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回乱中的坡刘村
憨子（刘彦强）
一，概况：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历时十余年的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大规模动乱和战争。冲突主要是回族对于汉族的大规模种族灭绝式屠杀。这场动乱自1862年起至1873年结束，主要发生在陕西、甘肃（包含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东部。）两地，叛乱给当地经济文化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更导致陕甘地区人口锐减，史料显示，保守估计人口损失大约2000多万。其中，汉族1500多万，回族400多万，史称陕甘回乱。
陕西回乱主要就是从1862年4月到1863年8月，前后不到一年半时间，但总死亡人口触目惊心。根据有关史料分析，陕西死于这场暴乱的百姓为466万人，其中汉人280万，回人180万。（另有一说为：陕西在回乱前总人口约1400万，回乱后仅剩700万）根据复旦大学《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的数据，1861年西安府7县人口为335.7万，回乱结束后的1867年人口为144.4万，人口损失高达57%。咸阳死亡数字我们没有查到，但几个邻县数字可作参考。《中国人口史》一书记载：泾阳县战前一年（1861年）人口17.7万，战后仅剩6.7万，损失11万；兴平县，战前18.4万。战后剩余10.5万，损失7.9万；高陵县战前人口8万，战后32192人，损失4.8万。
陕西汉民人口损失惨重，回民损失也不少，1862年前陕西回民最多时为200万左右，战后幸存下来的不足15万。
二．咸阳战事
根据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卷八-纪事》，参照其他史料，同治回乱咸阳战事简述于后。
1862年5月23日，任武、赫明堂率先在华州暴乱，杀死了训导赵权中，编造“秦不留回”的谎言，散播汉人勾结朝廷要杀光回人的消息，向各回民坊传帖杀人，各地回民纷纷响应，矛头直指普通汉民群众。暴乱迅速波及八百里秦川，回军人数达到了20余万，组成了18营，其中以泾阳人白彦虎、高陵人马生彦等为首的回军以咸阳的渭城、苏家河为据点，活动于关中中部。
回乱之前，咸阳的马家堡、蒲马家、白起茔、新冯村、苏家沟、渭城湾、石桥村等都是回民村落，这些村落的回民都参加了叛乱，就近攻略汉民村庄，对汉民尽数屠杀。高陵、三原、泾阳叛乱的回民以白彦虎、马生彦等为首，在攻陷高陵、泾阳后，南下进攻咸阳，所过之处，凡汉民村落皆被焚杀，尽成废墟，户多灭绝。
当时距坡刘村东约八里，距咸阳县城约20里的渭城南临渭水，北倚洪渎原筑城，南北七百余丈，东西五百丈，周围又有护城壕，加之当时多有回民居住，被回军白彦虎部占据作为老巢，称之为渭城府。他们把抢掠来的财物都运到渭城中。咸阳各乡虽有民团，但一直缺乏训练，不懂战争，遇见回军无不溃败。兴平、武功民团俗称强悍，但在救援咸阳时也败没于咸阳西关之燕儿口。自此，清军能够保住咸阳城已不容易，根本无力出城剿灭乱回，遂使乱回在咸阳乡村任意焚烧屠杀，肆无所忌，所遇汉民，无论男女老幼见者一概屠戮殆尽。
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授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胜保驻西安两月，不肯出城，经清廷一再严诏谴责，始赴咸阳，会同提督雷正绾、督令成禄等人剿回，将占领马家堡、蒲马家的回军击败逃走。而后胜保借口要筹借军饷返回西安，广选侍妾，日肆酒色，任凭乱回肆虐毫不过问。终被同治赐死。
胜保被赐死后，清廷令多隆阿督办陕甘军事。1863年1月中旬，多隆阿率湘军由河南入陕。
