后，国家正在恢复经济建设，光有城市工业生产和市场的恢复，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工农业生产比例，农村就占了百分之八十农业人口，要把这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量。我国处境，是从帝国主义列强，国家资产阶级买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解放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恢复城市工业以及市场流通，保证工业次序发展，市场稳定，消除各种不良之风，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但从根本性恢复国家经济，农业仍然是重要任务，从毛泽东一参加革命，从工人运动，根据中国国情就转向农村农民运动，深刻了解农民的处境，做过很多的农村调查研究，写过很多关于农村的考察报告，办过农民运动讲习班，深刻的认识到解放全中国，需解放全国农民。

解放时，农村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除解放区外，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土地。他们凭借这种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成立后，占全国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的心情非常迫切。

解放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毛泽东组织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为贯彻会议精神，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1947年11月至12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江汉、桐柏等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于1947年11月重新印发了毛泽东1933年主持制定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同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讨论了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具体政策，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集中力量解决新形势下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和策略。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经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土改总的指导思想作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党的正确路线政策指引下，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蓬勃开展。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华东解放区，凡是过去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废除、土改基础较好的地区，均实行抽补、调剂政策，以解决贫雇农土地不足的问题；在土改工作薄弱的地区，则没收地主、旧式富农多余土地、房屋、耕畜、家具，按人口平均分配。在陕甘宁、晋绥和东北解放区，以自然村为单位，将土地打乱，按人口重新平均分配。在新开辟的解放区，也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的做法，迅速开展开仓济贫、分土地、分浮财运动。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一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自己的子弟兵。土地改革运动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结论中，对这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过去这一年(从五四到现在)的土地改革要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要肯定这个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在这空前的废除封建制度的运动中，毛泽东非常形象的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第二战场。”

土地改革，在建国以后和以前，情况很大的不同。它是在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并且与资产阶级合作条件下进行，过去式实在激烈的战争条件下，在于资产阶级被隔绝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的任务直接从重要是指此革命转变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性质，两不同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就提出许多新的问题，这需要毛泽东和革命人士去研究的问题。新区解放区有何改变？土地改革的对象仍然是地主，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土地改革的依靠力量仍旧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中农，问题就出现在富农，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这是对中国产党人的考量。

中国的富农又是怎样的呢？中国富农，按毛泽东阶级理论划分，一般有很重要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性质，同时又有一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中国有一个特点，中国富农不多，人数也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他们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主要是中农影响很大。

在这个农村特殊阶层中，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分歧很大，难以统一。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他主张对富农和地主交易区别，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时期，他们把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右倾，收到了批评和压制。抗日战争后，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央采取了减租减息政策，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统称为五四指示。这个指示里就规定了“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却这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很快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冲破了。194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对于牲畜、农具、房屋、粮食也被征收。在解放区实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毛泽东为此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将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是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结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和平建设时期到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考虑到新解放区这是很自然的，首先会涉及到富农问题。在毛泽东出访苏联前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江南土改，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富农分两个阶段进行。在访问苏联期间，就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和苏联斯大林交换意见。

斯大林建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斯大林的意见正好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告诉他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四部分（涉及土地分配问题）暂缓发表，从长计议，待毛泽东回国后再做决定发表。详见逢先知和金冲及《毛泽东传》。

毛泽东回国后，毛泽东对富农问题考虑逐渐清晰，已经形成较为明确的意见。但他觉得重大的政策确定问题，还是要多听听上上下下，左邻右舍，以及地方主要各大区的和胜利的负责人的意见。这是毛泽东非常慎重进行土改决策研究作风。

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指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产阶级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更进一步阐述自己观点：“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翻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毛泽东为了更为稳妥进行土改，在电报中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决定，现在已到需要做决定的时机了”。同事，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毛泽东还专门让邓紫湖在中南局正在召开的各省负责人会议上，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出十四个问题，要求在二十八天内答复。其中和富农政策有关的问题占去了大半，最主要的有，土改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多少地，相当于全村平均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等等。

这说明中央对土改仔细算账，在两种政策中对待富农问题做出选择。一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是只没收富农出租部分。账算清楚了，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较恰当的政策能达到两个目的：既能适当的满足无地少地的平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

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连续三次来电说，主张富农的出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即不动富农自耕地及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将地主土地、公地、富农出租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毛泽东在收到邓子恢意见后，没有否定他的意见，而是继续征求其他大区负责人的意见。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回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仍然阐述自己的意见：“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宜”。再次要求中南局根据自身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案，同时要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华东局也起草意图改法令草案，一边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很快，五月十三日，中南局就将起草的土改法令草案报到了中央。对富农的土地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分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

