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四部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时在延安机场（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显然这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挑战，相反国民党六全大会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这种言论，在国民党内部和外部传开了，抗击了外战，内战火药味十分浓烈弥漫在全国各地。
两个政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目的。一个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个要“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独裁大地主大资本家统治的政府。这在中国人民中进行考量，何去何从何也？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吓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谈判。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态度。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为“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共同语言，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之一。
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言论，加以指责和干涉。
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军队由于日本人攻击，抵抗失利大多退回西北、西南地区，共产党还没有做好打内战的各方面准备，谈判可以拖延时间，调拨军队。如果共产党不去，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从而发起内战，责任都在共产党。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共产党还是对国民党抱一丝幻想，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阴谋。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举行的重庆谈判是一次决定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谈判，国共两党都用很大的精力来组织这次谈判，双方都派出得力人员织成谈判代先团。
中共代表团以毛泽东为首，辅以了解全局、富有谈判经验、机智灵活、刚柔相济的周恩来、王若飞组团。
国民党代表团由蒋介石操纵，指派政治上老练通达，能严格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且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资深官员组成。除了蒋介石之外，主要有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组团。
毛泽东陪同外国代表：赫尔利；蒋介石顾问：端纳：苏联大使：彼得罗夫。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急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除却因病的王云五，6位参政员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双方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为了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危亡战争的胜利，中国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财产损失超过6500亿美元。
付出惨重代价，当抗战取得胜利后，全国各地都陷入到了狂欢中。可战争的阴云很快笼罩在中国上空，国民党军队开始四处出动。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备战时间。
蒋介石目标是想彻底一统中国，所以中共方面成为他的“心腹大患”，何况从土地革命时期就视中共为“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和幕僚们一番商议，连发三封电报到延安，“亲自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为中国未来的前途、建设大计进行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4日，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跟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美国政府表示会在军事上给予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欣喜若狂，当天就给毛泽东发去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蒋介石心里早已打好了算盘，如果毛泽东不来，就以中共方面拒绝谈判，把发动内战的罪责直接推到延安方面；如果来了，就利用自己得到美苏两个大国支持，在谈判桌上逼迫中共方面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同时争取足够的时间，依靠美国空军支持把军队运到前线。
中共情报系统很快得到情报，蒋介石准备先下手为强，会在8月16日将“未寒”全文刊发各大报纸，向全国人民摆出“争取和平的态度”。8月16日，毛泽东回复了蒋介石的第一封电报：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电报中提到的朱德电报，是指延安方面拒绝蒋介石不允许八路军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中共要求蒋介石先收回这个命令，然后再谈别的。蒋介石大为恼火，他当日写日记的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
蒋介石这边一看延安方面不接招，又跟幕僚商量，于是8月20日又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内容很长，蒋介石态度“更为诚恳”：
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的第二封电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蒋中正哿，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毛泽东同志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复电：“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毛泽东未养，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一看，更为激动，8月23日发去了第三封电报：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中正梗，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三封电报语气越迫切，连飞机都准备好了，恨不得毛泽东立即来重庆。天天把“剿共”放在口中的蒋介石，明知双方谈不拢，为何此时如此“热情”？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收到了情报，他预测毛泽东不敢来重庆。
抗战国共合作期间，根据双方协定，国民政府向延安派出联络参谋。当时国民党驻延安的参谋是周励武和罗伯伦，自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电报后，两人积极行动四处打听，得到的消息都是毛泽东本人不可能去重庆。
延安群众个个都说：“去重庆都是蒋介石设下的鸿门宴，让毛泽东钻进去。”周励武和罗伯伦据此给重庆发回密电：“毛泽东不会到重庆参加谈判！”
蒋介石这一策略确实不差，因为如果他是毛泽东，肯定也不去。只要毛泽东不来重庆，那蒋介石就“顺理成章”掀起内战，还会把破坏和平的黑锅扣在中共头上。毕竟全国民众早已厌恶战争了，谁都不支持挑起战争的政权。
事实上，中共方面刚开始确实对毛泽东是否去重庆有不同意见。去还不是不去？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局势进行了准确的预判，加上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苏联斯大林都给延安发去电报，要求中共接受蒋介石的“和平建议”。
思虑再三，毛泽东最终决定亲自前往重庆，并说服了党内同志。毛泽东认为自己这虽然是深入龙潭虎穴，可意义非凡，“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
当然，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当时我向党中央作了交代，到重庆后，如果蒋介石把我杀了或关了，那就由刘少奇同志来代替我。”
