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名
刘万成
一般说来,人名不过是有点儿寓意的符号。日常交往中,张三区别于李四,好听点儿让人感到舒服,且能很快记住。无须金木水火土样样齐全,只要回避了命名重复、文字生僻、音调咬口等缺陷,又不因了谐音而生歧义,便是个好名字。
笔名则不同。好多文艺作品的作者所使用的笔名,虽不能反映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部,但却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蕴含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六岁时便有“胡羊尾巴”美誉的鲁迅先生,一生至少使用了186个笔名,其数量堪称世界之最,而且幽默风趣,意味深长。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鲁迅作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焉能不知拿了文章与枪炮搏杀的艰难与凶险?早年胸怀民族兴衰,成年报国却无明主,一首《自嘲》说得明白:“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社会黑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且围剿愈凶恶,呐喊愈猛烈,想必其自我保护的方法除了东躲西藏、文字隐晦曲折外,也就剩下不断变换和使用笔名了。
戛剑生,是鲁迅早期的自号之一。1898年,鲁迅将其作为自己见诸文字的第一篇作品《戛剑生杂记》的笔名,饱含了他为振兴中华而冲锋陷阵的火热激情与战斗渴望。
此后鲁迅的不少笔名,也都来自他早年的自号。有的如豫才、越丁、越山、 越侨、越容等,皆为鲁迅自谓。有的如自树、索子、索士、令飞 、迅行等,大多含有自强、求索、鼓励、奋起等义。有的如苇索、桃椎、符买等,引自上古神荼、郁垒捉鬼传说,以及古时门旁悬挂桃椎桃符以辟邪的民间习俗,用以表明坚持为民除害、驱邪降妖、坚韧不折的人生志向。
自1918年5月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起至1936年10月,是鲁迅笔名变换频率最高的时期。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时署名为“巴人”,取“下里巴人”之意,与自我标榜为“阳春白雪”的封建文艺形成鲜明对比,郑重表明自己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寄寓了他对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热切期待。1923年,鲁迅将其《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署名为“雪之”,与该文主题密切相关——表面为三个所谓被人“误杀”的读书人平反昭雪,实则嘲讽教育总长章士钊赞美文言,反对白话文,而他自己却把“二桃杀三士”里的“武士”误解为“读书人”的假斯文。
鲁迅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一直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主要以杂文为武器“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其大量笔名也随之成为他迎头痛击各种黑暗势力的锐利武器。有的如洛文、乐文、乐雯、封余、丰之余、唐丰瑜等,是对有人侮蔑他是“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的谐音缩写、反讽和回击。有的如虞明、子民等,同情劳苦大众,揭露愚民伎俩,意思是说反动当局才是祸国殃民的祸害。有的如写在《且介亭杂文•附记》末尾的“华圉”,隐指黑暗统治下的旧中国是一座监狱。有的如“楮冠病叟”,是说攻击他的高长虹表面上冠冕堂皇得像个智叟,内里却是个百病缠身的怪兽。有的如“且介”二字,取自“租”右“界”下,委婉说明当时上海的“半租界”反倒成了他的“战壕”。
晓角,是鲁迅最后使用的笔名。1836年8月,红军长征即将胜利到达陕北。此时身处白色恐怖中、自知不久于人世的鲁迅,再次看到了祖国的黎明,于是将其《立此存照(三)》署名为“晓角”。一般认为,“晓角”是报晓的号角,意在号召国民奋起,走向光明。笔者以为“晓角”,也许出自明代杨慎《鹧鸪天•元宵后独酌》一词:“千点寒梅晓角中,一番春信画楼东。收灯庭院迟迟月,落索秋千翦翦风。鱼雁杳,水云重,异乡节序恨匆匆。当歌幸有金陵子,翠斝清尊莫放空。”除颇有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味外,还深挚婉曲地寄寓了鲁迅始终难以割舍的浓浓乡愁。
此外,鲁迅笔名中还包括了夫唱妇随的感人故事。夫人许广平反帝反封建,主动求教并与其老师鲁迅结婚后,一直夫妻同心、战斗不止,“堑壕战”便是婚前鲁迅给许广平制定的策略。尤其是上海十年,她几乎担负起了所有抄录、校对、购书刊、家务等繁重工作,使鲁迅十年文学成果比前二十年的都要多。当时,鲁迅为了感激这位战友伴侣,便在有的译著上署名“许霞”或“许遐”。鲁迅逝世后,其所有遗作的编辑出版和手稿,都是许广平冒着危险完成的;她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可想而知。全国抗战爆发后,许广平积极为抗日奔走呼号,甚至节衣缩食购买手电筒一百只,捐献给了英勇杀敌的八路军。
鲁迅作为20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有最大领土的作家”,其大量笔名不仅是他初心不改、永不放弃、勇敢战斗的一鼻、一嘴、一毛,而且侧面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动荡与黑暗。若论“铁肩担道义,传播正能量”,相信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决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黯然失色。
(原载2019年7月4日《商洛日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