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风采】

        吴仰生，笔名仰生，昵称：俯仰生涯。安徽省作协会员，曾为下乡知青、工人、中学和大学教师。爱好文学，笔耕不辍，已有35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发表与出版。其中，中篇小说《亡魂》和长篇小说《爱的家教》颇受好评；曾获“小天使"铜像儿童文学奖、"阿英”文学奖等十多种奖项。

【长篇国学之文学札记】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冬，曹丕生于谯县（今安徽亳州）。传闻曹丕出生之时，天上的出现青色的云彩而且形状如车盖，终日环绕其上，望见祥云的人都以为曹丕将来非人臣之命。他自幼天资聪颖，后天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给予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年少成长的阶段，他广学博览，在曹操严厉督导之下，少年时代就通读诗、论，长大一些就学习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认为时下兵荒马乱，教曹丕学射箭，六岁时，曹丕学会了射箭。八岁时，曹丕学会了骑马。从十岁起，曹丕就随父亲征战南北，长时间的军旅生活锻炼了他强健的体魄，而且还丰富了他的见闻，为其诗篇创作积淀了大量的素材。随着他年龄与阅历的不断成长，艰苦生活环境带来的精神冲击，逐渐形成了他特有的沉郁性格气质。建安二年（197年），曹丕随曹操南征张绣，张绣先降后反，曹操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遇害，年仅十岁的曹丕乘马逃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丕被司徒赵温举荐，曹操认为赵温举荐他的儿子，并不是因为他真实的才能，因此使侍中守光禄勋郗虑持节奉策免去赵温官职。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南征孙权军驻扎在曲蠡（今河南临颍县繁城镇），尚书令荀彧去劳军，曾与曹丕有过对射箭技术的探讨。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带着曹丕等人，回到亳州（今安徽亳州）老家上拜坟墓。事毕，曹丕等乘马游观，经过东园，循着涡河，穿过高林，驻马书鞭，写下《临涡赋》。

        在曹操二十五个子嗣之中，先后出现于曹操视野里的储嗣候选人有四位：曹昂、曹冲、曹丕、曹植。最能当得太子者人选至少有二位，正室刘夫人所生长子曹昂和环夫人所生曹冲。曹丕是曹操的次子，曹昂死后，曹操还曾打算传位其庶弟曹冲。曹冲是个神童，五六岁时智力已经“有若成人”。且天性仁厚爱人，常常为不慎犯了过失的设法解免，“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为此，曹冲深得曹操的宠爱，但曹冲十三岁患病夭折。在他死后，曹操曾对曹丕说：“曹冲之死是我的不幸，但却是你的大幸。”曹丕后来也常对人说：“如若曹冲仍然健在，将没有我的太子之位。”曹冲死后，有实质意义竞争储嗣候选人的只有曹丕、曹植二人了。不久，曹丕同母弟曹植以风流文采而展露头角，深受曹操喜爱。于是就发生了曹丕、曹植兄弟间的立嗣之争。

       曹操长期在立嗣上狐疑不决，难免不影响下属。时间一长，下属间渐渐形成了拥护曹丕和拥护曹植的两个集团。拥护曹丕的有贾诩、崔琰、司马懿、陈群、桓阶、邢颐、吴质等人，拥护曹植的有丁仪、丁廙、杨修、孔桂、杨俊、贾逵、邯郸淳等人。他们各自结为党羽，设计谋、造舆论，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拥护曹植的杨修出身东汉名门“弘农杨氏”，是个智谋过人的奇士，又身为曹操的主簿，消息特别灵通，对曹植十分有利，在他出谋画策之下，曹植在这场争夺战中渐占优势，有几次机会能当上太子。但因为曹植行为任性，平时不注意节制自己，而且还醉酒擅闯司马门，终为曹操所不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丕作为储君驻守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魏讽密谋攻邺，与之同谋的陈祎自首，曹丕率众平定变乱，诛杀魏讽。曹丕作魏太子时期，积极组织文学团体并参与鼓励文学创作，使得同类唱合诗赋作品由此而兴，成为建安文学发展独有之气象。

        延康元年（220年）正月，曹操逝世于洛阳，曹丕从邺城至洛阳继位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初登高位手掌大权的曹丕，面对突而其来的权力交接，心理上不免有些激动和志满意得。面对从乃父手中接管下来的国家，深感完成乃父复兴国力和实现统一之遗志，将是他人生今后任重而道远的责任。

        曹丕从东汉末年，纲纪紊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迅速将权力集中在手，稳定政权局势。他深知只有加强巩固自己的集权，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利宝座的重要性。他一开始就从内部权利制衡中着手，迅速做出反应。他笼络和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重新分配在权利蛋糕上的占有份额，同时打击排除异己势力。二月，任命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已卯，任命夏侯惇为大将军。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五月，册封投降的山贼郑甘、王照为列侯，又命苏则督军平定武威、酒泉和张掖的叛乱。七月，孙权遣使奉献，同月，命夏侯尚、徐晃与蜀将孟达里应外合，收复上庸三郡。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甲午，带着军队驻扎在谯，在邑东以酒食慰劳六军和谯郡父老。