“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除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外，毛泽东还提议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这样，当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都不在延安时，中央书记处还能保持5个人开会。除了政治上的安排，毛泽东还就军事上做出安排。
毛泽东专门找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去了前线之后放开手脚，不要担心他们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去复电：
“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毛泽东敬，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为了重庆谈判，中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可惜最终付诸东流。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下令军队向各个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局面，是毛泽东不想看到的。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多年，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他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胡乔木这段话确实说出了实情。最后，用毛泽东创作的一首《七律·忆重庆谈判》来结尾：
有田有地皆吾主，无法无天是为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屎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当新疆省长，主席得知有何反应？》太阳之家 2022-02-17 13：54）。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作大。
其实，蒋介石哪里知晓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日战争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唯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但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并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1945年8月23日，延安枣园。中共领导人正在研究日本投降后的战略，周恩来手拿一封电报匆匆进来，毛泽东神情严肃地问：“重庆方面又有什么新名堂”？周恩来说：“蒋介石又发来了第三封电报，一定要主席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气愤地说：“不是已经通知了他们，你去谈吗？怎么还来电报”？
“人家点名要你主席去”。周恩来说完，毛泽东接过电报说：”“委员长下了请帖，这是将我毛泽东的军，看我敢不敢赴他的鸿门宴哟！在座诸公，如何是好”？于是一阵沉默，大家深思着……
毛泽东接着指出，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学会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经过讨论，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做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以和平途径实现一定的政治改革；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临行前，朱德对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教导一旅旅长杨得志说：“央决定你离开陕北，回冀鲁豫去。……”，毛主席在七大闭幕时讲过，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互相斗争着。这个斗争今天更现实更尖锐了。
日本人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愿意向我们投降的！蒋介石已经行动了，杀气腾腾的。他是决心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你们的任务很急。冀鲁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
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5日正式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代表，一起前往重庆同一天，一架绿色的DC型美国运输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飞机上坐满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共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滕代远、宋时轮、杨得志等20多人，他们将分赴各解放区战场，准备在遭受对方武装进攻时，以军事斗争来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毛泽东来重庆前，赫尔利专门去了延安，向中共方面多次表示一定会保证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不会允许蒋介石这样做。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重庆。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重庆的行动，有力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真正代表了全国人民利益和愿望，因而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在延安毛泽东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用力向大家挥别。飞机起飞后，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圈，向灰蒙蒙的南方天际飞去。
毛泽东真的来重庆了，直接轰动了国内外，诗人柳亚子就称赞这是“弥天大勇”。蒋介石本以为毛泽东不敢来，结果他来了，这直接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还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讲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抵渝后，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晚宴，为毛泽东一行洗尘。
席间，蒋介石以东道主的身份举杯，对毛泽东的到来表示欢迎，毛泽东亦举杯致谢。
是夜，蒋介石再三挽留，毛泽东暂留宿林园。分手时，蒋介石对毛泽东说：“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睡到什么时候起来都行。”
翌日，当晨光熹微时，毛泽东便起床散步了。他沿着略显坡度的柏油路走下，转而由长满青苔的石阶缓行。曲径通幽，绿树披荫，正行间，透过繁枝密叶，依稀睹见一个人低头背手向他走来。至跟前，毛泽东叫了声“蒋委员长”，蒋介石一愣，继而笑容可掬地说：“哦，润之先生，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眠的习惯？”
毛泽东莞尔一笑：“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委员长是否有同感？”
“有的，有的。”蒋介石一边应付着，一边说：“好吧，润之先生，坐下聊聊。”适好路旁有石桌石凳，毛、蒋相对而坐，揭开了两党谈判的序幕。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会客厅设在张治中的公馆“桂园”。9月的一天，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王炳南，把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请客人们落座，大家呈半月形拱围住毛泽东。
王昆仑说：“此次谈判，前途堪忧，恐怕收效甚微。”
毛泽东诙谐幽默地说：“国共和谈，宛似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吾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
侯外庐教授担忧地说：“只怕剃头挑子一头热。国民党犹如病入膏肓、风烛残年的老人，共产党又好比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妙龄女郎。这样两人结婚自会希望渺茫。”
毛泽东插话打趣说：“老头子刮刮胡子净净面，不就行了吗？”
众人哄堂大笑。人们知晓，这是毛泽东比喻说国民党内部的自身改造问题。
此时，王昆仑沉吟慨叹：“即使结了婚也是悲剧哟！”