多隆阿侦知回军于泾河以南渭水以北联营绵亘十余里，即令总兵马升扼守咸阳，令提督雷正绾渡泾河向南，总兵曹克忠渡渭水向北，相机扼剿，自己亲率所部在高陵河口架浮桥以渡过泾河。10月22日，官军分两路发起进攻，遂将高阳庄、穆家村、舍家村、萧城、钮家堡、韦家沟乱回巢穴一律平毁。抵近咸阳。首先进击回军据守老巢苏家沟，官军抛掷喷筒火弹，登时火光四起，各军纵横荡决，毙贼四五千人。忽有乱回骑兵马“贼”二千余，自渭城来援，官军鼓勇杀退，趁势尾追，沿途又克新冯村、穆家寨各巢，一直追到渭城。渭城城墙高大坚固，护城壕又深又宽，回军拼命死守，枪炮如雨，攻扑多时，猝未能下。后清军副将孟宗福冒烟突火，拔帜先登；总兵姜玉顺继之，他们砍倒守城“悍贼”多名，打开城门，官军拥入，奋力截杀，杀死的乱回无法计算，夺路逃走者不过一二千，实为当时第一血战。次日，官军又攻陷白起茔回军巢穴，白彦虎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乾州、邠州逃往陇东董志塬。“咸民稍苏”。
同治二年（1863），西安将军多隆阿被转战到关中的农民起义军捻军（俗称长毛子）击杀，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督师西征，经过多年血战，直至1873年罪大恶极的匪首白彦虎逃往新疆，陕甘回乱才算真正结束。
史载，白彦虎最终率陕西乱回残部逃入俄境，被沙俄安插在楚河边上的托克马克一带。白彦虎死于托呼玛克，死年五十三岁，其残部后人就是现在所说的东干人。
三．回乱时坡刘村
根据上辈的传说，同治回乱之前，坡刘村原下，现在的渭城湾、摆旗寨、石何杨、石桥、龚家湾一线住的都是回民，只有坡刘村是汉族原住民。当时清政府对回汉两族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相传对回民十分不公。据说，当时如果汉民无故杀死一个回民，县府判案让汉民赔偿一只羊了事，现在咸阳民间还流传一句俗语“你打死回回要回回”，意思就是打死回民不能对等偿命，这大约就是这种判案的反映。所以同治之前回汉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坡刘村地处东西丝绸之路与南北古驿道交汇处，既是当时最大的汉民村落，又是往来客商云集之地，非常繁华，有“小咸阳”之称谓。周边回民多有到坡刘村做小生意或者佣工的，这就难免出现回汉冲突。一旦发生回汉冲突，官府总是偏袒汉民，这大约就是引起回民仇杀的原因之一。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回民上层宣传的极端的伊斯兰教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邪教作祟，目的是建立起高度自治的伊斯兰政府乃至独立的国家。
上辈人传说，南十字一族因族中长辈严格要求，尊奉积善传家的祖训，对回民能够平等对待而从不欺负，遇有受伤或者其他困难的回民也乐于帮助，因而受到回民的尊重。坡刘村城破的时候，回军在村中滥杀无辜，但当时有回民站在南十字口大喊：“不许动南十字！”因为有回民保护，南十字一族得以基本保全。回乱过后村中族人与客商大部分都被乱回屠杀，房屋尽数被烧毁，只剩下南十字还有两栋二层的门面房存在。
根据上辈传说，住在坡下的回民造反应该是有预谋的，因为有村民从坡下回民村路过，见到很多回民在磨刀，感到奇怪，就问回民磨刀干啥，回民答说“杀两脚羊”。村民不明就里，回来当闲话说，大家也当闲话听，谁知道不久就发生了回民破村屠杀的事情。
根据史料估计，进攻坡刘村的回军应该是白彦虎部。回军首先是从东北城的东北角攻入城中的。因为坡刘村城墙高大，又有城壕，回军几次进攻都没有得逞，后来大概是从渭城弄来几尊大炮，架在城东北高处向城上轰击，守城的村民害怕，纷纷躲避，回军乘机爬上城墙杀入村内。回军进入村中后不分老少男女，见人就杀，劫掠财产之后又焚烧房屋。据上辈传说，回军杀人是挨家挨户搜索，搜出来就杀。一些人藏在地窨子里被发现，回军就大声呵斥让人出来，出来的人都被尽数杀死，一个不留，不出来的就用柴火熏杀，村里大多数人和外村来避难的人都被活活熏死！据说后来村里最显著的熏人地窨子发现有两处，一处在南城刘志学家，另一处在四队刘志华家，两处各有数十具尸体。
