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南方诗歌奖”批评奖入围作品选｜马春光《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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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28 10:54 1808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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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南方诗歌奖”批评奖入围作品选

《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文选

马春光

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穆旦诗歌的时间抒写

按：本文为马春光著作《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中的第五章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穆旦研究成为中国新诗研究领域一个持续的热点，学术界对穆旦的重新发现与定位几乎非常一致地瞄准其作品所彰显的“现代性”品质，并因而将其标举为代表中国新诗成就的重要诗人。“现代性”是一个宽泛且被无边论述的话题，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它更多地指向一种崭新的时间向度，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1]。在穆旦的诗歌中，“时间”既是一个核心意象，又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从“时间”的角度契入穆旦诗歌，可以更加清晰地辨识穆旦对现代社会生存境况的深刻思考及其诗歌卓异的艺术探索。“我们所有的时间经验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事件定时定位的标度时间经验，一类是关于人生短促或者无聊的慨叹，即对时间之流变的感悟。这两类经验就是两种原型时间经验，我称之为标度时间经验和时间之流经验，它们概括了人类所有的时间经验的性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这些原型时间经验衍生了各种不同的时间观念。”[2]前者侧重于对客观时间的感知，后者则侧重于对时间的主观把握。“标度时间经验”在穆旦的诗歌中体现为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概念的诗性反思以及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诗性探寻；“时间之流经验”在穆旦的诗歌中则主要体现为对“过去”“现在”“未来”所构筑的“时流”的不懈抒写以及对季节流转的现代性透视。在对时间经验的多层面抒写中，穆旦诗歌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时间”中不断挣扎的现代自我，进而抵达了对生存处境的终极逼问。

一、现代时间中的“异化”生存

穆旦是具有鲜明时代感的诗人，他善于从细微的生活细节入手，以富有质感的语言直抵时代生存的中心。在穆旦诗歌中，作为整体生存语境并且具有无限意蕴的“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意象频频出现，恰可说明穆旦试图从“时间”的角度对生存处境进行宏观诗性思考的努力。根据李欧梵的说法，“中历和西历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世纪’的观念，中国人只讲十年、百年，但是在西方‘世纪’是非常重要的”[3]。梁启超率先在日记中引入“世纪”一词，此后以“世纪”为代表的线性时间观念渐渐取代“百年”为代表的循环时间观念，时代意义上的“现代”也渐渐构筑。郭沫若最早在新诗中对“二十世纪”[4]进行抒写，并且被闻一多赞赏写出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5]。穆旦对极具现代气息的“世纪”观念有着内在的自觉，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40年代，穆旦有条件对“世纪”一词做出更加丰富的抒写。如果说在郭沫若的诗作中，“二十世纪”指向的是一个充满期望和充满新鲜感的时间向度，那么在穆旦的诗作中，“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意象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意蕴，并释放出“丰富的痛苦”。与梁、郭不同，更年轻的穆旦更深地进入“二十世纪”的生存场景，以一个诗人的方式，对之展开洞察与反思。

穆旦着力思考的，是生命个体在“二十世纪”所表征的“现代时间”中的困厄与无奈，按照线性时间观的价值逻辑，“二十世纪”理应优于以往的任何世纪而呈现出人类生存的进步样态，但穆旦以其坚实的生存体验发现，“二十世纪”以其更大的“异己力量”对现代生命个体施予更深的异化。穆旦把视野聚焦在“现代时间”中的“农民兵”：“他们向前以我们遗弃的躯体/去迎接二十世纪的杀伤。”现代战争作为“二十世纪”的高级产物，它本身一旦发动，就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将“农民”异化为“兵”，“农民兵”这一称谓本身暗示的正是现代生命个体的异化。穆旦深刻认识到，随着“世纪”的直线向前延伸以及现代文明的持续发展，生命个体将面临更加显豁的异化。如《隐现》所言，“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二十世纪因而呈现出了“黑暗”的生存质地，在组诗《诗四首》中，穆旦以一种沉痛而决绝的语气反复强调，“迎接新的世纪来临”，实际上他在“新的世纪”中感受到的，仍然是个体生命日益加剧的生存困境，因为“但世界还是只有一双遗传的手”，这是“永未伸直的世纪，未痊愈的冤屈”。正是基于《农民兵》《隐现》《诗四首》等诗歌对“二十世纪”的抒写，穆旦获得了对历史、时间的辩证思考，把诗思的触角更深地钻入“时间之维”中，去抚摸它的黑暗，洞察它对个体生命的杀伤力。现代时间以其崭新的方式给予现代人更加“丰富的痛苦”，穆旦对盲目历史乐观主义的弃绝，对现代语境中生命个体的异化本质的揭示，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历史洞察力。