毛泽东就势悠然正色道：“当前蒋介石正玩弄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牛魔王、白骨精忽而变作正人君子。我们也要变的。要学孙悟空闹龙宫，闯地府，七十二变，外加十万八千里筋斗云……”
在座的侯外庐脱口而出：“《红楼梦》有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不正好说明事情在向相反方面转化嘛！”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我们的目标是四个字‘和平民主’，这与蒋介石打算正相反。不过，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嘛！”
一席话，于幽默中使众人深受启迪。王昆仑恍然大悟地说：“真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啊！”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各项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此时，与他阔别了20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九三学社”的创建人许德珩及其夫人劳君展，更是急于与老友相见，畅叙别情，但又担心毛泽东日理万机，无暇顾及。
可就在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二个周末，许德珩突然接到一封大红请帖，上书道：兹订于九月十二日上午十时，在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谨备菲酌候教，希拨冗惠临。
毛泽东、许德珩夫妇接到请柬后，兴奋不已，按约定时间徒步走进红岩村。
老友相见，毛泽东兴致颇高，三人追忆了当年他们在北大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许多难忘的旧事。
叙谈中，毛泽东拿出从延安带来的红枣、小米等土特产相赠。一提起延安，引起两位故友的无限向往之情。此时，毛泽东谈起他初到延安时，曾获得北平的进步文化教育界朋友的关怀与支持，送来了十分珍贵的布鞋、怀表与火腿等物品。说到此处，许德珩道：“不知毛先生是否了解，这些东西是谁送的？”并指着夫人劳君展：“都是她的功劳哟！”
那是1936年深秋的一天，中共地下工作者徐冰、张晓梅造访许德珩夫妇，其间谈及延安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吃的用的十分匮乏，没有布鞋，只得穿草鞋，领导人连只怀表都没有。许德珩夫妇当即决定用自己积蓄的300元钱，由张晓梅陪同劳君展到东安市场买了12块怀表、30多双布鞋，包装妥后交给徐冰夫妇给毛先生带去。记得当时张晓梅还问要不要毛先生打个收条，许德珩夫妇连声说：不要，不要！
故友娓娓道出9年前的这桩往事，毛泽东深受感动，随即风趣地对作陪的周恩来说：“现在补张收条吧！”顿时席间一阵欢笑。
实际上，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当年收到这批珍贵物品时，是写了收条和感谢信的。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档案馆，找到了毛泽东于1936年11月2日亲笔写的感谢信，原文如下：“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来源：《档案大观》2008年12月19日 394期2版）。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这把毛泽东称位，恰如其分。
“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住在蒋介石的别墅林园，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住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张治中考虑八路军办事处位于郊区，开展各项工作不方便，于是就把自己位于曾家岩中山四路65号公馆桂园打扫一番，请毛泽东住了进来。毛泽东抵达重庆第二天，双方在林园举行第一次会谈。从谈判开始，蒋介石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会前，蒋介石临时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暂定了三条谈判总方针：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限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
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十万八千里。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其实，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周恩来此处提到的“联合政府”问题，实是一桩公案。1944年11月，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刚刚上任的赫尔利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和事老。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当重庆谈判桌上激烈交锋时，上党战役也拉开了帷幕，阎锡山部队直接被消灭13个师3.5万人，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回忆，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
吕光光记得，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澜介绍了中共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毛泽东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王炳南记得，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询问老朋友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也默默地关心着毛泽东。比如，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听说毛泽东在桂园会客的间隙，喜欢走出桂园大门，在警戒范围之外散步。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重庆谈判的态度并不一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十分危险，他立刻请朋友带给毛泽东一个字条：“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毛泽东看到字条后，立刻会意，再未轻易走出桂园大门。
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柳亚子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与毛泽东共事过一段。由于二人都爱好诗词，所以较一般朋友显得更加亲密。
得知老友到达重庆，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桂园探望。柳亚子诗兴不减当年，一见面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诗中有言：“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称赞毛泽东这次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泽东哪有雅兴写诗，于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柳亚子展读之余，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起初，柳亚子想把这首词拿到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的同志说，毛泽东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做旧体诗，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可每每有朋友造访，柳亚子总忍不住拿出这首词与人一同鉴赏。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沁园春·雪》就在重庆传开了。
彼时，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读到坊间传抄的《沁园春·雪》时，他击节称赞，认为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遇到这样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后来，吴祖光先生回忆说，《新民晚报》是一张民营报纸，所受约束较少，于是就自作主张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沁园春·雪》。他还在词后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但这首”咏雪”词还是轰动了山城。据说，蒋介石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时，大为不安。他对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可他们征集上来几十首《沁园春》词作，却没有一首能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此时，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蒋介石还告诉赫尔利，承认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眼看蒋介石这边无法再让一步，赫尔利只能把自己的“努力”告知毛泽东。
