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1949年1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泽东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一是要进行解放还在敌占区人民，二是恢复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逐渐提高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当天，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毛泽东根据具体各个解放军部队，加紧部署消灭残余部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却蒋介石还是没有完全的放弃大陆，他在中国大陆的西南边上仍然布下了百万兵力，想着日后有机会一举反攻大陆，一统中国。西南地方在历史上本来就是兵家常言易守难攻的地盘，蒋介石心想的美梦，想利用蜀道天险，就像李白诗人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侵略中国可都没攻占下来，解放军又怎能轻而易举的占领呢！
《蜀警录》曾道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自清末民初以来，川、黔、滇与康、藏五省，屡屡乱先而治后。清末、民初西南诸省两度宣布独立，直到蒋介石执政二十余年后，民国中央政府对西南的控制力仍然相当有限。在各省之中，中央对贵州控制力较强，对川、滇地方实力派不过羁縻而已，对康、藏内政更是基本不能插手。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在中国大陆上即只剩下西南一隅尚未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
《孟子》称王者之师“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连祖国版图上最遥远的新疆都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却连四川都还没踏进，自然应当有所解释。
自辛亥以来，四川人被滇黔军队欺负怕了，“川人治川”呼声浪潮高涌。川军虽然战力孱弱，但为了保卫地盘，一贯擅做牛皮糖式的纠缠苦斗，如川滇战争、红四方面军自草地南下的天全百丈关之战，都是外来军队被活活被耗死的战例，朱德、刘伯承还都曾亲历过。
自古取川无大战，但必须谨防触发川人的排外情绪，以川人取川自然是首选方案。同时，未被蒋介石彻底消灭掉的四川地方军阀，还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也应当考虑选择与之有历史渊源的统帅以便开展统战工作。
渡江战役之后的几个月里，刘、邓和二野又在干吗呢？刘伯承作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军管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则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当然都不轻松，但关键还是此时二野承担的重要任务，一时还真抽不开身。
渡江战役前，为应对外国军队武装干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指示二野准备“两年内留华东，不做新的机动”。
由于渡江战役发展顺利，5月23日中央军委又决定以二野为战略预备队，待上海、宁波、福州、青岛等沿海城市解放，武装干涉可能性基本消除，即准备“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
此时国民党军在西南方向还有近百万军队。分别是：从关中退至川陕甘边界的胡宗南部5、7、18等三个兵团，四川有西南长官公署张群所辖的14、15、16、19、20、22等六个兵团，两部合计有34个军85个师约50万人；云南方面，有卢汉部8兵团4个军；贵州方面，有谷正伦部19兵团2个军。
其中，胡宗南部战斗力稍强，宋希濂的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即14、20兵团）也有两三个军尚可一战（2军、15军、79军），其他则皆为新组建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历来中原王朝平定西南，皆率先取四川，次及黔、滇，明清两朝都是如此。所以国民党军在判断解放军进军西南路线时，也认为必然是先取四川，故在防御上重点围绕巩固四川。而入川路线也有两条。一条是自陕西入川北（如清将豪格入川平张献忠）；另一条是沿长江西上（如明傅友德平明昇）。由于长江水流湍急，解放军又缺乏现代水运力量，故国民党军判断解放军大概率是走川北经陆路入川。
基于以上判断，国民党军以川北为防御重点。以胡宗南所辖之18兵团李振部守陕南秦岭，构成第一道防线；7兵团裴昌会部守川陕边之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成第二道防线；另以15兵团罗广文部位于川北剑阁地区，作为这一方向的战略预备队。
川东方面，以孙震的川鄂边绥署及湖北绥靖总部部队，防守长江以北大巴山亘巫山一线。以宋希濂部防守川东长江以南。
在川南则最为薄弱，只布置了郭汝瑰的22兵团（该兵团实际只有一个刚重建的72军，郭兼任军长）。这是个掷孤一注于四川，而在四川又重北轻南的防御计划。
解放大西南战役中，解放军官兵渡过南盘江，翻越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沿贵州、广西边境向云南挺进。8月29日，蒋介石参加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的“敌情判断”称：鄂西湘西一带比较平静。这个方向地形险阻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鄂西北虽有一部分共产党游击队活动，但兵力不大，解放军不像有从东南立即向四川进攻的势态。川北方面有川陕公路，背后又接陇海铁路，交通便利，容易运送大部队。解放军在取得兰州后，必然挥戈南下，采取邓艾伐蜀度阴平、出碧口直取成都的战略部署，一路就近从甘肃直接南下，经武都出碧口；另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两路会成一把尖刀，直插川西平原。如不提防，国民党军就将成为瓮中之鳖。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大部分地方已经解放，但是西南地区还没有解放，当时四大野战军中第四野战军主力在东北，而且还有一部分主力南下，而第三野战军在华东地区，第一野战军忙着解放大西北，所以当时就选择了第二野战军，除此之外解放大西南的核心就是四川，所以最好由一位四川籍的将军挂帅，毕竟第一比较熟悉情况，第二也可以利用哪里的人脉开展工作。
按照这种条件来说人选还是有很多，比如陈老总，聂老总这些都是四川人，但是毛主席最终还是选定了另外两个人挂帅进军大西南，那么这两个人都是谁呢？他们后来成就如何，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第一位由刘伯承担任主帅，为何要选择刘伯承呢？首先他也是四川人，其次他还是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虽然当时他已经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但是毕竟是曾经率领的部队，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他曾是民国时期川中名将。
辛亥革命后，刘伯承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任职，在他担任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时曾多次打败“四川王”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人，而且与当时的川军大佬都打过交道。
如当然还有一点便是刘伯承的指挥才能那是非常厉害的，从土地革命时期，他的指挥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而在抗战时期，他更是率领八路军在太行地区打出了赫赫威名，解放战争时期他又率领第二野战军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经典战役，可以说他挂帅解放大西南是当时的不二人选。所以直到1949年7月18日，刘、邓在南京召开二野高干会议，制定进军西南作战方案。为解决西南解放后的干部来源，二野在上海和江浙地区大量招收进步学生和青年，组成西南服务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二野前委任命了中共重庆市委和川东区党委的主要成员。以后，又从西南服务团、二野三兵团、中共中央华东局、四川干部队等单位抽调2470人，作为接管重庆市的骨干力量。除了作战部署和干部配备外，二野、中央社会部、华东局及在香港的党组织陆续派出先遣人员前往西南和重庆做统战策反和情报工作。
除了刘伯承元帅，另一位便是贺龙元帅，为什么要派遣贺龙呢？首先当时第二野战军兵力只有二三十万，而胡宗南部却有四十多万，所以毛泽东便派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协助，形成两路夹击，能够保证大西南的顺利解放。
选择贺龙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他早年间也是川军中的一员名将，而且当时职务比刘伯承元帅还要高，他曾担任过四川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川军第一师师长，后来还被任命为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与当时的刘湘等人同一个级别。
除此之外，贺龙在带兵指挥方面也非常厉害，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抗战爆发后又被任命为120师师长，率领部队在晋西北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解放战争时期，他虽然没有担任野战军的主帅，但是他却负责陕甘宁和晋绥的财经工作，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派遣贺龙担任主帅也能够震慑实力强大的川中军阀，更好地团结他们开展工作。
贺龙 朱德 毛泽东
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提出，由贺龙率军经营川北，与二野协作解放四川、西康、贵州。贺龙在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就对入川进行了积极准备。他与彭德怀、习仲勋共同商讨了入川事宜，并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在山西临汾集训，以作为南下的骨干；又从晋绥分局、军区抽调一些四川籍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进军作准备。7月16日，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2月到达重庆地区；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由刘、邓、贺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9月上旬，贺龙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10月初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在确定西南解放的战略之后，毛主席就任命贺龙将军为解放军司令，要求他带兵尽快完成任务，在征求他的兵力部署意见时，毛泽东主动问：“你愿意带哪支兵团”？贺龙将军毫不犹豫地回答：十八兵团距离最近，决定好了。听到此处，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来贺龙将军并没有选自己的老相识第一、二兵团，这都是亲自带过的老兵啊，兵力战斗力都很了解，在战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啊，然而偏偏选的是18兵团。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成立西南军区，贺龙和邓小平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10月18日，毛泽东向贺龙下达了由陕入川的命令。下旬，贺龙到临汾检查南下干部的入川准备工作，听取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后，于11月6日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合并前，由陕入川的部队和人员，应有一个党组织和指挥机构实施领导。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贺龙任主任的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还组成了西南军区前线指挥所。
选择的确出人意料，但是我们都理解他这样做的道理。在四川的这个位置上，中心是盆地，四周是山地和丘陵，易守难攻，地势极为复杂。在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讲究人的作用。18兵团作为距离最近的兵团，一定是最熟悉地势的士兵，选择他们一定没错。不得不说，贺龙将军真的是慧眼识珠，战争的胜利又给他记了一次大功。
所以必须调动另外一支大军，这就是由贺龙统领的第十八兵团。两支大军，两路夹击，解放大西南显然更有保障。此为其一，还有其二。刘伯承虽然是川中名将，却毕竟职务比较低，只当过团长、旅参谋长，后来被委任为军长，却并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是一个职务，而且还是武汉国民政府任命的。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大西南还没有解放。其实，解放大西南的核心，就是解放四川。当时布置了两路大军，一路由刘邓统领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西入川，另一路由贺龙率领大军从北面进入四川，两路夹击。
选择贺龙进川，率领的是哪支大军呢？很多人都知道，第十八兵团。第十八兵团是华北战场徐向前带出来的部队，进入西北战场，牵制胡宗南，然后再征战大西南。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远水接不了近渴，贺龙曾经是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便于指挥能打胜仗，他为什么不带自己的旧部入川、而选择了自己不太熟悉的第十八兵团呢？贺龙说，第十八兵团在川北，进入四川最便捷。
其实，除了十八兵团，贺龙统领的还有第七军、第十九军，这也都不是他的旧部。第十八兵团有三个军，加上这两个军，一共是五个军，共计十四个师的庞大兵力。这五位兵团军长谁？
第十八兵团的三个军。第一个是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河南商城人，红四方面军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在386旅当过锄奸科科长；第二个是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广西东兰人，百色起义红七军走出的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当过344旅688团的团长。解放战争时期，韦杰是华北战场的纵队司令员；第三个是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福建上杭人。在中央苏区，刘忠可是红军主力团的政委。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刘忠当过386旅的旅长。还有两个军，一个是第十九军，很多人对十九军不太熟悉，这是由陕南军区地方部队改编而成的，成立的时间比较晚，隶属于西北军区。军长叫刘金轩，湖南祁阳人，红三军团将领。
贺龙统领的五个军，一共十四个师，一个军三个师，不是总共十五个师才对吗？那是因为第十九军总共就两个师。
最后一个是第七军，军长叫彭绍辉，湖南湘潭人，参加过彭老总领导的平江起义，也是红三军团走出来的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彭绍辉当过八路军的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西北战场，当过纵队司令员、军长。由这些人进入四川，在丛山峻岭，江河道之间和胡宗南部队作战，和刘邓大军夹击四川集聚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残余部队，解放四川。
成都解放后，张祖谅担任成都警备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看守四川的西大门。张祖谅是开国中将。
进入四川后，韦杰担任川北军区司令员，看守四川的北大门。韦杰也是开国中将。
进入大西南解放西康省后，刘忠担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看守四川的西大门。
这两个师，兵分两路，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刘金轩也是开国中将，建国后当过陕西军区司令员
成都解放后，彭绍辉奉命对国民党起义部队进行改造，把改造好的部分国民党部队编入了第七军。结果，第七军一个军，兵力居然达到了五万人，那可真是一个大军啊。彭绍辉是独臂开国上将。在这五个军长中，只有他的军衔最高。
所以西南军区成立，司令员是贺龙，而不是刘伯承。
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的请柬，贺龙欣然赴约，和他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贺龙说他过去和大家一样，也是国民党的军长，现在大家又走到了一起，要为建设大西南共同出力。贺龙的话得到了大家的深深认同。
大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七国接壤，有七千多公里陆地边界线。毛泽东曾一再强调解放西南、华南皆应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欲歼灭退守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必须形成战略包围，从南回打，不使其逃往国外，为患未来。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主力，从华中向华南开进，留下一道粗大的由北至南的纵向轴线。刘、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从华东向西南开进。划出一道与纵轴相交的横向轴线；但是没有？！如果这百万大军的行动轨迹过早呈现出的是一个粗壮的“十”字交叉形状的话，必将惊跑蛇头，带动蛇身向西南方向逃跑，逃过澜沧江、怒江、高黎贡山、甚至野人山原始森林中。
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的川北佯动，实施“击而不破”的作战方针。胡宗南公开声称，他的秦岭、大巴山防线是“击而不破的中国马其诺”；但背地仍在密谋适时“转进”。蒋介石认为，川东有天险可守，川南方向有白崇禧、余汉谋三十万军队为屏障，共军极大可能由陕南、陇南入川，强调重点设防川北。十月二十三日，刘、邓率二野机关和第三兵团，由南京北上郑州，摆出二野主力由陕西入川的姿态。
与向华南进军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的四野不同，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偃旗息鼓，不显踪迹。二野三兵团主力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湖南西部。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四兵团和四野十五兵团，由江西赣州秘密向广州开进。二野五兵团，十字交叉行动的一支奇兵，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的率领下，由江西上饶快速西进，穿过粤汉铁路，渡过湘江，一头钻进大军云集的聚集焦点内，既扮演了林彪指挥的衡宝战役的总预备队，又在战火纷飞中得以隐身。
刘、邓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早已心领神会，这是一个“关起门打狗”的战略决策。但是，这个门既不能早关也不能晚关。
十月十三日，四野转二野命令，传达指示，令五兵团待广州解放后，即刻开进贵州，速占贵阳。杨勇、苏振华立即命令所属各军电台，不得暴露部队位置，通讯联络通过四野电台转达、对四川、贵州、云南籍俘虏一律暂不释放，以免暴露踪迹。
10月14日晚，四野夺取广州，国民政府的残余势力急忙逃到重庆，各地国民党残敌，也纷纷向西南流窜。
10月19日，毛泽东在一封关于西南地区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带。一场挺进川东南，解放重庆的战役即将打响。
10月23日，刘、邓下达二野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命令五兵团和三兵团的第10军为左翼部队向贵州进击，要他们“一刀子插到贵阳”，接着直驱毕节、遵义，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通道，然后向川南兜击。同时令三兵团主力和四野第47军为右翼部队，向川东南进击，首先打开入川通道，吸引和割歼国民党军宋希濂部，解放重庆。
十一月一日，解放西南的战幕拉开了。在北起鄂西巴东，南至黔东开位的五百公里的地域内，隐蔽集结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兵团，突然同时发起凌厉的攻势。“大西南防线”被拦腰斩断。
刘、邓指挥二野三兵团三个军和四野配属的三个军从东往西打，二野五兵团三个军从南向北打，二野四兵团三个军又在更南面的大弧线上兜紧战略大包围。通往滇缅边境的条条大道即封闭！胡宗南、宋希濂等嫡系和卢汉、刘文辉等非嫡系部队，总计九十万人被封闭在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内陆。
十一月五日，白崇禧在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其第一兵团司令黄杰在会上发言：“我军应进入黔滇，支援胡宗南部向云南集结。这样，我全部兵力集中云南，凭借西南天然地形作战，整个大局仍大有可为。黄杰念念不忘云南，因他任远征军十一集团军副司令兼第六军军长时，熟悉横断山脉造成的特殊天堑。可惜为时已晚。他联合胡宗南、宋希濂负隅滇的企图成了泡影。这个致命“十”字交叉行动，在敌军作战地图上，留下的是个不出头的“ト”字形。
确切的说，应是个双十字交叉留痕：四野主力从东向西两道。但是，二野五兵团的两个端点，一在江西上饶，和在贵州遵义，其间没有相关轨迹，给人一种奇兵天降的遐想。而二野四兵团，同四野十五兵团主力相伴而行，从江西赣州向广州进发，借四野十五兵团进驻广州的声势，悄然沿海岸线向西疾进，在阳江战役歼敌四万余，在广西博白、钦州又歼敌一部，然后继续在上野行动的掩护下，秘密向云南兜击。兵不厌诈，十字交叉行动获得成功。
就在全国上下还沉浸于建国喜庆的氛围的时候，解放军在祖国的大地上，同样上演了一出迂回穿插的大戏。这种纵横捭阖的恢宏气势，在解放军战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大迂回、大穿插战术的运用。
激励斗志，以快打慢。进军大西南，是解放战争的收官之战，是我军克服重重险阻、连续抢关夺隘的经典之战。要想先敌抢占战略要点、断其退路，我军不仅要急行军连续追击数千里，还要征服途中的重峦叠嶂、纵横沟壑、急流恶水，没有必胜信心和顽强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委和政治部充分认识到部队可能面临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指导各级抓住主要思想倾向严于解剖，要求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党（团）员模范带头，为部队作表率。各部队围绕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战斗作风，开展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各部队党组织发出“吃大苦，耐大劳，为人民立大功”、“逃敌必追、追必到底、不歼不止”等号召，沿途开展赛走路、赛速度、赛团结和互助友爱活动，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干部深入班排，边行军边动员。