两天以后，华东局也将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报到中央。他们对富农土地政策只写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饶漱石还特意托人带口信，重申他的意见，只明确宣布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不说暂时不动。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过几年再动。这是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各中央局负责人电报里说的。饶漱石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发展生产。

这些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七届三中全会中做出决定。

毛泽东充分考虑了这些方面的问题，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毛泽东说：“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与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的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地主出租者”。毛泽东接着又讲到，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的一部分土地的缺陷。

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终于提交到七届三中全会上讨论，其中，关于富农土改问题“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这么一句话。

对于土地该法案讨论是非常积极地，都在各地中遇到的不同情况讲出来进行讨论，六月六日，首先刘少奇发言土地问题报告说，不动富农土地问题，举列说，有一个人有四十亩土地，全部出租，为地主。他的土地全部没收。可另外一个人，有九十亩土地，四十亩出租，五十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为富农，如果四十亩出租土地不动，同样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脚了，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一下。

邓子恢的发言说，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政策，我是完全拥护的。过去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的太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我完全理解了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在中南部分地区，如果富农土地的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我希望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的太死，要有一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有条件的动。

饶漱石认为，对华东地区情况，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找到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这样，我仍然认为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比较好，这有利于生产。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里，再次对不动富农的土地政策租的说明。他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是对的。历史就这样过来了。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也有过这样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止以后。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张正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搞他。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土改政策重大问题，不是盲目的。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土地改革法草案又在党内外继续征求意见。不断进行修改。六月十二日经毛泽东修改，准备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补充，规定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某一部分或全部。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侵犯”。这里面充分吸收了中南局邓子恢的意见。

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又审定土地改革法草案，对其中做了修改后，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土地改革草案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地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土地出租的销量土地，亦于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某一部分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相抵计算”。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请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来开会，清楚许多老先生来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

6月2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50年6月30日，又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行，中国有史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以后的地改革法》诞生了。一部土地改革法诞生，不是一个人的武断，而是经过毛泽东党内外充分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反复讨论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有了民主讨论，才有民集中，体现党内外民主，在毛泽东组织下的具体体现，给党和国家留下宝贵工作作风和典范。

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

《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内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着重强调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更强调谨慎，各级领导机关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差。特别强调土改运动要有领导、有步骤、有次序的进行。对于那些不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充分想到特殊社会历史，采取更为谨慎，更稳妥，更和缓的政策和步骤。毛泽东注重不再犯1947年土改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宁肯慢也不快，尽可能低避免出乱子。

《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的开展了土改运动。近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三百五十亿公斤粮食的地租。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而在1959年，西藏地区也开始了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 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

我国存在两千多年(建立于战国，公元前475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摧毁，地主阶级也被消灭。 1949年后，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就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无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转让。

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主张，圆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之一的梦。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民族自残阶级没有能力和力量领导农民去实现这个纲领。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前仆后继的斗争，才是指向的“耕者有其田”，完成了历史以来彻底反封建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这只是完成土地改革第一步，个体能否能很好耕耘土地，在社会实践的检验，得到的结果并不一样。农村是一个并不是想像都是均衡劳动力，而是参差不齐，从身体素质，到智慧能力，以及管理能力，和自然伤害，出现不同状况。孤寡老人，伤残人，据说有土地也耕种不下去。对这种人也要维持生命和生继，也要生产出粮食，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拿我们当地，四川资中县四合村（后合并芦花村），朱万和一家，只有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儿子才十一二岁，女儿五六岁，她们的母亲又是旧社会包裹脚的三寸金莲，走路都是拐一拐的，土里做活还可以，在水田里做活就感觉力不从心。不请人做活，自己的田土就根本不能种下去，刚解放见这种情况，只能靠互助组，由人力和工具，耕牛的进行帮助才能耕种粮食，还要帮助主管理，以及收割，打场等等，才能颗粒归仓。

解放区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是以互助组来帮扶，毛泽东看见这种情况，在农村成立互助组，贫困体力弱农业耕种生产中矛盾，解决了进入全民生活温饱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一个重大任务，是领导亿万农民、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农民实行土地改革。这是一项关系到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的重大举措。如果土地改革失败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就会失去亿万农民支持，工农联盟就会解体，新中国人民政权就会垮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土改如此重要，毛泽东决定亲自领导这次土改，最终取得极大的成功，我国存在两千多年(建立于战国，公元前475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摧毁，地主阶级也被消灭了。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我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通联：都江堰市外北街408号， 邮编：611830. 电话18200569415，电话微信。QQ号593505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