赫尔利说：“为了体现诚意，蒋委员长决定你们可以保留20个师，还考虑让你担任一个省长。”毛泽东一听，问是哪个省的主席，得到的回答是新疆。当时新疆是延安方面人员去苏联的必经之路，但这里远离内陆，意味着远离政治中心。
毛泽东沉默了很久，我们不知道他此时在想些什么，赫尔利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赫尔利很不耐烦地说：“要不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不宣布谈判破裂。”赫尔利言语中明显有威胁成分，他迫切想国共能达成协议，这样回国也能交差。
赫尔利太天真了，毛泽东给他的回答是：“不承认，也不破裂，这个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蒋介石这边越来越焦虑，多次无意义的谈判后，毛泽东也非常疲惫，但只要和平的希望还存在，他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有人对蒋介石考虑让毛泽东担任新疆省长质疑，这里摘录一段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原话。当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蒋介石欣喜若狂，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此时对共党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应予以妥协，并投其所好，准予整编十二师部队，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之人（指毛泽东），以一省（指新疆）之主席，使其满足一时，以观后效，乃决心予之。”
当然，毛泽东也没直接回应蒋介石私底下的安排。但是，我们从毛主席跟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谈话中看到了毛泽东为何愿意接受蒋介石来重庆，他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9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在1945年9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人们看到他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但蒋介石明白，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1945年10月10日，在桂园会客厅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国共双方在上签字，史称《双十协定》。签字结束后，毛泽东从楼上下来跟现场人员一一握手。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就在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看戏时，突然进来一个人在周恩来耳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脸色骤变，起身出了会场。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得，张治中和他看到这一情景都很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了。
正值毛泽东要返回延安的当口，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国共双方都非常紧张。是事故，还是谋杀?当时国共双方都搞不清楚。余湛邦记得，当晚张治中急得团团转，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蒋介石也亲自命令戴笠调查此事。后经调查发现，这起事故是个意外。当天下午，柳亚子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拜见周恩来，了解谈判情况。谈了一会话后，柳亚子起身告辞。周恩来让李少石把柳亚子送回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家里，负责开车的是刚来不久的司机熊国华。
熊国华事后接受采访时回忆，送柳亚子出门时已是下午4时45分了，可5时半他就要送毛主席参加活动，他一路猛踩油门，到了中央大学门前时已经5时10分了。着急的熊国华对柳亚子说：“我5点半还有要事，必须赶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
柳亚子下车步行回家。熊国华和李少石风驰电掣地往回赶。重庆多是山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走，行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附近是个下坡，由于车速太快，躲闪不及，车的后门撞倒了一个正在路边方便的国民党士兵。
熊国华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察觉，还是一股劲地往前开。后面士兵大喊，他也没听见。被撞士兵的班长气急败坏，朝汽车开了枪。子弹穿过车后的工具箱，射进李少石的肺部。熊国华听见枪响回头一看，见李少石已经手捂胸口，满身是血了。熊国华赶紧开车把李少石送到了重庆市民医院。晚上7点，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赶到医院，李少石已经伤重不治。
得到汇报后，蒋介石如释重负。为了让公众眼见为实，他下令将被撞伤士兵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遗体的病房隔壁。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到市民医院，看望了被撞成重伤的吴应堂，诚挚地说：“对不起，我们的车撞伤了你，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和后期治疗费，请你安心养病”。
次日上午，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来到九龙坡机场，蒋介石则派陈诚代表他到机场送别。毛泽东回程很顺利，
一场风波过后，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下午1点半飞机抵达延安机场。至此，毛泽东长达45天的重庆之行顺利结束，尖锐而复杂的谈判，毛泽东以他大智大勇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毛泽东离开重庆那晚，蒋介石再次失眠了，内心中反复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给自己打气的文字，“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终究逃不出自己的“一捂。”
毛泽东返回延安一个星期，也就是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专门对重庆谈判做了一次讲演，即《关于重庆谈判》。这次演讲深刻分析谈判过程，以及谈判中妥协，以及坚持方针。毛泽东讲了谈判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于众了，剩余问题国共两党还在继续谈判中。
毛泽东说：“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这一方向。还存在“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另外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能否“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看来这个《双十协议》既乐观，也悲观。
毛泽东讲，从现实来开，“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战争的硝烟弥漫，共产党要做两手打算，谈奉陪，切不要分心，做好打仗的准备，”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毛泽东说：“是的，是矛盾的”。这没有错。要把“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毛泽东从另一方面说出了，“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这是蒋介石真心的想法，也是这样在做。毛泽东揭露蒋介石“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面目。毛泽东所掌握情况：“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就是真正的状况。结果怎样呢？毛泽东说：“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的高度评价。结果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了。敌人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中共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就是碰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打大胜仗。这是为什么？因为解放区的地方，在人民手里，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不反对，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