各级指战员在“山高没有我们脚板高，山大没有我们决心大”、“英雄不怕苦、战士何畏寒”等口号鼓舞下，不畏艰险，连续追击，大胆迂回，先兜后歼，把敌人变成瓮中之鳖。
从陕甘入川的北线第18兵团，翻越摩天岭、铁锁关、七盘关、剑门关等30多座关隘，战胜雪山和“蜀道”的艰难险阻，鞋子烂了就赤足走，脚打了泡就瘸着走，连续行军作战7昼夜，在预定时间内进至绵阳地区，完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合围。南线第5兵团主力和第3兵团第10军迂回湘黔北上入川，跨过“梯子岩”“百丈岩”“白云山”“南天门”等险恶地形，所经之地人烟稀少、保障困难，有的部队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仍不顾饥渴劳累，一路高速猛进，歼敌于成都平原。滇南战役中的二野、四野部队在“歼灭最后残存敌人”信念鼓舞下，克服山高谷深、道路不通、疫病流行等重重困难，紧追敌人不放，每天行军60至75公里，有的部队甚至昼夜急行军90至100公里，最终抢到敌人前面。不胜不休的英雄气概、坚韧顽强的钢铁意志，是我军完成西南追歼任务的可靠保障。
攻心为上，以强慑弱。进军大西南是我军乘胜追击下的压倒性胜利，政治工作在瓦解敌军、分化敌营、迫敌投诚等方面作出历史性贡献。成都战役、滇南战役发起前，我军已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蒋介石一直试图整合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90多万兵力，割据西南负隅顽抗。这些残存的国民党军面对解放军在节节胜利、气势如虹的面前，早已成惊弓之鸟。党中央、中央军委准确抓住敌人杂牌多嫡系少、主力部队少、官兵愿战者少等弱点，在对敌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一系列强大政治攻势。
进军西南前及进军期间，解放军有选择地派遣特工人员、中共党员、进步人士、起义人员等，秘密深入敌军内部，鼓动其人员、部队起义，通过同乡、同学、同事、亲属关系，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向有关将领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犹如刘宗宽，陕西蒲城县人，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刘宗宽早年是杨虎城的部下，并在杨虎城的推荐下，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请注意，他的入学成绩和毕业成绩都是第一名，而同期的学生还有：王耀武、戴安澜、黄公略、曾泽生、方先觉、李天霞、陈奇涵等等，个个都是顶级名将，却都败在了刘宗宽的手下。几年后，刘宗宽又被杨虎城保送进入了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到毕业时，刘宗宽又是第一名。蒋介石也对他非常赏识，刚毕业就任命他为军委会少将高参。但刘宗宽这个人很重感情，没有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而是继续回到了西北军。然而，因西安事变，杨虎城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刘宗宽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牵连，后来还因为跟胡宗南的纠纷，被蒋介石批示枪决。好在冯玉祥亲自出面，才改成了13年刑期。直到抗战结束后，刘宗宽才在各方人士的力保下，得以出狱，担任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因此，刘宗宽对蒋介石是没有什么感情的，甚至还有不小的仇恨，最终导致他选择了弃暗投明，为解放大西南送情报，立下了“第一功”；
犹如熊克武，1885年生于四川井研县，早年东渡日本求学，考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熊克武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并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孙中山、黄兴决定在广州发动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熊克武奉命来穗，并担任敢死队长，率领四川老乡喻培伦、饶国梁等人进攻两广总督府，捉拿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料张鸣岐炸开后墙逃跑，功亏一篑。辛亥革命后，熊克武被孙中山任命为蜀军总司令，不久蜀军被改编为川军第五师，熊克武任师长。刘伯承当年军校毕业后，从军的第一站，就是熊克武的部队。有一次，熊克武在宴会上碰到了一个德国医生，这位医生曾经给刘伯承动过手术，于是就把刘伯承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咬牙挺过两次眼部手术的事情告诉了熊克武。熊克武一听，手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猛将，赶紧派人去打听。谁料，刘伯承由于在战斗中眼睛受伤，竟被上司“劝退”了。熊克武发现了刘伯承出色的军事才华，对他非常重用，十年时间，熊克武将刘伯承从司务长提拔到了军长，并在熊克武的影响下，刘伯承还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督军四川期间，熊克武也时刻关注国内形势，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再到护法战争，熊克武都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斗争。除此之外，熊克武见四川多年征战，民生调蔽，遂大力整饬内政，禁止苛捐杂税，打击土匪盗贼，振兴实业。但是，随着权力的增大，熊克武一心想当四川王，不断排挤其他政敌，最终导致四川陷入内乱。1920年5月，四川省内其他势力联合滇黔军发动了倒熊之战，熊克武被击败，被迫辞去四川省督军。熊克武倒台后，一个新的历史人物登上了四川舞台，就是刘湘，成为新的四川王。在倒熊之战中，刘伯承是熊克武帐下的一个旅长，而朱德当时是滇军唐继尧手下的一个师长，两人还在战场上打过仗。到了1926年，刘伯承加入我党后，朱老总还去刘伯承家里开过会，一推门，一眼就认出了当年战场上的对手刘伯承，两人既尴尬又惊喜。刘湘成为四川省长兼川军总司令后，熊克武在与川军“五行”的斗法中失败，逐渐被排挤出四川，率部去了贵州。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邀请同盟会昔日会员熊克武共商大计，并任命熊克武为护国川军总司令，贺龙就是他的一个部下。由于贺龙治军有方，功勋卓著，熊克武特地向孙中山建议，提升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第二年，熊克武率军来到广州准备参加北伐，不料刚到广州，熊克武便被蒋介石设计扣押，所部也被蒋介石改编。此后，熊克武失去了兵权，只担任一些闲职。解放战争，国民党大势已去，熊克武积极联系四川实力派刘文辉等人，准备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入到人民的怀抱。四川很多将领都曾是他的部下或学生，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四川的和平解放做了很大贡献。中共和解放军不仅注重做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也做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工作，甚至向胡宗南集团的兵团司令晓以大义、指明出路。前线部队利用敌人战略上失去主动、内部空前动摇和分化的有利时机，通过广播、报纸、传单等媒介，对被围之敌宣传我军“八项和平条件”“约法八章”等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宽大政策，既往不咎，号召敌军停止抵抗、投奔光明。这些政治瓦解与军事攻势紧密结合，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军中激起很大反响，内部迅速分化，纷纷起义投诚。据统计，国民党起义将官达200余名，起义部队番号达110个，起义人数占敌军被歼总数的60%。
解放大西南， 大决战辽沈战役，鲁南战役电视剧全集，解放大西北，大决战之辽沈战役上团结群众，以诚取胜。进军大西南，面临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远离后方等困难，争取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至关重要。为配合野战军胜利完成进军任务，中共中央专门致电当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加强自己的活动，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进军西南作战开始后，中共西南各级党组织不仅积极组织游击队配合作战，还广泛发动群众筹集物资、拥军支前，西南人民踊跃为解放军送情报、当向导、搞运输、抬担架、修桥铺路。中共滇桂黔边委所辖地区“在迎接野战军就是迎接胜利”口号指导下，成立“迎军委员会”“迎军工作团”，建立筹粮、运输、慰劳等支前小组，使我军沿途“有茶水、有粮食、有慰劳、有驻地，有驴马可用”，尽最大可能保证过境部队需要，使我军指战员保持充沛体力和旺盛斗志。
我军在进军大西南期间，不仅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还高度重视加强部队的民族政策教育。当时的西南5省是彝、羌、苗、土家、哈尼、布依、傣、白等族主要聚居地，占全国少数民族半数以上，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少数民族同胞并不了解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政策。二野前委专门下发《关于少数民族工作指示》《进入少数民族区域内的一些注意事项》等文件，要求全军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进军西南作战开始后，由于我党我军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各部队贯彻民族统战政策有力，各少数民族迅速动员起来，或提供粮、肉等物资，或踊跃参加支前工作，使我军在少数民族地区顺利完成各项任务。据60军179师535团干部姚晓程回忆，进驻松潘的人民解放军对少数民族群众秋毫无犯，还组织干部战士深入村寨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讲民族平等，讲民族团结，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民族矛盾给各族群众带来的灾难。正是由于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解放军的美誉不胫而走，为赢得西南大解放创造了坚实群众基础。
刘、邓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早已心领神会，这是一个“关起门打狗”的战略决策。但是，这个门既不能早关也不能晚关。10月14日晚，四野夺取广州，国民政府的残余势力急忙逃到重庆，各地国民党残敌，也纷纷向西南流窜。10月19日，毛泽东在一封关于西南地区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带。一场挺进川东南，解放重庆的战役即将打响。
10月23日，刘、邓下达二野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命令五兵团和三兵团的第10军为左翼部队向贵州进击，要他们“一刀子插到贵阳”，接着直驱毕节、遵义，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通道，然后向川南兜击。同时令三兵团主力和四野第47军为右翼部队，向川东南进击，首先打开入川通道，吸引和割歼国民党军宋希濂部，解放重庆。
11月1日，二野的三、五兵团和四野47军以及湖北军区部队，从北起巴东、南至天柱宽约1000公里的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左右两路钳击宋希濂部。
在解放军凌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的打击下，宋希濂部队退到乌江以西组织抵抗，这一带山岭连绵，地势险恶，又有乌江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素称“川湘咽喉”。宋希濂移兵于此，在彭水到龚滩沿乌江200余里地带上布置新的防线，企图据险而守。
历史真是巧合。14年前，还是这条乌江，刘伯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部队在数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中几经搏杀，惊心动魄，终于突破乌江天险，打开了红军开往遵义的道路；14年后，刘伯承的部队又来到乌江边上，不过这一次他们是要夺取全国的彻底解放。
这一次乌江更不可能给解放军造成阻碍，部队决定从乌江防线的薄弱点，从它的最南端——龚滩首先突破乌江，从敌人的右侧翼迂回过去，插入敌人的纵深。
夺取龚滩的任务由12军36师108团执行。龚滩西濒乌江，南临阿蓬江，两江在此汇流，是入川重要隘口，其东的大寨门，危岩高耸，壁立千尺，素有天险之称。当部队急行军抵达龚滩南岸之时，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已经从彭水赶到，并在险隘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居高临下地监视、封锁着渡口和路口。
渡口仅有的三只小船全部被敌人拖到对岸，控制在碉楼附近的狭小河道里，用交叉火力严密封锁。
望着悬崖下阿蓬江翻滚咆哮的激流，部队领导决定在连队中挑选几名勇士过河夺船。战士们纷纷报名，最后选定金众、石世喜、洪有昌、程宜德、朱家毫等七位水性好的同志。
勇士们面对滔滔江水，凛冽寒风，毫无畏怯。第一次四人下水，泅水不远，就被急流、漩涡吞没。紧接着，石世喜、金众、朱家毫三人跃入水中。刚至江心，金、朱两勇士又被激流卷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石世喜在我方火力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同急流、漩涡奋力搏斗，终于泅到对岸，夺得一只船回来。
勇士的牺牲换来了敌人的覆灭。部队乘着那只渡船，一船一船地过了阿蓬江，突破敌人在大寨门的据险封锁，很快攻占了龚滩。西进大军在彭水等地同时渡过乌江，宋希濂苦心经营的乌江防线在西进大军的多路强攻下迅速崩溃。敌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在白涛镇被解放军活捉。宋希濂部从彭水全线溃退，向武隆、南川方向逃跑。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11月1日，中共军发动西南（入川）战役，以2野3兵团11军12军和4野47军为主力。国军川黔防线被共军突破，共军沿川湘公路进军，矛头直指陪都——重庆。
1949年11月6日，第二野战军3兵团12军106团的先头部队从湖南花垣县直抵茶峒镇的清水江畔。千军万马的嘶吼声，打破了这清幽静谧之地的宁静。“拉拉渡”下游几百米处，原本有一座抗战时期修建的过江大桥，桥的中央，便是茶垌和洪安，也是重庆和湖南的分界线，因此得名为茶洪大桥。当二野逼近洪安边城时，守桥的匪军残部为阻止大军进入重庆境内，将其连夜炸毁，妄图凭借天险负隅顽抗。
洪安边城对面的茶峒镇，二野部队过河遇见困难，便发动群众，联系清水江上的船家、渔夫，一共征用了三百多只木船，一直将清水江河面铺满，一夜之间便搭建起了一座浮桥。经过激烈的战斗，106团一举攻克下进军大西南的首站。洪安边城得到解放后。刘邓首长和二野前委、司令部进驻洪安边城。解放大军进驻边城后，将随军携带的发电机接上电，整个边城灯火通明，边城人民欢呼着迎接解放，这可能是边城人民从未有过的重大历史时刻。
11月上旬，2野3兵团分别攻占川东门户--秀山、黔江、酉阳，接着突破乌江天险，血战白马山。
武隆白马山，正当解放重庆的先遣部队正准备渡过长江去重庆市区。解放重庆的川黔作战共歼敌约6万人，为解放重庆奠定了基础。蒋介石企图利用白马山3万多名国民党官兵阻击人民解放军8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在400多平方公里的白马山脉展开激战。
蒋介石说：“我现在打算把宗南的第1军调过来，希望在川东方面能够支撑一段时期。你说呢，荫国兄？”1949年11月17日，位于武隆县江口镇的国民党军临时指挥部里，一名男子对屋内另一名身着戎装的男子说。“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吧！”戎装男子苦笑着回答。
荫国就是时任国民党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也是白马山战役国民党军方面的总指挥宋希濂，另一名男子则是奉蒋介石命令前来劳军的蒋经国。这也是蒋经国和宋希濂在白马山战役前的最后一次对话。宋希濂此时没有底气的回答，他实属无奈。
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和第四野战军于当年11月1日发起西南战役以来，一路势如破竹，此前已经先后解放了秀山、黔江、彭水等地。而作为国民党川黔防线主将的宋希濂在半个月的部队战斗中伤亡惨重，节节败退，在放弃彭水退守武隆，他手里原本的6个军被打得只剩下4个军，总兵力仅3万多人。
蒋介石集团的军事部署，白马山是其‘确保大西南，陪都重庆’的屏障，如果能成功守住，就能阻挡解放军进攻重庆的步伐。而对于解放军来说，如果能成功拿下白马山，则意味着重庆外围将无险可守，解放重庆也是指日可待。
蒋经国带到江口的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还有3000两黄金。在信中，蒋介石希望宋希濂能“保卫西南阵地，与共军血战到底”，还强调已经命罗广文率15兵团前来支援，希望宋希濂能御敌于外。
在蒋家父子的督促下，连吃败仗的宋希濂只能将剩下的4个军集结起来，在万家艮、朝天望、大陆垭、茶园、豹崖等地设置了5道防线，妄图利用地形的优势阻挡解放军进攻的步伐。特别是在朝天望和豹崖，宋希濂更是占据险要位置，布置了10个团的兵力。
为了尽快攻下白马山，刘邓大军集结了重兵驻扎于武隆城外。主要是由第二野战军的11、12军，第四野战军的47军承担攻打白马山的任务，总兵力约8万余人。在11月21日人民解放军攻占武隆县城后，也正式拉开了白马山战役的序幕。
向白马山发起进攻的时候，天气恶劣。1949年11月22日清晨，二野47军141师423团对国民党宋希濂的部队发起突然袭击。在423团的猛攻之下，国民党的部队很快被截成两段。
一时间，枪声、炮声、呐喊声、厮杀声在白马山麓如山呼海啸。趁着敌人还没回过神来，埋伏已久的解放军战士对布防在白马山上的敌人展开围攻，先遣营并没有接到明确的作战任务，只是跟随着二野11军32师94团、95团一起向白马山发起冲锋。
国民党的部队主要利用卡车当交通工具，我们则主要是靠两条腿行军。恰逢下雨，不少战士冲到一半，脚下的鞋就坏了，为不耽误追击敌军，解放军战士们把鞋扔到一旁，打着光脚向敌军发起冲锋。面对英勇善战的解放军战士，本就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官兵更是无心恋战。冲到万家艮时，驻守国民党军队虽然拥有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从他们后方发起冲锋，只用了10多分钟，这股国民党官兵就被我们歼灭了。
战斗中，整个白马山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骡马以及枪支弹药，根本收拾不完，虽然战斗进展很顺利，解放军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担任47军141师423团政委的李钦哲，23日晚，该团3连11班的战士杨文学就遇到了两个妄图浑水摸鱼的国民党士兵。，杨文学他们虽然发现二人是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把他们带到马路上，与班长一起将二人俘虏。
从11月22日到24日，人民解放军在3天时间里，进行了朝天望夹击战、大陆垭突击战、茶园袭击战、豹崖围歼战、黑大桥阻击战5场战斗，全线获胜，让蒋介石妄图利用地势险要的白马山阻击人民解放军的计划成为泡影。
解放军在白马山战役中共歼敌3000余人，俘虏1万多人，缴获战马600多匹，粮船20余只，各种火炮和枪支弹药无数，根本上摧毁了宋希濂集团防守重庆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打通了通往重庆的道路。
白马山战役，虽然我们大获全胜，但还是牺牲了400多名解放军战士，就掩埋于此。解放军战士沿途战斗需携带步枪、刺刀、手榴弹等物品，总重量达五六十斤。由于长途数十天的强行军，到达白马山，体力也有些不支，有的解放军活活的累累死了。
战士一位张树全，另一个姓郑，老郑是死在向万家艮冲锋的过程中，而张树全是累死在风吹岭上。战事紧急，牺牲的两名战士都没有进行掩埋，只是用军帽遮住脸后，用油布进行了简单包裹，队伍就继续前行。
白马山战役打得异常惨烈，白马山上到处都是尸体。战斗结束，村里组织大家去收尸，在收尸途中看到解放军战士的遗体，把他们进行妥善安葬，能找到身份信息，还会给他立碑。
在摧毁了罗广文、宋希濂的白马山防线以后，解放军二野三兵团主力及四野47军协同作战，在南川冷水、涪陵龙潭、巴县栋青场、天子店等地聚歼宋希濂和罗广文部队三万余人后，分三路继续前进，解放了南川、綦江、江津、涪陵等地，对重庆形成三面包围之势，阵阵枪炮声，驱赶着山城黎明前的黑暗。
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慌了手足，急忙命令杨森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以三个师的兵力，在重庆南岸大兴场经黄桷桠至九龙坡一线，占领防御阵地，构筑工事。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将胡宗南的王牌部队第一军从广元空运至重庆保驾，企图以“天下第一军”来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
南温泉是国民党军队防守的战略要地。层层山峦向北伸延到长江边的大兴场，向南伸延至綦江，百多里回环的山岭构成重庆江南的一道天然围墙。南温泉东南面的建文峰是群峰之颠，它和打鼓坪之间的峡谷虎啸口是南川通往重庆的必经之路，路两旁山势陡峭，易守难攻。
11月26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2军先头部队神速地由南川抄山路飞兵进攻南温泉，与防守在这里的胡宗南一个师遭遇，打响了解放重庆外围的战斗。
12军103团自从进军大西南以来身经百战，这回碰上了胡宗南的王牌部队，双方在虎啸口、建文峰等处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阵地争夺战。我军将士不怕牺牲，奋力杀敌，激战三天三夜，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最终占领了五洞桥通道和南泉正街，赢得了南温泉战斗的胜利。
南温泉激战，是解放重庆外围战斗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战，它牵制了国民党军队主力，为三兵团和47军部署三面包围重庆争取了时间。
南温泉战斗正酣时，解放军南路部队已突破綦江一线罗广文溃部，从顺江场强渡长江；同时，解放军北路部队在长江南岸各个渡口强行登陆，先后控制了西起江津，东至木洞近百公里的长江南岸地区，直逼重庆城。
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美龄号专机上度过惊惶的一夜后飞逃成都，刚起飞26分钟，解放军就攻占了机场。奉令死守重庆的卫戍司令杨森，也在同日早晨逃离重庆。正面进攻重庆的解放军进抵长江南岸海棠溪，左翼迂回部队从李家沱过江，经杨家坪、大坪至沙坪坝，重庆市区已被团团围住。
但是，不知事态发展的重庆人民，由于受反动派的种种反动宣传，加之耳闻目睹了三个月前“九·二”火灾的惨景，和一天以前21兵工厂大爆炸的巨响，都惧怕市内成为战场，民心惶恐不安。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川东特委一面利用策反过来的一个师的兵力和部分警察人员维持市内秩序，一面紧张地与各界人士会商，共组欢迎解放军代表团。
欢迎解放军代表团主要成员有重庆市参议长范众渠，重庆市商会会长蔡鹤年与老会长温少鹤，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周荟柏和重庆国民自卫队师长任百雕等，在川东特委负责人卢光特的带领下与解放军接头，商议迎接解放军进城事宜。
