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国学之文学札记】

文山艺海撷拾

（系列三十五）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我们从小就将这段古文熟读于心。

        文章说的是,司马光和一群小孩子在庭院里面玩，一个小孩站在大缸上面，失足跌落缸中被水淹没，其他的小孩子都跑掉了，只有司马光拿石头砸开了缸，水从而流出，小孩子得以活命。

       司马光以编撰《资治通鉴》而闻名遐迩。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宝元元年(1038)进士,签判武成军,累迁大理寺丞、起居舍人。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之中知谏院。神宗初,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因反对与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判西京御史台。后闲居洛阳,专修《资治通鉴》。哲宗立,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在相位八月而卒,年六十八,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宋史》有传。其著作主要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另有《司马文正公集》八十卷。词存三首，均写艳情 ......

        司马光墓在山西夏县城北15公里鸣冈，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侧翁仲分列。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碑文为苏轼撰并书，曾没于土中，后于杏树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剥蚀难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间，特选巨石，依宋碑复制，并建碑亭。东有守坟祠，再东为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敕牒 建香火寺余庆禅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后。寺内有大殿五间， 殿内现存大佛三尊，西壁罗汉八尊，为宋塑风格。历代碑古二十通，记载坟园沿革。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祐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觐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即位后，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此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马光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像，饭食必祝”。死后，宋哲宗将他葬於高陵。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对司马光的为人，朱熹评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司马光反对过王安石的变法,他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       

       《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元丰七年（1084）书成，共294卷，上下贯穿1 362年治乱兴衰之史实，参阅了龙图阁、天章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及私人藏书，采正史之外，用杂史著书凡322家，集文献史料之大成，被誉为“典籍之总会。策牍之渊林”，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书成之后，为便于翻检，编《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计300万字之多, 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

        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

       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宝元元年，1038年） [8-9]  ，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秦坑赵军》等几十篇。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二十九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皇祐三年       

      （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       

      （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宁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 ，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1102年），追复太子太保。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资治通鉴》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它取材于历代正史，但又远远不限于此。司马光述其著述经过，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决提幽隐，校计毫厘。”这说明司马光于史料的收集，参考极其广泛而细致，既“穷竭所有”，又“校计毫厘”。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原欲定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编成这部巨著共花了19年的时间。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资治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资治通鉴》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军事、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史学等方面的历史记载。《资治通鉴》所搜集的材料十分丰富，据估计，《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南宋高似孙《史略》一书，列举《资治通鉴》引书226种，据清人统计则大322种之多，而其中许多书早已经不存在。  

       《四库全书》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没有。”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严谨，凡遇到歧异的记载，都经过认真地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近代以来，关于《资治通鉴》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经成为专门之学。

       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资治通鉴”。

       清代史家王鸣盛褒扬《资治通鉴》道：“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曾国藩在《致罗少村书》中回答这位年轻人该读些什么书时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历史钻研，伟人毛泽东毕生孜孜以求，他所读历史典籍的范围之巨难以统计，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资治通鉴》。1954 年，伟人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 ：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他暮年，床头的一部《资治通鉴》被他翻破，只得用透明胶“缝补”。这部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伟人重复钻研、批注、浏览了17遍之多。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这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 ），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为什么历代政要学人都异口同声肯定和重视《资治通鉴》呢？我们还要从该书主编司马光的编写宗旨讲起。

       1、《资治通鉴》的由来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会汲取统治阶级的历史教训，因此十分重视历史的编纂。北宋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封建割据势力的再现，进一步加强封建主义的集中统治，有必要全面总结封建社会大治与大乱的历史经验。

       司马（1019-1086）主持编写《自治通鉴》，目的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与衰落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参考。

       司马光认为从《史记》、《汉书》到北宋为止的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都无法遍读，更何况日理万机的人主，更没有闲暇的时间一一阅读。所以司马光他计划编纂的这部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正是因为这本书适应了当时巩固中央统治的需要，才引起了宋应宗和宋神宗的注意，并充分利用了北宋中央王朝收集的书籍和资料。从1065年（治平二年）开始工作到1084年（元丰七年），花了19年时间编写完成。宋神宗慨然为该书作序，并称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一部按照历史时代顺序编写的“编年体”著作，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最后灭亡，把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按年代编成二百九十四巻。

