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歌女
□许京生
朋友老张的歌厅开业已有月余，他几次约我去捧场，都被以太忙为由婉拒了。其实，还没忙到那份儿上，只因五音不全，会唱的歌又少，才不想去凑热闹。这次他又热情相邀，不能再推脱，否则就太不近人情了。
择了一个春风拂面的夜晚，我驱车来到位于香山边上的歌厅。领班甜蜜地把我引进大厅，我告诉她是老板的朋友，劳她通报一声。她倒了一杯柠檬茶，转身、扭腰，迈着猫步走了出去。
我一边喝茶，一边环顾四周。大概是因为歌厅的位置太偏或是刚开业，等候的客人不多，只有两三位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由歌女陪着聊天。柔美的音乐、微弱的灯光，让人觉得温馨。不多时，大腹便便的张老板推开厚重的玻璃门，微笑着走进来，说了一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之类的话。没聊几句，又有人来找，他抱歉地说：“杂事太多，身不由己，你劲歌，劲舞吧。”说完，吩咐领班招来一位身材娇小的歌女，交代她要好好陪我唱歌。
我跟着歌女走进一间KTV包房。房间典雅别致，墙上挂着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的名作：格瑞兹的《打破的水壶》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画作临摹得逼真细致，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乍一看，这两幅画似乎与KTV不搭调，因为法国人并不喜欢KTV。在亚洲能被男女老少所热爱的娱乐方式，没有能够成为法国的娱乐主流，这或许是文化背景的不同，或许是跟版权有关。仔细一想，张老板还是一位懂艺术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还要从那两幅世界名画说起。《打破的水壶》画框里表现的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那“破了的水壶”又有什么寓意呢？在法国民俗里，破壶是指少女失去贞节。我想，在包间里挂这幅画的用意是告诫歌女们不要为利益而失去贞洁。第二幅《草地上的午餐》画面中的裸体女人和两位绅士悠闲地坐在草地上。挂这幅画的用意就像马奈挑战主流艺术一样，是挑战传统，因为KTV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挂这两幅画的总体意思是：既要有新的娱乐形式，也不要违背传统道德。可见，老板是一位懂艺术的高人。
落座后我问歌女喝点什么，她说只喝“露露”，我为自己要了一杯拿铁。时间不长，身穿白衬衣、蓝马甲，打着领结的服务生，用一只手端着托盘，把饮料送了过来。只见歌女伸出纤细、涂着红指甲的手，优雅地拿起杯子，说了声谢谢，然后像喝红酒一样抿了一口，样子有点矜持。我把方糖轻轻放到杯子里，用勺慢慢搅动着，咖啡的香气迅速在包间里散开。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打量着她：头发剪得很短，样子有点像男孩。眼睛细长，但目光温柔。红红的嘴唇，脖子上戴着镶宝石的银链，上身穿一件白色低胸装，胸平平的，并不性感。下身穿一条短裙，坐下时，下摆几乎退到大腿根。由于是初次见面，两人相对沉默。
“你在哪里工作？”还是她先开的腔。
“自由职业”我没有正面回答。
“你是商人？”她盯着我的灰色西装说。
“你猜对了”。我想，这样说不算撒谎，因为我是自由撰稿人，靠卖文为生。
在她眼里商人最自由，想上班就上班，不想，就在家里睡大觉。因为她爸爸就是这样的人，这是和她以后的交谈中得知的。
“你常来吗？”
“不，这是第一次。”
“看你也不像娱乐圈的人，你唱歌吧，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听的新歌。”
“不会。”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其实，我也能唱几支，只是不愿在一个陌生女孩面前显摆罢了。
“那你点一首，我为你唱。”我点了一首老歌，张信哲演唱的《过火》。
“男声的歌呀，不过我也会唱”她爽朗地笑着说。她唱得很动听，张信哲的声线模仿也很到位，像是受过专业训练。歌罢，又放了一首慢四的舞曲，邀我共舞。我搂着她的细腰，在不大的空间里慢慢旋转。她侧着头，秀发散出的香气，让我有透不过气的感觉。我没有躲避，因为躲避有可能让她产生误会，以为我讨厌她。音乐很弱，并不影响交谈。她用南方人学说普通话时，那种特有的语调，向我讲了一些有关她的事情：
她叫楚红，22岁，温州人。爸爸在改革开放头几年，靠做小商品生意，发了财。后来成立了商贸公司，比她大三岁的哥哥也在公司上班。妈妈辞退了纺织厂的工作，在家照顾生意。
在南方有很多这样的家族企业，她家只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她让我猜她家有几间房子，我说有四五间吧。她笑了起来，笑的声音很大。
“你小看人了，我家有一栋两层小楼。”她说这话的目的，是想证明家境还算富足。
“你有这样的家境，为什么远离父母，来北京做歌女？”
“为什么有人会吸毒？”她反问我，没等我回答，她又补充说：“是因为会上瘾！我唱歌也上瘾，有时唱上一天也不觉得累。”她的比喻虽不恰当，但也说明了问题。
“既然你这样迷恋唱歌，我就叫你恋歌女吧。”
“这外号好，我喜欢”她愉快地说。能让女孩开心，得到她的赞誉，由此获得了一丝满足，不虚此行吧。
“你喜欢就好”，听了我的话，她开心地笑起来。那笑声即爽朗，又迷人。
“高中毕业后，老爸想让我当教师，他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特别崇拜老师，于是就让我报考了师范院校。结果以市里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但是上了不到一学期，就自动退学了，师范院校的空气太沉闷，不自由。因为退学，把老爸气得半死。每天听他无休止地埋怨、指责，我都快疯了，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就北上北京，先在一家私人创办的美术学校学习。基本功训练很枯燥，耐着性子画了半年的素描，画人体时，男模特匀称的身体，发达的肌肉，让我感到兴奋、冲动。但时间一长也就觉得平淡无奇了。后来，迷上了唱歌，又到音乐学校去上课，也是私人办的学校，但师资很厉害，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教得很好，一年以后，流行和美声的歌都能唱一些。到歌厅做歌女，既能挣钱养活自己，又能满足爱好，继续学习唱歌，一晃都三年多了。”她连珠炮似地向我讲了一段即简单又不漫长的生活经历。