下午2时，代表团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民运号从长江北岸的望龙门码头起锚，一路拉着汽笛来到了海棠溪江边。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重庆地方党组织终于同解放重庆的人民军队会师了，地下党的同志激动万分！
30日下午6点左右，一只只轮船，分别开到南岸弹子石、海棠溪、铜元局等地接解放军过江。晚上7点过，47军423团一营插向“抗战胜利纪功碑”（现人民解放纪念碑），二营插向小什字街；11军31师93团经巴县于下午3点过马王坪，抢占李家沱渡口，占领大坪，并接受了佛图关国民党国防部警卫第2团1600余人缴械投降；11军32师95团主力从铜元局渡口分批渡过长江。解放重庆的各路部队会师重庆。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重庆人民万人空巷，热烈欢迎。当天，社会大学的同学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上升起迎接解放的第一面红旗。各地市民结成了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庆祝古城的新生，整个山城沉浸在沸腾的欢乐之中。
历史记载下了这一刻。重庆——这座拥有近110万人口的山城，在1949年11月30日，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25日，攻占南川。26日，共军2野12军103团从南川神童坝开始急行军一天一夜，抵达190华里外的南泉。下午两点，与国军内政部警察2总队一个大队及罗广文部交战。随后，国军胡宗南部167师赶至战场，战至29日，国军主动撤离战场。阎锡山、张群尔则早于28日即已逃蓉。其他匪首大部逃蓉，小部逃往台湾。虽然陈纳德的“民运航空队”使用了它所有的飞机整日整夜地来往于渝蓉之间，但逃命唯恐落后的高级匪官，在机场上演了紧张的争夺战。28日夜，共军11军93团攻占李家沱马王坪，准备西进渡江进攻市区。
据路透社11月29日报道：九龙坡机场最后一架飞机逃时的情形称：约有30名乘客丢弃了行李，争先恐后地登机，但另外有27名乘客没有挤上飞机。在陆上，成渝公路上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内江附近渡口待渡的车辆达数百辆。匪官飞逃的同时，残余匪军也争相逃命，据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匪军都着草鞋或打光脚板，30%仍着夏季军服。“兵士们时时勒令洋车夫拉他们的东西，滑竿夫抬着武器和弹药。通衢大道上军车拥挤，车祸司空见惯。”
29日，共军11军95团在土地垭、黄角垭与国军展开战斗，当晚攻占海棠溪。47军423团则占领重庆下游渡口，乘船逆江进攻重庆。至此，重庆的东面，南面已被共军攻占，蒋介石连夜离渝。 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
1949年11月30日下午，向重庆挺进的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鱼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由上列各地强渡长江，并在下午解放重庆。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后，国民党匪帮残余势力即将其伪中央政府的招牌，匆匆搬到重庆，企图在中国西南大陆上进行最后顽抗。但距广州解放还不到50天，这一西南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即被解放了。
30日，凌晨，共军11军93团经浮图关进入市区，沿上清寺、化龙桥追击国军。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2野2兵团11军95团）分几路从朝天门、诸奇门、南级门等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重庆沦陷失守。次日，江北县、壁山县被攻占。 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时，人民群众夹道欢迎。
人民解放军11月30日解放的重庆市是西南诸省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重庆市面积300平方公里，人口110万左右，城在嘉陵江入长江之口，状如半岛。地居水陆总汇，轮船溯长江上达宜宾，顺江而下经万县出三峡可直抵武汉、南京、上海；沿嘉陵江上溯，汽船可达合江、南充。陆路方面，川黔路南达贵阳，川湘路可东出湖南，成渝路西去成都，可转而南入西康，北出陕西。陕、甘、川、康、滇、黔之商货出入长江者，皆以重庆为转运之总枢，故商业之盛，为西南之冠。出口货以桐油、猪鬃、药材和盐为大宗。工业有600余家，其中以服装用品制造业、化学工业、火柴工业、造纸印刷业、机械业为主，规模较大的机器工业有15家，化学工业12家，纱厂、纺织厂16家，职工共3.7万余人。教育方面，专科以上学校有国立重庆大学、国立女子师范、省立四川教育学院等7所，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共达80余所，小学279所。
前方敌军宋希濂部正在加快溃逃，必须兼程追击，全歼敌有生力量。这就更加需要节省时间，加快步子前进，于是战士中传出“筷子越吃越粗，茶缸越吃越细”的顺口溜。简单的两句话，也确切反映出这场“解放大西南”战役的特点。面对敌人全面崩溃，迅速逃逸的情况，只能分秒必争，加速追击。赢得时间，就是赢得胜利。越过南川、綦江，西南重镇重庆就在眼前了。
上午，晴空中骤然传来轰轰的沉重声音，转瞬间几架敌机飞临上空。只转了一圈，就“达、达、达……”扫射一阵，子弹就落在近旁。但敌机随即朝西北方向飞去，并没逗留多少时间，似乎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
不出所料，不消几天，重庆市郊白市驿机场就被我军占领。传说蒋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差点在此做了俘虏。紧接着，重庆解放。
按计划，三十四师仍应乘胜继续向成都前进。经壁山、铜梁后，接到军司令部命令，由于西北第一野战军一支部队，已经南下入川，正迅速向成都方向挺进，三十四师应即停止西进，并折返重庆。就在那个夜晚，我随三十四师宿营重庆近郊。第二天清晨，出去散步，我想不到自己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眼前正令人谈色之变的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无法想象，这里才经历了一次血腥大屠杀。其残酷的画面，依然完整地展现在我眼前。整理书堆时，我庆幸检到一页记录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所见的日记。记录是这样的：
是夜即安营于重庆近郊山间。晨起，拟在告别三十四师前，循乡间道走走。下一小山坡，见林木掩映，依稀现一三三两两房屋建筑群。即顺道走去。一路上阒无人声。空气中迷漫有一股浓烈的焦臭味。眼前出现两间办公室模样平屋，墙上蒋介石像掉落一边。办公桌椅间，文件、纸片、办公用具散落满地。走向松林边，空旷水泥地上，只见被焚烧过的死难者遗体，一具具，血肉模糊。旁置有一二具棺木，似已有人开始料理。有一遗体，身穿毛衣，口袋尚残存有数颗花生漏落在外……其惨真不忍睹。走不多远，有几箱业经焚毁的手枪，弃掷路旁。其撤退时狼狈可知。
这页日记，写于1949年12月1日，正是我军行将兵临城下时，解放重庆一两天后时间。刽子手手段之穷凶极恶，死难者们的英勇不屈，依然可见。这是我那几年的军旅生活中从不曾见到的。这也应该是这次近两个多月的“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战斗生活中，给我留下的，最难忘、最深刻的一个印象。虽然，我在那块地方，仅仅停留了短短的时间，看到的，也仅仅是一个角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但蒋介石却抱着最后的幻想，收集残兵败将数万人逃到四川，企图建都重庆，割据西南。从1949年12月初开始，国民党部队从川北、川南、川东、川西等方向朝成都集结，试图与解放军展开最后一搏。而解放大军则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行动，势如破竹一路解放了广元、平武、南充、绵阳等城市，进行成解放都。
1949年12月16日，解放军攻占乐山、夹江，17日又攻占峨眉、洪雅，19日攻占名山。第三兵团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而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往康、滇的道路。乐山解放，标志着打开了通往成都的南大门。
胡宗南将其主力第五、第十八兵团置于新津至成都一线，第七兵团置于德阳、三台地区；将第十六兵团及第十五、第二十兵团残部，集结在金堂、彭县地区和其主力靠拢，并在新津地区构筑工事，准备作垂死挣扎。
1949年12月22日，胡宗南为了挽救既定的败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和将士们一起想出了几个作战计划，以便“负隅顽抗”。其一，守为主，等待时机，再次进攻；其二，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突出重围；其三，舍小保大，将百姓扩充为预备军，牺牲部分换取主力，保存现存力量。
胡宗南是中途从大西北急调过来增援西南战线的，他增援还未赶到重庆城内，重庆已经失守，不得已，他只能改变计划，转进成都。进入成都以后，蒋介石为了振奋士气，扬言用16个师的兵力进行成都会战，并且自己坐镇压阵。
这时的成都，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11 月30日凌晨，蒋介石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飞机到成都，住在北较场中央军校校长官邸。此时国民党已是军心全无，士气低落，将士们再也无心再战。即使蒋介石坐镇，也已经无力回天。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川军将领率部在彭县（今彭州市）通电起义。
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只好选择在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孤岛飞去。蒋介石走时，把成都托付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比谁都明白，成都守不住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当俘虏，要么当逃兵。不得已，他选择了后者。
12月23日来了一个金蝉脱壳，脱离部队，逃往了海南的海口。为了躲避责难，他还玩了几天失踪，后来他在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时，他只说了一句“谁都不是傻瓜！换了别人，也都会跑”。
胡宗南跑之前，他也没有忘记找代理人，李文代替他指挥。胡宗南这一跑，国民党军队更显得群龙无首，乱作一锅粥。人民解放军趁此机会乘胜追击，不断逼近核心力量，不断缩小包围圈，希望可以一举拿下成都。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还辅以政治攻势，一面国民党的高级指挥官积极喊话，希望他们能缴械投降，回头是岸；另一面，在战场上散发传单，希望更多的士兵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国民党军队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终于开始有所动摇，纷纷起义。
先是董宋珩及16兵团副司令官曾元在金堂地区首先宣布起义，之后，更多的起义军接踵而至，纷纷发下武器，走出包围圈和与解放军商谈投降事宜。可是还有誓死不投降的，就如接替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第5兵团司令李文，他依旧负隅顽抗，殊死抵抗。一路率领部队分两路突围，一路从成都向重庆；另一路向雅安方向逃窜。
邓小平、刘伯承发出命令：“胡宗南集团退路已断，必作最后挣扎，务必将胡宗南的部队歼灭在成都地区”。根据指令，各部立即调整了部署。16军首长研究决定：令46师立即前往蒲江东北之中兴场、高桥地区；48师占领百丈、黑竹关、大兴场一线各要点。全军形成三角配置，牢固控制敌人可能向西、向南突围的退路。实际上，敌军第五兵团已被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的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来场、蚂蚁山周围20公里的地区内。
12月24日下午，敌第五兵团司令长官李文组织7个军的兵力，一路由崇庆(现崇州)地区向邛崃、大邑方向突围；另外一路由新津地区向西突围。
25日凌晨，急红了眼的李文亲自组织四个军的兵力，绕过邛崃，转向蒲江以北的寿安、西来、复兴一线突围。解放军16军决定立即调整部署以攻为守，将敌人分割包围。48师除留少数部队控制名山百丈、黑竹关交通要道，主力全面展开，向邛崃地区进攻，并主动协同46师向西来镇攻击。46师向敦厚场、朝阳寺、军田坝方向出击；47师由丹棱向蒲江以东的寿安场进攻。渐渐地，李文的部队被压缩、分割包围在西来、军田坝、松华、敦厚、寿安场等区域。
经过一夜战斗，双方都损失惨重，却解放军略占有优势。李文还是不死心，趁着天蒙蒙亮时，李文率部在炮火的掩蔽下，企图最后拼死一搏，企图可以突出重围。即使孤注一掷，在肖永银的果断阻击下，李文还是败了。国民党李振兵团立马宣布起义，李文兵团被孤立了。
25日，解放军以6个团的兵力，东至蒲江寿安场，西至青石铺，北至邛崃南侧，在几十里宽的战场上，与敌企图夺路突围的4个多军编制的部队展开激战。在川西坝上，到处可听到枪炮声和喊杀声，捷报不断向军部传来。48师从左翼快速北进，先后在青石铺和邛崃南面的南河坎歼灭一股敌人，发现北面已由十二军控制，即由南北向复兴场方向前进。而右翼是46师137团单独出击，在寿安场附近歼敌1个团。46师136团从早晨开始就与比136团多数倍的敌人接触。该团除令二营少部兵力控制高桥东北、走马埂附近要点外，其余各营、连从三四个方向分多路向敌猛冲，敌人突然遭此猛击，也不知道解放军有多少部队，顿时大乱。各营连立即冲入敌群，至15时就俘敌2000余人。46师为了迅速击退敌人，堵住逃敌，急令进至高桥的138团跑步北进，加入战斗。到黄昏，136团攻占了敦厚场、两河口等地区，138团抢占了西崃场东北诸个无名高地，与敌形成对峙。
入夜后，敌人仍不甘心失败，集中优势炮火，向138团阵地猛烈轰击，并成连成营地轮番进攻，企图从该处打开一个缺口。138团二连、九连多次将敌击退，但敌之炮火和攻势不见减弱。团首长考虑敌人太多，单纯从正面抵抗很困难，决定由三营副营长、全军著名战斗英雄桑金秋同志，率七连从左面利用敌之翼侧和间隙，插入敌后袭击敌人。该连秘密插入敌阵内10余里后，突然行动攻占两个山头，先后俘敌一个营和两个连，并组织火力射击敌炮兵阵地，同时不断地变换位置打信号弹、吹军号，使敌认为解放军主力已插入其纵深，不得不停止正面进攻。
当夜，军首长研究决定暂停进攻，待主力到齐后，再发动总攻。26日拂晓，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136团除一个营由正面向干溪沟、马福店进攻外，团主力由右翼向张祠堂、军田坝方向进攻；138团由左翼向龚店子方向进攻，一举突入敌阵。
此时，敌人已无力抵抗，军心动摇，我46师立即进行大胆穿插分割。战至15时左右将敌人分割围歼于军田坝、马福店、龚店子地区。毙伤敌人包括27军军长、一军参谋长在内的1000余人；48师在复兴场包围歼灭敌一、三军残部，俘敌2000余人。军部即令47师主力迅速向固驿镇、高山镇方向进击，协同友邻歼敌。
12月27日天亮后，经26日国民党军队再进攻了一夜，也无法挽回败局，决定停止抵抗。李文终于愿意投降。不过面对这等好消息，人民解放军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在经过几次甄别，才派出队伍外出谈判。不过谈判期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军队甚至妄图保存90军的实力，只是第1军退出战斗。人民解放军根本不管这些，要么就全员投降，要么就继续作战到底。经过几番和谈，李文语气变幻莫测，却还是不吐口第90军投降。不得已，人民解放军只能调整部署，率34师集中力量消灭90军，俘敌2万以上，并活捉了军长黄仁。在赤裸裸的败绩之下，李文也不得不缴械投降。下午2点，李文终于作出决定，命令部队全部放下武器。终于，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王牌军被歼灭。成都平原上的围歼战至此胜利结束。成都，这颗镶嵌在川西平原上的明珠，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经过3天的激战，敌人第五兵团的七个军5万余人被解放军一一击溃，战至27日，兵团司令官李文只好下令，剩下的万余人缴枪投降，他也成为一名官衔最大的俘虏。至此，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南北两线解放军在成都胜利会师，四川省会成都终于解放了。
成都于12月27日宣布解放，北线解放军总司令员贺龙率其总部于28日抵达新都。成都人民都企盼着大军马上进城，但贺龙司令员不准备匆匆入城，而是让部队休整，进行入城教育。到了29日，西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由地下党带路入城察看；并指挥先头入城的第六十军一七八师三个团控制了城内若干制高点，以保证军队入城。12月30日早上，解放军十八兵团一部在贺龙率领下，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早已发布贺龙率十八兵团等十万大军由陕入川的作战命令。几番恶战，直逼成都。12月27日，贺龙的司令部驻扎新都县桂湖公园。
成都市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是12月29日。这天，参谋长张经武和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带先遣部队分乘30余辆大、小车辆开进市区。督院街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解放军的红旗已经高高地挂在旗杆上随风飘扬。
当天下午，地下党人员告诉马识途：“明天市民都要上街参加游行，做彩旗、彩花、彩球……做五星红旗用的红布，商店里都被买光，怎么办？大家都想做一面新的国旗呀。”有人出主意说：“我们连夜把白布浸在红染缸里染红，赶做红旗！”
29日晚，张经武、马识途回新都汇报。贺龙挥手说：“明天，12月30日，举行解放成都的‘解放军入城式’！”
12月29日，成都是不眠之夜。无数人兴奋地写标语、扎彩灯、学新歌、扭秧歌……当然也有许多不能逃台湾的人，在惊恐不安中苦熬漫漫长夜。
12月30日清晨，冬季的阴霾成都，居然艳阳高照。前几日宣布起义的原国民党成都城防部司令曾庆集，派出欢迎专车乐队前往城北驷马桥，和解放军入城部队的领导人、成都市地下党、市民代表等汇合，拉开入城式的大幕。
9时整贺龙一声令下，军乐队首先奏起“向前，向前，向前！”的《解放军进行曲》。入城式在震天军乐声、口号声、鞭炮锣鼓声中隆重开始。18兵团第60军，在入城式总指挥张祖谅军长带领下，向成都市区开进。
入城式队伍的前导，是中共川西边临委会留蓉工作部地下党人员。他们高举毛泽东、朱德等画像乘车带路。紧接着是参加欢迎仪式的起义将领刘文辉、邓锡侯、裴昌会、罗广文等人。其后是率部入城的贺龙、李井泉、周士弟、王新亭等解放军将领，乘坐13辆美式吉普车和小轿车。
入城队伍的先头是仪仗队高举五星红旗，后面是20面红旗飘扬的方队。再后有13辆大卡车，第一辆车上载着毛泽东和朱德巨幅画像；第二辆车上载着鼓号齐鸣的军乐队；第三辆车上载的锣鼓队；接着的车载着“庆祝四川解放！”、“庆祝成都解放！’’的黄字大红旗和五星红旗。再后面前后行军序列依次是：装甲兵团、重炮兵团、步兵团、车队、马队、后勤部队、轻便队……入城队伍长达4公里，先头部队已进入市中区，后面的部队还未动身。
成都街头人海如潮。街道两边，都挂起了五星红旗、红灯笼。30万成都市民，夹道欢迎。从北门驷马桥起，民众欢呼、鼓掌、唱歌、跳舞……鞭炮声和锣鼓声震天动地。成都地下党组织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和石室、蜀华、协进等37所中学联合筹备的“庆祝解放”的宣传队、秧歌队、歌咏队，分4个区在各主要街口庆祝宣传。
有些在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有些在唱秧歌调：“老头戴顶破毡帽，姑娘穿起花袄袄，走起路来忸忸怩。解放的人民翻了身，大家都跳，大家都来跳！”
街道两旁人群中，还有不少冷眼旁观心存狐疑的士绅富商；也有无数摘掉帽徽却依然穿着国民党军服、眼含敌意的人群。
解放军进入驷马桥后，最先到北门大桥外簸箕街口。玉带桥一带，申新纱厂200多个着白帽白裙的女工。这些被称为“纱妹”的工人们泪眼婆娑地高喊：“解放啦！解放啦！”
入城部队途经簸箕街进北门，过北大街、草市街、玉带桥、顺城街、提督街、总府街、春熙路、上东大街、盐市口、东御街、西御街、祠堂街等主要街道，最后汇集少城公园。入城部队先头队伍一辆吉普车中坐着贺龙，他浓黑的八字胡分外显眼。他穿着和战士同样的棉军装，外披一件皮大衣，频频招手。
贺龙领头的这支队伍，经西御街、祠堂街、东城根街，到了幽静商业街一座古香古色的高楼前停住。这是原国民党励志社，成了贺龙到成都后的司令部(后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
从12月30日上午9时一直到下午4时，解放军入城的各路行列一直在欢迎人群中缓缓移动。直到黄昏，千年古城的成都还在沸腾中。
这时的成都极为混乱：满城都有大量的流浪人员、散兵游勇、袍哥大爷、地痞流氓、乞丐、妓女等；暗藏敌特分子随时要“乘乱世建奇功”破坏捣乱。入城式当天夜里，城里便出现了打冷枪、打信号弹、向解放军扔石头、杀人放火等事件。第二天早上一位解放军司务长上街买菜，途经东门大桥突然被人抓住毒打后扔进府河里。在商业街驻地，还抓捕几个形迹可疑要暗杀贺龙的人。
入城式后第三天是1950年元旦，贺龙在顺城街蓉光大戏院新年联欢会上，声音威武地说：“成都是解放战争中继北京和平解放以后，保存下来最无破坏、最完整的一座大城市，这是奇迹！”
注1：《成都解放“入城式”：“补办”的首个国庆盛典》 郑光路 文/图【摘自郑光路《成都“变脸”——中国城市近代化缩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西康所处的地带，位于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印度，特殊地理位置，在历史起到防止国家分裂作用。
川藏边历史上争夺要塞，主要处于印度边界，印度已被殖民化后，印度又想扩大势力范围，开始对西藏虎视眈眈。川藏边又是进入西藏主要通道之一，清朝政府为巩固边疆，1905年5月，时任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在巴塘遇害，赵尔丰被调任建昌道，并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这也是其参与和川边藏区相关的事务的开始。当时，由于清政府和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的处理不力，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层统治者转而成为亲英势力，而得到英国支持的西藏地方军队也经常在西康和川边地方制造军事冲突。根据这一情况，清政府制定了在川边实行改革藏政和改土归流的政策，意图稳定川边局势。
赵尔丰素来主张武力行事，在凤全被杀后，理塘土司逃至桑披寺，赵尔丰围攻桑披寺长达数月，并切断水源，也未能得手，为此大伤脑筋。后来，有位士兵发现桑披寺的地下引水管道后，该寺才被攻破，然理塘土司却侥幸逃脱，最终隐匿西藏。
1906年7月，赵尔丰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乱之后，清政府以“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决定设立相当于省级建制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1911年，赵尔丰改署四川总督，以傅嵩炑代理边务。傅体察边情，于8月具奏清廷，建议川边改设行省，拟名“西康省”。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垮台，建省之议遂搁置下来。
1928年（民国17年）8月1日，西康及西藏代表向中央请愿，要求改康藏为三省。8月29日，中央政治会议大致决定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改省。9月17日，国民政府改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西康为省。民国18年(1929年)2月4日派吴醒汉为西康专使，处理川军入康及组织省政府事宜。民国23年(1934年)12月25日，行政院决议派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民国25年(1936年)9月23日，西康建省委员会迁至康定。11月1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从雅安赴康定。民国26年(1937年)3月1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返回四川，4月7日到成都。民国27年(1938年)8月8日，戴传贤在西康甘孜祭奠九世班禅。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12月13日通过西康省政府委员，以刘文辉任主席。