        汉家天下的政治局面，早在董卓之乱后就已开始紊乱。曹操迁汉献帝至许昌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政令皆出于曹氏。在皇权的拥有上来说，汉献帝已经成为一个傀儡。曹操虽然戎马战争四方，但以臣子的身份征周旋在各个割据势力之中。延康元年（220年）十一月，魏王曹丕下诏收敛、祭奠阵亡将士。十二月十日，汉献帝正式禅让帝位，曹丕三次上书辞让。辛未，曹丕登受禅台称帝，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大赦天下。黄初元年（220年）十一月，以河内郡山阳邑（今山东菏泽巨野县）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以帝王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开始了他七年的执政生涯。在执政期间，曹丕很想成就一番儒家仁政君主的作为。曹丕在政治抱负上，继承乃父曹操统一山河的志向。在治理国家理念方面，追求效法上古仁君、贤臣之世。他对内施政恩威并重，巩固权利的同时集权在手，制法削藩，打击异己，诏令禁外戚宦官干政。他又与民生修养生息，政倾惠民并复兴儒学。意在教化民众，恢复社会生活秩序，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复通，置戊己校尉。三月，封皇长子曹叡为平原王，弟弟曹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四月，封曹植为鄄城王。九月，立贵人郭女王为皇后。

        曹丕对外一向主张征伐，渴望早日实现统一山河的志向。他积极折冲疆场，曾两次兴师伐吴。黄初二年（221年），吴国孙权因前袭杀关羽收荆襄之地，害怕刘备报复首尾难顾，乃假意与魏曹丕遣使修好奉章，并遣于禁等还。”曹丕遂遣“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孙权由是称臣于魏。同年刘备愤孙权之袭关羽、联曹魏，亲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刘备盛怒不许。是年，攻破吴军巫口和姊归两处。黄初三年（222年）正月，孙权给曹丕上书言说出兵迎敌，曹丕作《报吴王孙权书》鼓励其杀敌。闰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今湖北宜都北）。当初曹丕听说刘备率军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认为刘备犯兵家大忌，必定速亡。过了七天，孙权击破刘备的文书送到。随后孙权因解除了蜀汉的威胁，故在遣长子孙登入魏为质一事上拖延再三，魏吴两国的联合逐渐出现貌合神离的状况。同年十月，孙权复叛。对于孙权的欺骗与背叛，曹丕十分恼怒，又下《伐吴诏》鼓励将士们曰：“南征进军，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表示坚决要南征孙权之意。

        曹丕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曹真、张郃、曹休等诸路大捷，击败孙盛、大破吕范、火烧诸葛瑾，几乎攻下江陵，孙权临江拒守，几条战线或溃或败，仅朱桓濡须一路打败曹仁获胜，曹丕胜利在望，却不料遇到疫疾，加之朱然固守江陵，孙权乘机重新遣使纳贡，双方言和，曹丕退兵。十一月辛未，命镇西将军曹真率诸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封赏等，平定河西。过了十天，破胡告檄传到洛阳，曹丕非常高兴，大笑说：“我在帷幕之内运筹帷幄，诸将在万里之外奋勇作战，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没有如此之多的。“

      黄初四年（223年），重臣曹仁、曹彰、贾诩先后去世。黄初五年（224年）四月，曹丕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黄初六年（225年）二月，派遣使者从许昌到沛郡询问民间疾苦，救济贫困者。同年，并州刺史梁习大破鲜卑轲比能。十月，曹丕行幸广陵（属今江苏扬州）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当年大寒，水道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期间，经过雍丘（今河南杞县），到曹植处所，与曹植见面，增其户五百。十二月，曹丕一行从谯经过梁，派遣使者用太牢礼祭祀东汉太尉乔玄（与曹操为忘年之交）。

        在实现统一问题上，曹丕既有希望于能有王化之举达到夙愿的诚心，也有兴国强兵而灭贼寇的强硬之志。虽然，两次伐吴却由于时机不成熟而无功而返，但由于统一志向的驱使，使得曹丕在位后期施政更需要富国强兵，以至于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其执政功绩对于中国文学此一时期的发展风貌与繁荣，也多少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黄初七年（226年）正月，曹丕回到洛阳的宫殿。五月丙辰日（6月28日），曹丕病重，命镇军大将军陈群、中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受领遗诏，共同辅佐嗣主曹叡。让后宫淑媛、昭仪已下的都各归其家。同月十七日（6月29日），曹丕去世，时年四十岁。谥号文皇帝，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按其生前的文告，不树不坟，葬于首阳陵（河南偃师西北）。

        在即位魏王之初，曹丕便出台两项新政：第一项新政是废除中常侍和小黄门，改设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两种官职，定员各四人，同时又宣布：严禁宦人干政、宦人为官，最高只能充任”诸署令“，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根源。为了传之久远，他还依照”国有大事则镂于金版“的古训，命人把上述政令镌刻在金属的简策上，然后珍藏于石室之中。

        第二项新政是采纳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成功缓和了曹氏与士族的关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为称帝奠定基础。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

        曹丕称帝之后，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还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同时，削夺藩王权利，曹魏藩王的封地时常变更，没有治权和兵权，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这个政策虽然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却留下隐患，导致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曹丕建立魏国之后全力整肃朝纲，于黄初二年（221年）颁布《日食勿劾太尉诏》，以革除无辜归咎股肱大臣的弊端；次年（222年）颁发《禁诽谤诏》和《百官不得干预郡县诏》，以改变相互诬告与朝臣颐指的世风。