现代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一方面是直线向前的线性时间观规约了总体的生存情境，另一方面则是日常生活中周密而烦琐的时间规训体系。时间成为现代生命个体不可或缺的日常生存要素，成为现代社会规训体系的重要表征。如果说穆旦对“二十世纪”的抒写体现了他对个体生存处境的鸟瞰式考察，那么他对“八小时”的反复抒写，则说明其对“现代时间”的关注与思考植入了更加繁密的细部。“八小时”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性时间”，在穆旦的诗歌中反复出现：“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八小时工作”是现代人不变的生活规则，这一时间规则建构了现代社会整饬的生活秩序。作为现代文明的叛逆者、反思者，穆旦在诗歌中呈现出“八小时”中的个体生存场景，从“八小时”中窥见了现代文明对生命个体的异化。《还原作用》运用近乎调侃的笔法呈现出异常醒目的现代时间制度中的异化现实。与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状态截然不同，现代的“八小时工作”是一种人为的规约，生命的自然状态被消解，结果是“挖成一颗空壳”，“知道没有用处”则是对“八小时工作”意义的二次消解，“八小时”因此构成了现代个体生存的悖论：如果按照现代规训体系的时间要求，获得的是“空壳”和“没有用处”，而否则就是“变形的枉然”。《还原作用》写于1940年，是青年穆旦遭遇异化现实的灵魂呼号。随着对现代时间更深地进入，他对“八小时”制度规约下的异化本质有了更加深邃的感知，展开了更加丰富的抒写。

在《线上》一诗中，穆旦在一种更阔大的时空背景中对“八小时”的生活做出描述：“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在人世的吝啬里，要找到安全。”“阳光和泥土”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命之根源，诗歌中“八小时”是“躲开了”作为生命之源的“阳光与泥土”，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生命异化的根源所在。与“八小时”的制度时间相对应的，是“十年二十年”的累积。异化的生命个体正是在“异己力量”的长期规训与制约下，消失了对自身自由的感知与追求，“异化的人是一个抽象物，因为他失去了与人的所有特征的联系。他被简化为在被剥夺了人的多样性和同情的人们之间，对人类的无差别的目标执行无差别的工作”。[6]无数个生命个体在“一件事的末梢上”，构成整饬周密的现代社会体系，正是现代时间的规训使然。现代时间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异化”系统：“现代时间的强迫意识不只体现在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工作范围中，它已经占据了所有生活领域。”[7]穆旦的敏锐洞见在写于1947年的《我想要走》中变成了生命个体对现代时间的“挣脱”结构：“我想要离开这普遍而无望的模仿，/这八小时的旋转和空虚的眼，/因为当恐惧扬起它的鞭子，/这么多罪恶我要洗消我的冤枉。”“八小时的旋转”作为生存异化状态的典型表征，伴随的是“空虚的眼”（身体异化）和“恐惧扬起的鞭子”（精神异化），“我想要走”所昭示的，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出走，而恰恰是在时间的层面上对“现代”的挣脱与抵抗。现代时间一旦与空间融合，就铸造了现代时空的异化结构，这在穆旦的《成熟》中被浓缩为一个典型意象：“从中心压下挤在边沿的人们/已准确地踏进八小时的房屋，/这些我都看见了是一个阴谋，/随着每日的阳光使我们成熟。”“八小时的房屋”正对应了穆旦写作于1942年的《出发》中的“囚进现在”的经典表述，在这里时间被固定化，生命个体处于非自由的“囚禁”状态。“八小时的房屋”在主体精神上赓续了鲁迅“铁屋子”的隐喻化表述，鲁迅所探寻的生存个体对古老世界的挣脱问题，在穆旦这里延续为新的时代语境中生存个体对异化现实的警醒与反抗。

