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相猪

刘万成

      因了气候的变化，苍蝇已死留残影，街上溜达的宠物狗可以随地拉撒，有的还给穿了人的高级衣裳。由此看来，要给啥年说啥带来一点生机，我还得在某年相猪上做点文章。

     猪的浑身都是宝。于是，俗有“富人靠读书，穷人靠养猪”之说。不过某年相猪，我只能说说“名猪”，自然有头大母猪为证更好。名猪不是某一年才有的，甚至可以说吃肉文化就是猪文化。比如，鸡年岁末一头猪的皮毛加下水，也都算得上另一种土特名猪。

     关于 “名猪”这一概念，是我在谢觉哉的《关于相猪》里看到的。谢觉哉曾在上海一个弄堂里看到过一块“贩运名猪”的招牌，他说：“上海的‘名猪’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但如我家乡的猪，黑白相间、毛色好看、皮薄、肉厚、腹大、腿壮；杀后破肚时有一股热而香的气冲出；吃起来肉香汤甜，可以称得起‘名猪’。”真是巧了，谢觉哉所推崇的“名猪”，居然跟我老家曾经有过的“土猪”一模一样，只是时代和地域上略有差异罢了。

       相猪并不复杂，俗话有一说：“买猪崽，看娘种；买狗崽子，看爷种。”民间这“相猪相狗”的理论，似乎远比现代转基因技术还要可靠。记得饥饿年代，人都吃不饱肚子，没有能力喂猪，勉强养头猪，整天猪也被饿得蛮叫唤，人还要打它们，后来就干脆不养猪了，任凭猪圈里杂草丛生。这便是刘剑锋老弟笔下的《打猪》。许多农人为吃猪肉将将就就地养头猪，只图年底有猪可杀。年底杀猪时，这里那里瘦得皮包骨头的猪，拼命嚎叫着挣扎不止，养猪人都觉得自己对不起猪，甚至有的家庭主妇潸然泪下。那时谁家能杀一头大猪，这家的名望决不亚于参加过清廷“千叟宴”的富绅。因为更多的时候，农家喂猪主要是为了完成统购任务。

      也正是那个时候，据说有的地方的大集体养出来的猪却大得出奇。猪像一道山梁，几百人拉不动，只好用枪打，用木杆子扪，好不容易把猪弄死，又用木匠锛子去锛毛，可是朝起一挂，猪头入云，尾巴接地，杀猪匠根本无法开膛破肚。好在集体力量大，男女老少齐动手，占用几十亩地面，搭起一座直上九霄的云梯，曾上了报刊头条的这头名猪才得以肢解，以致当年二百五十户人家，户均分得四百九十九斤猪肉。然而事实上，那时大集体相中的“名猪”，也是“猪都养成象老鼠，个个死”了。若不是改革开放来得及时，不说备受人们青睐的土特名猪，恐要相中一头口味不佳的“杂毛猪”，那也非打着灯笼火把不可。

      时代不同了，土特名猪格外吃香。要想撑破腰包，不妨相好“母猪”。母猪的架子高大、胃口好、肯发情，产下的小猪自然多而壮，并且老母猪被“结扎”以后，没了包袱，积膘挺快，喂几个月精料，便可杀出二三百斤肉来。虽说老母猪的肉吃起来没有“名猪”中的伢猪的肉香，汤也不太好喝，但人们宰杀老母猪时的心情，却要远比从前吹出“名猪”开心许多。因为被杀不管咋说，这种老母猪也算是“名猪”；况且，家有“名猪”可杀，又原本建立在许多养猪人都寄希望于“咬狼的狗”履行了职责的心理基础之上。所以相猪人和养猪人的最终结果，都不是当初所相所想的那样“名猪满圈”，而是杀了一头“名猪”，也就多了一捆钞票。

     养狗者赏狗趣，养鸡者喝鸡汤，养猪者吃猪肉。鸡年之后是狗年，狗年一去，猪年必至，宠物狗还会满街撒欢，官方相猪比民间相狗上心。况且，现如今想要相中一头口感极佳的土特名猪，那几乎千年不遇，而口感极差的杂毛猪却越来越多。

      大舅吃肉厉害，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有一年冬天，大舅从60里外到我家里来看我养的土猪。人未进门，先闻其声，曰：“嘿呀，我们的元娃子（我乳名叫“三元子”）今年喂的猪足有三百八十斤！”从此我便明白了选“奴才”是自抬身价的一大法宝，而相“名猪”则是肉食者的共同嗜好。

（原载2019年《精短小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