       2、成书过程

       这部篇幅浩繁的著作，除了采用政府收集的书籍（包括各朝代的官方历史）外，还参考了322种私家编写的杂史著作。司马光等人首先在开封收集资料，然后继续在洛阳工作了十多年。他们整理了很多资料，先排比成为长编，然后去粗取精，由繁到简，指定专人分段编写。

       战国秦汉部分由刘攽(ban班)执笔，魏晋南北朝部分由刘恕执笔，隋唐五代部分由范祖禹执笔，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本书写完后，堆存在洛阳的残稿就有两间房子。为了考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同一历史事件经常引用三种或四种不同的材料。他们还另外写了《考异》三十卷，专讲史料考证。

       本书中记录的内容相对平实可信。叙述不仅简短，而且文字也非常简洁生动。当然，作者对古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是建立在维护封建制度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第二，反复强调治国之道关键在于用人的道理，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在描述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时，他们通常尊重事实。但是，在农民反抗斗争方面，作者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偏见非常明确。同时，作者的历史观点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司马光的主张贯穿着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但是，本书系统、完整地保存了我国的古代史料，对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编年史著作。

       由于《资治通鉴》卷数很多，司马光又编了一个简本，名叫《资治通鉴目录》，共有三十卷，有单行本。后来又着手编一部中型的八十卷本的书，叫做《资治通鉴举要历》，但没有完成。

       3、《资治通鉴》的历代延续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历代史学家都十分重视，并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努力。如参加编写的刘恕，他又写了一部《通鉴外纪》十卷，补充了战国以前的一段历史。

       南宋的袁枢，编成了《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把原来的编年体，改为以历史事件本末为中心的新体裁，共编成三百零五个历史事件。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通史著作。因为在他以前，史学著作不外编年体或纪传体两种。编年体以年为经一个发展过程较长的历史事件，被分割到好几卷中去叙述；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主，一件事又常常记载在几个人的传里。袁枢的新体裁，正好弥补了以上两种体裁的不足，对我国史学上是个新的贡献。

       南宋末年，王应麟编了《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对地理方面作了考释。与王应麟同时代的胡三省，又为《资治通鉴》作了音注，对地理沿革和典章制度，注释比较详备，使后人利用这部书更加方便。这些历史著作对发扬祖国的历史文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资治通鉴》的人文价值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本人对历史很有研究，他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从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资治通鉴》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由于它的材料丰富、剪裁恰当和考证严格，加上文字精练生动，所以成为我国史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它对于后来的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

        一、司马光和《资治通鉴》

       司马光谈到他写《资治通鉴》的意图，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他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于是，他在被贬洛阳之前就开始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

       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的游历，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为他后期编纂规模宏大的《资治通鉴》打下了堅实的基础。

       早在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宋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规模宏大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一共花了十九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

       为了写这一部巨大篇幅的著作，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司马光在他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 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二、《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历史观的体现

      （一）保守政治观点指导下的治国之道

       《通鉴》一开始，就提出了礼制名分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定下了书中对政治事件记录和评价的基调，即礼制古法不可乱，乱则危害国家，荼毒百姓，必将导致大乱局面。《通鉴》的后文之中，对制度，尤其是礼制的改变多加以非议，如对于先皇驾崩，新皇守丧一制，司马光就认为，天子作为万民表率，更应以身作则，因此他对于汉文帝变易古制颇有微词。及曹魏代汉，司马光则引用孙盛评论：“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堕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与此相对的，司马光对晋武帝等遵循古制守丧行为给予很高评价。通过这些评论，可以看到司马光对于古制、礼法的重视，他甚至认为由于曹魏不遵循古制导致国祚不长。此外，他还反对历史上大多数的变法易制行为，认为这些举动大多是祸乱国家，借以邀功的行为。这一切都是他重古制，强调尊卑之别思想的体现。