综而言之，从对“二十世纪”的鸟瞰式抒写，到对“八小时”这一时间意象的抒写、批判及反思，“二十世纪”“八小时”作为现代时间概念的典型表征反复出现在穆旦诗歌中，“是进入诗人带有强烈的个体经验的感悟世界的一把钥匙”。[8]对现代时间中生存个体异化的思考几乎贯穿了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成为他诗歌的重要思想主题。现代时间俨然已经内化于现代生命个体的头脑中，“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机器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这些时间意象在穆旦诗歌中频繁出现，使得它们超越具体含义而在象征的意义上隐喻了生命个体在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存在方式，并潜隐着诗人对“现代性”语境中个体生存悖论的深刻反思。

二、“季节”的现代性透视

时间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密切相关，“正如席勒所讲的，时间就是人的生存的情状，一旦否弃时间，人自身的存在也就被否弃了”。[9]季节作为一种古老的区分时间的方式，体现了人类生命感知时间的特殊方式，它和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古今中外的诗人对季节的不懈抒写，其实恰可说明人类对时间的周期性流转的诗化思考。中国古典诗歌的季节抒写侧重对特定时段的独特景观的发现，通过生命主体对季节之物的情感融合，抒发对自然之美的喟叹和时间流逝的痛感，“伤春”和“悲秋”在本质上都是通过拟人化的书写来表达诗人的时间体验。进入现代语境中，季节同样引领着现代诗人的敏感，但对季节的书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概而言之，现代时间观念的引入，使得季节书写摆脱了时间循环的书写模式而呈现出具体化和多样化的书写格局，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使得对季节的隐喻书写更加晦涩，季节的象征蕴含逐渐远离其传统的固定模式，进而呈现出个人化和不确定性的美学样态。

穆旦在诗歌中对“季节”的书写，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穆旦对“季节”的思考和书写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生命体验，在西方现代诗学的浸染中，以标新立异的诗思和精准锐利的语言赋予“季节”更加丰富和深邃的现代意蕴。穆旦前期的诗歌热衷于书写四季中的“春”，这显然与他彼时的生命体验、思想家的深沉气质密切相关。20世纪40年代的诗作中，有三首以“春天”为题，分别是《春》（1942）、《春底降临》（1942）、《春天和蜜蜂》（1947）。其中以《春》最具代表性：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穆旦《春》）

《春》有别于以往的“伤春”之作，“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这两个充满肉身色彩的诗句一下子使之与传统的有关“春”的诗拉开了距离，“肉体”和“谜”构成的张力正是对穆旦诗歌“思想知觉化”的最好诠释，而所有这一切思考的中心，是时间。“谜”所隐喻的时间向度，在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那里有精彩的论述，“时间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永恒者（the Eternal）把自己转化为人这一荒谬的时刻，也就是化身的时刻，确切地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时刻，这是一个谜”[10]。《春》别开生面地描绘了赤裸的生命被点燃而欲要释放生命能量的迫切，这是年轻的诗人穆旦以肉身化的感知对时间展开的书写，同时也是对未来生命迫切展开的愿望，充满着对“时间开始”的内在生命骚动。《春》融具体化和哲理化于一体，自然意义上的春天与“二十岁”的人生意义上的春天交映展开，就这样，由自然之春延展到人生之春，进而上升到一种整体的“无处归依”的生存状态，穆旦表达了现代生存主体的内心焦虑，因而具有了存在主义的“生存拷问”的思想意蕴。

