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正來
1962年夏，万荣县孙吉中学同年级的十班、十一班丶十二班三个班共150多名学生考高中时，只考上三个人：一个天兴村的樊家身，一个孙吉镇的茹自创，另一个便是我。当时，高中的录取率不到2％。
我好不容易考上高中了，家里（养父母）却坚决不供我念书。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供不起！”
虽然三年困难时期，养父母家在经济上和大多数社员一样有困难，但他们不愿供我上高中的根本原因却在于：
解放前，我三岁丧母后，在黄河里给财主家下船的生父无法照看我，便经姑母崔淑兰说合，把我过继给刚出五服的叔父做儿子了。过继后养父家有四位老人：爷爷丶奶奶丶养父丶养母。这四位老人将来都要靠我给他们“养老送终”。他们担心我念完高中再念大学，将来“远走高飞”了，又不是亲生的，自己“老而无靠”，没有人给四位老人养老送终！于是，我考上高中后，养父母不给一分钱，不给一粒粮，我这高中咋念呀？
养父母不供我念高中，我当然不甘心！于是，我便向生父与兄长崔永娃表达了自己“想读高中”的强烈愿望。
眼看新生报到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养父母拒绝供我念高中的态度坚如磐石。于是生父晚饭后便上门与养父协商“继续供我念书”一事。当时本村养父家我的大舅张有金也在场。
一谈到供我念高中的事，养父便对生父说：“我们供不起，我们不念！”
生父说：“你不供娃念书，我供行不行？”
舅父张有金一听反问我生父：“天恩，你说小永这娃是你的，还是胜保的？如果你承认是胜保的娃，你想供也供不成！”
生父听罢，叹了一口气说：“娃努的考上了，不叫念就遭踏了！”
于是双方便为“供我念高中”一事大声争吵起来。一直吵到半夜12点左右，也没吵出一个结果来。
我一看双方僵持不下，扭勾子便走！我一口气跑到村东往北胡村去的五里坡的新坡顶，身傍是黑咕隆咚的、深不见底的野胡叉沟。
两家大人又吵了半天，发现我一直没有回家，以为我想不开跳到黄河里去了。这下子他们都急了，纷纷跑到村西黄河边，站在崖边不断地大声呼喊：“小永一一快回来！“小永一一快回来！”
“ 夜静声传远。”他们的喊声我在新坡顶听得清请楚楚。
那时我虽然只有17岁，但我从小就不信神、不信鬼，只信沟道里有野兽。
我知道村东的野胡叉沟里有狼窝，所以我离村时，顺便捡了一根锨把粗、五尺长的木棍，紧紧握在手里。
听见大人的呼喊声，我没有回村丶继续前行，从“新坡顶”上了“老坡”，踏着淡淡的月光，一直走到北胡村。
在北胡村巷道里，突然几个巡逻的民兵一拥而上，把我当小偷捆绑起来、带到大队部，交给村干部进行审问：“你深更半夜，跑到我们北胡村干啥来了？你在村里偷了什么东西？”
我说：“我不是贼娃子，我是念书的学生，口袋里有高中《录取通知书》。你们把绳子解开，我掏给你们看！”
于是，他们便把绳子解开。我从口袋里掏出高中《录取通知书》递给他们。他们互相交换着把《通知书》认真看了几遍，见我身上别无他物，商量了一下，才把我放了。
当我离开北胡村，走了约一个小时到孙吉中学门囗时，只见大门从里面关着、进不去。我一直在校门口蹲到天亮后才走进我读了三年初中、十分熟悉的校园。
当我找到班主任马公法老师的宿舍，对刚刚起床的马老师说了家里不供我上高中的事和双方吵架的情况后，马老师二话没说，便立即把自行车提到宿舍门口，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带着我来到安昌村。
见了养父母后，马老师苦口婆心说：今年的高中十分难考，全年级一百五十多名学生才考上三个。一定要供正来继续上学……
但 养父母油盐不进，仍坚持说“我们供不起，我娃不念！”
看到谈话无法进行下去，马老师便跟着我来到村东南“尖角“瓜田里，找见给生产队种瓜的我生父说：“现在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都压缩了招生名额，高中非常难考。不要管对方的态度了，由你供正来上高中吧！”
生父听后说：“他们不供我供！”
此时日近中午，天气十分闷热，生父便切了个西瓜让马老师解渴。吃完西瓜后，马老师就骑车离开安昌村了。