       （二）国以奢败，提倡俭朴的治国思想

        司马光俭朴的品格，促成了他在政治上提倡以俭朴治国的思想，这一思想在《通鉴》之中反映出来，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的深刻揭露，以及对他们行为的贬斥。如卷八十一记录，西晋时杨绣、石崇、王恺身为贵戚，”三人皆富于财，竞以奢侈为高”其中石崇与王恺的互相斗富，更是令人瞠目。而身为最高统治者的晋武帝对于这种行为不仅不予制止，反而帮助王恺，助其与石崇相斗，以至于奢侈成风。又如记录北魏皇族的腐败生活：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一食直钱数万。……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馀匹，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等一系列的描写生动而翔实，充分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为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与此同时，司马光对生活节俭的官吏也多有描叙，并对他们的行为给于肯定，如诸葛亮为相治蜀，执法严明而为人俭朴。又如王猛为相，刑法明而又严于己。司马光对于这类严于律己的官吏均给于了较高的评价。

       （三）反对苛暴，宽民治国的理念

       司马光在《通鉴》一书记述了很多暴君和苛政，如对东吴末帝孙皓的一些暴政的描写：吴主居武昌，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又奢侈无度，公私穷匮。又记其“刑杀大臣，挖眼，锯头无所不用其极，为政之暴，可见一斑”。

        与苛暴之政相对的，司马光有秩序的政治环境十分赞赏，如诸葛亮为相时期的蜀汉，政治安定，法令严明，民风淳朴。司马光引用陈寿的话对其大加赞扬。

        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学贡献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自称：因宣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通鉴》总结了以往编年体史著的经验予以发展、完善，成为编年体史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代表了中国古代编年史学的最高成就。胡应麟说：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清人浦起龙说：上起战国，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编年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至今并行。”这样评价《通鉴》的意义也不全面。史书编纂体裁的变化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资治通鉴》是一部总结历史盛衰的编年体通史，是成功之作，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编年体裁的史书在这以后有相当大的发展。《资治通鉴》的完成，使中国编年体史书更臻于完善。宋神宗曾称赞《资治通鉴》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资治通鉴》的问世后，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洋洋大观，有力地促进了编年体史学的发展。

        除《通鉴》外，司马光还写《稽古录》《历年图》等史书。这些著作有通史性质的、也育一朝或一代的编年史。这些史家都受到司马光治史情神的影响。许多史家注重写当代编年史，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盛衰得失，是编年体史书的一个发展。宋以后，续、补《通鉴》的著作有很多种。

        其次，紀事本末体史书。

        袁枢 写《通鉴纪事本末》，创造了新的史书题材纪事本末体，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种体裁产生和《通鉴》有直接的关系。“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宋孝宗称赞这部书，说：“治道 尽在是矣。”这部书很好地体现出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的意图。另外，朱熹写《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裁。这部书突出宣扬了封建纲常名教思想。

       最后，王夫之写《读通鉴论》，从哲理的高度谈历史盛衰变化的发展。这就把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的观点进行了改造。就体裁说，《读通鉴论》是史论体裁的发展。

       《资治通鉴》横跨时长3000余年，时代久远，内容丰富。《资治通鉴》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虽然各有渊源，但司马光将这些体例都综合运用在一书中，使得它们之间相互补充和配合，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编年体体裁，也树立了我国史学上的一块丰碑。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资治通鉴》开创了我国编年体通史的先河，其作者司马光凭借各种对史学资料的掌握以及深入实地进行考察的阅历，创作的这一巨着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而言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资治通鉴》中反映了司马光的思想特点，其创作不仅是为了展示历史，更是要解读历史，为后世造福，而我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也受到《资治通鉴》中诸多思想观点的影响，有了更大的进步。

       不得谩语

       司马光一生诚信，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是一个“诚”字。

  

       破瓮救友　　

       前面说的这个故事比较典型, 不仿重温一次。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被人们广泛流传。现代人更是如此, 有精美的连环画, 还将故事选进了小学课文  。

       诚信卖马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低调淡泊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後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说：“戴花乃皇上之令也！”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坚不纳妾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

       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典地葬妻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历史，让人深思。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 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藏书故实

       司马光家藏书富，居洛阳时，买田20亩，建“独乐园”，藏文史书籍万余卷。又置“读书堂”，辟精善之本5000卷，又得神宗赐书2400卷，以资著述。善保护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设案以曝书籍。桌案洁净，铺以茵缛，然户端坐看书。阅书时，不以空手捧书，唯恐手汗渍湿。藏书几十年，其书仍新如手未触一样。   