西康与西藏地方发生边界纠纷，康藏纠纷。辛亥革命后，驻西藏清军相继哗变。达赖遣藏兵内，攻陷般多、乍丫、察木多等地。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调四川都督尹昌衡任川边镇抚使兼西征军总司令，率兵西征。云南都督蔡锷也派滇军入西康声援。川军大破藏军于理塘、巴塘之间，收复察木多、乍丫各地。民国7年(1918年)，西藏军队克陷昌都城后，将部队分并南北两路进军，北路方面军很快占领金沙江西岸十三县，并且渡江攻占瞻堆，包围甘孜。在英国仲裁下，于8月19日签定川藏昌都停战条约。
民国21年(1932年)2月27日，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巴安将当地驻军缴械。3月5日，格桑泽仁在巴安组织西康建省委员会及省防军。8月22日，西康事变解决，格桑泽仁离康赴成都。12月31日，内江会议令刘文辉部退往西康。民国22年(1933年)8月17日，刘文辉于雅安发出通电，宣布驰赴西康，致力国防。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刘伯承指挥，于民国24年(1935年)5月3日开始经云南禄劝绞车渡、鲁车渡、红门渡渡过金沙江。6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进占西康泸定，6月6日进占西康康定。民国25年(1936年)3月30日，甘孜会议。在会议上，贺龙与朱德等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本区为藏文化中的康区。宣统三年(1911年)，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在奏折中，首次提出建立西康省，因其地古代是康地，又在西部，西康省名由此而来。
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昌道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上“平康三策”：第一策是整顿治理西康与川滇腹地边境野番地区。“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既定，则越巂、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第二策是将西康改土归流，建为行省。“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策是开发西康，联川、康、藏为一体，建西三省。“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西藏，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据称：“锡良嘉其议，据以入奏，廷旨报可”。这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经营西康的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改土归流，西康建省，卫川图藏御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川边地区发生“巴塘之乱”，巴塘土司与丁林寺喇嘛聚众焚烧法国天主教堂，杀死两名法国传教士，并打死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员百余人。事发以后，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六月，马、赵率军击败巴塘、理塘土司军队，打死理塘土司和桑披寺喇嘛，并将巴塘正、副土司正法，平定巴塘、理塘。随后，马维骐回川，赵尔丰留任炉边善后督办，处理巴塘、里塘改土归流事宜，并继续征战乡城等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锡良、绰哈布奏清"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立，揭开了川边地区改土归流的新篇章。
1911年，赵尔丰改署四川总督，以傅嵩炑代理边务。傅体察边情，于当年8月具奏清廷，建议川边改设行省，拟名"西康省"。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垮台，建省之议遂搁置下来。
川边特别行政区时期(1911年-1928年)
当年北洋政府在22个省之外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等几个特别区。民国17年(1928年)8月1日，西康及西藏代表向中央请愿，要求改康藏为三省。8月29日，中央政治会议大致决定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改省。9月17日，国民政府改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西康为省。民国18年(1929年)2月4日派吴醒汉为西康专使，处理川军入康及组织省政府事宜。民国23年(1934年)12月25日，行政院决议派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民国25年(1936年)9月23日，西康建省委员会迁至康定。11月1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从雅安赴康定。民国26年(1937年)3月1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返回四川，4月7日到成都。民国27年(1938年)8月8日，戴传贤在西康甘孜祭奠九世班禅。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12月13日通过西康省政府委员，以刘文辉任主席。
西康曾与西藏地方发生边界纠纷，史称康藏纠纷。辛亥革命后，驻西藏清军相继哗变。达赖遣藏兵内，攻陷般多、乍丫、察木多等地。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调四川都督尹昌衡任川边镇抚使兼西征军总司令，率兵西征。云南都督蔡锷也派滇军入西康声援。川军大破藏军于理塘、巴塘之间，收复察木多、乍丫各地。民国7年(1918年)，西藏军队克陷昌都城后，将部队分并南北两路进军，北路方面军很快占领金沙江西岸十三县，并且渡江攻占瞻堆，包围甘孜。在英国仲裁下，于8月19日签定川藏昌都停战条约。
民国21年(1932年)2月27日，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巴安将当地驻军缴械。3月5日，格桑泽仁在巴安组织西康建省委员会及省防军。8月22日，西康事变解决，格桑泽仁离康赴成都。12月31日，内江会议令刘文辉部退往西康。民国22年(1933年)8月17日，刘文辉于雅安发出通电，宣布驰赴西康，致力国防。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刘伯承指挥，于民国24年(1935年)5月3日开始经云南禄劝绞车渡、鲁车渡、红门渡渡过金沙江。6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进占西康泸定，6月6日进占西康康定。民国25年(1936年)3月30日，甘孜会议。在会议上，贺龙与朱德等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1914年6月，北京政府改川边道为川边特别行政区，置镇守使，府州一律改县。1917年秋，达赖再次大举进攻川边，川军节节败退，宁静、察雅、德格、邓柯、昌都、石渠、白玉等11县先后失守。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与藏方订立《绒坝岔协定》13条，承认现状。1925年春，北洋政府裁撤镇守使，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川边政局未有改变。当年北洋政府在22个省之外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等几个特别区，后来国民政府又将它们和宁夏、青海分别建为6个省，并且将川边特别区改建为西康省。
西康省时期(1928年-1950年)
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同年3月10日，在康定设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统辖西康的民政财政。韩霈、吴泽三、胡人纪、陈启图四人任委员，龙邦俊为主席委员。
1930年6月18日，发生大金寺与白利寺的冲突。由于甘孜县知事韩文琦处置不当，当地军事长官不明实情，派兵剿办大金寺。大金寺派人入藏求达赖帮助，演成战争。激战数月，死伤盈野。1931年春，康军大败，藏军攻陷甘孜、瞻化两县及炉霍的朱倭乡，理化的穹坝、霞坝二村。国民政府电令双方停战，听候中央解决，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前往调处。后又交由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办理。1932年5月，川康边防军与青海马步芳部联合反攻，驱藏军至金沙江以西，收复1918年失陷的德格、白玉、邓柯、石渠4县，与藏军互扼冈拖而守。同年9月，刘文辉、刘湘之间爆发战争，刘文辉命令驻旅长邓骧与藏方订立《冈拖条约》，规定双方以金沙江为界，双方停战撤兵。1933年6月，达赖趁川军内战，刘文辉无暇西顾之际，再度进犯西康。同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侵康藏军退归原防。1934年2月，藏军猛攻邓柯县城，与川康军展开激战。
为了解决西康问题，国民党中央决议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加快西康建省事宜，并于12月任命刘文辉、诺那、刘家驹、张铮、冷融、段班级、向传义等七人为委员 ，以刘文辉为委员长。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1938年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47次会议决议，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刘文辉、段班级、向传义、李万华、任乃强、叶秀峰、周学昌、王靖宇、韩孟钧为委员，刘文辉为委员长，王靖宇为保安处处长，杨永浚为秘书长。同时，国民党中央派刘文辉、周学昌、骆美轮、李吉辰、徐季梁、戚彬如、姚仲梁等七人为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 ，刘、周、骆三人为常委。3月14日，所有建省党部各委员在康定中山台举行就职礼。
经国民政府同意，西康建省委员会与四川省政府协商，自1938年9月1日起，将四川省西部的雅安、芦山等14县，金汤、宁东二设治局改隶西康。这样，西康所辖有32县和两个设治局。
1939年1月1日成立西康省政府，省会设在康定，省府委员九人：刘文辉、段班级、李万华、叶秀峰、韩孟钧、王靖宇、杨永浚、黄述、格聪。其中刘文辉兼省主席，段班级兼民政厅长，李万华兼财政厅长，叶秀峰兼建设厅长，韩孟钧兼教育厅长，王靖宇兼保安处长。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节节败退。1950年3月12日，西昌战役开始，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军于大陆的最后据点西昌，胡宗南见败局已定，匆忙登机离开。3月27日，解放军进入西昌。4月初，西昌战役结束，近3万名国民党溃军散向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康省时期(1950年-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于1950年4月26日成立西康省人民政府，省府驻康定，省主席廖志高，全省分设康定、雅安、西昌等3个专区。1950年12月康定专区改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1年由雅安县城区析置雅安市，西康省人民政府移驻此地。1952年，凉山地区被划出西昌专区，设凉山彝族自治区
1936年，刘文辉一直在寻找和共产党的联系，最终找到和共产党有联系的民盟主席张澜。张澜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非常交好，由张澜牵线和周恩来接上线，刘文辉与周恩来作了长谈，周副主席非常支持刘文辉的行为。刘文辉非常感谢张澜，曾经拨10万大洋给张澜支持民盟的活动。民盟不管是张澜任主席或是黄炎培任主席，都坚决支持共产党。那时雅安没有共产党组织，它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雅安民盟联系的（注：《西康王刘文辉六：率部起义》）。
1941年3月，刘文辉在雅安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华岗，从此结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促进政治立场转向进步。 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经张志和安排，周恩来在民族资本家吴晋航公馆与刘文辉会见。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控制，商定了今后联系的问题。7月下旬，周恩来指派王少春赴雅安设立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一段时间后，徐远举有所察觉，暗中架设电台侦察、干扰。刘文辉接报即行收缴，警告蒋介石安插在二十四军搞“特工”的丁国保：“有奸人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徐远举及手下的军统特务抓不到刘文辉掩护中共电台把柄，只得忍气吞声。 每天深夜，王少春都和延安联系、汇报、请示，抄录新华社电讯稿。明码电报抄与刘文辉，托他转在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军政朋友。当刘文辉一口气读完王少春抄送的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电讯稿，连声称赞是一篇好文章！
1943年—1944年间，是刘文辉较为紧张的一年。蒋介石向刘文辉节节进逼，既要改组西康省政府，又要刘文辉出兵打西藏，还要派中央军进驻西康，使刘文辉面临一次次的考验。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刘文辉给予资助。民盟开始吸收个人盟员，刘文辉于1944年9月入盟。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一举占领了南京，摧垮了蒋家王朝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紧接着杭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以及华东、华南等地相继解放，战争的重心转移到西南。中共中央迅速决定进军大西南，摧毁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而蒋介石在面临总崩溃的形式下，仍作困兽之斗，调令胡宗南等主要部队集结西南地区，力图以川、康、云、贵为根据地，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作决战大西南的态势。
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约请，刘文辉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全权代表赴香港商谈起义；派参谋长与邓锡侯商量统一川康起义事。1949年8月，刘文辉向周恩来报告起义准备、请示行动。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通过中共驻雅安电台王少春同志电告刘文辉：“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处在黎明前的四川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人心惶惶，大有末日来临的凄风惨雨。川内的军政祸害巳使人民喘不过气来，再加蒋政权及败兵流寇齐聚四川，就像大魔头撒旦的降临，给人民的苦难可想而知。哪里有压迫哪里有斗争，光明就在眼前！下层的人民和士兵盼望北京的太阳普照过来，中上层人士也在各自谋求生路，一时四川出现空前的大震荡、大动乱。从正义的力量，四川地下党如川东、重庆，成都和香港等地的支部，工委或特委纷纷派人到川军或外来聚川的残军中作争取工作。二野敌工部情报处也派出人员并联系起义事项。其次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和国军，地方军阀的亲属及各方面的进步人士也深入部队各阶层作策反工作。各派系各属军事集团中从士兵、基层官佐到中上层军官也有部分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成为进步人士，甚至还有极少数成为秘密党员。这些人士暗流涌动，趁热打铁，围绕和平解放这一主题在自己身边进行进步活动。这些人员在四川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中居多。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飞到成都即召见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等，为他们打气。翌日蒋介石造访刘文辉，观察其动静。刘文辉沉着应付，未露破绽。对刘文辉不放心的蒋介石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来刘公馆开会，要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各自家属先运台湾。刘文辉、邓锡侯大发受中央军排挤的牢骚以搪塞，胡宗南不肯离去。佯装气愤的刘文辉说：“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能容我吗！”此话堵住了张群和胡宗南的口，蒋介石看这着不行，通知刘文辉、邓锡侯在成都北较场谈话———拘捕。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的刘文辉、邓锡侯即逃出蓉城，不是有胡宗南，和蒋介石嫡系人员说服还回成都，进行控制，或者拘捕。
刘邓二将军通知早两日先离虎穴去灌县的潘文华，然后分头出北门在城皇庙后会合。12月8日，刘文辉正患哮喘病，被随员扶着从北城门左缺口处翻出高墙，来到约定地点，邓锡侯已挎着作掩护的猎枪等候在庙后坝上。脱离了成都等于暂时逃脱了兵山，冲破了牢笼。但二人深知他们的出走对蒋介石来说会是怎样的心情，又会使出怎样的手段。于是刘即刻电告西康军政负责人按既定计划行动，令驻成都武侯祠的二十四军所部准备战斗。邓锡侯和所部九十五军军长黄隐令一二六师驻广汉部队穆至彭县，驻新都的六三七团移至彭县蒙阳镇担任警戒，令驻灌县的二二五师进入战斗准备，驻崇义桥的邓部驻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在通往成都的要道口上进行警戒，保证刘邓晚宿安全。
第二天他们继续北进，至新繁龙桥已中午1点，蒋派王缵绪亲到龙桥镇劝说二人回到蒋的怀抱，并以其子蒋经国作人质来饵骗二人“回心转意”。刘邓二将军理所当然地回绝了。为躲避蒋介石近距离轰炸，也为尽快实现起义，二将军连夜往彭县赶，将有伟大的历史史命等他们去完成。
1949年12月9日，是国民党统治彻底在大陆垮台的忌日，大西南北有“刘、邓、潘”，南有卢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南北二地的起义让蒋介石心惊肉跳，他怕重蹈西安事变覆辙，赶忙于次日下午2时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上“中美”号专机飞往台湾。“彭县”不仅在蒋介石的脑海中深铭，而且所有的人都关注着龙兴寺这座古刹。
为什么“刘、邓、潘”三将军起义选在彭县，且住在龙兴寺？据一般的说法是彭县自古就是蜀王立国的地方，处在川西坝的西北部龙门山脉的前沿，进中下攻入成都，退可于龙门山拒守，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当年的蜀族和彭族反复交战于此，三国时为蜀汉的主要屯垦地，张献忠当年带兵至此也望而却步，止马于此，但更重要的是彭县是川西著名的七佛胜地，是人们心仪的净土，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个据点。彭县起义地点的选择除了历史的态势如此，还有一个原因是牵线入彭的能海法师曾是速成系的国民党将领，早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久巳出家并作了新繁龙藏寺，彭县龙兴寺的方丈(后为正乘和尚)，曾身为同行的刘邓与高僧在政治上有同感，而且都信佛，特别是刘文辉更把佛事作为政治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随行常有喇嘛，每到一地必设经堂。当时川西有名的龙兴寺庙宽房广，既宜驻扎大队人马，又便于接待客人，自是首选之地了。因此刘邓早在成都策划起义时就选择了这里，同时这里又是邓的防区便于保护。
“刘、邓，潘”三将军及其部属汇聚到龙兴寺(潘文华于10日从灌县赶来)后，象众星追月一样陆续从各方涌来商量起义事项的人员，主要有第二野战军派谴人员周超(化名章浩然)、朱穗钦、张侠，地下党员胡春浦、洪宝书、王一平、詹大风、吕振修等，民盟的潘达逵、张志和、张鹏翼、黄慕彦等，“刘，邓，潘”的主要部属有赵星州、牛范九、杨晒轩、黄隐、严啸虎等。龙兴寺一时成了川西起义的大本营。为统一作好起义工作，三将军经与二野代表、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商量成立一个综合小组。小组由解放军代表、共产党和民主党代表，进步人士及起义将领、军官组成，公推民盟的潘大逵负责。下设：组织组，由朱德钦、朱彦林、黄幕彦，胡克林、陈离等组成，朱德钦为召集人，严啸虎。吴宗国列席；参谋组由章浩然，万里、何翔迥、邓亚民、张熙民、周朗清、黄慕彦、金抟九等组成，章浩然为召集人；宣传组由张伯英、赵一明，邓实庵、李光韬等组成，张伯英为召集人；情报组由万里、刘重威，蔡可彬、何翔迥等组成，万里为召集人；保卫组由张鹏冀、李载之、徐盛霖等组成，张鹏冀为召集人；策反组由胡克林、朱彦林、李铁夫、李蜀华、何家杰等组成，胡克林为召集人。综合小组开会，除各小组负责人外，还有邹趣涛、陈离，李铁夫、陈兰亭、朱彦林、黄慕颜、邱翥双、曹四笏，李静轩、黄冀等参加。组织策反，参谋三组开会时交互出席，互相配合。所有军事部署和策反工作均由三个组会同办理。
统一行动小组成立后，领头的刘文辉带病抓紧工作，在作以上布置之前已完成起义通电的事项。早在12月7日北出成都时刘就派副官将拟好的起义通电移送雅安交代理人杨家桢，待接到正式通知后由王少春发往北京。九日传来云南卢汉起义的消息刘文辉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及时说服邓锡侯和一些观望的将领，基本统一意见后由刘文辉带头签名的起义通电稿终于出台。几经波折转到雅安时已是12月11日，已迟于云南通电，只好将日期填在12月9日与卢汉同时。
起义通电发出后，刘文辉身患疾病，为了从真正意义上获得新生，他以顽强的毅力来戒鸦片烟瘾。潘文华也在病中，场面上的事全托给邓锡侯，只重大问题再碰头。
邓锡侯的军政生涯与刘文辉虽不一样，但在受到蒋的排挤打击都是一个样，因而反蒋投共的决心大致是一样的。虽然当时上层人士都说他是“水晶猴子”特别的“精灵”，但他在起义的关键时候却与刘和潘紧紧相靠毫不动摇。如当年12月7日刘邓二人感到蒋介石。图穷匕首见。欲扣留他们时经反复考虑谋划起义事宜及地点，最后定在进可会合解放军对胡作战，退可以据守山地的彭县.在当时签电文时由于彭县是他的防区，不能喧宾夺主，刘让他先签，他却让刘先签，说是刘最先同共产党接触。从这些细节可看出，彭县起义时二人的作用和情义。《起义通电文稿》，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印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中共和毛泽东，历来主张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从来也没有放弃。对争取一个军阀加入革命行列，从1936年至1949年算起，整整十三年，艰苦的八年，风风雨雨，反反复复，可说明共产党人决心，以及革命者的决心，周恩来的心血，王少春的付出，不甘寂寞，不畏生活艰辛，同外界国民特务周旋，最终达到目的，西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属部队达到起义，迎来了西康解放曙光。