毛泽东还分析了重庆谈判现象以及各方面因素，有人说这次谈判不会成功，就连有的国民党员也这样说，其实最主要还有很多因素，毛泽东和蒋介石有十八年打交道经验，大多数都是对抗性的，仅有“西安事变”后，迫使于国内各党派压力，才与共产党统一抗日，清除外犯，外犯消除了，矛盾出现民主与独裁对抗，加之自己因为主战场对日抗战，败多胜少，军事主力大多往西撤退，要以共产党对抗没有实力，就想到缓兵之计谈判，这也出自国内大多数党派，以及民主人士，工农、小资产阶级，工商民主人士，再加上国际压力，更重要中共抗战时间，全国建立若干多个抗日根据地，人口超过一亿，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正规军120万，民兵和自卫队220万，这不可估量力量，经过中共为人类谋幸福教育，真正体现到一种前所未有幸福感，人民需要中生活，达到人人平等，安居乐业的真正含义，这个力量势不可挡。毛泽东得出这样结论：“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看来，谈判最重要，也为想统一全国撒下筹码，如果中部参加，归罪与中共，蒋介石名正言顺地攻打解放区，在谈中调兵遣将，从来没有停止攻击抗日根据地。
鉴于“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毛泽东深入虎穴狼窝，也不顾个人安危，义胆英雄，到了重庆，毛泽东感触到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毛泽东接着说：“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
由于和平和团结，民族需要，以及客观条，现实现象毛泽东到了重庆。“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也是客观现实存在的，不否认的。毛泽东讲到了“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表明中共谈判态度。在谈判中，毛泽东说：“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所以形成《会议纪要》，《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谈判真相是什么？毛泽东讲话中告诉我们：“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就是国民党谈判真相。毛泽东告诉人们：“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达成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毛泽东警告国民党说：“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毛泽东表明中共态度，和平是争取来的，“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毛泽东讲出了谈判过程中妥协，这很有意思，有些人问毛泽东，毛泽东这样答复的“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这就是中共为民主牺牲自己利益，但恰如其分解决解放区民生问题，提出了条件，保证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让步。毛泽东也讲述了历史上共产党也有让不过，第一次国共合作，个人民意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为国党办事。第二次国共合作，取消了红军部队番号，改变国民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工农政府名称，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等。中共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方面，“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四十三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照比例减下来，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还是占七分之一”等等都让步了。真实情况，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中共军队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毛泽东明确答复：“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毛泽东明确告诉人民：“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正面临《双十协定》是否生效，人们面临挑战，要到前方去工作时说：“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往前方去。许多同志满腔热忱，争着出去工作，这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志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而是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顺利，比延安舒服。有没有人这样想呢？我看是有的。我劝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去，是为了工作去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这就是人对工作含义，为艰苦的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工做价值。
毛泽东好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给共产党寄托以希望。毛泽东好告诫人们，中共七大“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奋斗的时代就是“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就能得到成功。
毛泽东最后讲到国际形势，分析国际矛盾和发展，社会进步，人类五十万年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规律是阶级斗争生发，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世界大战社会主义扩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反苏反共浪潮跌幅，会不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按历史规律，以及时代发展，刚发生世界大战，毛泽东预测在近三十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告诉党内同志和人民不必担心。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社会主义阵营以资本阵营矛盾不会计划，为了团结也会采取妥协方式解决矛盾和纠纷，求得世界团结。毛泽东告诉人民：“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要人民树立起这种信心。毛泽东同时也说：“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最后毛泽东要求人们说：”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注2）。艰辛和困苦都在等待人们去客服，这就毛泽东对《双十协定》给新人希望，抱有希望和不抱希望，选择之间，达到胜利目的不改变。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亦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以后一连两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及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各解放区抓紧做好练兵、减租、生产等十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指示强调”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颁发停战令，指出：“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指出：“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们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2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参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此后一直到1946年5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各地发布密电。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艰苦谈判终于坐到一起，签定《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作为国民党方面签字代表之一的张治中对这个纪要表示出这样的意见：“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这个大家“应该感到满足”的协定，却被蒋介石置之脑后，他一面与中共谈判，施以烟幕弹，一面又命令部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