        在经济方面，曹丕继续发展屯田制，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黄初末，魏国国库充实，累积巨万，基本解决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同时，采取战略防守，恢复生产。除禁令，轻关税，禁止私仇，广议轻刑，与民休养，使北方地区重现安定繁荣局面。

        曹丕提倡节俭、薄葬，下诏禁止厚葬、淫祀。预作《终制》。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下令恢复太学，建立儒家思想教育机构，传播儒家经典。后又对经学典籍进行收集和整理，鼓励士人学经注经发展文化事业。

        黄初二年（221年），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黄初三年（222年），又颁布《取士勿限年诏》，以打破年龄界线，提出无论老幼只要“儒通经术，吏达文法”都可试用的用人之法。

        黄初四年（223年），在原来汉室乐舞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朝堂之上宗庙之中演奏起正世乐、迎灵乐、武颂乐、昭业乐、凤翔舞、灵应舞、武颂舞、大昭舞、大武舞。黄初五年（224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享食邑百户，重修孔庙，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

        曹丕的这些举措，在短期内使封建正统文化复兴。

        曹丕在位时，还假借征吴之名，平定了青州、徐州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汉末以来，青、徐一带存在着以臧霸、孙观等为首的割据势力，他们虽归顺曹操，却拥有独立的地盘和兵力，曹操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曹操刚死，在洛阳的青、徐兵就发生骚动，曹丕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稳住了他们，控制了局面；黄初三年（222年），曹丕以孙权不纳质子为由，三路伐吴，借机剥夺了臧霸的兵权；黄初五年、六年（224年、225年），曹丕两次亲自督师伐吴，均止步于广陵，未与吴军交锋，却平息了利城兵变，彻底解决了青、徐的隐患。因此后世推测，曹丕亲征的真实目的不是伐吴，而是以此为幌子不声不响地平定青、徐割据势力，充分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小心谨慎又不失坚决果断的素质。

        史学家田余庆评价曹丕消除青徐割据势力说：“曹丕在广陵之役中最终解决了青徐豪霸割据一方的问题，增进了魏国的稳定，巩固了北方的统一，可以说是他在位七年中的一件可以称说而又被人们忽略了的政治大事……广陵之役解决了青徐问题，使东方归于一统，魏国国势更加强大起来”。

        曹丕在延康元年（220年）命夏侯尚、徐晃招降蜀汉宜都太守孟达，大破刘备义子刘封，收复上庸三郡。

        孙权曾向魏称臣，接受吴王封号。经过多次斡旋，魏吴最终走向敌对，曹丕三次亲征东吴，均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曹丕在担任魏王时，令苏则平定武威三种胡、酒泉和张掖的叛乱；称帝之后，命曹真督军大破羌胡联军，平定河西，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并设置了西域长史府。

        因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于是曹丕任命田豫为持节、护乌丸校尉，牵招、解俊同为护鲜卑校尉，田豫、牵招、梁习等将领在北疆表现出彩，多次击败鲜卑。

        曹丕是中国三国时代杰出的诗人。其《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他的五言和乐府清绮动人，现存诗约四十首。

       曹丕诗歌形式多样，而以五、七言为长，语言通俗，具有民歌精神；手法则委婉细致，回环往复，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个中能手。代表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曹丕的一些为后人称道的作品都在担任五官中郎将至魏太子期间所作，他的诗歌细腻清越，缠绵悱恻。

        学者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里，列举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和王夫之《姜斋诗话》对曹丕的评价。《诗品》将曹丕排在中品，认为他的诗不属上品。

        学者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里，列举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和王夫之《姜斋诗话》对曹丕的评价。《诗品》将曹丕排在中品，认为他的诗不及弟弟曹植，原因是曹丕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偶语”，即两个普通人在讲话），反观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文心雕龙》（才略篇）说曹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与曹植“思捷而才俊”不同，又谓“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世人都同情曹植的处境，曹丕是兄弟争位的胜方，人们也因此忽略他文章的美妙。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直言：“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可谓为曹丕文学成就“平反”的宣言。叶嘉莹说，曹丕是一位“理性诗人”，有节制有反省，“以感与韵胜”。

       曹丕所作散文，据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和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0第1版）比对参看所统，其中诏有七十五篇（包括残文）、书有三十七篇（包括残文）、令有二十六篇（包括残文）、论有六篇、策有四篇、序有四篇、表文有三篇、铭有三篇、连珠有三篇、策文二篇、议有一篇、教有一篇、诔有一篇、祝有一篇、制有一篇、其它类散文八篇，各体制的散文总数有一百七十六篇之多，可谓佳作甚多。曹丕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诸体制全面、涉及面广、内容上有所拓展，作者将心绪与情愁，叙写于字里行间。同时能突破体制的束缚，泄情怀于笔端，散文中融入了作家细腻而敏感的心灵感悟，处处流露出语切情真、徘徊动情之语，常常能触动人心。故所以被裴松之誉为“美辞”之文，行情风格浓厚。