为了安全起见，刘文辉等人，就在彭州隆兴寺指挥自己部队，以解放军配合作战，维持好社会次序，从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入驻彭县龙兴寺到27日，成都解放了才撤离，历时19天，为西康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继北平、湖南两次起义后，彭县起义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起义，震惊了蒋介石集团，连最后一场美梦也破灭了，成都也是他在大陆的最后立足点。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岂容背负他的人，他临走时命令胡宗南派兵先解决，刘、邓，潘三将军及部署，然后决战成都或退往康、滇。胡宗南唯蒋令是从，立即抄了刘文辉的家，用武力解决了刘驻武侯祠部队，在西昌攻打刘部伍培英驻军。同时派罗广文，陈克非等攻打彭县起义据点。彭县一时处在胡宗南、孙元良、杨森约20万人的包围之中。在这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口，邓锡侯九十五军分布在彭县南面、西面，以柏条河为屏障防阻，东面北至浦江，南至蒙阳镇布防，并把撤退的后路也考虑好了，积极在彭县关口(今丹景山镇)海窝子(今新兴镇)一带构筑坚固工事。在政治上通过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往集结在温江，郫县、崇宁(今唐昌镇)，新都、广汉，什邡等地的国民党军去作起义策反的工作。如中共党员统战小组的吕振修冒着危险到郫县陈克非部策反成功，加上什邡董长安的起义，这就解了崇、彭、灌之危。紧接着又争取了驻温江的罗广文兵团倒戈在郫县起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迅猛进攻下，在“刘，邓，潘”三将军起义带动下，综合小组，特别是刘邓潘及统战小组的“策反下”，国民党聚信在四川的九十多万部队就有36万人起义，15万人投诚，40万人被歼，号称“天下无敌”的胡宗南部也被彻底消灭。为川康解放做出了很好的铺垫。
西康虽然和平解放，昌都属于西康省管辖，历史的纠葛，仍然由藏军控制。昌都地理所处的位置特别，川藏，滇藏，青藏，新藏接壤，而川藏特别近的，相对道路进藏道路之一。从地里老说，西藏于西藏东部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中上游，南北宽约445公里，东西长约527公里，幅员10.86万平方公里，东以金沙江为界，与四川康定隔江相望，东南与云南迪庆接壤，西南、西北分别与西藏林芝和那曲毗邻，北与青海玉树交界。该地区扼青、康、滇、藏交通要道，和内地有金沙江、澜沧江阻隔。整个地区高山连绵、河流纵横，交通极为不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昌都成为西藏的门户，西康管理区域，也是藏东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因为其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中央西藏边区在昌都设置了边使总署，并置重兵驻守。负责昌都地区军政事务的总管，通常由噶伦兼任。1950年6月，时任总管拉鲁提出任期将满，西藏地方政府遂将担任孜本的阿沛阿旺晋美擢升为增额噶伦，于8月28日到达昌都接替拉鲁提。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划下，不仅拒绝中央提出的和平谈判，反而继续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更加积极地扩军备战，将总兵力的2/3，计7个代本（相当于小团，即营）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4500人，以及土兵（西藏民间武装，归土司头人掌握）、僧兵3500人共8000余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总管指挥，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阔地区，组织起了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至国德方向为重点，南起盐井，北至国德这一狭长地带的分区防御，企图利用金沙江、澜沧江、横断山脉天险，扼守入藏的咽喉要道，以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其具体部署是：以第8代本全部、第7代本大部和第2、第6代本各一部及噶伦卫队集结于昌都；以第7代本另一部位于类乌齐：以第3代本和真伯拉代本位于生达、国德地区；以第10代本位于岗托、同普、江达地区；以第9代本位于宁静，盐井地区；以第4代本位于丁青地区；其余3500名土兵、僧兵配属各代本分散配置于上述地区。
藏军是清朝乾隆时期批准组建的西藏地方正规武装。代本主官均由贵族担任，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接受过外国人的军事训练，但是实战经验少，指挥能力差。士兵按岗服役，世代沿袭，年龄偏大，家庭拖累多。藏军内部等级森严，官兵关系不甚密切。其装备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式武器，火力差，通信手段落后（整个昌都地区只有两部电台）。但藏军多数是职业兵，射击技术较好，生活也简便，适应高原环境，有时以马代步，行动较为迅速。土兵、僧兵这样的民兵组织为官府下令组建的临时武装，自带武器，未经训练，战斗力更差。长处在于熟悉地理环境，部分人射击技术较好，如果采取分散游击的打法，也能起到骚扰和牵制的作用。
西康省正处于全国解放，刘文辉西康省主席已经宣布起义后，正处于军队守卫移交阶段，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下达命令，决定改由西南局实施进军西藏任务。当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请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电文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经刘邓贺龙军事会议决定选择十八军进藏准备。军长张国华36岁，18军于1949年2月18日在河南鹿邑县五台庙成立的。喊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
从1949年3月1日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十八军转战豫、皖、浙、赣、湘、黔、滇、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毙、伤、俘敌l .7万余人的军队。
接受命令，一些不情愿情绪，在这支饱受战争之苦的队伍中表现出来。“18军过去吃苦最多，这次又去西藏，上级不公平”！“西藏人烟稀少，不毛之地，让我们上那干什么？”！“西藏，西藏，一辈子老婆找不上”！
张国华在动员会上这样说：“有人说，西藏是不毛之地。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是帝国主义却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在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知道，在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西藏王结了婚；现在到了西藏也是可以和藏族姑娘结婚的，况且藏族妇女都非常勤劳和善良。”
张国华同时还说，昌都地区地理环境特殊，我们解放军还面临“两个敌人”，第一是走路，第二就是吃饭。
走路，指的是汉族战士要经历从未有过的高原缺氧环境，爬高山，趟冰河。爬四五千米的高山更是艰难，不仅缺氧，还要负重数十斤，还有雪山，需要我们解放军战士同战胜敌人一样克服它，。
除此之外，吃饭也成了空前的难题。以往经历的战争，都是靠根据地人民的支前，而这次士兵的给养只能由自己背，靠牛马驮，所以带的粮食非常有限，断粮成了昌都战役中不时遭遇的困难。
就算是忍饥挨饿，也还必须给群众“做好事”。部队沿袭了在内地行军作战时的传统，实行“满缸运动”，即部队要给住的房东家把水缸天天挑满。打坏一个瓦罐也要掏出银元赔偿。这里实际已经不仅仅是执行部队纪律的问题了。早在部队出发前，邓小平就曾有过指示，18军进藏，原则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张国华除了给部队做政治工作，在康定还拜望当地些宗教界人士，吐司大头人夏格刀登、女土司降央白姆等当地头面人物。得到了夏格刀登支援一万多头牦牛来运粮的支持，解放昌都。。
为赴西藏，18军在川西掀起了大练兵运动，每天天不亮，战士们小跑三十华里才吃早饭，有人背着粗圆木，也有人背着磨盘，平均负重70斤，许多人脚磨破了，磨起了一片血泡，炊事员每天晚上都要烧上一锅锅水，让大家洗脚后用马尾把一个个血泡穿透，让脓血流出来。
在18军参加训练中的精选身体好，优秀战士14609人中，去掉有病的和体弱的战士2779人，补充了大批强壮骡马和便于携带的火炮等大量的各式武器，面貌焕然—新。中央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决定从苏联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停在四川新津机场，以支援进军。
1950年6月，刘文辉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合并。改编后，原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副军长，原第二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刘元琮担任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师长。刘文辉本人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解放军就此进入西康省，进行剿匪，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部队。
正在这时，西南局于1950年8月20日致电毛主席，提出了以第18军遂行昌都战役的实施计划。8月23日，毛主席回电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据此，西南军区于8月26日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定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敌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为来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打下坚实的基础。
根据藏军部署的特点及其常采用的战术，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李达等估计，战役开始后，藏军的行动可能有三种变化：1、收缩兵力，扼守若干要点与我作战。2、就地分散打游击。3、发现我力量强大不可抗御时，除以一部扼守要点，结合土兵游击袭扰，阻我前进外，主力则分路迅速后退，以保存实力。以第三种可能性为最大。其退路可能有二：一是经恩达、类乌齐西退拉萨；二是经邦达、八宿再西向拉萨或沿河谷南下退往察隅地区，以第一种退路可能性为最大。在战术上，藏军可能大举破路，阻我前进，以主力实行侧击或抄袭我之后路及补给线，并可能以骑兵部队进行远距离的偷袭。其土兵都自备有武器，地形熟悉，射击准确，击散后可能散伏于树林山岭，以冷枪滚木擂石阻击我军。
基于上述分析判断，西南军区指示第18军在战役指导上，正面兵力不宜过多，而重在使用主力部队进行翼侧的迂回，务求先切断敌之退路，分割包围而歼灭之。据此，第18军军长张国华决心采取正面攻击与翼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各作战单位分路进击，互相协同，占领昌都，以求将敌会歼于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以东及类乌齐、恩达地区。在作战部署上，区分为南、北两个作战集团，并以北集团为主要作战方向。
北集团：以第52师、军直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第54师炮兵连及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组成，分为左、中、右三路，由第52师师长吴忠率前指统一指挥。各路的编成和任务是：右路由师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指挥，以第52师第154团、青海骑兵支队及第52师骑兵连、侦察连、炮兵连组成，从右翼迂回敌人，切断敌之退路，配合正面部队割歼敌人。为了达成迂回包围、断敌退路之目的，在运动途中，应不受小股敌人和土兵僧兵的阻挠与纠缠，昼夜兼程迅速勇猛地向预定目标昌都侧后进击；中路由师长吴忠、副师长陈子植、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领，以第52师师直、第155团、第156团及军炮兵营组成，担任正面攻击，割歼敌人，攻占昌都，歼灭敌之主力；左路由军侦察营营长苏桐卿和军直属部队政治部主任王达选指挥，以军侦察营、工兵营及第54师炮兵连组成，在分别渡过金沙江以后，首先歼灭岗托地区守敌，尔后向西缓进，保持与敌接触，吸引住敌人，以免过早惊动昌都之敌使之西逃。在接近昌都时，除以主力配合中路聚歼敌人外，以一部兵力迂回至昌都以南地区，防敌南逃。
南集团：以第53师第157团及师炮兵连、工兵连和第14军第42师第126团（欠第3营）及第125团3营组成，分为南、北两路。各路的编成和任务是：北路由第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前指指挥，以第53师第157团及师炮兵连、工兵连组成，分渡金沙江以后，主力迅速向西迂回至宁静以西，断敌退路，一部兵力从左翼向宁静进击，配合主力全歼敌第9代本。达成上述任务后，除留一部兵力控制该区域和清剿散敌外，主力兼程北上向邦达方向疾进，断敌邦达、八宿方向退路；南路由第14军第42师师长廖运周率前指指挥，以第42师第126团（欠第3营）及第125团3营组成，战役发起后由德钦从南北两个方向钳击盐井，门工、碧土之敌，同时以一部兵力从左翼插至作战地区以西，控制各山口、要道，防敌向察隅方向逃窜。
10月初，解放军各参战部队已分别进至下列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第18军第52师全部及军炮兵营位于邓柯；军侦察营、工兵营和第54师炮兵连位于德格；第53师第157团及师炮兵连位于巴塘；第14军第42师之第126团（欠第3营）及第125团3营位于德钦，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位于玉树。参战兵力为六个团（含支援司令部的一个工兵团）又三个营和各种勤务保障分队，共约2万余人，各种火炮57门。参战部队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柯、德格、巴塘，南至云南德钦，在沿金沙江75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对昌都地区藏军形成了马蹄形包围。
第18军按照西南军区批准的部署报告和有关指示，进一步加强战前准备动员。9月13日，第18军党委发布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团结西藏人民，发扬吃大苦精神，恪守粮食制度，在解放昌都中，“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15日，军前指在甘孜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贯彻上级命令指示，明确了“迂回包围歼灭藏军”的作战思想，进一步修订了战役实施方案。会上还明确提出“不怕突不破，就怕包不住，包住就是胜利”的响亮口号。17日，担任战役主攻的52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张国华军长、吴忠师长分别就作战指导思想、组织指挥、行军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作了详尽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中旬，军后勤部扶廷修副部长率领部分人员，在甘孜以西竹庆开设指挥所，在邓柯、海子山、德格、巴安等地设立兵站，在甘孜开设野战医院，担负物资转运和伤病员救治任务。为了保障作战部队的物资运输，西南军区决定向甘孜以西继续修筑公路，并对已经通车的雅安至甘孜段进行改造完善。由第18军政委谭冠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支援司令部从9月中旬起，以工兵两个团又一个营担负继续修路任务，另两个工兵团负责修建桥梁和改善路况。10月2日，甘孜至马尼干戈100公里建成通车。在金沙江以东，粮食运输以各型汽车为主，牦牛、骡马为辅，至战役开始前，已经运到近20万公斤。过江之后的运输，则主要由部队背负及牦牛、骡马驮运。牦牛的需求量为最大，部队一方面通过德格、玉隆的土司头人，组织了上万头牦牛运输；一方面也从石渠等地购买了一万五千头牦牛，其中一部分分散给各参战部队，随部队跟进运输；其余的组成牦牛运输队，集中向前运输。参战部队指战员除了武器弹药之外，都尽量背负粮食，包括代食粉、饼干、牛肉干等方便食品，每人携带十天用量，战士平均负重35公斤，连的干部也有15公斤左右。
10月3日，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从甘孜到达玉隆，在检查落实了向金沙江以西的牦牛运输任务后，张军长定下战役发起时间，并上报西南军区。10月6日，西南军区发布命令：“决于10月7日开始全线渡江，执行昌都战役”。各参战部队尊令即于6日开始行动，从各个渡口陆续渡江，拉开了昌都战役的序幕。
掩护主要方向的行动，南集团南路第126团（欠第3营）及第125团3营，于10月5日就发起了战斗。正面部队由于动作过早，未等迂回部队赶到预定地点即发起进攻，仅仅俘敌数人，其余敌人逃散。部队当即从左右两翼实施平行追击，同时以一部兵力插至盐井西侧，防敌西逃。11日，将门工北逃之敌土兵400余人追歼于杜梁地区。12日，又分两路钳击盐井之敌，歼敌仅100余人，向北逃窜的残敌被第53师第157团截歼。盐井战斗至此结束，共歼敌约500余人。
南集团北路第53师所部，于7、8日在巴塘以西分批渡过金沙江。守敌发觉解放军行动之后，当即向宁静方向退逃，仅捕歼土兵一部。第53师随即以一部兵力沿右翼尾敌攻击前进，同时以主力向宁静西北猛插。各路部队于12日拂晓先后进抵宁静城郊，守敌慑于解放军强大声威，经过政治争取，第9代本格桑旺堆率所部400余人投诚（西南军区给予起义名义）。15日，部队向邦达、八宿方向疾进，堵截可能由昌都南逃藏军。
6日晚，北集团左路部队首先以两个连自岗托北侧偷渡金沙江成功后，径直向敌后实施迂回，正面部队于7日晨在炮火掩护下渡江，登上江岸后，由于与迂回分队失去联系，加上指挥不力，火力与运动脱节，过江部队在不利的地形上与敌对战竟日，主力迟至深夜才全部过江，仅毙伤俘敌30余人，自身伤亡和翻船淹亡30余人。
岗托战斗后，藏军经同普西撤，与江达守军会合，解放军追击部队于13日进至江达，当即对该敌实施两翼包围，但敌人一触即退，快速向昌都方向逃窜。当敌人退到觉雍以西45公里处时已是疲惫不堪，认为已经摆脱了解放军的尾追，于是就地宿营，解放军追击部队干16日黄昏进抵觉雍，查明敌情后．即以迅猛动作奔袭该敌。战斗在当日深夜发起，经过一小时激战，歼敌111名，残敌向西溃逃。
北集团中路第52师主力从7日开始由邓柯渡江，由于船只小，船又少，直到10日中午才全部渡完。第156团第1营于11日黄昏在国德地区与敌真伯拉代本接触后，以一部兵力控制制高点，并从左右两翼钳击该敌；敌人两次反冲击被击退，便转而向西南溃逃。13日上午，第155团第3营进抵生达附近遭敌阻击，由于地形不利（藏军阵前有一条流速很快的小河，河底多为鹅卵石，很滑），加上火力组织不严密，形成对峙。因为主力尚未赶到，也未能大胆割歼敌人，致使该敌利用夜暗掩护向南撤退，仅杀伤敌人一部，未能大量歼敌有生力量。
16日夜，北集团右路第154团先头进到类乌齐以北之甲藏卡桥时，发现有敌第7代本一部依河驻守，由于水深不能徒涉，迂回未能成功，从正面向敌发起攻击后，敌不战而逃。17日，骑兵支队与驻类乌齐之敌接触，由于敌人分散配置于山地、林区，仅歼敌20余人，其余敌人隐蔽逃散。
战役第一阶段，解放军各参战部队共歼敌1300余人，南线之敌主力已悉数被歼，北线之敌遭到多次打击后节节败退，逐步向昌都收缩。至18日，北集团骑兵支队和第154团已分别进至恩达、类乌齐地区，切断了昌都之敌西撤拉萨的主要退路，由正面进击的部队则迅速向昌都逼进。此时，除昌都以南的邦达还可以作为敌人的退路之外，其他各主要退路均已为解放军控制。
南线第126团（欠第3营）及第125团3营于盐井战斗结束后，即在盐井、门工、德钦一带待机。第53师第157团及师炮兵连在结束宁静战斗后，主力于15日由宁静北上，21日进抵吞多，昼夜兼程向邦达、八宿方向疾进。
北线第18军侦察营、工兵营及第54师炮兵连于觉雍战斗后乘胜向西进击，沿途歼灭了部分溃散敌人，于19日黄昏迫近昌都。生达方向解放军主力第155团、第156团、军炮兵营及第52师师直各分队在向南推进中，仅在小乌拉山、洞洞竹卡等地遇敌一般性抵杭，也于19日黄昏抵昌都近郊。右翼迂回部队第154团与青海骑兵支队，于18日占领类乌齐、恩达各山口要道后，除继续向东逼进外，骑兵支队主力及第154团一部，于19日开始向昌都以南机动。
各部队进入战役纵深地区后，不断爬高山涉激流，道路更加艰险，最大的困难则是粮食越来越少。各个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及时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路上，鼓励指战员们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作风，坚决克服重重困难抓住敌人，从而保证了军“迅速前进”命令的实现。
在解放军不顾疲劳，勇猛追击，迅速迫近的形势下，昌都边使总署陷入一片混乱，大小官员随即决定弃城逃跑。在昌都的40名官员后来在给噶厦的信中写道：“7日（藏历，即17日，下同）凌晨，汉军已占领昌都附近的一个驿站(指恰荣)，我方坚守无望。我等在昌都之所有官员对采取投降或是后撤的问题，认真商讨后，大家一致同意后撤。8日凌晨，大部分人员放弃财物，只身后逃”。昌都边使总管于18日晨率第2、3、4、7代本及其总署机关、卫队放弃昌都，开始是朝恩达、类乌齐方向往西退却，当发现退路已经被解放军切断后，被迫转而向南，往邦达、八宿方向撤退。
19日20时，第156团先遣营及军侦察营、工兵营先后进入昌都，俘敌200余人。.当夜，除以一部兵力担任警备及搜索残敌外，其余部队则连夜对南逃之敌实施追击。此时，由昌都向西北方向逃窜之敌第7代本残部120余人，在类乌齐缴械投降。在发现昌都之敌向南逃窜的同时，右翼的青海骑兵支队迅疾向南迂回，于20日晨占领昌都以南、邦达以北的宗驿山地区，控制了山垭口和道路。军侦察营从左翼向宗驿山迂回并同骑兵支队会师，至此，完全切断了昌都逃敌南下的道路。率部撤退到这一地区竹阁寺的昌都边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派人与骑兵支队先头分队联系，称愿意停止抵抗，听候处置。经过商洽之后，阿沛于21日下令所部27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
此后，北集团主力转入分区清剿，先后于23日在恩达东南、24日在昌都西南和察雅等地区搜剿残敌，共歼敌1100余人。至此，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昌都战役历时18天，进行大小战斗21次，共歼灭昌都边使总署及藏军第3、第7、第8、第10、真伯拉等六个代本（第3代本包括牟暇和嘎穷巴两个代本）全部和第2、第4、第6等三个代本各一部以及部分土兵、僧兵，争取了第9代本投诚，共计5737人，其中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人，俘获在西藏地方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其他长短枪3200余支，子弹58700余发，电台2部，战马2000匹。解放军伤亡114人（含溺亡人数）。
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扩大了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汉藏的民族团结，粉碎了中外反动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图谋，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和继续进军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解放全国大陆的最后一次战役。