经历了“文革”之后，穆旦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976年）经历了一个写作的爆发期，而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关于季节的诗歌尤其多。除了分别以《春》《夏》《秋》《冬》为题的四首诗外，还有一首《秋（断章）》。生命个体在晚年对季节的流转更加敏感，对时间的消逝更加痛楚，但像穆旦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中以季节为题进行书写，并不多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还是一个话语禁忌的年代，穆旦通过对季节的隐喻化书写，其实是在表达生命自我的内在精神体验。《春》（1976年5月）已经和穆旦写于1942年的同名诗作有截然的不同，如果说1942年的《春》以其“肉身化”的欲望书写彰显了诗人个体生命青春期的冲动，那么1976年的《春》则是对季节的“人格化”书写，带有岁月的象征蕴含，“春”因而被赋予了早期自我的意蕴并与不同的时代、穆旦的诗人自我形成了对话，以此完成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夏》同样把季节人格化，在这首诗中，“绿色”“太阳”“冬天”“春天”作为行动的主体，分别对应着“说话”“写一篇伟大的史诗”“批评家”“出版”等人格化行为，实际上是穆旦对1976年这个特殊时代的隐喻化反思。这两首以季节为题的诗作，“虽然有着描写诗人自身生命时序的含义，却因为其中刺眼的批判性而改变了音调：历史主题的书写冲淡了自然时序的含义”。[11]

在生命最后一年的创作爆发期中，穆旦对“季节”有着更透彻的感悟。这一年里以“季节”为题的几首创作，合起来看，恰恰构成穆旦对“本时代感受”的最后言说。“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穆旦绝笔之作《冬》初版本中的这一句诗，使得穆旦的季节书写浸透着悲剧意识，穆旦彻底认识到话语禁忌对精神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扼杀，而以隐喻化的季节书写对时代进行着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在《春》《夏》《秋》等诗中，都有冬天的影子：

而我的老年也已筑起寒冷的城，/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穆旦《春》）

冷静的冬天是个批评家，/把作品的许多话一笔抹杀，/却仍然给了它肯定的评价。（穆旦《夏》）

呵，水波的喋喋，树影的舞弄，/和谷禾的香才在我心里扩散，/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书，/在这恬静的、秋日的港湾。（穆旦《秋》）

在这一组诗歌中，穆旦并没有把自然时序中的“春、夏、秋、冬”与人的生命过程构成隐喻意义上的对应，而是侧重于对季节进行“人格化书写”，寒冷、严酷的“冬”在这几首诗里无处不在，其实都说明了穆旦对“生命之冬”“时代之冬”的体认。这是一个不屈的现代诗魂对时代的批判，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穆旦始终用诗歌保持着对自己时代的洞见与反思。穆旦对季节有独特的敏感，并且在对季节的书写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化象征体系，不论是其前期写作中对季节的“肉身化”书写，还是后期诗作中对季节的“人格化”书写，都是穆旦对“时间”的诗性感知的体现，使得穆旦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始终忠实地书写“本时代的感受”。尽管中国的文学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伤春”和“悲秋”的美学传统，并形成了特有的审美范式，但穆旦在1976年的隐喻化季节书写，仍以它精湛的诗歌技艺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季节书写的崭新维度。

三、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现代倾向的诗人，穆旦不仅仅以现代的眼光审视客观时间，他更加注重对主观时间经验的执着书写。“最广义的现代性，正如它在历史上所标榜的那样，反映在两套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这两套价值观念对应于：（1）资本主义文明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时间（时间作为一种多少有些珍贵的商品，在市场上买卖）；（2）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绵延，亦即‘自我’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后者将时间与自我等同，这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12]穆旦的时间经验更多融合进他对由“过去”“现在”“未来”所构筑的“时流”的辩证审视中，“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我》）并且对时间之流中挣扎的“自我”进行了书写：“稍一沉思会听见失去的生命，/落在时间的激流里，向他呼救。”（《智慧的来临》）在诗歌中设置两个乃至多个“我”，让他们进行戏剧性的对话，是穆旦诗歌的一个典型特点。时间之流不仅带来年岁的增长，关键的是它遗弃了那个原初的自我，这是回忆带不回的自我，穆旦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时间进程中的虚无感，自我的破碎使得个体与外在世界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被打破，而联系时间之流之过往的“回忆”并不能修补时间与自我的裂缝，这既是现代生存时间的悖论，更是穆旦“无所顾忌地探究人性中复杂的，甚至是混乱、不贯彻或非理性的部分”[13]的诗性表达。这是穆旦“时间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企图通过对时间之流中挣扎的“自我”的考辩，获取现代时间视域下人类的生存真相。穆旦对“时流”的感知在他写于1947年的《三十诞辰有感》中得到更加显豁的表达：