       从题材和内容上来看这类书、论性类散文，涉及的题材丰富、所含事物面广。曹丕已经对传统题材进行了拓展的尝试，这是将书信体涉及的内容扩大的实证，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文人间互相赠答的风习，对了解当时文人们相互进行的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曹丕散文中有很强的文学批评意味，曹丕把对文学的看法积极的带入书信体中详加议论，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同样曹丕对于政治主张与理想的表达，也深刻地反映在了他的散文作品内容之中。其中《又报吴主孙权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篇优秀的外交文书。此书作的措辞严厉，软硬兼施；政治要求与主张表达清晰、说理分明。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曹丕的书、论性类散文，不仅涉及的题材丰富所含事物面广，而且在体现行情性方面也是情感充沛。曹丕的诗中所有的细腻与深情特点，同样用散文的形式行发出来。曹丕的书、论体散文，除具有情文并茂的特点之外。辞巧文妙也体现的很突出。

       曹丕所创作的二十八篇赋作，其中有序者共有十六篇。从总体内容上来看以抒情和咏物为主，而体制方面一改汉大赋之鸿篇巨幅，成为短小精悼的行情小赋。其赋作内容以真情的笔触，触摸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并将个体的喜怒哀乐带入行情小赋之中。

       到建安时期，辞赋开始向短小化、行情化的潮流发展，其样式明显已经改变。铺排场面是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反映社会实际，记录作者的亲身所见所闻所感。曹丕赋作品中有许多内容就是表达出了，时代的心声与个性化的追求及感受。曹丕的《校猎赋》是一篇很完整的赋作品，在其赋中曹丕运用笔墨不多，不过三百来字就将一次田猎盛况尽数描绘出来。

       曹丕为情而造文，他的赋作品中充满了情志的行发，可谓是情贯赋篇。从行发情感的不同角度来看《寡妇赋》、《出妇赋》，更多地表达出作者对下层社会妇女哀悯同情的情怀。曹丕善写妇女题材的作品，其诗歌有《寡妇诗》与之赋作品皆有机行一致的情感行发。作者将寡妇孤独生活的现实写照，同一年四季景物变化的感受结合起来，景随情至般地衬托出寡妇无限的惆怅与哀情来。曹丕细腻婉转笔触，始终触碰到寡妇满腹伤感而无法释怀的无奈叹息上，同情怜个之情跃然纸上。

        曹操带曹丕、曹植等人登铜雀台游玩，期间命曹丕兄弟作同题赋各一篇，所以其弟曹植亦有同题之赋作。曹丕的《登台赋》是一篇歌咏铜雀台华美壮丽的小赋，这篇赋写的笔触清新细腻，在描写景色时做到了“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洽赋》）。从赋作体现出的情感色彩来看，洋溢着对美好时光的留恋与喜悦之情。作者用色彩鲜亮语言欢快的节奏，将所见阳春三月的美丽景色描摹出来，并将此时的喜悦心情与大自然的生机勃勃的景致融为一体，流露出曹丕内心向往平静安宁的生活愿望，以及年轻向上奋发有为的情感。

        曹丕的诗歌笔法影响着其赋的风貌，诗体之赋为其赋作品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标志性意义。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写于曹丕为魏太子时，文中要点有：

       1.评价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文风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说法来源于此；

       2.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

       3.肯定文学的历史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曹丕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关键作用，由此形成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曹丕命令刘劭、王象、缪袭等人编纂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开官方组织编纂类书的先河；

       2.《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风气，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祖；

       3.其《燕歌行》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此对后世七言诗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自古以来, 对曹丕的评价大相经庭, 其争议之烈仅次于其父曹操,倒也令人瞩目。

       诸葛亮：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

       孙权：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

       曹植：祥惟圣贤，歧嶷幼龄。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妄，抗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莹。

       桓阶：仁冠群子，名昭海内，仁圣达节，天下莫不闻。

       卞兰：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睿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於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

       陈寿：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阎缵：魏文帝惧于见废，夙夜自祗，竟能自全。

       李班：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贤之高朗，后人之莫逮也！

       葛洪：自建安之后，魏之武文，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刘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援，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选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垣荣祖：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

       释道恒：光武尚能纵严陵之心，魏文全管宁之操，折至尊之高怀，遂匹夫之微志。

       沈约：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

       萧统：不追子晋，而事似洛滨之游；多愧子桓，而兴同漳川之赏。漾舟玄圃，必集应、阮之俦；徐轮博望，亦招龙渊之侣。

       颜之推：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

       《陈思王庙碑》：魏高祖文皇帝，绍即四海，光泽五都，负彰魈茫朝宗万国，允文允武，庶绩咸熙，正践升平，时称宁晏。

       王勃：文帝富裕春秋，光应禅让，临朝恭俭，博览坟典，文质彬彬，庶几君子者矣。

       郝处俊：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

       刘知几：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

       李隆基：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凡百在会，咸可赋诗，五言纪其日端，七韵成其大数，岂独汉武之殿盛，朝士之连章，魏文之台壮，辞人之并作云尔。