作战地区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加上宗教统治和反动势力的宣传，广大藏族人民和僧侣不可能了解党和军队的政策。因此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役我军所到之处，首先是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当地土司头人，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价格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庙和上层爱国僧侣的财产，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援。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揭穿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特务分子和西藏地方反动分子诬蔑我军杀害俘虏的谣言，这次战役在对藏军战俘的处理中，严格执行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对伤俘一律治愈后释放，敌尸一般动员当地人民或喇嘛按西藏人民风俗习惯安葬。战俘释放前，集中进行形势教育和宣传我党民族政策，对藏军军官，还着重讲解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意义。释放时，给藏军士兵发放银元作为路费，缴获的私人物品一律归还，短缺者还予以补发。此外，对五品官员每人发骡马一匹，四品以上官员每人发骡马两匹。这些措施赢得了广大藏军官兵的信任，也教育了当地藏族群众。被释放的官兵，在回归途中和到家之后，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和军队严明的纪律。所有这些都为后来我军向全西藏和平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进军西藏，能否适应在高原地形上的行军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部队指战员前抓紧进行了适应西藏高原特点的分班露营食宿、负重行军和射击训练，以及生活管理教育；进行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重大意义的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通过这些训练教育，部队政治和战斗情绪始终饱满，体力也得到了保障。
在后勤保障方面，西南军区组织了强大的补给运输机构，并在各个方向设立了仓库和兵站，全面保障部队的补给和运输。在武器装备与军需物资方面，为适应西藏高原山地、丛林、高寒、缺氧等特殊条件，也进行了补充和改善。对就地采购物资所需的黄金、白银，都于事前下发部队。此外，还抽调了部分部队参加抢修公路，抽调大批骡马组成兽力支援运输队。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物质上的需要，也给全体指战员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对此次战役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毛泽东根据具体各个解放军部队，加紧部署消灭残余部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在全国正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从南到北推进，解放了南方，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四川，西康大部分地区，只剩下滇边，康边西昌。
1950年3月初，为了彻底消灭胡宗南与胡宗南一同固守西昌的“城防司令”贺国光（1885-1969），其属下虽有第2、27、56、124军等，西昌警备师，总共兵力也不过才3万人，铲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军事西昌据点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署西昌战役。由62军184师担任主攻，自温江由北向南推进，从正面向西昌发起攻击；以15军44师、43师一部，14军119、124两个团以及贵颠黔边纵部队34、35两个团由颠北与滇西北分路北上；宁属人民军金江一、二支队密切配合，南北夹击歼灭西昌之敌。
二野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在解放云南之后，接到命令向着蒋军盘踞在大陆的最后一大据点西昌进军，进行歼灭性的打击。
1950年3月12日，陈赓领着第14、15、62军共计17个团的兵力，向西昌夹击而来。“活捉胡宗南！”就成为西昌战役的口号。
1950年3月12日，184师分左中右三路从温江出发，部队经峨边翻越大相岭插向越西，先截断大渡河防线南逃之敌，协助主力过大渡河，然后沿山间小路抢占小相岭。3月16日凌晨，550团在峨眉山以南的新场与552团分手，当日黄昏进抵靠近原始森林的山脚下。第二天早上，解放军翻越海拔3500米的高山。在山间草房找到了一位老猎人，他问：“你们部队是不是想要翻过这座山”？
“是啊，我们要到那边去消灭国民党”。老猎人一听是打国民党，又高兴又担心地说：“这林子的路难走啊！那个地方可是个关口，我们当地人上去都是有去无回，1935年南面来了一支部队，叫红军，就是从这里过山后再也没有回来了”！大家笑着说：“大爷，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现在打回来了，叫解放军”！大爷听后，决定冒死为解放军带路。
森林里没有路，7连的战士手持镰刀、砍刀在浓密的竹子树林里艰难前行，黑夜里看不到一丝光亮，夜行军们只有盯着前面战士背包上的白色米袋子前进，炊事班的战士更难，挑着锅，碰碰撞撞响个不停。路越来越险，突然听到一声惨叫，一位战士踩空了，跌入悬崖，为了抓紧时间赶到西昌，大家只能含泪告别牺牲的战友，继续前行。
184师分三路向西昌挺进，沿路人迹罕至，部队经常露营野外。通讯联络唯一办法是用机要密码电报。部队白天行军打仗，电台不能架设天线，无法收、发电报，因此密码电报集中在晚上宿营后往来。
电台报务人员和机要密码电报翻译人员都是手工操作，速度以分秒计算；但是准确度要求保证百分之百。左路军晚上露营在空气稀薄的原始森林，密码电报翻译人员和电台报务人员手脚冻僵，也只能忍着疼痛，聚精会神地工作。中路军翻越蓑衣岭时，晚上露营路边，收、发电报、翻译电报都需灯光照亮，怕暴露目标，就用被子将灯光和人围起工作。十多天的白天行军，晚上通宵达旦工作，累得腰酸背痛，有时白天走路都打瞌睡。1950年3月23日，右路军的电报员王成功到汉源县时，已经累得头昏脑胀浑身无力，就用冷水冲洗脑袋让自己清醒，实在太困了干脆用拳头猛击脑袋，强行进行工作。那晚电报特别多，直到第二天早上部队要出发了，电报还未译完。译电员秦大有口干舌燥喉咙肿痛，想喝口开水润润喉咙，端起放在桌上用来点灯的清油碗就喝。王成功急忙阻拦说，那是清油，可秦大有早已下肚，听到喊声，眼睛半闭半睁：”凉凉的滑滑的喝起来很安逸，这是啥子”？所有人笑得睡意全无。原本以为秦大有喝了清油可能要拉肚子。可能是体内太缺乏油水了，他居然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解放军向西昌逼近，国明党在西昌纠集，唐式遵也到了西昌，他在抗战胜利后，唐式遵率部进驻上海，后被剥夺兵权任武汉行营副主任（主任程潜）。他得了个闲职，闷闷不乐，曾捐资于南温泉创办南林学院，自认董事长。1947年，蒋介石任大总统，他也被选为仁寿县的国大代表。
1950年初，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战事逼近四川边境，潘文华离开重庆前对唐式遵说：“大局如此，非四川一隅所能挽回，闻程潜已于湖南投共，颇受优渥，吾兄以为如何。”唐答道：“程长官晚节又亏，殊属可惜”。等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1949年12月9日彭县起义，蒋介石在大陆的军事力量几乎覆灭，惟剩“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代长官”胡宗南掌握的部队万余人。逃台湾的蒋介石企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梦想大陆。蒋便严令胡宗南纠集残部，固守一隅之地，西康省西昌（现属四川省）三个月，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妄图卷土重来。
胡宗南统兵垂死挣扎、苟延残喘，“硕果仅存”的国民党川系重要将领、“西南军政副长官兼四川省第一路游击指挥”唐式遵，决心替蒋家王朝殉葬，跟随胡宗南顽抗到底。
同时唐式遵又嫉羡昔日袍泽刘文辉、王缵绪、邓锡侯、王陵基等曾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唐也欲想过“主席”瘾，遂托“西南军政副长官、西康省政府主席”贺国光向胡宗南提出此要求，旋获回复：答应考虑。此后却久无下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胡认为唐在川实力丧尽，难起号召作用，故而对其敷衍。胡宗南小觑唐式遵，蒋介石交付胡的任务还得执行。 1949年2月中旬某日，在西昌的邛海新村官邸，胡宴请麾下唐、贺等要员，商议顽抗大计。
席间，胡鼓励士气云：“党国垂危，大家同心协力固守西昌”。胡宗南话音刚落，唐式遵迫不及待地发言：“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等，都背版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亦逃台湾，现在唯有我一人还在大陆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曾有人劝我逃台湾，但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住。我是四川人，死也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唐声嘶力竭，一派想“收复河山”舍我其谁气势。旁边的贺国光也“深受感染”，接着亦表示：“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忠贞肝胆，尚有几人，中央尚不给予适当的权位，以施展他的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说到此处，不知他是真情抑或假意，竟泣不成声，泪如雨下。贺的表现，一时间震动四座，全场默然，达两分多钟。唐贺有备，一唱一和，密切配合，逼胡表态。
胡宗南在此情此景之下，看见所处局势，只好回答，神情较前二者更“悲壮”：“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对党国效忠的时候。像唐贺两先生这样公忠党国，我想总裁（指蒋介石）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不知唐先生意下如何？”数番要官，方获允诺，唐式遵笑逐颜开，且思忖怎样搭话。岂料，贺国光反应迅速，决计再帮老友一把，恐胡变卦，赶紧附合：“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间迫切，事不宜缓”，唐式遵急等兑现。贺与胡虽均为蒋介石亲信，然二人间存隙。贺国光洞察胡宗南许非嫡系以川省主官颇不情愿，纯乃应付；而贺偏究追不舍，胡无奈，被迫当场命一部下拟电文，向台湾蒋介石保荐唐式遵。蒋接电后，考虑目前值用人之时，须收揽人心，故仅越三日，即复电照准。唐略作“谦让”，终充任梦寐已久的“四川省主席”。
此时国民党大势一过去，唐式遵这个“主席”无寸土管辖。为名副其实的省主席，唐式遵遂偕羊仁安、罗子舟等西康袍哥会首领率少数官兵带机枪两挺、步手枪400支，于3月25日晨离开西昌，谋划经越嶲县偷渡大渡河赴川南活动。行至小山地区，便为当地彝族奴隶主武装将之包围，双方激战，唐被击毙（一说是在仓皇逃窜时掉到河里淹死）。自其上任所谓的主席，未及一月，唐式遵就奔向黄泉。
唐式遵是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被击毙的国民党军军阶最高者，为陆军上将。唐式遵拒绝子女劝其到美国定居的忠告，坚决反共，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他的家属亲自到过解放区，看到自家的许多财产都被共产党没收了；二是刘湘、杨森与中国共产党暗中来往，唐式遵是坚决反对的；三是唐式遵的部下被共军俘虏过，回来讲起那边的见闻，说跟共产党走，没有好日子过。
话说胡宗南，他在成都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震撼，在进入成都后，自己视为蒋介石的死党，一直追随蒋介石，以自己军事实力，妄图在四川负㒖顽抗，在蒋介石重庆解放前一天，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飞机到成都，住在北较场中央军校校长官邸。此时国民党已是军心全无，士气低落，将士们再也无心再战。即使蒋介石坐镇，也已经无力回天。蒋介石到成都的当天下午三时，就在北较场军校召集张群、邓锡侯、熊克武、向傅义、王陵基、王缵绪和刘文辉等谈话。蒋首先谈了川东作战经过和这次撤退的部署。蒋介石作有计划的战略转移。蒋接着又吹嘘川西大会战的形势和条件好，胡宗南还有几个完整的兵团，稳住军心，给残余部队打强行针。
1949年12月22日，胡宗南为了挽救已成败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和将士们一起想出了几个作战计划，以便“负隅顽抗”。其一，守为主，等待时机，再次进攻；其二，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突出重围；其三，舍小保大，将百姓扩充为预备军，牺牲部分换取主力，保存现存力量。
胡宗南是中途从大西北急调过来增援西南战线的，他增援还未赶到重庆城内，重庆已经失守，不得已，他只能改变计划，转进成都。进入成都，蒋介石为了振奋士气，扬言用16个师的兵力进行成都会战，并且自己坐镇压阵。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川军将领率部在彭县（今彭州市）通电起义。蒋介石心惊胆，再怕第二次“西安事变”，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只好选择在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孤岛飞去。蒋介石走时，把成都托付西康事务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比谁都明白，成都守不住，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当俘虏，要么当逃兵。不得已，他选择了后者。
12月23日来了一个金蝉脱壳，脱离部队，逃往了海南的海口。为了躲避责难，他还玩了几天失踪，后来他在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时，他只说了一句“谁都不是傻瓜！换了别人，也都会跑”。
国共战事快要结束，蒋此次来川，目的是建立战略反攻基地，将西南地区作为国民政府最后的堡垒。成都平原形势已岌岌可危，他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西康省的边城西昌。
西昌虽小，自古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西南主要平原之一的安宁河平原上，群山环绕，易守难攻，被称作“蜀滇咽喉、西南雄镇”。
在云南境内的蒋介石嫡系李弥、余程万指挥的第8、26军约3万余人，继续与人民为敌，并与西昌残敌勾结，妄图控制康、滇两省，国民党残余部队纠集这里，准备顽抗到底，蒋介石急着要人指挥西昌垂死挣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队，对溜之大吉的胡宗南，气急败坏的蒋介石，给胡宗南安了个“不请示擅自脱离队伍”的罪名，要求顾祝同前往海南岛“查办”。忠实于蒋介石的胡宗南吓到了，无奈之举，胡宗南只好于12月28日从海口飞到西昌“戴罪立功”。
胡抵达西昌的第二天，蒋氏便从台岛拍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他“坚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可胡宗南搜遍了全部兵力，也仅凑出了3万之兵。他明知西昌难以固守，必须预谋退路。可碍于蒋氏的命令，胡也只能窝在西昌里“坚守”蒋介石任命胡宗南驻守西昌三个月。按照“政治台北，军事西昌”的战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争取英美等国际力量的支援。
为彻底肃清残敌，拔除国民党军西南残敌的中心据点西昌，西南军区决定组织西昌战役。兵团决定攻城的部队主要由两个师担负，由二野第 15军 44师由北往南打， 184师由南往北打，两师合力聚歼西昌之敌，拿下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反共基地。我担任 44师的师长兼政委。
1950年2月22日，向守志和副政委李明火速赶到了兵团首长陈赓司令员在昆明的住处，陈赓司令员当面对我们说：“44师左翼有14军部队配合，右翼有43师配合。我相信，你们定能打好这一仗”，“解放西昌，活捉胡宗南”。陈赓司令员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我们打好这一仗的必胜信心。成都战役后，国民党残敌第692、27、124军及国防部警卫团等约万余人，逃往西昌，纠集国民党西康省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部及当地土匪特务，占据西昌地区，妄图利用西南边陲山区建立反革命根据地，苟延残喘，继续与人民为敌。蒋介石指令已逃离大陆的胡宗南于1949年12月28日从海南岛海口飞抵西昌，搜罗残兵败将，组织所谓“西南反共游击战争”。
为做好西昌战役的战前思想动员，1950年3月3日至5日，44师在曲靖地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师党员代表大会。秦基伟军长、谷景生政委亲临大会作动员，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执行好政策，坚决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人人争取新的光荣”，宣传口号：“解放西昌，活捉胡宗南”，并将一面写有“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勇敢愉快地到哪里去”的授予锦旗。第45师崔建功师长也到会祝贺，第43师张显扬师长和军直机关都热情地从人力和物力上给予了44师支援，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在会上，向守志师长兼政委对全师的党员代表们说：“陈赓司令员把消灭大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解放西昌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是对我们44师的最大信任”。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纷纷表示：坚决响应兵团和军、师党委的号召，带领部队完成好任务，为军旗争光（注1）！
3月12日，44师兵分两路从曲靖地区出发。一路由葛明参谋长率领第131团，从巧家西渡金沙江，歼灭宁南、普格之敌后，经西昌的大青山大兴场和川心堡，由东向西昌攻击；师主力由隆街(会理南)北渡金沙江，歼灭会理、德昌之敌，而后由南向北直取西昌。19日，两路人马分别抵隆街、巧家地区。为了增强隐蔽性，不打草惊蛇，44师采取了偷渡金沙江。21日夜，师侦察科科长曲明刚率领侦察连由隆街偷渡成功，全歼对岸的地方反动武装，掩护师主力安全渡江。同日，第13团由巧家渡金沙江，歼灭江岸守敌第27军残部1个营。我第13团3营副营长赵转则同志在此次渡江战斗中英勇牺牲。战斗中，44师由地方武装西昌地下党组建的“宁属人民军金江支队”，在金沙江岸为44师筹集了粮秣，并派出向导和翻译随44师行动。
渡过金沙江后，第130团经滥坝、力马河、爪鸡头(会理西南30公里)，昼夜兼程，向会理迂回前进，翻越了马鞍山、马头山，通过茂密的森林，以神速勇猛的动作，于23日16时，突然抢占了会理西郊的西来寺高地。守敌第124军1个排正在做饭、吸鸦片，当即被130团战士全部俘虏。第130团乘势解放会理，俘敌500余人。同时，第130团2营由正面前进，通过火焰山，于凤山营歼敌第76师227团大部。第二天9时许，130团2营到达会理与主力会合，并于会理东北伏击由巧家向西逃窜之敌1个团，歼敌500余人。第131团渡江后，向宁南挺进，连续两昼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许多战士只能以尿解渴。在翻越上下60里的黄土岭时，山陡路滑，风力很大，有的行军锅和背包被大风刮跑，有2名战士被大风刮下悬崖。战士们为了行军，互相以皮带拉着爬山越谷，奋勇前进，在“一分艰苦，一分光荣”的口号鼓舞下，战胜了困难，于23日占领了宁南县城。24日晨，师二梯队第132团加入战斗，向德昌挺进。25日，解放德昌，守敌向西昌逃窜。以此同时，第184师已从温江南下渡过大渡河，进抵石棉及其以南地区，与44师共同完成了对西昌敌人的包围。当44师进抵距西昌约15公里时（注1）。
胡宗南顿时慌了手脚，他躲在蒋氏位于西昌的行营、邱海新村里，整日愁眉苦脸，坐卧难安。想跑，怕蒋氏责难；固守，又怕成为我军俘虏。3月24日凌晨，属下突然闯进了他的司令部，向他上报了一条重要消息：“敌军现正在攻打会理，一天之内便可攻至西昌。”胡宗南连忙找了几个亲信，商议对策。会后，他命令第124军军长顾介候“务必坚守会理城一天”。同时电令第2师师长朱光祖撤出宁南一带，立即向会理、德昌一带增援。除此之外，胡还命西昌北面的第5兵团司令兼第67军军长的胡长清在大树堡坚守几天。
胡宗南上次在成都的临阵脱逃，搞得众将对这位总司令十分不信任。他们怀疑纷纷逼着胡问：“您是否要马上离开西昌？”
胡十分难堪，只能换个话题说：“你们只要把西昌里的部队全部集中起来，坚守德昌（此地距西昌20公里）两三天总行吧！”
胡宗南的意图非常明显，他想再守4天，即撑到3月28日，他就能凑够“固守3个月”的日子，这样也能向蒋介石交代，溜之大吉也不为过。随后，他与亲信还秘密商定了一份“突围计划”，经德昌至盐源去木里，然后转至西藏。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后逃到印度，随后转至台岛。
对此，胡还装腔作势地表示：“让赵龙文、贺国光在我们行动前飞往台岛报告情况，我将留下来，和你们一起行动！”亲信们却不知道，这只是胡宗南为欺骗他们而编出来的谎言罢了。
也不知谁把“解放军将要攻打西昌”的消息泄露了，导致全城官兵人人自危。3月25日清晨，蒋氏刚任命的四川主席唐式遵与新2军军长羊仁安仓皇逃离西昌。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对于胡长官的开溜之术，亲信们不是没人知道的。周士冕、李犹龙等人甚至将住所搬到了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的身边。他们以为，胡宗南这次逃跑，会带着自己的参谋长一块行动。
此时，西昌城的形势已是十分危急。几个亲信围住胡，要他“采取行动”。可胡却总是不确定行踪。最后，他甩下一句话：“你们把行李、给养、交通工具筹备好，等我考虑好具体动身时间，会马上通知你们”。
直至26日早晨，胡宗南还让罗列欺骗下属。声称：“胡先生已决定27日5时离开西昌，让贺国光今晚飞至台岛。而我们将与他一道，经由泸沽经泸定逃往西藏”。
3月26日晚逃走前，胡宗南特意交给罗列一份发给蒋氏的电稿。内容先谈情况紧急，随后称3个月固守已完成。再说将于27日凌晨2时自西昌前往海口转台湾面呈。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与其余部队将会在罗列率领下自滇西转进后再决定放下。电报末尾，胡宗南填的时间是3月27日凌晨1时。对此，胡还再三提醒罗列：“要按时发出，万不可早发、晚发，以免露了马脚！”
当15军44师主力距离西昌仅15公里时，胡宗南得到信息，胡宗南、贺国光眼看解放军攻进西昌，西昌保不住了，26日夜晚11点钟，小庙机场机场没有夜航照明，胡宗南命令警卫营在机场跑道上每间隔50米就摆放一个汽油桶，点燃棉被、衣物等，为夜航照明。机场上停放着3架军用飞机，正在等待起飞（注3）。飞机的周围涌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国民党士兵龚成良也在其中。胡宗南、贺国光等26日11时连夜仓皇乘两架伊尔—24飞机向海南逃窜。据被44师抓获的俘虏供认，胡宗南等出逃的飞机每架只能运送20多人，胡宗南最终没能为蒋介石守住这“最后的城市”，在132团即将到达之际，他与贺国光带着各自的亲信，分别乘坐一架飞机，准备去往海南。然而，此时机场上却不断有人群蜂拥而至，想要坐上飞机，小庙机场的这三架飞机俨然已成为通往新世界的诺亚方舟。
在最紧要的关头，第三架飞机却出现了故障，眼看着共产党军队的火把越来越近，要维修已是不可能了，人群便又像崩溃的蚁群一般，绝望地四散逃跑。