舞曲停了，她引我回到座位上。
“你有男朋友吗？”我问她。
“在家乡时有过一个，是我爸生意场上的朋友，虽然长相一般，但能吃苦耐劳，老爸也看好他。”
“你爱他吗？”我盯着她的脸问。
“ 爱！”她回答得很干脆。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他，独自北漂呢？”
“他劝我留在家乡跟他一起做生意，我拒绝了，于是就分手了。”
“你后悔吗？”
“不后悔，但孤独、寂寞的时候，总是想一些和他相处的事情。”
“那说明你还是爱他的，只是缘分未到吧。”话一出口，我马上觉得似乎不该如此说。
“你与他交往时有“过火”的经历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手指以四四拍的节奏在咖啡杯上轻轻地敲着，似乎是在催促她回答。
“你所说的过火是张信哲歌中的‘过火’，还是指‘性’的过火？”，“你怎么认为都可以”。听了我的话，她诡秘地笑了起来：“你真狡猾”，难道我给她的印象是狡猾？我为刚才的问话感到后悔。
为了弥补问话的过失，我换了个话题：“快过节了，回去看看他，时间久了，也许彼此的想法会改变。想法变了，新的缘分也会降临的。”
“也许吧。”说完，她拿起麦克，唱了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唱完，我鼓了掌，不是奉承，也不是出于礼貌，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她的确唱得很好。
“听说歌厅的工资很高？”我随便问。
“也不是很高，有较高工资的姐妹，都是靠收客人的小费，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北京的消费水准很高，老板什么都不管，衣食住行都要自己负担，除了房租、水电、吃饭外，每月还要为自己添几件时尚的衣服和买些化妆品，这样算下来，开销要一万多吧。”
她的生活也够奢侈的，一个单身歌女，开销竟如此大，这是我没想到的。
“不但生活上有压力，而且什么样的客人都会碰到。在有些人眼里，我们是坏女人，他们花了钱，就拼命整人，甚至行为越轨，遭到拒绝，就到老板那里告状。老板就来问我：‘小楚，你是来干什么的？’我说，是来挣钱的。‘那你就好好干’。潜台词是：‘不然就滚蛋。’为此，我换过三家歌厅。有时想起来，也挺没劲的，昼伏夜行，跟鬼一般。到了过节的时侯，都是我打电话问候别人，从没有人问候我。”
话说到这份上，她有些伤感。我不敢去看她的脸，怕看见她流泪。就这样，听她唱一曲，说一段，然后又唱一曲。不知不觉已经唱了三个小时。分手时，我向她要了电话号码，并说有空时再来听她唱歌。
我失信了，那以后，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并没有再去歌厅听她唱歌。
过年了，初三那天，天上飘起了雪花。我独自一人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望着街上悠闲行走的红男绿女，忽然想起那位没人问候的恋歌女，于是在通讯录里倒腾了一阵子才找到她的电话。打电话问候，也算是拜年，并邀她一起吃午饭。她欢天喜地接受了邀请，并兴奋地说：“本来准备和小姐妹去逛庙会，接到你的电话也就推辞了。”
我们去了一家西餐厅，点了她爱吃的奶汁烤鱼和蔬菜沙拉。因为是过年，也是因为第一次一起吃饭，不喝酒的她，破例喝了红酒。饭桌上我问她：“过年了，想家了吧？”。她说：“唱歌的时候不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想，想久别的母亲和家乡那条缓缓流入东海的大河。每当放假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去河边看驶向远方的大船。后来，之所以有北漂的想法，或许是跟那条驶向远方的大船有关吧。
思乡之情使她的情绪急转直下，悲凉得就像寒风中在冰面上行走。
见她情绪低落，我说：“记得上次和你一起唱歌，你唱了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就像雨做的云，既美丽又漂浮不定。快一年没见你，有男朋友了吧？”
“还没有，歌厅虽然接触的人比较多，但他们都是来玩的，又有谁真心实意地想和歌女交朋友？换了你，你愿意吗？”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不知所措，但又不能不回答。沉思片刻，我说：“愿意，但你老爸不愿意，他是不会同意你找一个连稳定工作都没有的人作男朋友的。”
“找什么样的人作朋友，我自己说了算。”
“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幸的婚姻，就算你说了算，你老爸也妥协了，到了谈婚论嫁时，我也付不起几十万的财礼费”
“那你就倒插门吧，我们家乡的风俗是倒插门可以不要财礼的。”说到这里，我们相对笑了起来。
吃过饭后，又聊了许久才散去。以后一忙也就将她忘记了。
时间飞快，一晃又到过年的时候了，大年初二，天空依旧飘起了雪花，雾气蒙蒙，充满了灰色。由于北京没什么亲戚要拜望，很是清闲，使我再次想起了那位恋歌女，不知道她是否还在北京打拼，有没有被不良之人所欺辱？
也许歌女就是这样的一群人：闲的时候供人消遣和惦念，忙的时候被人所忘记。
作者：许京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出版长篇传记文学《瞿秋白与鲁迅》，发表《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历史档案中的张申府其人》《从〈雷雨〉到〈王昭君〉——记忆戏剧大师曹禺》《开“心锁”——台湾女作家郭良蕙印象》等多篇作品，其中《一位作家在抗战中的经历》获全国爱国主义主题征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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