       张说：周文王之为太子也，崇礼不倦；魏文帝之在青宫也，好古无怠，博览史籍，激扬令闻，取高前代，垂名不朽。

       王锴：文帝八岁能属文，博览古今，贯穿经史。及居帝位，益尚谦和。坐不废书，手不释卷。

       范仲淹：魏文帝宠立郭妃，谮杀甄后，被发塞口而葬，终有反报之殃。

       黄庭坚：盖世英雄不自知，暮年初志各参差。南阳陇底卧龙日，北固樽前失箸时。霸主三分割天下，宗臣十倍胜曹丕。寒炉夜发尘书读，似覆输筹一局棋。

       苏辙：臣伏观历代帝王，如汉武，魏文，唐徳、文、宣三宗皆工于诗骚杂文，与一时文士比长絜大。至于经纶当世，讲论利害，以文墨尽天下事，则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万一。

       陈亮：至于欲使当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未尝不为之三复也，于是时吴蜀争帝，中国庶几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谥曰文也。

       耶律楚材：仲谋服孟徳，葛亮倍曹丕。唯晋成全统，平吴混八维。

       郝经：丕特负赃胠箧之盗。操死丕直取，自以为可也，乃从容禅让，自以为舜、禹复出，其自欺也甚矣！且轻薄佻靡，未除贵骄公子之习，不矜细行，隳败礼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乱亡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谓为土龙刍狗，宜哉！

        张溥：魏王帝业无足称，惟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令。诏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常辅政任，石室金策，可宝万世。彼亲见汉室炎隆，女主中人手扑灭之，麦秀黍离，伤心目。霸朝初创，力更旧辄，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所及。

       胡应麟：诗未有三世传者，既传而且煊赫，仅曹氏操、丕、睿耳。然白马名存钟《品》，则彪当亦能诗。又任城武力绝人，仓舒智慧出众。阿瞒何徳，挺育多才？生子如此，孙仲谋辈讵足道哉！

        方孝孺：汉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圣智之度，高祖犹能不杀子婴，文帝犹能奉山阳终其身。曾谓武王圣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决知其不然矣。

       王世贞：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

       谭嗣同：若夫汉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诏天下上孔融文章，渐昭风轨，犹无集名。自荀况诸集，编题后人，张融玉海，标目己意，乃始波颓雾靡，不可胜遏。

       章太炎：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然魏文廓清谶纬之功，岂可少哉！文帝虽好为文，似词章家一流，所作《典论》，《隋志》归入儒家。纬书非儒家言，乃阴阴家言，故文帝诏书未引一语。岂可仅以词章家目之！

       刘师培：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

       毛泽东：曹丕也是他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

       郭沫若：曹丕在政治见解上也比乃弟高明得多，而在政治家的风度上有时还可以说是胜过他的父亲。如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禁母后预政，取士不限年资但纠其实，轻刑罚，薄赋税，禁复仇，禁淫祀，罢墓祭，诏营寿陵力求俭朴等等，处处都表示着他是一位旧式的明君典型。

       马植杰：从曹丕的政治设施来看，也有些不错的。拿曹丕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属中等偏上者。

叶嘉莹：魏文帝在即位后，曾下了息兵诏，下了薄税诏，下了轻刑诏。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够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但是很可惜，他只做了七年的皇帝就死了，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岁。

       

典论·论文(原文及鉴赏)　

      

      〔原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鉴赏〕

        汉代盛行谶纬之学是上古崇巫文化的余绪。无论孔孟、老庄的吉光片羽，还是《毛诗序》的“诗言志”说，其实都在骨子里把文学、艺术视为巫术礼仪的道具，祖宗崇拜的祭品，即使屈原、老庄等人畅饮诗歌、文学的美酒时，也从未把自己由庙堂的代言人降低到纯粹诗人、歌者的层次。当西方的荷马赢得普遍尊敬的时候，东方的盲瞽艺人却要时时忍受饥饿的煎熬、权贵甚至童稚的白眼。

        时至东汉乱世，饱读诗书的儒生、士人在继承诸子时代的学术自由精神的同时，有的看到自己难能与当政的权贵世族平等合作，转而选择独善其身，狂歌傲世；有的本身作为富家豪强，他们在以实力打拼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对人生的厚重与悲壮、苍凉与艰难有着深沉的体悟，不禁发言浩歌，气贯长虹。文学艺术此时方进入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公元2世纪初叶出现的《典论·论文》正是这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在理论上的表现。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论。其作者——三国时魏国第一位皇帝魏文帝曹丕的身份地位，并不影响该文在文学史、文化史上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文学与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典论》共5卷20篇。典者，常、法，主要是对文人言行约束性的规范，当时曾刊刻于太学。到了宋代，几尽散失殆尽，只有《自序》、《论文》两篇因其他文献的辑录才保存至今。