时而剧烈，时而缓和，向这微尘里流注

时间，它吝啬又妒忌，创造时而毁灭，

接连地承受它的任性于是有了我。

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

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

你和我，和这可憎的一切的分野。

而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

枉然的挚爱和守卫，只有跟着向下碎落，

没有钢铁和巨石不在它的手里化为纤粉。

留恋它像长长的记忆，拒绝我们像冰，

是时间的旅程。和它肩并肩地粘在一起，

一个沉默的同伴，反证我们句句温馨的耳语。

——穆旦《三十诞辰有感》

这首诗充满了鲜明的回忆元素和批判意识，进而升华为对“时间”本身的哲理化思索。穆旦在这里为我们呈现了“时间之流”中不断挣扎的“自我”。“时间不是一个可以分割测定的钟表式的时间，而是一个不停的流。现在不是延展着的一瞬，而是恒长之流中的一个个结构化的部分，在其中，人的瞬间体验总是由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所充实。”[14]在穆旦看来，时间既创造了我，同时也在毁灭我，时间呈现出无比残酷的一面，纵然生命个体“挚爱和守卫”，但终究还是枉然，只因为它的强大和无所不能，“没有钢铁和巨石不在它的手里化为纤粉”，在这种“挚爱和守卫”的过程中，生命个体“只有跟着向下碎落”。总起来说，穆旦对待时间的态度是悲观的，他的诗歌中找不到儒家传统中那种建功立业、通过显在的努力抵制甚至超越外在时间的生命态度，而是保持着个人化的生命感知和言说。在生命旅程中，时间是一个沉默的、冰冷的同伴，而这其中的“我”却告别了单一的对时间的经验方式，呈现出矛盾性和复杂性。这是生存中的发现，作为生存根本情状的“时间”并不可靠，穆旦的思考也随之升华，现代时间给人的焦灼感在穆旦的诗作中呈现为“被围者”：

这是什么地方？时间/每一秒白热而不能等待，/堕下来成了你不要的形状。/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灿烂的/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一片沙砾。我们终于看见/过去的都已来就范，所有的暂时/相结起来是这平庸的永远。（穆旦《被围者》）

穆旦通过对“时间的焦灼感”的表达，对生存处境进行沉痛批判。穆旦善于揭露社会历史长期积蕴的生存悖论，并通过尖利的矛盾自我以及充满野兽气息的语言表达出来，反映在时间上，穆旦对生存于其中的时间表现出一种焦躁感，而企图冲破这种焦躁时间的包围。穆旦的探索由此得以深入，他甚至企图在人类“童年”的历史中寻索答案：“灯下，有谁听见在周身起伏的/那痛苦的，人世的喧声？/被冲积在今夜的隅落里，而我/望着等待我的蔷薇花路，沉默。”（穆旦《童年》）这首诗构成了颇具意味的象征结构：以今晚（此刻）的这一页历史为界点，过去是属于“野兽”的，而未来属于“蔷薇花”。在穆旦的话语体系中，“野兽”是原初自然超强生命力的象征，而“蔷薇花路”则是未来之路“希望”的象征。在穆旦式的时间二元对比中，他在情感上更加亲近“野兽”（人类的童年）而对“蔷薇花路”（成熟、失去本真的未来）保持着沉默。“今夜”的我是孤独的，现在的我同时抚摸历史、展望未来，听到的是“喧声”，选择的是“沉默”。如果联系到这首诗的写作时间（1939年），我们会发现诗人对“现在”“未来”并不乐观，他更在意个人（人类）似“野兽”般的原初生命力以及那份纯真。“过去”在他诗歌中吸引力越来越强大。这个稍稍带有想象意义的“过去的”“童年的”“野兽”般有力的时间，正是穆旦寄希望于拯救现在、突破重围的力量来源。而这在穆旦的很多诗歌中都呈现为时间的异化，他在《摇篮歌》中希望“让我的被时流冲走的面容/远远亲近着你的”。时间带来的灼伤，在穆旦这里，强烈而且无声。穆旦在诗歌中反复书写的“童年”具有象征意义，在穆旦看来，生命从原初开始的时间旅程是一个不断被戕害与异化的过程，而恰恰是童年保持着某种纯真与力量。这种人生的逆向时间价值源自穆旦对现代异化社会的深深认同，以及对人类原初生命力的肯定。“童年”“野兽”“肉体”等在穆旦的话语体系中构成了对“成年”“信仰”“知识”的否定，这在穆旦的诗歌文本中有鲜明的体现：“阴霾的日子，在知识的期待中，/我们想着那样有力的童年。”（《控诉》）这种对以“肉体”为基础原初生命力的肯定是穆旦个体生命时间观的坚实基础，它使得穆旦对现代知识浇灌下的生命个体进行无情的批判，一再地讴歌那莽撞而有力的如野兽般的童年，“时间中的拯救”成了穆旦的探寻所在：