毛泽东十分清楚，在美英苏大国都主张国共和谈、国内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大背景下，蒋介石不敢贸然发动全面内战。“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提出“自卫战争”的概念，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指出：“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主张由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全国会议，商讨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20日，享有国际声望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的特使来到中国，调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在马歇尔的敦促下，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向所属的武装部队下达停战令。全国人民企盼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也是这一天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与会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代表9人。蒋介石在会上郑重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会议后，毛泽东对形势充满乐观的情绪，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全党同志“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并指出，原先的“武装斗争”，已经“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提醒：“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但是，个别地方的国民党“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的事实还是存在的，所以，“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
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派员参加宪草委员会和政府内阁的名单。2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为宪草审议委员的中共人选，同意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中共人选，并指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
毛泽东对政协会议后的中国，既有美好的期待，又有深沉的担忧。他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表示：“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东北旧称满洲，又叫关外，即今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东北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9省。它的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地同华北地区相连，隔渤海湾又同山东半岛相望。当时人口3000万。这里资源丰富，重工业发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东北的战略地位。他在中共七大期间曾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中央决定派林彪带部队进入东北，去掌握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是，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明显占了优势，毛泽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说：“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的地位与大城市”。正是依仗这一优势，蒋介石公开声称：“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的完整”。
战后的中国，国共两党客观上存在着内战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又直接受影响于美苏两个大国。美国打着调停的旗帜，派来了马歇尔，而其对华政策又是那么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根本上还是支持蒋介石，甚至派舰派飞机，帮助运送国民党军前往内战前线。
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3个月内全部从中国的东北三省撤完”。可是，当斯大林看到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时，便立即迟缓撤军。这种马拉松似的撤军，一直拖到1946年5月3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在其颇有影响的《毛泽东》中指出：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给予中国共产党大量援助以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允许朱德的部队进入重要地区，不让国民党进入。到11月，莫斯科又一反上述作法，允许蒋的部队占领以前由中共控制的某些地方。然而，1946年3月和4月苏联最终撤退的前夕，又把援助给共产党。
施拉姆接着说，出现这些很不正常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全神贯注于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而对中共领导的革命“缺乏热情”。
1946年3月27日，国共好不容易达成《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可是，蒋介石眼看着四平、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被东北民主联军所控制，怎么也不能答应真正意义上的停火。这些城市的战略地位，用他的话说，那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他提出只有在这些城市和中长路为他所控制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与此同时，他调集重兵向这些城市推进。
毛泽东又岂能放弃东北。3月23日，他致电东北局，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不惜任何牺牲，以战争换取和平。“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1万至2万人），以阻滞国民党军队的北进，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的停战”。