        从《自序》我们知道，曹丕务实的态度与文武兼备的素质不在大名鼎鼎的曹植之下。他自言“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六岁而知射”，“八岁而知骑射”，幼年便随曹操四处征讨。又“少诵诗论”，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靡不毕览”。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使他体悟到“事不可自谓己长”的道理。其实何止习射、学剑、治学“不可自谓己长”，文学艺术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自古以来的文人骚客，多“自谓己长”而轻忽他人。其实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何必拘于一孔之见而贻笑大方。当班固嘲讽傅毅喋喋不休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在他人眼里难道不是另一个傅毅吗？天下文人之所以“相轻”，曹丕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文人大多能够“自见”我之长，而不能“自见”我之短，即缺乏清醒的自知之明，常常以自己之长较他人之短。一个人如果沉浸于这种自我编织的话语光环之中，难免自我感觉良好，犯夜郎自大的毛病；其次，文体发展到东汉已呈多样化的趋势，奏议、书论、诗赋、铭诔等不同文体各有自己的特色与内在的要求，因为文人兴趣偏好与性格气质的差异，即使文坛大师也只能是在某些文体上游刃有余。比如与曹丕同时娴于辞赋的王粲、徐幹，在奏议等实用文体上未必称雄，长于章表书记的陈琳、阮瑀，在书论作赋方面未必见长。如果王粲与陈琳在辞赋上较短长，则王粲必然稳操胜券，如果阮瑀与徐幹在表章上争雌雄，则徐幹定会甘拜下风。具有不同特长、偏好的文人斤斤于名头高低，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妄举，舆论中对群峰并峙的文人排名次、争座位的做法，实在是无知妄行。

        为什么不同文人的性格与创作呈现出这么显著的个别差异呢？

        曹丕认为，主要是文人自身才性气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在创作上的不同偏好和表达方式。关于士人的才性品藻问题，曹丕之前刘韶的《人物志》中就有记录，曹丕后的《世说新语》中也对汉末、魏晋的人物品鉴逸闻多所发现。曹丕的贡献在于把这种人物品藻中的才性部分，结合儒、道两家的生命之气、真元之气，进一步贯通到文学艺术，特别是文人个人修养和创作才能的领域。东汉清议看重人物品行的清浊，在曹丕是把文气与人气混同言之，他一面讲“(文)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谓的“文以气为主”，实即“人以气为主”、人之气主其文。他朦胧地意识到文气体现出的清浊，主要还是人的品性气质的清浊问题。所以他看到了孔融“体气高妙”，徐幹“时有奇气”，应玚之气“和”，刘桢之气“壮”，每人之气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悲慨、俊逸、骨鲠的色彩。曹丕论文独标“文气”，正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个性独尊、张大自我的创作主题。当然，在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气”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除了个体之气的清浊差异外，不同文体自身的特殊要求与规范，也是导致文学艺术创作百花竞放的原因。在文体初分的时代，人们因不同场合、不同实用功能的需要而形成了不同文体的雏形，曹丕对此作了归纳，总结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文体的划分大致确定了不同文体在创作与鉴赏上的客观标准，这正是当时社会与文人群体文学的“自觉”的表现。曹丕对不同文体的标准与特征作了简练的概括，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同时又指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之本，有人说是儒家的伦理教化，有人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范，文之末，有人认为指的是文学体裁。我们认为，在曹丕的时代，还未达到后来刘勰的高度。他所谓“本”，一方面作为语言表达的艺术，不同文体所共有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文之气、人之气中的气之本，文人的气质之性的本原是共同的；所谓“末”，既包含不同文体所具有的不同表达规范和内在要求，如不同文体的雅、理、实、丽等不同要求，也指涉先天共同的气质之性因后天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性格、性情差异所导致的言语、作文上的不同的色彩。要把握不同文体的内在要求和创作规律，克服自己气质、性情的后天不足，曹丕认为，一般文人作者因为自己的个性气质特点，只能在某些文体上超拔于众人，而只有通才、全才才有可能诸体皆能。

        不过，曹丕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最主要的是他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观，把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非仅仅特标自己在文学创作、批评上的切身体会。在经历血雨腥风的冲杀，亲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象，亲历手足相残的剧痛之后，他深刻地体会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人生悲喜荣华，祸福寿命短长，都是过眼烟云，不知何处的一阵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生命的心路历程，精神结晶的凝聚，而文学艺术，正可以凭借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穿越时空的阻隔，把你的音容笑貌、情仇意绪、浩歌深思传达给后人。作为文人，大可不必以扬雄、班固的嘲弄之语挂怀，文学艺术自有其价值和生命，值得你付出毕生的心血去营构、去创造。有人提出曹丕的《论文》是“用自己政治的权威为文学的存在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设若作者不是作为魏文帝的曹丕，《论文》可能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力。不过，如果生活在一个轻生死、重然诺的时代，怎能不体味到生命之轻，怎能不意识到精神生命追求的高贵与价值。曹丕说到了，也做到了。他的《论文》也让他不朽。

        可以与《典论·论文》相媲美的，还有他的《与吴质书》。虽然其所谓“文”是各种语言艺术的泛称，并非专指诗赋，但曹丕所揭示的文学艺术的文气、文体、文学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真知灼见，启发了陆机、刘勰、钟嵘，流风所及，一直到王夫之、姚鼐、王国维等人。对于《论文》在当时的文学影响，鲁迅曾经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曹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它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于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七个人，他们的文章分别从各自的维度拓展了文学的性灵之质；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的功劳。”我们要说，曹丕摆脱汉儒随意以伦理教化附会文学创作的恶俗，而对这一时代“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解放”大潮的推动，较之鲁迅所看到的曹丕对一时代文风“华丽好看”的影响，更加值得我们肯定与推许，他的勇气和魄力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仍然在惠及后人。