       洛阳耆英会

       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和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便会集洛阳的卿大夫年龄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认为洛阳风俗重年龄不重官职大小，便在资圣院建了“耆英堂”，称为“洛阳耆英会”，让闽人郑奂在其中画像。当时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与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经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都已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岁，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已七十岁。当时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写信给文彦博，想要参加他们的集会，王拱宸七十一岁。而只有司马光还没到七十岁，文彦博素来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狄兼謩的旧例，请他入会。司马光因为自己是晚进后辈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后。文彦博不听，让郑奂自幕后传司马光画像，又到北京传王拱宸的画像，于是参会的有十三人，他们置酒赋诗相互取乐。当时洛阳有许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的风景，司马光等人头发和眉毛雪白，仪表神态端庄美好。每次聚集宴会时，洛阳的百姓都随从观看。   

       交趾进贡麒麟

       宋朝时，交趾（今越南）国遣使进贡珍奇异兽，说是麒麟。司马光上奏朝廷说：“大家都不认识，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又不是它自己来的，算不得吉祥的象征；如果是假的，恐怕被夷狄笑话。朝廷应该厚赏使者，让他带回去。

《资治通鉴》至理名言

一、以史为鉴，读史自省 

1、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魏志》。仁德的人，不会因为盛衰去改变自己的气节。也不会因为生死存亡，改变自己的心志。

2、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长久者。

       出自《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自古以来，就没有帝王贪奢淫逸，还能够持久立国的。

3、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使用上等的方法，会取得中等的效果；使用中等的方法，会取得下等的效果。

4、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周朝取得了天下，增加修改了仁义的教条；秦国得到了天下，尊崇暴力；这就是治理国家长短得失的不同。因此取得天下可以是通过战争，守住国家不能不顺应民心。

5、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如果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批评，还怎么能批评别人呢？

6、孤则易折，众则难摧。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宋纪》。势单力薄就容易被摧折，众志成城九很难被摧毁。

7、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人们想要看到自己的形体，就必须通过来照镜子；国君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定要听取忠臣的谏言。

8、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多方面的听取消息，就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听信单方面的消息，就会被蒙蔽。

9、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表：标杆。景：同“影”。邪：同“斜”。标杆弯曲，其影子必定也是斜的。源头水清，流出来的水也必定是洁净的。

10、凡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自见。

       语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评论一个人，一定要看到他的长处，这样即使他的短处不说，可都可以知道了。

二、《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时近20年主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来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

       《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

1、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口头上温和亲近得像蜜一样甜，内心里却刁钻歹毒得像剑一样狠。这句是唐人对奸相李林甫的形象概括。《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嘴巴像蜂蜜样甜，心计像利剑样狠，多么形象地刻画出阴谋家阴险奸诈的嘴脸。从此“口蜜腹剑”成了形容阴谋家和嘴甜心毒之辈的专门用语，长用不衰。

2、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处而使用。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能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有用不完的人才。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人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3、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资治通鉴周纪》

       释义：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

4、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资治通鉴周纪》

       释义：不辨别事情的是非对错只是喜欢别人赞扬自己，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不思量道理在哪边而一味地奉承讨好，没有比这更让人讨厌的了。

5、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资治通鉴·汉纪》

       释义：做事把重点和精力放在难点上，只要把难点解决了，简单的自然也就解决了；做人要取长补短，只要把自己的短板解决好了，自己的长处自然也就会得到加强。

6、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达事理；听信片面的意见，就会愚昧糊涂。此名句是魏征劝告君王纳谏的著名格言，王符（汉）《潜夫论·明暗》就曾说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简洁精警，发人深省。两句从“明”、“暗”两种不同效果，说明应“兼听”，不能“偏信”。只有兼听，才能全面了解情况，明辨是非，作出正确判断；而偏听偏信很可能会上当受骗。尤其是对于不同意见，更应认真听取，这样才能免于失误。可用以劝诫人们特别是领导应广泛听取意见，克服片面性。

7、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誊日损而祸至——《资治通鉴·晋纪》

       释义：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闻其过则过改而福至，闻其誉则过生而祸临。我们千万要多听逆耳的忠告，而不要被溢美之辞冲昏了头脑。当然，这里的“祸”、“福”应理解为人事而不是指天命。