国民党军北进步步紧逼，3月下旬，新一军、第七十一军逼近四平市，四平之战已是箭在弦上。3月24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指示：“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四平开战在即，毛泽东又多次致电林彪等：“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依据国民党军的进攻态势，林彪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5月14日，国民党新六军增援至四平前线，并在第二天以10个师的精锐兵力，从正面和两翼迂回进攻。尽管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仍然挡不住国民党军从陆地到空中的狂轰滥炸，塔子山陷落后，四平的整个防御系统濒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毛泽东同意林彪的请示电：“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毛泽东高度评价四平之战是“有历史意义的”，这就是“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人越前进，兵力越分散，粮源越困难，其力量必然会减弱下来”。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国民党军攻占四平后，又向北推进，先后占领了公主岭、长春、德惠，待抵至松花江南岸时，兵力早已不敷，再也没有力量渡江攻占哈尔滨了。这就实际造成了东北停战的局面，四平失守本是不利，而将不利变为有利，其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在4月至10月的漫长时间里，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完成土改，创建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
这是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东北民主联军在往后的作战中，益加彰显其突出的战斗力。到1947年，北满根据地创造了歼敌30万人的战绩，而自身也得到发展，野战部队发展到53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100万人。震惊中外的大决战就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
国民党军兵力总数达430万人，而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7∶1。国民党军多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产党军队只有缴自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国民党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产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也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可以得到美国的物资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日本投降后，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达54万人。美国还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
蒋介石有着如此明显的优势，自然是气壮如牛，他说：”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坚信”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提出了强横的5项要求，限令中共退出下列地区：1。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2。胶济全线；3。承德及其以南地区；4。东北的大部分地区；5。1945年6月7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山西省从日伪军手里收复的一切地区。
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后，蒋介石的手伸得更长，口也张得更大，恨不得一掌把人民军队击死，一口把解放区吞下。他蛮横地要求：“胶济铁路线的中共军队在8月1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的地区，中共交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白城子、热河、察哈尔、威海卫等地。”
大战在即，毛泽东对形势做出明确的判断：“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介石大胜，则不能议和”。“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同时又明确指示：我不先开一枪一弹，“我大打必须在彼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
1946年6月22日，蒋介石密令刘峙率领30万大军，向中原军区发动突然进攻。中原军区迅速避敌锋芒，主动由平汉路向东转移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东西不到100公里、南北不到25公里的狭小地区待命。蒋介石又迅速调集11个正规军26个师，并构筑6000多座碉堡，把中原军区的3个军分区，分割成“品”字形包围。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在如此严丝合缝的铁桶中，中原部队竟神奇般地突出重围：王震率主力部队转入陕甘宁地区，另一部主力胜利地进入苏皖解放区，其余主力则进入陕南、鄂西边境，创建了游击根据地。精心设计的合围，竟竹篮打水一场空。6月26日，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大举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全国性的内战由此爆发。
蒋介石宣称：“在48小时内歼灭中原共军，两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3至6个月完全消灭共军。”他命令：程潜率21万正规军和十几个保安团，进攻中原解放区；薛岳、吴奇伟率46万正规军进犯苏皖及山东解放区；刘峙率24万正规军进攻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傅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杜聿明率18万正规军进攻东北解放区；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这段时间忙坏了马歇尔，一面要应付中共的抗议，一面又要劝蒋停火。当时蒋介石在庐山，马歇尔八上庐山，摇唇鼓舌，辛劳奔走。一门心思要以武力解决“共党问题”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马歇尔的游说。马歇尔恼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国共两党拉扯到政协会议，并达成和平民主的协议，顷刻间就这样成了肥皂泡沫。马歇尔没有办法，只能宣布调停失败，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国共双方的“极端派”。
马歇尔对军事“剿共”一直悲观，在国共和谈结束后的1945年12月1日，他曾劝蒋介石不可忽视中共力量，一旦内战全面打起来，将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蒋介石当然听不进去，可又不好拂马歇尔的面子，过后，曾对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便没有美援，他也可以在10个月内消灭中共。
在国民党军向张家口发起进攻时，毛泽东仍不愿意国共真的走到最后决裂的地步，1946年9月2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告中共驻北平军调部的指示中说：“请向国、美提备忘录，如彼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之，并公布备忘录。”正在嚣张势头的蒋介石，怎么会听进这样的警告。
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交手，从江西“剿共”算起，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他应该想想，当年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其中就有四次失败，第五次“围剿”如不是洋顾问李德从中插了一脚，毛泽东被发配靠边，还不知是怎么个结局。蒋介石是个唯武器论者，自以为装备先进，拳头把子狠，就可以逼迫毛泽东率众向他投降。
蒋介石根本看不到自己领导的党和政府是如此的不得人心，是不能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就连他的军事顾问魏德迈将军都说：国民党“反动的领导、镇压和腐败，已经使大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美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说的更是中肯的说：“这个党几乎从它掌权起就容忍它的各级官员贪得无厌、懒散和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简言之，它所推翻的腐败的官僚机构具有的一切弊端它都应有尽有。这些弊端在抗日胜利后更加明显。”
不仅这些援蒋的美国大员不看好国民党，就是国民党上层也有不少人对它的贪污腐败感同身受、深恶痛绝。阎锡山曾对一个外国记者说：“那么多人信奉他们（共产党）的道理是，我们的政府，国民政府的行政管理太坏了。”孙科也不得不承认：“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冯玉祥更是疾言厉色：“我从12岁当兵到1946年退休，共当了55年兵，我还从来没听说，一个靠绑架补充兵员的军队能够战斗，能打赢。”
