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革命程香山的回忆
——抗战时期汉川城隍港革命片断实录
文‖李享德
一九八四年的正月二十五,区公所派来了两位工作人员来到了我们的邻居程香山爷爷家。这一年,香山爷爷已逾六十七岁,他是城隍地域早期的革命党人。这天组织上是来找他了解城隍抗日时期的一段历史。
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笔记本一打开,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承蒙组织上的照顾,把我安排在县农科所任保管。我非常乐意回忆畅谈当年在城隍亲历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那段历史。“七七事变”后,反帝反封建的两大重任在肩。城隍这一块的革命工作,主要是通过二战后逃亡在外乡的革命幸存者回乡发动的。“不揭竿而起反抗,老百姓没有活路”已经为汉川人民所深深地认识到了。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们城隍港对河的革命党人黄健和彭大刚,最先找到我们村里的李国栋商讨联络,因为李国栋在二战时期曾担任过襄河潭乡苏维埃的党支部书记。事隔三个星期左右,我们城隍港襄河潭的地方工作就直接由程敦秀领导。
八月底,我正在糖坊里做活。李国栋找到我(因他和我住隔壁打隔壁),我们平常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李国栋和我谈了几个事情,大意是说日本人快要来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为了发展抗日的群众组织,上级已经在我们这里派来了领导同志。现在是“国已破,家将亡”。我们只有奋起抗日,才是真正的出路。我当时没有表态未置可否,我怕糖坊的本钱丢了。通过李囯栋向我作了三、四次工作,我最终答应和他一起干,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李国栋又通知我到他家去开会,说上级来了人,要和我们见面。一同到李国栋家去的还有田新发、叶金松、李又庭。我们坐了一根烟的时间,上级领导来了。来人是程敦秀,刚巧他也是我的同族叔父。在场的几个人他也都熟悉,他讲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先讲了一些抗日的形势,说明现在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我们城隍这一带的工作,第一步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抗日的群众团体等等。
过了几天,李国栋又和城隍港街上的茶馆老板张金奎接上头。张金奎又联系上余成岗等一部分人,组建了“汉川县抗日协会城隍分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汉川城沦陷了。十一月上旬,日本鬼子经常从汉川城里窜到城隍港捉人,城隍港的沿河一带,连日遭到日冠的奸淫烧杀,城隍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闹革命决不能坐以待毙,李国栋非常有领导才能,他带领我们深夜去破坏日本鬼子的交通线路,在来势汹涌的强敌面前,我们只能在地下开展极其隐密的系列活动。
我记得襄南一带是彭怀堂负责,襄北一带是程敦秀负责。到一九三九年元月,湖区抗日形势有所进展。这年一开春,李国栋调任豫鄂边区税务总局、天汉税务局、汉川税务所、蚌湖分所(也叫第三所)所长。我也调任到了该分所任通讯员。税所手枪队队长由邹松庭担任(后叛变)。分所工作开始是具有流动性的,我们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管理蚌湖到杨池的襄河水面。
一九三九年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李国栋作我的介绍人,和我同时入党的还有叶金松同志。一九四零年春,中共汉川县杨集区委成立,程敦秀任区委书记,李国栋又转入地方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李国栋召集我们开会,他在会上说的话大意我还记得一些。主要讲的是“天汉湖区的抗日形势逐步在好转,蒋介石在北方地区掀起了反共高潮。而我们天汉地区是其反共的薄弱地方。因此,汉川县委指使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发动抗日群众组织。当时在党的建设方面,城隍这一带首先是建立了五个支部……”
