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过”与“不及”的表现都是教条较真，好走极端，行为处事往往偏执一隅且好钻牛角，把握不好分寸尺度，很难做到恰到好处，即难得适中。所不同的是，“过”往往是在认识上片面“超前”，在行动上机械激进，是冒险有余而谨慎不足，能看清方向却掌握不住路线策略，类似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及”则相反，认识上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方向，瞻前顾后；行动上谨小保守，缩手缩脚，举棋不定，甚至坐等机遇，类似于“右倾机会主义”。

                  （10）中庸之道

【原文11·16】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师，即颛孙师，子张；商，即卜商，子夏。子张和子夏都是孔门高徒。子贡有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两个人“孰贤”？注意这个“贤”的所指是个综合概念，即孔子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等诸方面的“综合素质”，包括学问、性格、智慧和能力、作风等等，我们姑且将这个“贤”的所指定义为“君子修养”。那么，子贡的问题就是：“子张和子夏谁的君子修养更好一些？”孔子的回答是：

     “师也过，商也不及。”“过”与“不及”是相对的，更是个抽象的概念，情形不同，表现不同，很难一语而概括。从表现看，“过”与“不及”的表现都是教条较真，好走极端，行为处事往往偏执一隅且好钻牛角，把握不好分寸尺度，很难做到恰到好处，即难得适中。所不同的是，“过”往往是在认识上片面“超前”，在行动上机械激进，是冒险有余而谨慎不足，能把握住方向掌握不住方法策略；“不及”则相反，认识上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方向，瞻前顾后；行动上谨小保守，缩手缩脚，举棋不定，甚至坐等机遇。比如，有的人很聪明，遇事反应很快，脑筋也转得快，但却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有的人看似稳重，遇事深思熟虑，但却优柔寡断，往往是要么坐失良机，要么稀里糊涂，难有主见。原因就是，他要么在认识上只看到了事物的一方面或只在某一方面较真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因素，要么在策略具体方法上，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宝鸡有一个在全国非常著名的书法家任步武，写《九成宫》楷书，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评其书“大字气势夺人，小字典雅秀娟。较之清人成亲王永瑆、黄自元为上。”有“中国楷书在西府（宝鸡）”的美誉。他在西府宝鸡有很多弟子，但大多弟子都严格到近似刻薄地按照他所教授的办法，用一个方形塑料板制成的米字格模板，套在原帖的字上，一点一横模仿临帖，一丝一毫不敢偏差，结果是许多弟子的书法，形、神、韵都与他几乎不差分毫，甚至可以以假乱真。他还组织他的十多名弟子书写过一幅长卷，被故宫博物馆收藏。但是，十多人书写的楷书长卷竟如出一人之手，虽然堪称一绝，但却看不出弟子们的各自风格，也就是说弟子们在遵章守法上太过教条较真，却在创新上有所不及，结果虽能“复制”却无突破，未免遗憾。这便是“法度有余而创新不足（不及）”的结果。当然，倘若“章法未到而谋创新”，同样会不得要领而失却神韵，难有突破。

      孔子说，子张在行为处事上的表现有些过头了，而子夏则又显得不足。子贡紧接着问：“然则师愈与”——是不是子张相对子夏好一些？“愈”是胜过，强些的意思。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过”和“不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

      朱熹在其《集注》上对这一章的注释是：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与，平声。愈，犹胜也。道以中庸为至。贤知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则一也。尹氏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夫过与不及，均也。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故圣人之教，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

      “过犹不及”其实是对中庸思想的具体说明。《中庸》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是说，舜于两端取其中，既非过，也非不及，以中道教化百姓，所以为大圣。

       当然，孔子主张“中庸之道”，并不是不讲原则的折衷主义。不讲原则，四面讨好，其实质是自私伪善，孔子称之为“乡愿”，“乡愿，德之贼也”。下一章针对冉求的批评与愤怒就能说明问题：

      【原文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冉求为鲁国权贵季氏的家宰，也就是季氏家总管。当时，季氏的财富已经比周朝的公侯还要富有，是富可敌国了，然冉求还在帮助他增设赋税搜刮，千方百计使鲁国财富归附季氏，孔子对此非常生气。大概是冉求对自己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会在老师跟前辩解，说自己作为家臣不得已吧，引起孔子愤怒，于是就鼓动其他弟子去声讨，说：这小子不是我的弟子，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这助纣为虐的行径！这就告诉我们，中庸之道是讲原则的。冉求面对季氏的搜刮敛聚睁眼闭眼，不但不设法加以阻止，还怕失宠而卖力相助，大有趋炎附势讨好之嫌，不符合中庸之道且背离了仁道原则，因此，孔子很生气、很愤怒。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弟子在做人品行方面的要求是何等的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