就在蒋介石卯足了劲，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他在谈话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还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蒋介石，把他视为“纸老虎”，一捅就破，而在战术上又重视蒋介石，把他当做“真老虎”，慎重应战。经过80余次的作战，国民党军的杜聿明、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重挫。蒋介石狂热的头脑，方才从大梦中初醒，国民党军虽然夺得了包括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可却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他开始提醒国民党军将领：共产党“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领，主要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国共和谈的大门被严严实实地关闭了。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 “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毛泽东首次以“人民解放战争”取代之前所称的“自卫战争”。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完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的汇报，认真而又严肃地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由自卫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历史性的大转折将由此而掀开新的篇章。
唯独有偶。几十年风云变幻，在2007年，在北京某拍卖会上，出现了一本奇特《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这份秘密资料首度曝光，它来源于中国台湾。经过多方争取，这份资料最终重新回到了重庆。
这本小册子，记录了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历史细节的珍贵小册子，真实再现了毛泽东的胆识与担当，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见证。
叶维维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解说员，她讲述：我讲述的文物是由时任国民政府宪兵司令部记录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行踪报告——《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这实际上是一份当时国民党特务对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的监视记录，现在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外人士都在关注：因联合抗日而走到一起的国共两党还能继续合作吗？此时，蒋介石公开向毛泽东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是否赴约、和谈能否进行、中国的未来会走向哪里，备受世人瞩目。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维维：当时蒋介石料想，毛泽东可能不会来重庆，那么毛泽东就此就会背上“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蒋介石将在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这个阴谋。对此，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决定亲赴重庆谈判。
8月28日下午3点36分，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坐军用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当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走出机舱时，为捕捉这个难得的历史镜头，早已准备多时的记者们蜂拥而上，照相机咔咔声不绝于耳，镁光灯闪成一片。亲自把毛泽东接到重庆的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看到这番情景，悄悄地在毛泽东耳边说：“简直像在好莱坞。”
面对众多的记者，根据国民党特务所记录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载，毛泽东发表了言辞恳切的讲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和平谈判的谈判桌下，蒋介石却在暗地里策划着阴谋。他密令在山西的阎锡山军队向上党地区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同时，派人时刻监视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叶维维：蒋介石以“安全保卫”之名，指定宪兵司令部派出一个特别警卫班进驻桂园。警卫人员是由国民党当局精心挑选，他们将毛泽东的来访出行以“工作日报”形式，每天由单线交通，经宪兵司令部直送蒋介石。以保证“谈判安全”之名，行监视之实。
坐落于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院里伫立着一栋西式砖木结构二层小楼。在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期间，这里就是毛泽东办公会客的重要场所。
负责监视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国民党特务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在重庆每天的行程。在这份《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在重庆谈判期间极为繁忙，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是第二天凌晨。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原文：“9月21日报告：下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该1247号旋驶上清寺于11时55分接周恩来至桂园，旋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随员等乘原车往嘉陵新村白部长公馆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
修缮后重新开放的桂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频繁往返于红岩村、桂园、林园等地，会见各党派、社会各界人士、外国使节等100多人，他还曾到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与教授们会面。报告这样记录：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原文：“与中央大学卢教授谈话时，其夫人出与毛握手，谓：‘毛氏之风采，是可为一国之领袖’。”
叶维维：在谈判桌外，毛泽东广泛会见社会各界名流，向他们宣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开展了多层次的统战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代表同国民党在谈判中的政治斗争，为谈判赢得了有力条件。
1945年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桂园客厅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正如毛泽东会见民盟主席张澜等民主人士时所说，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重庆谈判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
《双十协定》文本
重庆谈判后毛泽东返回延安
韩紫嫣：我今年24岁。现在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解说员。每当讲起重庆谈判这段历史，就好像自己走进了重庆桂园。76年前的历史画面就这样慢慢在我眼前铺陈而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平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注1：《重庆谈判：毛泽东弥天大勇赴渝州》来源：重庆日报网2019-10-15 19：20。（匡丽娜）。
注2：《1945年10月17日 关于重庆谈判》2009月15日 15：03。责编：高楠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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