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大街的记忆(十四)
我的爹爹奶奶
郭应昭
对外祖父、外祖母的地方称呼,南北各异。南方多称之为外公、外婆,北方多称之为姥爷、姥姥。镇江则称之为公公、婆婆,涟水则称之为舅爹、舅奶。而清江浦过去称之为婆爹、婆奶,我则爱称之为爹爹、奶奶。
我父亲是重庆酉阳人,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时间与家人只有书信来往。直到1968年爷爷去世,我们都没有经济条件与他见上一面,奶奶在我父亲少年时就已去世。我自小就在我外祖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所以我一直把外祖母称作奶奶,外祖父称作爹爹,从不加个“婆"字。记得我14岁时我说过这样的话:“四川(后来酉阳属重庆市)奶奶再亲,我从来没有得过她的慈爱,等于不亲。”此话一出,奶奶高兴地咧开缺牙的嘴笑了。
爹爹的祖父来自徽州旌德县,祖上都是制作金银器的手艺人。十九世纪中叶,胡姓宗亲一行有的带着茶叶去了泰州,有的挑着银匠担子北上揽活谋生,一支去了沭阳,一支便留了在清江浦。民国时期,清江浦“胡天福"是胡家著名的招牌。但到我外祖父胡德宽这一辈时,由于连年战乱,生意颓落,生活捉襟见肘。听奶奶说过,清江浦二次解放时,进驻清江浦城的部队首长曾邀我外祖父去部队银行工作,但由于爹爹人太老实和家庭原因,没有成行。
奶奶周万毓娘家在原淮阴县城南乡周庄。张煦侯在《淮阴风土记》的《周庄夜话》中对周庄有如此记述:“……一般百姓,其知识尤为愚昧,有清二百余年,南乡无秀才。”在民国时期,太公周有功为了让知识改变周家命运,不惜典地卖粮供子女上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家万字辈、震字辈出了东南大学、中央警官学校、上海体育专科学校等高校毕业的七名大学生,他们毕业后多从事教育。楚秀园内御碑亭就是在台湾做教授的周震欧捐建的。奶奶在周庄娘家也读过三年私塾,能看信,会写字,接受新东西快。
奶奶兄妹七人,她年龄最小,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自幼开始裹足,以至于她的脚长成“三寸金莲”,后来穿的皮鞋需画样订制。
爹爹奶奶有三个女儿。我母亲是长女,毕业于淮阴师范,20世纪60年代前,曾从事幼儿教育。两个姨娘均在人民银行工作。爹爹奶奶生活主要靠两个姨娘的赡养,而我随父母与爹爹奶奶一道生活。由于我是长孙,在爹爹奶奶身边时间长,我的性格、生活习惯及为人处世受其影响很大。
爹爹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在东大街上的新华书店门口看管自行车,一月下来能苦个十多元钱。每天晚上回家后,他都会把一天收的碎钱按壹分贰分伍分的分类排队在桌子上交给奶奶,奶奶收钱时会留下毛把给爹爹买烟抽。
爹爹还是个不拿报酬的热心居委会工作的志愿者。祖居大源巷1号和寄居七道湾7号的住地都在东门居委会辖内。平时,居委会主任会交办一些公益事给爹爹,而爹爹从不说二话,他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乐颠颠地跑了这家到那家。如收发户口簿和粮油供应证、代收房产税、发放除四害的烟熏剂等这些需挨家逐户跑的事。
奶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1959年,二姨夫主动报名带领全家支援新疆建设,并被任命为淮阴市(县级)支边带队人。二姨夫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几个月,为了让姨夫姨娘安心在边疆工作,奶奶将爹爹留下,自己随同姨夫姨娘去乌鲁木齐带孩子,直到三年自然灾害的1961年,爹爹得了浮肿病才回清江浦。
奶奶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门乞讨的人每天都有。那时的要饭是真要饭,多数面黄肌瘦。每次要饭上门,奶奶都盛好饭并加上菜给乞讨的人。自己饭不够就吃早上剩粥。1963年的一天中午,爹爹看自行车时遇到一个找不到大人的四五岁小姑娘在哭,爹爹便把她带回家。奶奶看到这个小姑娘后非常心疼,马上盛饭让小姑娘上桌吃饭,夹菜到小姑娘碗里,并哄她说,吃好饭就会找到妈妈了。饭后,奶奶给小姑娘洗了把脸,让爹爹把她送到派出所。
奶奶是个非常节俭的人。
奶奶每天早饭到上午9点,中饭到下午2点,为的是让我们吃饱饭去上学。而她自己则吃剩饭剩菜,饭不够,她甚至把溲饭加点食碱煮一煮充饥。她后来得宫颈癌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
奶奶每天梳头用的是榆木刨花泡的水,这种水有黏性,梳的发髻油光发亮。她回娘家时总爱带着我,我陪她坐过高轮子的黄包车和后来时兴的人力三轮车,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乡农村的情况。
奶奶每次下乡都要认真打扮一下自己。梳好头,搽点粉,外面套着的衣服光鲜利索,而内衣却是补丁摞补丁,脚上穿着一双锃亮发光笃笃作响的小皮鞋。那时南乡多吃什粮,奶奶下乡时要带点大米白面或茶食等给大舅爹、大舅奶,他们唯一的儿子,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周震洲于1945在万县因病早逝。
家里一把食刀用了十几年舍不得换。刀磨了又磨,几乎成了薄铁皮了还继续用,刀口不快了,她就在缸口上荡几下,切出的肉丝照样很纤细。
奶奶是个甘为别人着想的人。
大源巷1号的房子原本都是爹爹奶奶家的,20世纪50年代对私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东、西厢房归公并出租给另外两户人家。有的住户回来很迟,每每深夜敲院门,总是奶奶披上大衭外衣蹑着小脚去开门。“文革”期间,有一住户是某厂造反派头头,他生怕被另一派抄家,便把当时很时髦的电子管收音机等东西藏到奶奶家的摞柜里。
奶奶不幸在1973年春天查出宫颈癌,对于在农村插队的我来说是晴天霹雳,但奶奶在我面前仍若无其事。每次我从乡下回来,奶奶总要做我爱吃的红烧鲫鱼、炒猪肝、烧粉丝。带点新米回来,奶奶总要按二毛钱一斤付钱给我,现在每每想起这些,总觉得对不起奶奶,泪花在我眼眶里转。为了治病,爹爹奶奶把三间四梁八柱的明清式房子卖给清江市房产公司,得款1380元。然后租住原来的堂屋。
奶奶没有住院治疗,在1974年腊月去世。那天下午,我去邮电局发电报给下放在南闸供销社的六外公。回来后,奶奶睁着散神的眼睛处于弥留之中,我喊了三声“奶奶",听到她微弱的喘气中有“嗳"的发音,不久,两颗大泪珠顺着她闭上的眼睛的两个眼角淌了下来。我知道,奶奶最牵挂的是在农村插队的我……
1974年5月底,距奶奶去世四个月,我按政策病退回城,奶奶的心病已了,但她没能等到这一天。回城后,我在清江市东风十年制学校做了代课教师,继续住在大源巷1号,与我父母共同承担起照顾中风的爹爹的责任,直到1975年爹爹去世。
2019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