主啊，我们摆动于时间的两极，/但我们说，我们是向着前面进行，/因为我们认为真的，现在已经变假，/我们曾经哭泣过的，现在已被遗忘。（穆旦《隐现》）

我要回去，回到我已迷失的故乡/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在泥淖里/摸索那为时间遗落的一块精美的宝藏……//然而我只想回到那已失迷的故乡/因为我曾是和你们一样的，孩子/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我是永远地，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穆旦《阻滞的路》）

恰如钱理群所言，穆旦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在应该做梦、唱玫瑰之歌的青春时代，却被无情地推向‘战乱、灾难、未知的焦虑、险恶的社会环境’，类似于存在主义者所描绘的‘极端情境’之中”。[15]正是在这种背景中，穆旦写出，“一个没有年岁的人站入青春的影子：/重新发现自己，在毁灭的火焰之中”。（《三十诞辰有感》）这种“极端情景”在他的晚年再度出现，“文革”构成了另一种梦魇。所有这些使得穆旦在思考包括时间主题在内的人类生存困境时，有一种“灵魂搏求者”所特有的彻底精神。在穆旦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个时间的原点，时间上的原点所具有的优势在于它为我们展示了种种的时间可能性，而现实是让人不满的，未来又难以期冀，穆旦精神世界中的这种回溯性时间意识展示了他灵魂自我的复杂性，而穆旦通过一系列诗歌所要探寻的，正是通过对时间之流中充满生命力的自我的追寻，抵达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

综而言之，穆旦诗歌所张扬的“现代精神”与其诗歌文本对“时间”的关注、现代时间意象的频频出现以及诗人对现代时间的深层质问构成了相互映现之势，“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16]正是因此，从“时间主题”的角度论述穆旦的诗歌，一方面可以在更加本源的层面探讨穆旦诗歌究竟怎样深刻地彰显了“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则透过诗歌文本透视穆旦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以及穆旦对现代世界的哲理式反思。穆旦对“现代时间”的审视与反思，既有对历史转捩点的洞见与批判，同时也为认识当下的精神焦虑提供了某种通道。

[1]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2]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4] 《女神》中“二十世纪”多有出现，《日出》：“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二十世纪底亚坡罗！”《笔立山头展望》：“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底名花！/近代文明底严母呀！”

[5]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原载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第4号。

[6] [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7]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超级现代时间》，谢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页。

[8] 吴晓东：《二十世纪的诗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9] 刘小枫：《诗化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10] [法]让·华尔：《存在哲学》，翁绍军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2页。

[11] 耿占春：《穆旦的晚期风格》，《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12]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3] 梁秉钧：《穆旦与现代的“我”》，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116页。

[14] 刘小枫：《诗化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15]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16]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马春光，文学博士，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诗刊》等发表文章40余篇，出版《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等学术著作3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3项，荣获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7）、第二届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学者优秀成果奖（2022）等奖项。

附：首届“南方诗歌奖”入围名单

诗人奖入围名单

1.哑石《日落之前：哑石诗集2012-2020》（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2.朱朱《我身上的海：朱朱诗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5月）

3.伽蓝《磨镜记》（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

4.王璞《序章和杂咏》（《新诗》丛刊，2021年5月）

5.刘立杆《尘埃博物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8月）

青年诗人奖入围名单

1.方少聪《哈孜的记事册》（飞象界编辑部，2021年1月）

2.彭杰《群峰的试探》（ϔ诗丛，2021年9月）

3.王辰龙《埋花窖》（ϔ诗丛，2022年10月）

4.张慧君《家园》（ϔ诗丛，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