李国栋还经常叫我们通知其他支部的领导同志碰头商量工作。碰头地点有时在襄河南,有时在杨集,有时在许家堤角头。我记得五个支部是:蚌湖敌伪内部的地下支部,书记曾伏香;城隍港敌伪内部的地下支部,书记张金奎;杨家集支部,书记张顺凡;新沙岭支部,书记吴克让(吴后来由吴克生提拔到徐洲十县任抗日组织领导人),吴克生是本地新沙村人,解放后成为中央领导人(具体职务不详,听说是负责敌特工作的);刘家嘴支部,书记刘金城。另外还有因为党员少未建全的支部小组。如只有党小组的程家湾党小组长程森庭、黄土坡党小组长黄某某。这些支部和小组都统属杨集区委领导,区委和支部当时主要是发动、发展“抗日十人团”的工作,专门捣毁破坏敌人的电线交通等。
有一天,我们发动各处“抗日十人团”在一夜之间,沿途把从彭宋河到蚌湖口近20华里的电线电杆全部捣毁(城隍乡有十五个十人团、名单略)。
由于抗日形势一路向好地有效开展。驻城隍港的日本人(常驻廿余人)有所发觉,他们就指派由稽字号的杜双喜带队到处捉拿城隍一带的革命党人与抗日团员。有一次,我和李国冬(李国栋堂弟)因情况紧迫,来不及转移出村而被捕。后来才知道是汉奸王树山告密。同期被捕的有刘炳山、黄国忠、邹松庭、李国栋 。我当时没有受到大的体罚。因为我被他们看成是一般的生意人,敌人对李国栋也是宾客相待,而且扬言要登报说明是李国栋愿意洗手不干,永作良民。李国栋很有智慧地回答:“你们把我关着好了!我本身就是良民一个,也没干什么呀?”三天后还真的把人释放了。后来得知,原来是敌人有意蛊惑人心,造谣李国栋是如何够朋友,愿意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由此这样蒙哄人,故意造势使我方造成错觉,认为李国栋一定是投降了日本人,是叛徒,暴露了湖区情况……
那知李国栋一回来,就果真被湖区“捉”去了。原来是天汉湖区的领导人李知本和熊映庭来了一个“将计就计”。把李国栋转移到湖区去了。后来邹松庭经不住诱惑恐吓叛变了革命。其余的人不知下落。
我被捉去后,被分配去给日本人的敌军食堂烧火,这支敌军转移到榔头时,我碰见了皇伪军的一个班长叫邹桂庭,他和我是表兄弟关系。他就悄悄地与我通气,说:“是邹松庭坦白了你们的情况,你得巧妙地赶紧逃走。”于是我趁老表邹桂庭值班时,便溜之大吉了。
我回来躲了几天后,党组织得知了我巧妙逃出来的消息。组织上派李国栋通知我准备外出去学习一段时间,学习三个月结束后,程敦秀把我派程家湾到城隍乡任“抗日民主政府”的乡长;即一九四0年古历九月。我的前任乡长程江汉(原区苏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他大约担任了一个多月的乡长。我回来后,党组织就调整安排程江汉担任了城隍港街上的维持会长 ;以便社会接触面更为广泛。
将近年关时,城隍乡抗日政府党的组织更名为“城隍乡抗日分区委会”,书记由李国栋同志担任。隶属当时的汉川县第四联乡区委领导。分区委委员有许敬、许练枝。副乡长李正武(后为许西安),乡干事胡金和,许元记任乡联络员,并分管区钱粮督征工作。一支乡游击队队员都是脱产的,有二十多人二十条枪。当年乡政权里另外还有个群众武装组织,名为“城隍乡基干大队”(支队)。城隍乡抗日政府下辖的“保”政权也有相应的群众武装组织基干队,在我担任乡长期间,分管下辖和十八个保。
(未完待续)
资料搜集:杨金福 王训海
资料来源:汉川市史志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采云


作者简介:
李享德,男,出生于1961年10月,1979年高中毕业,系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城隍镇农民,革命烈士李国烈的后代。因儿时的一段经历而萌生了编写烈士故事的念头。
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探寻弘扬先烈的革命事迹与精神,一直有个夙愿——希望通过微电影或影视传播,再现当年先烈献身革命的一幕幕英勇情节,在艰难前行的努力之中,有幸得到了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帮助。
个人认为,唯有通过红色往事的文字记述,才能更好地表达出对先烈的缅怀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