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农历五月初一），一个让儿女们痛彻心扉的日子，我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子和儿女，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天下午六时许，正在西安市供销社成人中专学校上学的我突然接到家里发的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归”。我懵了，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办？正当我一筹莫展，拿着电报稿在学校饭厅门前发呆，来饭厅吃饭的数学老师孙润让看见我发呆的样子，接过电报稿一看，二话不说，立即从旁边推了一辆自行车，让我快上车，说带我去西安火车站坐回铜川的班车。孙老师骑车飞快，我还提醒他慢点，事已至此，安全第一，不能忙中出乱。等我俩到了火车站，发铜川的班车已启动，正缓慢开出站台，好在我们赶紧挡在了车前边，赶上了末班车。回到铜川已是晚上九点多，这时我慢慢冷静了下来，反复考虑怎样处理家里的突发事件。瞬间我清醒了许多，基本理清了思路。父亲病情如何，大概率已不在人世。假若真是病危住院抢救，那一定需要不少钱，当务之急是筹钱。我作为长子，家庭的顶梁柱，可我身上只有乘车的一点零钱。思考再三，一不做，二不休，先讨债，后借钱。很快我讨回多年欠款二百元，接着又凭我多年的人际关系很顺利就借到了一千五百元，钱的事情总算有了着落，心里也踏实了许多。这时已是夜里十二点，离家还有四十公里路，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那时，没有手机，村上连电话都不通，消息全无。眼下只有先登记旅社住下来，再做打算，那夜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天未亮我就乘上了去东坡矿的班车，一路上我思绪万千，归心似箭，下了班车，我一口气跑回家，老远就看见了巷道门前站了不少人，有几个自家兄弟还穿着白孝衣，我的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明白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这一年我三十六岁，父亲还未到六十七生日。

       我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跪在父亲的灵前，面对父亲的遗像，泪如涌泉。我懊悔自己，因为求学，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没能在最后的时间里孝敬父亲，没能把父亲送到医院进行救治，他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是我成长的榜样和偶像，没有了父亲就没有了主心骨，让我六神无主，手足无措。

       父亲的葬礼很隆重。父亲生前是铜川市郊区（现印台区）政协第一、二届不驻会的非中共副主席，八六年当选市政协常委。当时亲朋好友二百人参加追悼会，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山区小村庄里是非常罕见的。

       父亲井继祖，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农历十一月，属狗。在父亲三岁时，奶奶坐月子后去娘家，突然病故，依照当地风俗出不了城门，无奈后半夜村民睡后，娘家人把奶奶从城墙上吊下来，自家人才把奶奶拉回来。由于是坐月子其间，人又突然病故，按照当时习俗，进不了祖先的老陵，可怜的奶奶就孤独一个人被安葬在村西我家的十四亩地那里。时年伯父九岁，姑母六岁，父亲三岁，娣妹兄弟三人和爷爷相依为命，过着清贫苦难的日子。因为奶奶去世早，没有人能记得父亲的生日，只有二爷讲大约是农历十一月，至于哪一天，不得而知。奶奶走后留下三个年幼的儿女无人照料，爷爷一蹶不振，又染上毒瘾，父亲过着度日如年的苦日子。

       父亲六岁时，我的曾祖父在榆林国民党八十六师任副官，师长就是榆林王——井岳秀，曾祖父管井岳秀叫十爸，是井岳秀的亲侄儿。他看自己的孙儿骨瘦如柴，实在可怜，就把父亲领到榆林上了私塾，旁听井岳秀为少爷们请的老师讲课，这时父亲的人生才有了转机。谁料父亲的继奶也染上了毒瘾，每天总是躺在炕上吸食大烟。父亲每天放学回家，按照家规，先得给继奶下跪，继奶不放话，父亲不敢私自离开。继奶只顾吸烟，哪还知道地上还跪个小孙儿。年复一年，父亲童年的生活就是放学先跪继奶、之后再去干家务活，常常是以泪洗面。父亲十三岁时跟随曾祖父回蒲城居住，他先后在东槐院小学和尧山中学上学。一九三九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四川本校十八期马骑专业。军校主管招生的军官兼做布匹生意，回成都时他在西安购买了布匹和架子车，让在陕西招收的几个学生拉上车子跋山涉水步行到四川成都。走了两个月，历尽千难万险。父亲清楚地记得，军校大门两边书写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开学第二天，学校在东教场举行新生入学仪式，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训话，三年完成学业毕业时蒋介石又一次给学员训话。