8、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富贵会产生骄奢，疏忽会导致祸乱。富贵虽然不一定产生骄奢，而骄奢则必然产生于富贵，因为富贵给骄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这是富贵者不可不警惕的。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往往会对灾祸的苗头视而不见，使其由小而大，最终导致灾祸发生，这是必须警惕的。这告诫人们富贵时要特别注意戒骄奢，处事要时刻注意戒疏忽。

9、短于从善，故至于败。——《资治通鉴汉纪》

       释义：不肯向善者学习，这便是失败的原因了。

10、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睹。——《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听人说的不如亲身经历，亲耳听到不如亲眼见到。

11、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德行胜过才能，叫做君子；才能胜过德行，就叫做小人。

12、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木心不直，它的纹理就会歪歪斜斜，用这种木材制造的弓，虽然强劲，可是发射出去的箭矢也不会直飞目标。

13、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资治通鉴汉纪》

       释义：千钧重的弩弓，不会为了射一只小鼠而开动；万石重的大钟，不会因为一根草茎碰撞而发出声音。指大材不可用在小处，大事不会因小的动静而启动。

14、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争强好胜，不愿意听到别人提缺点，喜欢放开自己的舌尖而驰骋辩才，显示小聪明，对人过于苛刻严厉，顽固不化且自以为是。这六点，都是君主应当特别加以警惕的毛病。

15、不诚于前而曰诫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事前不诚实而事后却表白自己诚实，这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而让人不相信自己。

16、聪明流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资治通鉴·汉纪》

       释义：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于明察；听得少、见得少的人要避免闭塞无知。

17、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资治通鉴宋纪》

       释义：能选择别人的长处去学习它，这种长处自然也就属于自己了。

18、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资治通鉴·汉纪》

       释义：标杆弯曲，其影子也一定是歪歪斜斜的，源头清澈，水流也一定是清清洁洁的。

19、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睹。——《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听人说的不如亲身经历，亲耳听到不如亲眼见到。

20、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资治通鉴·唐纪》

       释义：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说好话并不难，做好事才是难的。实际上，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很难。人们经历中的种种判断形成自己固有的经验，从这个“己见”中审视我们周边的事物总是带有自己的观点。有些观点和判断是正确的，有些错误，怎么办？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己见”，多听别人意见，如果认为某个人的意见不靠谱，那就多听听几个人的意见，当了解到多数人的意见和自己相左了，那就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三、李世民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资治通鉴》是人类历史上最棒的历史书，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权谋”书，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兵法”书、还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得的“心理学”书。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

       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而在现代，无论你是从事普通工作岗位，还是管理岗，亦或是技术人员，都有必要读一读这本《资治通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资治通鉴》，感受中华民族千年来的文化流传，亦能从中获得很多道理。

1.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

       树木的心如果不直，他的纹理就会歪斜，如果用这种树木去制造弓箭，虽然很强劲，但是射出的箭是无法命中目标的。

2.欲知其人，观其朋友。欲知其人，观其所使。

       要想知道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可以观察他身边朋友的素质。要想知道一个人的品行如何？可以观察他所使用的人。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3.见黄雀而忘深阱，智者所不为。

       看见黄雀就一心想捕捉它，而忘记了前面还有陷阱；这种事情，聪明人不会去干。比喻利令智昏的人，一心想侵害别人，却不知道有人正在算计他。

4.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上是大丈夫。

5.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落下怨恨。

6.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变。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患，也许还会引起意外的变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力是百姓的核心。核心受到伤害，根本也就会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干也就会倾倒枯槁。

7.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

       做女人不正派，即使有如花似玉的美貌，纺纱织锦的巧手，也称不上贤惠了；做臣子不忠诚，即使才气过人，足智多谋，政绩卓著，也不值得看重了。什么缘故呢?因为大节已经亏缺了。

8.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即使做一件坏事，杀一个无辜人便可得到天下，仁爱的人也不会去干。

9.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

       标杆弯曲，其影子也一定是歪歪斜斜的，源头清澈，水流也一定是清清洁洁的。

    2022.06.23    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