        魏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开国皇帝（220年—226年在位）。魏武帝曹操次子，与正室卞夫人的嫡长子。曹丕自幼文武双全，博览经传，通晓诸子百家学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击败了其弟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逝世，曹丕继任丞相、魏王。同年，受禅登基，以魏代汉，结束了汉朝四百多年的统治，建立了魏国。曹丕在位期间，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220年）命其制定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而且平定了青州、徐州一带的割据势力，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对外平定边患，击退鲜卑，和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复在西域的建置。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于洛阳，时年四十岁。谥号文帝，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葬于首阳陵。曹丕于诗、赋、文学皆有成就，尤擅长于五言诗，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并称“建安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另外，曹丕著有《典论》，当中的《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作品。

        曹操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再看典论论文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再看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典论论文》在文学领域中的现实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及其理论展现出了新的面貌，产生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论文和论著。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文学批评概念，通过思考当时文坛的种种弊病，试图建立更加合理的文学评价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集中讨论了《典论·论文》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现实价值，从文学批评标准、文体学思想、文学地位与文学自觉意识、对个人价值及政治意图的阐发等方面来分析《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对其重要意义进行再概括和再阐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化，朝代的频繁更迭，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变革，传统儒家学说式微，人们迎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伴随着以老庄学说为基础的“玄学”的兴起，人们的自主意识得到提高，这种自主意识反映在文学领域上就是对文学审美性的追求，对“纯文学”的追求，同时促进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曹丕《典论·论文》无疑具有先导性意义，成为魏晋文论的开端之作，其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诸如“文气论”“七子”“不朽论”等，都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将《典论·论文》的现实意义作为分析重点，对曹丕的重要观点进行整合和梳理，探索其在当时文坛以及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的影响。

       

         一、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供了对当时文人之间以及文坛中普遍存在问题的反思和规劝，他在其中，以一个公平且客观的批评家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伊始，曹丕以班固轻视傅毅，认为其“下笔不能自休”为依据，提出“文人相轻”的陋习，又举建安七子为例，今之文人虽然“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创作水平可“仰齐足而并驰”，但仍然存在“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的现象，曹丕指出这一点，意在对“文人相轻”的观点做出补充，论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即“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向声背实”则批判了人们依据作者的名气声望来判断文章好坏，人云亦云的陋习，实际上是引导批评者关注文章本身，不能因为外部条件影响判断。

        这些错误批评态度的提出实际上呼应了曹丕力图建立更加合理和公平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努力。曹丕在文中也提出了应对办法，即“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希望文人群体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又不至于以一己之才来评判一切，不能“以己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建立的评价标准也对后来的文学批评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又在文中点出了知音难遇的三大原因是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都体现了对曹丕《典论·论文》中不以个人好恶影响判断，客观审视自我与他人创作观点的继承与发展。郭绍虞先生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以各有专长的眼光，来品评不同的作品，于是很自然地会使批评漫无定准，莫衷一是，而陷于文人相轻的陋习”。后代的批评家们通过不同层面的论述，完成了对曹丕观点的再阐释，使其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文体学思想的建立

        曹丕《典论·论文》在古典文学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在文中首次提出了文体的分类问题，开创了文学文体论。他将各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四类文体是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个文种是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虽然相对于后来的文体划分，如陆机在《文赋》中关于文章十体的论述，《晋书》中也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的记载，明确表明了挚虞的文体分类意识，再到刘勰《文心雕龙》，更用了大量篇幅，分别论述了三十五种不同的文体，成为当时论述文体的集大成著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体的划分还是比较粗糙的，但就前人的研究来说，《尚书》中将文本分为谟、诰、誓、命，是根据行为方式的分类，班固在《汉书·杨雄传》中论述杨雄观点时按照经、传、史篇、箴、赋、辞进行叙述，是单纯排比式的分类，完全或者很少对文本风格进行整体概括，他们的文体分类是作为框架而不是内容存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体现的文体分类思想则着眼于文体特征和特定文体的语言风格，即“雅”“理”“实”“丽”的提出，这种分类思想是具有首创性的，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体划分。

        笔者认为曹丕文体学思想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异中求同”文体划分思想的建立。曹丕在文中明确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这是把风格不同的文章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相同的，文章中间是有一个共性存在的，这种思想引导了后来的批评家对文本进行归纳和类属。比如后来文本源出“五经”的观念，就是在探索各类文章的源头，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書》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也是这种本同思想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将不同语言风格作为文体划分的重要依据，这一点的开创意义在上文中也有所提及，曹丕列叙七子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劣来说明不同文体的写作和审美要求，首开以语言风格归类的先例，陆机在《文赋》中发展了这一分类方法：“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对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做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概述，是对曹丕文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文学自觉与文学地位的提高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说：“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而且所论也有专重在纯文学者，盖已进入自觉的时期。”一提到文学“自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会将曹丕《典论·论文》作为这一现象产生的标志。铃木虎雄曾在《中国诗论史》中表达了在《论文》代表的魏晋时期，人们开始重视文学自身价值，并将其称为“文学的自觉”，这也是将《典论·论文》与文学自觉联系起来的开端。

        曹丕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首次将包括纯文学在内的文章作为评鉴对象，这是《论文》中体现出文学自觉的重要原因，他的论述主要从三个层面展现了对文学的重视：