       一九四二年八月，父亲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驻国民党榆林二十二军骑兵六师任参谋兼马术教官。一九四四年被派往甘肃天水马跑泉骑兵专科学校学习，一九四六年学习期满回到西安后，因骑兵六师番号被取消而无法归队。后接中共地下党员、原骑六师副师长胡景铎来信，召他归队。师长胡景通（国民党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骑六师师长，胡景铎五哥八十年代任省政协副主席，八五年来铜川视察工作期间看望了父亲。）将父亲收编为驻榆林留守一连任连长，一九四七年改任邓宝珊团团副。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胡景通率部队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四师，父亲任该师骑兵团团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报复我父亲，以捉拿共产党密探为由，将我的伯父抓起来毒打致残，扔到深沟，又将家里洗劫一空。

       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开始后，父亲奉命调补训师十五团任军训股长。在富平县接收志愿军并主持军训，历时六个月，经西北军区验收，训练成绩优秀，父亲又一次向党和国家交了一份满意答卷。

       一九五二年，正处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父亲自愿申请转业回乡务农。曾先后担任乡文书和统计员，后回村担任初高级社主任，一九六一年分县后回广阳农具厂并任厂长。第一批工人都是河南籍铁工、木工共八人，也算是工厂的元老工人吧！父亲童年成长缺失母爱，所以养成了仁爱之心。三年困难时期，当地河南籍逃难的人较多，父亲倾全力帮助其安家落户，据我所知共帮助安家落户的有五户人家。仅我村就有三户，其中在我村第三村民小组安家落户的一李姓村民，为了报答父亲救命之恩，给我家编了两个笼送来表示感谢，这两个笼陪伴我多年，父亲和河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一生共筹建管理了五个小工厂，但主要精力是在广阳农具厂，由开始的八名河南籍工人起家，发展到高峰时期的五十多人。他干一行爱一行，非常敬业，单位离家只有五里路，但父亲几个月才回一次家，家里日常事情全凭母亲一人操持。那时候，木工是工厂最大车间，生产销量大，但原料主要在乡间采购。最远的地方是黄龙县，白水县，没有交通工具，外出就骑自行车，每天行程一百多华里，每月五六天时间都要外出采购木料，非常辛苦。各车间都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父亲是固定工资，开始月工资四十四元五角，多年后升至六十三元五角。父亲坚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木工车间劳动时曾两次负伤。

       那时厂子根本没有什么招待费，父亲吸的是旱烟，平常桌上放一盒大雁塔香烟招待客人，每盒两角六分钱。每到开饭时间，父亲总是先让工人吃，自己后吃，若没有饭菜了，父亲就辣子夹馍凑合。父亲廉洁自律，从不占工厂一分钱便宜，工人们从内心服气，崇拜这样的好厂长。

       父亲晚年日子过得很清贫。一九八二年退休，每月退休费五十三元，当时由于市场冲击，街道小厂命运多舛，加之继任者管理经验不足，工资发不出去。至父亲去世，退休七年，大约断断续续能领回两年工资，五年工资未发。可父亲从未找过工厂要工资，他体谅现任厂长的难处。父亲去世的那一天，正赶上广阳集会，母亲去单位要钱，原计划能领几百元工资，让父亲去市医院看病，谁知母亲刚走父亲就与世长辞了。我常常想起父亲的一生，他老人家要能活到现在该多好呀！每月按时领取几千元退休费，过几年幸福日子，可惜毕竟阴阳两隔已经多年了，只是幻想而已。

       父亲离我而去三十三年了，回首过去，父亲教给我自立、敬业、廉洁、仁爱、助人的人生真谛，父爱永久地深藏在我心中。

作者简介： 井公田，1953年6月生，原广阳供销社主任，曾任政协铜川市印台区第八届委员，2013年退休。2021年，作品《无怨无悔跟党走》荣获铜川市委老干局离退休干部主题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