胡贺等人到飞机场，有很多人，都想争着上飞机，每架飞机只能20人，胡贺各上一架飞机，数百名敌军官和家属蜂拥而上，连机舱的门都关不住，最后只得对空鸣枪，才把抢乘的人员驱散，可见敌人逃命时是何等狼狈不堪，两架飞机向海南逃窜。飞机起飞后，西昌的国民党残部犹如无头苍蝇乱作一团。从这一刻起，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存在成为历史，所谓“政治台北，军事西昌”成为笑谈。
黑夜里，胡宗南看见城郊的小路上闪耀着一簇一簇的火光，像一条舞动的长龙，朝着机场方向奔涌而来。共军44师南路部队的先锋132团已经到达城外了。这只部队从滇北出发的，经天险金沙江，势如破竹，进展极快。此刻，小庙机场已是近在咫尺。
胡宗南临走前将剩余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罗列旋即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3000余人员撤离西昌，而剩下的万余编制混乱的国军则向凉山境内四散逃溃，丧失了战斗力。共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西昌城。
亲信们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知道胡长官已经逃跑。众人齐声骂道：“这个蠢猪，一向只管自己，完全不管底下人的死活！”
62军184师担任主攻，自温江由北向南推进，从正面向西昌发起攻击；以15军44师、43师一部，14军119、124两个团以及贵颠黔边纵部队34、35两个团由颠北与滇西北分路北上；宁属人民军金江一、二支队密切配合，南北夹击歼灭西昌之敌。
胡宗南的飞机刚起飞没多久，解放军便冲入了西昌城外的飞机场。其余部队也迅猛地杀进西昌城。胡宗南的罗列参谋长，见大势已去，他带着残余的约三千人向西南边境方向逃跑，在路上被少数民族彝人包围袭剿，在混乱中，罗列侥幸逃出。罗列和一部分旧部辗转于多个省份，面对多次围剿及旧部的掩护下，罗列一个人顺利的到达广东，经广东进入香港，最后1951年终于到达了台湾。
飞机起飞后，西昌之敌如无头苍蝇，乱作一团。蒋军兵败如山倒，四散流窜于西昌周遭的山地中，要么是被饿死、冻死在逃亡路上，要么便是做了俘虏。活着逃出的，寥寥无几。27日5时许，我第132团从西面迂回，先攻占了飞机场，随即进入西昌城内，残敌四散，一部北逃，一部流窜于西昌附近山区。第132团不顾疲劳，继续向泸沽、冕宁方向追击，并与友军第184师会师冕山。
战役即将结束时，在国民党“西昌警备总司令部”的牌子前，向守志招呼第184师师长林彬以及政委与44师的领导合影，至今向守志还保留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西昌解放后，敌第124军军长顾介侯、第76师师长张桐森率残部2000余人，西渡雅砻江，向滇西流窜，妄图流窜国外，于姜营街、平川街地区为解放军左翼第14军部队歼灭，西昌战役结束。
184师继续向南方的西昌出发，到达泸沽这座距离西昌县城只有不到50公里的小镇后，战士们突然被通知每人要捐献一到两件衣服。
正值冬末，在雅安时因为下雨，战士们还穿着棉衣。但进入阳光充沛的凉山之后，气候已温暖了许多。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叫他们捐献衣服。直到在泸沽住下吃过晚饭之后，战士一个班一二十人在街上闲逛，见到了难忘的一幕，他们才明白过来。
暮色降临的泸沽街上，解放军押解着从甘相营抓到的向山上逃窜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一二百号人跛着脚，在夜色中一瘸一拐地走着。
傍晚的视线十分模糊，走近一看，战士们才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全都是浑身赤裸的俘虏。男的像野人一般，将树叶缠于腰间。女的披散着肮脏的头发，绑着破布，乳房赫然外露。有的人怀里还抱着一息尚存的婴儿，同样用烂毛巾包裹着。
原来，胡宗南乘飞机逃跑后，凉山当地的武装头目邓德亮眼看着解放军南路军的火把越来越近，便带领着一批国军干训团士兵，国民党长官公署司令部军官的太太、小姐们乘吉普向北逃窜，计划回到自己在甘相营的大本营。
他们原以为可以如以往一样照常逃窜，在潜入深山后避开沿大道追击的共军，却不料遭遇了部落彝人最原始的滚木擂石阻击。
彝人为了夺一套衣裤，就好像猎获一只野兽只为了取其皮御寒一样。他们先扔枪，后缴物，被洗劫一空。有的人甚至被抓去做了“娃子”（奴隶），或者成为奴隶主夫人，以及娃子的妻子，彻底从文明社会跌入了原始的洪荒年代《注3》。
1950年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还处于奴隶社会，对于这些长期生活在寒冷高山上贫穷的彝民来说，衣物和劳动力都是极其匮乏的资源。解放前，彝民下山抢“娃子”，抢女人的事并不少见。
在有着黑、白之分的彝区，黑彝是高傲的贵族，不从事生产，以参与战事为荣。而生产活动就落到了白彝手中。白彝曲诺是自由生产者，阿加、呷西则是奴隶，他们大都是在汉区被抢夺而去的汉人。
在彝人一阵阵雨点般的乱石攻击下，被脱得精光的国民党溃兵转身反向疾跑，赤裸大逃亡，却又在大道上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共军。
这些屈辱的俘虏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干训团的学生，其中不少人来自西昌各个中学。西昌中学的学生陈志明庆幸自己那一年因祖母去世而辍学。照他的话讲，如果当年他还在学校，“一定会被卷进去。”
长期的战火，国家的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的暗潮也席卷了这个川康小城。在陈志明的记忆中，西昌曾是个鱼米之乡，由于物产丰盛，人是比较懒的。庄稼种一年吃三年，吃了饭以后，大家就坐在草谷堆边晒太阳。
而在内战波及到西昌之后，市场上，金圆券已经沦为废币，人们采用最原始的以物换物来进行商品交换。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贫穷凄苦，连生存也变成了一件尤为艰难的事。
中学生大多也是贫困出身，国民党的干训团不仅可以提供衣服、食物，还可以谋个一官半职，成为“公家人”。于是有不少学生追随国民党进入干训团，未曾料想，自己会迅速地便成为一个行将倾亡的政权的牺牲品。
并非只有国民党将其势力的触角伸向了学校，左翼的思潮同样在当地各学校中暗流涌动， 不少人成为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农职校的高中生马思礼出身农家，因看不惯地方恶势力，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一段时间后，上级将他安插到国民党中做间谍，担负挑拨国军内部关系、将其策反的任务。高中学历的他，很快脱颖而出，在国民党反共爱国军中担任连长。
要在敌军中表现突出，又要不露声色地挑起其内部不和。在了解到士兵们普遍厌战的心理后，他时常偷偷地在一些穷苦人家被抓来的壮丁中宣传共产党，同时要确保不被上级发现，在这样的惶恐中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共产党的地下宣传与国民党的官方负面宣传构成了国共角力的第二战场。在共产党军队到来之后，马思礼就曾目睹许多因恐惧共产党“共产共妻”“吃人”“斗地主”而集结在西昌邛海边要集体跳海的老百姓，也有自发地为解放军烧开水、煮鸡蛋，在广场召开庆祝典礼的人们（注4）。
西昌战役，自3月12日至4月7日，历时25天，共歼敌1.2万余人。其中，我师歼敌5000余人，解放会理、宁南、普格、德昌、西昌泸沽等城镇，缴获各种炮45门、各种枪支3300余支，汽车15辆、飞机2架。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占据西南最后一个据点，开展“游击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西场战役结束。
地域西藏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地跨北纬26°50'～36°53'、东经78°25'～99°06'之间，面积122多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8，中国省区中，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居第二，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卢森堡5国面积的总和。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相邻，东面和东南面同云南省、四川省接壤；南部与西部自东而西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以及克什米尔地区毗邻，国境线长约3842公里。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占青藏高原面积的一半以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占全区总面积的85.1%，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全区地形可分为藏北高原、雅鲁藏布江流域、藏东峡谷地带三大区域。境内山脉大致可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组，主要有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一唐古拉山脉、昆仑山脉、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境内超过8000米的高峰有5座，其中，海拔8844.43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耸立在中尼边界上。西藏的平原主要分布在西起萨嘎、东止米林的雅鲁藏布江中游若干河段以及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中下游河段和易贡藏布、朋曲、隆子河、森格藏布、朗钦藏布等的中游河段，将西藏装点为北国风光，高原灿烂，雪山、峡谷、湖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暴风、光照、地热、泉水涌注，冰川、雪崩、冰雹十里不同天。各级花园永驻。
西藏植被从东南向西北依次呈现森林、草甸、草原和荒漠，分为7个主要类型，即阔叶林、针叶林、灌从、草甸、草原、荒漠和高山植被。，全区统计有高等植物6600多种，隶属于270多科、1510余属，其中有多种我国独有或西藏独有的植物，受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有38种，列人自治区重点保护植物有40种，另有214种被列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内。
西藏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平均空气密度为海平面空气密度的60%至70%，高原空气含氧量比海平面少35%至40%。太阳辐射强烈，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为1443.5至3574.3小时，其中阿里地区大部、日喀则市西部在3000小时以上，那曲地区中西部、日喀则市东部、山南市西部为2800--3300小时，那曲地区东部、昌都市西部、拉萨河河谷、年楚河河谷为2500至3000小时。气温低，积温少，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为C-2.4°C-12.1°，自东南向西北递减，月平均气温6月或7月最高，1月最低，大部分地区气温日较差在15°C以上，气温日较差冬季大、夏季小。降水少，季节性明显，夜雨率高，年降水量在66.3至894.5毫米之间，呈东南向西北递减分布规律，年内降水高度集中在5至9月，占年降水量的80至95。干季时间长，多大风，夏季多冰雹和雷暴，大部分地区年大风日数在30天以上，西部和北部高达100至160天，以冬、春季最多，西藏冰雹多，居全国之首。气象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干旱、洪涝、雪灾、霜冻、冰雹、雷电、大风、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频繁发生。气候类型复杂，垂直变化大，自东南向西北依次为：热带、亚热带、高原温带、高原亚寒带、高原寒带。
西藏西安已发现的地下宝藏矿种(亚种)有103种，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矿种49种，矿床、矿点及矿化点3000余处。其中发现能源矿产5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3种；发现金属矿产32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19种；发现非金属矿产64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26种；发现水汽矿产2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1种。全区已发现的优势矿产资源主要有：铜、铬、铅锌银多金属、钼、铁、锑、金、盐湖锂硼钾矿、高温地热、天然矿泉水等，均具有广阔的找矿前景。在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矿产中，铬、铜保有资源储量，盐湖锂矿资源远景及高温地热储量在全国排名第一。
多样性野生动物，脊椎动物795种(其中125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占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的1/3以上，196种为西藏特有)，其中哺乳类145种，鸟类492种(其中22种为西藏特有)，爬行类55种，两栖类45种，鱼类58种；有昆虫4200余种、水生浮游动物760多种。全区大中型野生动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藏羚羊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80%以上，黑颈鹤越冬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80% ，野耗牛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78%。
西藏还拥有各类湿地面积652.9万公顷，占全区国土面积的5.43%，湿地面积居全国第二位，是我国湿地类型齐全、数量最为丰富的省区之一。90%以上的湿地保持原生状态，其中玛旁雍措、麦地卡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羌塘地区湖盆湿地、羊卓雍错湿地等16块湿地列入全国重要湿地名录。适应人们生存，种植青稞、稻谷、包谷，五熟杂粮，瓜果蔬菜。居住碉楼和藏包。信仰藏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藏族文化。饮食青稞藏巴，牛羊肉，青稞酒，奶茶、酥油等，藏式礼节。
西藏古属地方，远古以西藏古人氏族逐渐演变成西藏的四大氏族：赛、穆、顿、东，在此基础上繁衍成“惹”和“柱”两氏族，通称为“六大氏族”。古属藏民以自己勤劳双手创造出了自己文化，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代，生产销户了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装饰品，谷物种子，还有其他文物，证明了西藏的文明。从尼洋河岸考古发掘古人头骨，没有类人猿的原始特征，属于现代人，“尼池（林芝）人”的骨头是大约400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生存，在新石器时期或者铁石时代的人骨。也可能由于西藏高寒地区，不属于自然生长人类，也有外来迁徙注入，成为藏族的先民。也有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在西藏土地上早就有形成并发展为人类的民族，藏族是由此形成的，绝非以其他地方迁移来的可能。
公元7世纪初，强大的唐朝在中原地区建立，结束了中国内地长达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崛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雅隆的悉勃野部渐次征服各地部族，建立了有史以来首次统一青藏高原各部族的政权——吐蕃王朝。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求婚。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8世纪初，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到吐蕃。吐蕃和唐朝“和同为一家”。
伴随着吐蕃王朝与唐朝两次联姻，双方往来频繁，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广泛而深入，民间往来全面发展，藏族与中国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唐蕃双方曾八次会盟，至今仍屹立于拉萨大昭寺正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乃至元明清，包括民国对西藏的统治，从没有分割独立，属于中国统一部分。
英国虎视眈眈，印度的想入非非，在西藏人民共同抵抗下，走过了多少历史长河，象征着中国的尊严依然存在。英国人想用武力，想用寻找代理人，在藏人的抗议下，都成为历史泡影。
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在英国人的参透下，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阴谋，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一一揭穿，团结藏族人民，共同赶走室里爬外人员，实现了西藏自治。
1949年7月8日，西藏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会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随后，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测候所被抢占；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构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二百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藏“驱汉事件”。
向噶厦政府提供拉萨“共产党汉人”名单的，便是那位蓝眼睛戴白手套的英国外交官理查逊。他是英帝国主义在东印度的重要人物，身份是印度驻西藏总领事。插手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人。
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英国和美国的无线广播电台；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西藏妇女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来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像幽灵一般地活动着......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有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理查逊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
英国入侵西藏由来已久。在18至19世纪，英国殖民者在占领了南亚大部分土地之后，企图加强其在中亚的势力，于是就策划把西藏变成它的“缓冲区”。1903年底，英国派遣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上校率领由3000名士兵护送的“使团”进入西藏，要求与西藏政府“谈判”，被13世达赖喇嘛派藏军阻止。
在曲米香果，英军与藏军对峙。英军诡称谈判，荣赫鹏上校要求双方退出子弹，但英军退出一发子弹后，随即又将另一发上膛。藏军不识英军现代步枪机关，毫无警惕地熄灭了火药枪的全部火绳。
谈判中英军忽然开火，而藏军无法还击。这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大屠杀。1500人的西藏军队留下了600至700具尸体，英军仅6人受伤。
1904年3月，英国人开始了对战略要地江孜的攻击。由于藏军的抵抗，江孜直到7月才被攻占。于是，英军拿到了“前往拉萨的钥匙”。
江孜保卫战十分残酷。英军炮兵榴霰弹、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藏军则用火绳枪、石头和大刀还击。山上的水干了，藏军就喝自己的尿。最后藏军弹尽粮绝，与英军展开白刃战，不少不愿投降的藏军跳崖身亡。
8月，荷枪实弹的英军开往拉萨。13世达赖喇嘛被迫逃亡。9月7日，英军进入布达拉宫，强迫当地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拉萨条约》。条约规定，西藏向英国赔款，拆除要塞，开放商埠，英国可在西藏的亚东驻军。
从公元13世纪起，西藏就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但是，面对英军入侵，腐败的清王朝却没有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不过，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仍拒绝在《拉萨条约》上签字。
在屠杀了四五千名藏胞并掠夺大量珍贵文物后，英军于9月中下旬返回印度。但英国的侵略势力却一直留在了西藏。
在1949年中国解放前夕，英国间谍渗透西藏各地区，妄图煽动西藏独立，中共和毛泽东早已识破阴谋，和平解放西藏策略。
毛泽东早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谈到了西藏问题。毛泽东说：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卤莽，因为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完成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向西北、西南的大幅推进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解决西藏问题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西北的甘肃，有个班禅11岁藏族少年，是毛泽东格外关照的对象。
8月6日，毛泽东主席就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致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电中特别指出：“班禅现到兰州(实际在青海--编者)，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肃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对于西藏来说，藏谚有云：“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外避内地。两位宗教领袖的恩恩怨怨，西藏历史格外的波诡云谲。
1924年11月15日的夜晚，九世班禅率领少数随从，逃出了西藏。他来到内地之后，四处奔波，寻求国民政府支持，力图返回西藏。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九世班禅有了回藏的希望，但因种种阻力，终未达成心愿。4年之后，他在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圆寂。堪布会议厅(班禅行辕机构)开始寻找转世灵童，经过筛选，终从17名灵童中选中温都。贡保才旦，即十世班禅。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占领西宁。7日之后，12岁的班禅派出堪布会议厅最高文官计晋美一行，昼夜骑马赶到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