      （一）经国之大业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直接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从客观实现了将文学与事功并举，这是从文以致用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章对治国安邦的重要影响力，极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笔者认为，曹丕在其论述中必然蕴含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曹丕主观上要求文学“尚用”，要求文人专心于文学创作，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是存在的，但文章作为独立事业的功能仍然被强调出来。同时，这里还涉及一个如何理解文章范围的问题，“盖文章”中的“文章”是指代表所谓的诗赋辞作等纯文学，还是包括了奏议、书论、铭诔在内的广义文学。曹丕所处的魏晋时期，虽然出现了肯定文学审美价值的萌芽，但纯文学的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将文章与纯文学对等起来，实际上是对当时文学批评发展现状的夸大，但曹丕将诗赋引入文章范围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认为：“他（曹丕）的文章概念的主要因素，是针对建安文学集团成员各具特点的奏议、书论、诗赋等纯文学而说的。构成这种概念的文章的自身力量，使文学家的名声流传千载而不朽。曹丕的这种文学价值说，宣布了从未揭示的文学的独立性。”这种范围上的拓宽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自觉的发展。

      （二）不朽论

        “不朽论”主要是指曹丕所说的“不朽之盛世”，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从中可以看到，“立言”是位于“立德”与“立功”之后的，前人王充也有相关论述：“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观之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笔者认为曹丕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思想，表达了更多的“自觉”意识。曹丕将“文章不朽”专门提出来，是将文学与个体价值和个人成就联系起来，与王充否定文学的审美性，单独强调文学的“立言不朽”作用有一定的区别，曹丕专门就“文章不朽”进行论述，也并不是要将“立言”凌驾于“立德”和“立功”之上，他字里行间也包含着让文人潜心创作，维护统治稳定之意。与前文联系起来，笔者认为他的突破之处在于看到了那些诗赋类纯文学的不朽价值，在“立德”“立功”之外，重视并强调了“立言”之用。

      （三）诗赋欲丽

        “诗赋欲丽”是曹丕文体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曹丕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区分开的重要标志。在曹丕以前，杨雄曾提出过“诗人赋丽以则”，抹杀了作品的艺术性而只看到了“则”的社会功用，曹丕用“丽”来概括诗赋的风格特征，“丽”即文采华丽，削弱了传统诗赋的教化功能，突出其审美价值。鲁迅在其《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曾说：“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肯定了“诗赋欲丽”在纯文学批评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四、对个体价值的推崇

      《典论·论文》中包含了对个人价值的獨到见解，魏晋时期作为“自觉”的时代，首先，体现为人的“自觉”，在这一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佛教的输人，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被削弱，“人”逐渐成为魏晋时期的主题，《典论·论文》中也隐喻了这一价值观念。

        首先，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展现了他的生命意识，表现出对生命的焦虑感。“年寿有时尽，荣乐止乎其身…‘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通过表达对人生苦短和生命无常的感叹，来鼓励人们进行文学创作。其次，曹丕提出著名的“文气论”，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其中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用“气”来说明作家的气质禀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突出创作者与生俱来的气质与风格，开辟了从作家的角度去评价作品的审美价值标准，提高了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突出了个体价值，这也影响了后来的文论创作，刘勰在《体性》篇中专论作家创作个性与文章风格，承认“性由天定”，继承发展了曹丕的观点。二是，用气来概述作品风格特征，主要体现在他对“气”有清浊的表述，曹丕也在文中使用诸如“齐气”“体气高妙”等来描述作品之气，这种做法影响了一系列以“气”为导向的文学评论，《文心雕龙·风骨》有论述称：“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畯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道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就突出了作者之“气”与文章之“气”的关系。

        五、结语

        鲁迅曾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作为开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专著先河的著作，《典论·论文》虽然篇幅较短，分析问题也没有做到全面且透彻，但无论是对文学评价标准的讨论，对文体分类实践的探索，还是对文学地位的推崇方面，它都独具现实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是探索魏晋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学自觉的关键一环，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曹丕有诗文约四十首，著《典论》五卷，二十篇，已佚。《论文》是《典论》的一篇，被萧统《文选》收录。《典论》8大名句欣赏，句句都很经典。

        1.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之间相互轻视，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2.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自己家中的破旧扫帚，自认为是无价之宝。指没有自知之明，而见不到自身的缺点。

        3.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出自《典论·论文》。写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事情，是不朽的盛大事业。曹丕这段话论述了文章的两种功能价值：一是具有治理国家的巨大功能价值，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二是具有让作家个体生命不朽之价值。

        4.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年龄寿命都有一定的时限，荣誉和享乐只限于自己一身，二者到一定的期限，而不像是文章，可以无穷无尽的传下去。

        5. 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出自《典论·论文》。作家“见意于篇籍”，作家的情意志向、生命精神也就随“篇籍”的“无穷”而不朽，其声名就会自然流传于后世。古今中外无数作家都是因其“文章”而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的。

        6.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够擅长各种的体裁。

        7.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人们在评价文章的时候，都容易重视古人的看法，而轻视今人的观点，崇尚名声，不重实际。

        8.节同时异，物是人非。

        时节还是那个时节，但是时间已经不同了。事物还是那个事物，但是人已经不在了。

    

                2023.01.06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