当天晚上，生父与兄长崔永娃便揭开家里的瓮盖，把瓷瓮里的小麦往口袋里装一一一准备按入学通知书上的要求，到孙吉粮站给我粜粮食，以便我拿上国家粮站的粜粮证明，到阎景高中能上灶。只听铁马勺“嘎一一嘎一一嘎”在翁里直响，一直挖到瓮底了，把全家人仅有的细粮全都都给我装到mulian（粮食口袋）里了。
次日早上，兄长借了一个半新旧自行车，和我一起到孙吉粮站去粜粮。上村东的五里坡时，兄长紧紧握住车把，我在车后面用力推，才把粮食推上五里坡丶到孙吉粮站把粮食粜了。
离家上学那天，养父与兄长又给我借了几十元钱，使我得以按时到阎景高中报到。
当年我上学的阎景高中是解放前一座很有名的财主家的院子，即现在已经开发为5A级景区的万荣县阎景李家大院。
可是，高中我没有念完丶就因生父家无力供我继续读书而休学了。
我当时想：“我回农村干一年农活，挣下钱后继续在阎景读完高中。”
我回到故乡安昌村，仅仅在第三生产队里劳动了一个星期，村支书傅来喜丶大队长张崇起便让我到大队当出纳兼通讯员。
我离开阎景高中时，对相好的同学杨永杰说：“我休学期间，一定把每学期的新课本寄给我一一当然由我出钱。我要在村里继续自学高中的各门功课。”
当时，安昌村大队部设在紧靠傅作义故居北边的禹王庙里。村里不少上年纪的人说：“晚上禹王庙里有鬼！”
我笑了笑回答：“我不信鬼，也不怕鬼！”
于是，我依然每天晚上继续住在禹王庙里，在油灯下，自学高中的各门功课，并按书上的要求天天做课后作业……
时间一长，我发现有不少野鸽子等鸟儿白天四处觅食，晚上便栖息在禹王庙里，不时发出“朴棱棱”的响声，把人吓一跳。怪不得村里人说禹王庙里有鬼哩！
那时，大队部和社员冬天靠燒煤取暖。当年初冬，大队部便购买了几船炭卸在安昌村“后沟”黄河岸边。大队部怕人晚上偷炭，便每晚出十分工雇人看炭，但好几天过去了，雇不到一个人一一由于那“后沟”死过人，无人敢干。
于是，我对大队长张崇起说：“我愿意晚上在后沟看炭！”
他问：“你就不怕鬼？”
我说“不怕！”
他便说“那行！”
于是，我马上扛了几根椽，斜靠在“后沟”黄河岸边的崖底下，把大队部的大帐子拿去搭了个窝棚，担了一些麦草铺在地面上，又将被褥搬了过去。
每天吃过晚飯后，我便提着大队部的马灯，钻进帐篷里开始学习高中功课，并做课后作业。脑子全钻进课本里去了，哪里还怕什么鬼呀？！
不过，我身傍放着一根铁棍，防止野狼来袭击。
休学一年后，我发现自己根本攒不下钱一一因为一个劳动日到年底只能分一毛钱左右，一年挣几百个劳动日只能分到几十元钱，还要从中扣除生产队分给家里的一些实物的折款；另外，我作为村干部，不时要到万荣县出差丶开会，还有一些不在报销范围以内的个人开支。因此，我原来“休学一年后继续到阎景高中上学”的计划便泡汤了。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在大队工作期间，万荣县柴县长、各级下乡干部丶公社武装部长张引龙等人到社员家吃派饭全都由我负责安排，我与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1964年冬国家征兵时，我对公社武装部长张引龙说：“张部长，今年我要报名参军、保卫祖国！”张引龙部长听后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1965年农历正月初七一大早，村里的民兵连长潘德印（外号“老牛“）便把我与本村的赵万财丶杜存生三个应征入伍的青年小伙子，用马车送到万荣县武装部交给接兵的人，使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空司令部指挥所标记连的一名标图员。
由于入伍之前，我上过高中，并把高中课本基本自学完了，连首长看到我是同期战友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便让我当了文书。
应征入伍丶当文书后，我不时写一些新闻报道，反映部队官兵的生活，为我的人生道路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2023年2月2日
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张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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