实际上在西宁解放之前，国民党即屡次派员劝说十世班禅去台湾，不要被共产党所利用。但他断然拒绝：“我是西藏人，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9月2日 ，针对西藏地方当局策划的“七·八”驱汉事件，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发表了《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表达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西藏的坚定方针。 9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再一次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坚强决心。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班禅即给北京发电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伏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懈怠？？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至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叩”。获悉班禅的来电，毛泽东格外欣喜。
这时，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把解放西藏问题正式提上了具体的议事日程。 10月13日 ，毛泽东主席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具体提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任务由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及一野十八兵团担负。
11月23日，根据西北地区解放战争比西南地区结束得早和班禅集团留居青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又改变部署，安排西北局承担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要求在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进军西藏，并就进军西藏做好干部准备和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做出计划。西北局立即展开工作，制定选择方案，作评估分析。
12月30日，彭德怀报告中央，从西北进藏困难甚大，完成进藏准备需要两年时间，而从西南进藏较易，建议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就在这时，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分裂西藏的活动更加猖獗。在英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噶厦派出四个“亲善使团”的同时，另派一个“使团”企图向中央人民政府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苏联途中指示中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12月31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人民书》，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0年1月2日 ，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收到西北局的报告后，果断调整部署，把进军西藏的任务确定给了西南局，指示派出一个军或四个师共约4万人的兵力进军西藏，并争取于5月中旬开始进军，10月以前完成。 1月8日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复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进军西藏的计划，同意于9月占领西藏，由二野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10日毛泽东主席复电中共中央并西南局、西北局，同意西南局提出的计划，指出要抓住现在英、印、巴基斯坦均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利条件，迅速定出进军西藏的实行计划，第一步务必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1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云南、青海、新疆各出一支部队“多路向心进兵”，批准成立了由张国华(十八军军长，任书记)、谭冠三(十八军政委，任副书记)、王其梅(十八军副政委)、昌炳贵(十八军副军长)、陈明义(十八军参谋长)、刘振国(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天宝(全国政协委员、藏族干部)组成的西藏工委(5月又增加了平措旺杰)，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
针对西藏的特殊性，考虑到西藏地区特殊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为了既有利于解放军进军西藏，又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加强民族团结，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争取和平进军，力争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思想。
1950年1月18日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藏族各界人士座谈会，朱德副主席重申了解放西藏的决心，并指出解放西藏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要向西藏上层说明政策。
20日，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地方当局组织所谓“亲善使团”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待。” 公开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方针。
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军进军西藏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可以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并指出，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谈判，甚至派兵阻拦人民解放军入藏，那么，也要做好被迫打仗的准备。进一步指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也表明了不放弃武力解放西藏的决心。
1951年4月27日，少年班禅来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为表达感激之情，班禅献给毛泽东多项礼物。其中有一面红缎锦旗，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还有金盾一座，上面镶嵌“毛主席万岁”五字。 以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的诚意，愿意和平解放西藏。
5月17日 ，中央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深刻分析西藏社会的特点和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重申要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进一步指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草拟和谈条件。
5月27日 ，西南局向中央报送了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解放西藏公约十章》，内容包括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其现行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达赖的政治地位、职权都不予变更等，毛泽东主席亲自作了审阅修改。之后，《解放西藏公约十章》即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班禅在给中央的电报，坚定了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统一西藏决心。1949年2月，毛泽东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这样谈到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
毛泽东想到了原因有二。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早在十世班禅发电报给中央之前，西藏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个事件，亦是影响毛泽东解放西藏决策的一个因素。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突然接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的通知，说有要事相商。陈锡长到达布达拉宫前的噶厦办公楼里，他接到的是两个星期之内，必须和所有国民党驻藏工作人员离开西藏的通知。
接下来，事件进一步升级，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这样的一个头条：“西藏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全部中断，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被限令两周内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人捣毁，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人幸免”。这起震惊世界的西藏“驱汉事件”
这个事件的原因，有人这样解释：“驱汉事件是在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度者唆使和策划下发动的。事发前，印度驻藏总领事英国人理查逊曾经神秘地乘夜晚溜进噶厦政府办公楼，他煽动噶厦外交局局长扎萨柳霞。土登塔巴、扎萨索康。旺秋次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拉萨，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的原由。很明显，这一事件与一些国家支持“西藏独立”有关。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让他转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这是毛泽东出兵西藏在这封电文中提出。
除了武装手段打击反和平解决西藏人士，也采用政治思想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共中央和西南局、西北局采取藏语广播、通信、分批派人入藏劝说，以及通过驻印使馆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接触的方式，大力推动以政治争取，号召西藏地方政府尽早来到谈判。
西南军区十条政策经毛泽东审阅传到藏区，上层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映，得到了西康、云南和甘青地区藏族上层人士的普遍赞同和拥护，个别藏族人士认为政策太宽了。
1950年2月，西部有关部门派藏族干部张竟成等四人携带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汉生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达扎的信及喜绕嘉措大师(青海藏传佛教知名人士、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口信到西藏，被噶厦遣送出西藏，意味着在谈判中一道障碍。
中共中央，人民共和国政府，西北局于5月初又在青海组成包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长兄当采活佛(塔尔寺)、夏日仓活佛(黄南加荣寺)等宗教上层人士在内的代表团，于7月初从西宁出发赴藏劝和。当采活佛一到拉萨即投入分裂势力怀抱，其他人员均被软禁，谈判的道路又出现坎坷。
十八军先遣部队进驻甘孜，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就支持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白利寺格达活佛(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动要求作为和平使者前往西藏劝和，并于 7月10日启程赴藏。十八军还通过其他渠道开展对昌都总管拉鲁以及藏军第九代本官兵的政治争取工作。
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有关部门也为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做了大量说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宣传中央的态度，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邀请有影响的喜绕嘉措发表广播谈话，并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写信劝和。中国驻印使馆也对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官员夏格巴等人多次谈有关和平解放西藏。
却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以大扎为首的亲帝分离势力执迷不悟，无视中央的和平呼声，企图做最后的挣扎，抗拒解放西藏。针对中央的广播宣传，噶厦也通过他们的电台进行反宣传。他们辩解：西藏不存在帝国主义势力，也没有必要解放西藏；汉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供施关系，而不是西藏隶属于中国的关系。噶厦还听信英国驻印高级官员不要与中国谈判的“劝告”，不仅不派遣谈判代表，还扩充兵力，购买先进武器和电台，向昌都地区和金沙江一线增兵，决心武力对抗。他们还在英国特务福特、福克斯等人唆使下，在昌都软软禁要求到拉萨拜会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格达活佛，于8月22日用卑劣手段将格达活佛谋害致死，关闭了和平谈判西藏一方的大门。
8月23日，毛泽东主席致电西南局、西北局：“如我军能于10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9月23日 ，我驻印大使袁仲贤再次通报夏格巴，进藏部队将按计划行动，西藏当局要对一再拖延谈判的后果负责。 9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上公开指出：“人民解放军也决心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须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噶厦依然置若罔闻，拒不安排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团赴京谈判。同时，英国、印度当局也一再制造借口，阻止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
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军逼迫发动昌都战役。 10月6日 ，人民解放军分四路进攻昌都，15日解放昌都，24日即结束战役。人民解放军仅以伤亡114人的代价，歼灭藏军及民兵5738人，争取了驻守芒康的藏军第九代本起义，藏军主力基本覆灭，进军西藏的大门被一举打开。
昌都战役的胜利也在西方世界和印度引起了震动，他们在绝望中仍然进行最后的干涉。 10月31日，英国一家报纸公然说：“中国拥有西藏主权，这在历史上毫无根据可寻，”美联社也急忙叫喊：“要调查中国派兵侵占西藏是否合法”等等。 11月1日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污蔑中国“侵略”了西藏。印度政府为了继承和保持英国在西藏的特权，不时对我做出不友好举动，甚至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先后三次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表示深切的遗憾”。美、英还唆使萨尔瓦多向联合国提案。毛泽东主席在给外交部的指示中义正言辞地指出：“西藏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根据这一国策，外交部对这些干涉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和斗争，使之很快消沉。
昌都战役，国际国内的反应很大，公开表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严正立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从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命令解放军暂缓向前推进，就地展开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劝告西藏地方政府和谈，坚定地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预见的，昌都战役一举胜利，在西藏各方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彻底扭转了西藏的形势。西藏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特别是被释放、遣散的藏军俘虏，他们把所见所闻和党的政策、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传到了西藏各地，揭穿了许多谣言，很大程度地减轻了亲帝分裂分子反宣传造成的群众恐慌心理，相当一部分群众和上层人士盼望解放军的到来。上层统治集团更是一片混乱，大扎在多方面的谴责声中狼狈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50年11月17日15岁提前亲政，并任命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组成拉萨噶厦留守拉萨。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一部分主要官员逃亡边境城市亚东，组成亚东噶厦，以便见机行事，不利时逃亡国外。昌都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沉重打击了亲帝分离势力，统治集团内部比较内向的主和派势力上升，阿沛·阿旺晋美(时任噶伦兼昌都总管)和许多军政官员上书噶厦要求和谈。
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噶厦仍持观望态度，派到昌都的代表还在提出无理要求。直到他们感到解放军军事力量强大，中央政策宽大，寻求外援毫无结果，“独立”暂时无望时，才于 1951年1月27日向中央报告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情况，并于 2月27日决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京谈判。
4月29日 至 5月23日 ，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亲情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经过艰苦细致的谈判，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解放道路应用与实践，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检验的又一次取得胜利，彻底宣告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彻底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西藏奴隶社会实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所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藏汉民族隔阂，也解决了十世班禅于1951年12月19日离开西宁，路上走了将近4个月，行程近2000公里，可谓山长水远，1952年终于回到了西藏的扎什伦布寺。从1923年九世班禅离开这座班禅世居的古寺，已有29年之久。使西藏和广大藏族人民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特别值得一提，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灵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充分照顾西藏社会发展以及民族、宗教方面的特殊性，采取了慎重、稳定、自愿的方针，规定保留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对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西藏的各项改革采取自愿等。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1952年5月25日 ，根据协议的规定，毛泽东主席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解放军发布进军西藏训令，十八军及十八军独立支队、新疆、云南等几路部队开始向西藏各国防战略部位进军。
十八军先头部队于 9月9日 进驻拉萨，随后，大部队分别进驻拉萨、大昭、江孜、日喀则、亚东，把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云南进藏部队10月1日 进驻察隅。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都兰)出发，也于 12月1日 进驻拉萨。新疆独立骑兵师派出的部队，先后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和日土后，改为阿里骑兵支队，开辟阿里地区工作。
注1：《四川凉山：歼灭大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方志四川，2019-09-20。（本文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向守志回忆录）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作者：向守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注2：《西昌战役，胡宗南突围计划：从四川入藏，再从印度逃往台岛》2020-03-31 14：28，作者：老街巷口。
注3：《西昌解放故事：胡宗南深夜逃跑点燃棉被做照明》2009年08月10日11：34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注4：《1950：最后的战役——国共西昌战役纪实》 2015-05-21 19：37：32（在此感谢李凯恩、龚成良、宋润田、陈志明、马思礼老人的口述）。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通联：都江堰市外北街408号， 邮编：611830. 电话18200569415，电话微信。QQ号59350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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