好在村子里还有一些设备比较好，既能据守防贼，又能居住生活的地道，很多村民就躲在这些地道中生存下来。文革时期深挖洞时就发现过一段这样的地道，从西南城某家进去，曲曲折折从西北城一户人家出来。窄的地方只能容一人匍匐而过，大的地方可容数人站立并行，且有窑洞可以住人和储藏粮物。上辈传说，北十字家族的地道结构复杂，长而曲折，与本家族户户相通，也与几口吃水井联通，地道里还有地窑，里边能够支碾盘磨面，也为防盗事先存储了不少粮食。不少村民就是躲进这样的地道才侥幸活了下来。回军虽然发现了这个地道，但却无法攻进去，用点燃柴火扔进去熏，但烟火不但进不去，反倒被下面的风吹出来。南十字也有类似地道，除南十字本家外，也有不少村民藏于其中。
回军占领坡刘村之后，坡刘村村民也并非束手待毙，而是做了一定的反抗，但反抗的人终因寡不敌众而战死。村民相传，北城西户有一人排行为五，人称“铁头五”，为掩护族人，（一说是为了掩护本家族人从通到城外的地道逃走）他手提一杆大枪（长矛），孤身与回军缠斗，从村中杀到村外，由村外斗到尖陵，戳死了不少回军，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倒在沟中昏死过去，回军撤走后被乡人抬回家中。
同治回乱给坡刘村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村民除少数逃进地道躲藏起来的人以外，基本被杀光，很多家族就此绝户。回乱之前，整个城中房屋鳞次栉比，据说从东城墙根上房，可以踩着屋脊一直走到西城墙根，回乱之后全都成了断垣残壁，无一幸免。除了村里的房子之外，村外的所有庙宇包括戚山寺也都焚毁，庙里的僧众俗人也都被尽数杀死或烧死，坡刘村周边有侯楼、罗郡庄等多个卫星村人被杀绝，房屋也被彻底焚毁。
同治回乱之与坡刘村，只能用“惨、惨、惨”来形容。
文革时期“深挖洞”时，在西南城的西头曾挖开一座地窑，里面重重叠叠横七竖八的有几十具尸骨，很多还是头骨与身体分离，有些骨骼上还有明显刀痕，这些人都是死于那次回乱。估计是活着的人难以收尸，就直接将地窑填埋了。
后记：
囿于阶级斗争学说，直到现在，很多资料都将陕甘回乱定性为“反清反封建反压迫的回民起义”，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一场彻底的种族灭绝的宗教、民族武装暴乱。这些乱回既没有任何反清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任何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反对压迫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把暴乱引导到宗教教派之争和民族纠纷上来，对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汉民进行大肆屠杀。西方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战争，是极端的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的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
按照坡刘村老人留下来的传说，回乱时长毛子（太平军）蓝大顺部攻占周至曾与多阿隆部激战，最后全军覆没但也没有屠杀当地人的说法。长毛子（捻军）的马队从坡刘村经过，对当地人也是秋毫无犯。两相比较，史实证明西方史学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不反对伊斯兰教，但我们必须反对极端的伊斯兰邪教。历史的悲剧不在于如何去掩盖，而是在于如何学会正确去面对，去反思，去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摘自《坡刘村志》
作者简介：刘彦强，笔名憨子，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坡刘村志》、《草根憨语》等书，并主编或参编多种教辅读物，有杂谈散文以及诗词散见于多种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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