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品荐读《谈谈“余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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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余头”现象

文/劲草

中国人总是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做事要留个余地”，这也许就是产生“余头”现象的最初来源。

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行业，各个岗位，尽管有许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规矩，但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凡事都会有回旋的余地的，这就是所谓的“变通”。直白地讲，这是制定条条框框的人给执行条条框框的人赋予的一种可以在一定尺度内“灵活应用”的权力。再经过执行者们的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一个上下心有灵犀，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然后在行业和单位中长期流行下去。因为这种潜规则总是和金钱和利益挂钩的，可以使圈子内部的每个人利益均沾，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余头”。

比方说，村一级的单位被取消了接待费，可乡长来村子里视察工作，村长总得招待一下吧？自已掏腰包是很心疼的。怎么办呢？不是要向村民们收缴灌溉农田的水费吗？每个村民的头上多摊派十头八块的“余头”，不就成了。乡长吃好喝好，玩高兴了，尽管心里明白，也只好装聋卖傻了。

又比如说法官断案。某人是个盗窃嫌疑人，可以在一至三年间量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表现好的，判你一年，表现不好的，判你三年，理由自然是很充分的，这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利。但倘若这位法官收了那个嫌疑人的什么好处，或者双方以前有些什么关系，那么这无疑会变成法官手中的“余头”，找点理由，该判三年的判一年，同行们也无可厚非。因为谁都处理过这类案子，同事之间，总得给个面子吧？

想必大家都坐过火车吧。车厢里，列车员兜售小商品是常有的事，至于所得收入归了公还是装进了自已的腰包，我不得而知。尽管这事让旅客们很不爽，但多年来依然如故。总之，这些小商品一定会给列车员们带来“余头”，因此大伙都争相效仿着。我坐过几趟从始发站开出的火车，旅客们可以在车票之外多花十元钱，提前进入所谓的贵宾候车室。手头宽余的旅客交上钱，行李由戴着红帽子的什么“红小帽服务团“之类的服务员帮忙提着，进入贵宾间候车。大多数打工仔是不愿多花那十元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钱是从汗水里捞出来的。我有一次因为身体不舒服，花了十元钱进入贵宾间候车，正好看见那几个“红小帽”在旁若无人地分红，分的正好是在贵宾间收入的那些“余头”。

医生是最高尚的职业，可许多医生的名声并不好听。有人说，医生是被病人的“红包”搞臭的，对此我深有同感。听我一位明友说，有一次，他得了急性蔺尾炎，必须做手术，他觉得小手术一桩，主刀医生又熟悉，做完不就完事了吗？可看到同病房的患者，连拔颗牙也有给医生送红包的，不禁犯起嘀咕来。后来架不住妻子的劝说，便拿了个红包给医生送去。那个医生碍于情面不要，他硬是把红包塞进医生的口袋里才松了一口气，仿佛医生不收他的礼，他的手术一定会出问题似的。医生的“余头”就是这么产生的。

凡此种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普遍。圈子内的人一代一代将这种潜规则传承并发扬着，圈子外的人也觉得这一切都是圈内人应有的特权，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一切便顺理成章地继续下去。

前几天网上盛传着一封信，信是咱们甘肃定西一个名叫魏祥的残疾考生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信中情真意切地讲述了他母亲从小到大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殷切的期盼，也表达了他对母亲无限的爱和眷恋之情，并流露出希望带上他相茹以命的母亲一块到清华上学的愿望。清华的回复是很人性化的:“亲爱的魏祥同学，见字如面。我们欢迎你到清华继续你的理想和学业……”。这无疑是给魏祥留下了一个可以超越常态的“余头”。

无独有偶。今天我在兰州开往青岛的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声称准备要去定西的老人，他被乘务员带到列车长那里，说他在定西车站故意不下车，其实是到陇西去，无非是想少付定西到陇西的车费，要他补票。看面貌，老人七十多岁了，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他辨解说:我有个高血压的毛病，车到定西时突然犯了迷糊，因此误了下车。身上没有多余的钱补票......列车长说，故意不故意，调查一下再做处理。

我一向对定西乃至陇西这边的方言分辨不清，因而无法判断事情的真相，但我还是希望，列车长能给这位身无分文的老人留个“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