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普陀山，不为遇见佛

文/张泽新

普陀山是我心灵的经幡，永远飘扬着精神的旌旗。这里的千年古樟，是我灵台高贵的菩提；这里的鹅耳枥树，是我灵犀圣洁的情愫；这里的秀雅紫竹，是我灵明恒久的向往。

普陀山位于钱塘江口，杭州湾以东，舟山群岛海域，四面环海，全岛12.5平方公里，共26座山，18个峰，290处寺庵。其宗教文化始于秦，兴于唐，盛于南宋，千峰仰止，万派朝宗，“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逢僧”，四季信众如蚁，昼夜香雾缥缈，是闻名世界的观音菩萨道场、汉传佛教中心，位列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史称“震旦第一佛国”。

普陀山有着异常丰富的海岛风光和佛教名胜。在四大佛教名山中，其余三处皆藏深山，唯独普陀山兼山海之胜。如果说，峨嵋得其秀，五台得其雄，九华得其幽，那么，普陀则兼秀美、雄奇、清幽而有之，集佛教圣地与钟灵毓秀于一体，海天变幻无穷，境界无限。普陀山，楼阁高低几百寺，鱼龙轰卷万千浪。近海雪浪吻岸，远海白帆摇天。举头祥光普照，五色朦胧，俯视檀烟缭绕，顶透虚空。风摇宝树，日映金莲，虹霓洒彩，白云恬静；名刹金碧，古寺幽深，佛塔耸立，钟声悠扬；千样奇花，百般瑞草，古樟参天，苍虬翠绿；茂林生趣，流水卧桥，荷塘游鱼，幽静神秘，好一个琉璃世界、海天佛国。南海观音露天大佛像处在普陀山龙湾岗上，是块独占鳌头的风水宝地。普陀山的 “三寺”、“三宝”、 “三石”、“三洞”等佛教名胜，都与观音结下了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它们各呈奇姿，别有洞天。可谓无处不秀，无景不美。普陀十二景，或险峻、或幽幻、或奇特，处处充满着魅力，给人以无限遐想。让人称奇的是，这山望见那山高，那山望见这山奇，一座山一种建筑风格，一座寺院一尊菩萨，一尊菩萨一道禅宗教义。

“奇在人无，特在我有。”普陀山很有点特立独行的韵味，文脉恒昌的历史渊源，丰盈了这座佛教名山的文化盛宴。

普陀山虽以佛教闻名天下，在唐朝之前却以道教闻名。普陀旧志上说，普陀山本是仙真栖息之乡，是贤者避世之地。秦代安期生、汉代梅子真、晋代葛稚川在普陀山修道炼丹，启名山宗教文化的先河。其道教文化印迹令不少游人用诗文来抒发自己的感怀。如元代盛熙明诗《游普陀》云：“惊起东华尘土梦，沧州到处即为家。山人自种三珠树，天使长乘八月槎。梅福留丹赤如桔，安期送枣大于瓜。金仙对面无言说，春满幽岩小白花。”清代缪燧诗《梅岑》云：“子真隐吴市，胡为在海涯。岂慕岩谷幽，与佛成一家。梅岑留遗迹，高迥凌青霞。我来当三月，满林杜鹃花。披襟一长望，海涛浴浮槎。三山如可到，蓬莱路不赊。稚川晚得道，岂真在丹砂。一令复一尉，超然不可偕。”清代卢琦诗《咏普陀》云：“葛井梅岑迹较奇，吴门勾漏隐何时？磐陀石上三生话，蝴蝶庄周两不知。”这些清新隽永的诗文，为普陀山增添了许多典雅的文化内涵。

观音圣地真正与普陀山（古称“梅岑山”）结缘，首推唐大中元年（847）有梵僧登山燃指亲见观音现身授石的灵异和唐咸通四年（863）日本僧人慧锷大师登山留置“不肯去观音”像的记载。以北宋元丰二年（1079）神宗皇帝赐额“宝陀观音寺”为标志，“南海宝陀山观音道场”的地位在中国正式确立。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钦赐宝陀观音寺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普陀山以寺为山名正式开始。如今，普济禅寺、法雨禅寺、慧济禅寺并称为普陀山三大禅寺，与宝陀讲寺共同架构起普陀山观音道场。普陀山是天风海涛与观音信仰共同缔造的杰作，从帝王将相到普罗大众，走进普陀山，无不尊崇慈航大士观音菩萨。绵延千余年的佛事活动，使普陀山这方钟灵毓秀之净土，积淀了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人人阿弥陀，户户观世音”，观音信仰被世人称为“半个亚洲的信仰”。

“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山。”普陀山因其造化的神奇，吸引着唐宋元明清以来历代的帝王将相、仕宦名流、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凡道德文章著一时者，诗赋书画名一艺者，或吟唱，或赋诗，或题字，留下了大量吟啸余韵、墨宝遗存，乃至掌故轶事，另有钦赐龙藏、王公馈赠、异域珍奇、佛学秘篆，这些都让普陀山人文底蕴及文物古迹极为丰厚。

佛顶山慧济寺的后门，一座铜像引得不少游人驻足：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和当地僧人饮茶论诗，一旁的石碑上刻着陆游的词《好事近 登梅仙山绝顶望海》。站在这座铜像前，仿佛能看到晚年陆游两次朝着诗意的普陀梵音，完成他生命里程的心灵泅渡。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6月，58岁的陆游沉浸在宝陀寺旷远而恒久的晚钟声中。壮志未酬，壮心不已，有太多遗憾未曾了结，有多少理想未曾实现。在普陀山他写下：“我不如列子，神游御天风；尚应似安石，悠然云海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秋，耄耋之年的陆游再度来到普陀山。“海上乘云满袖风，醉扪星斗蹑虚空”，这是他和普陀山的再次相遇。

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渡海而来，寓居白华庵。恰逢庵内住持性珠法师筹资修筑的五里长莲花石板路——妙庄严路竣工，董其昌为其撰写了千字路碑，赞颂性珠法师功德，并题“入三摩地”碑，置于路口，笔法洗练，苍劲有力，艺术价值极高。董其昌在普陀山三个月，书写的碑铭、桥名、路名和庵名多达十余处。

几百年来，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汤显祖、徐霞客、文徵明、张岱、袁枚、丰子恺、吴昌硕、郁达夫……每一个文人的足迹，都为莲花洋上这座瑰异的小岛缀上一环滴着莲花天香的光华。“缥缈云飞海上山，挂帆三日上潺湲。”元朝松雪道人赵孟頫奉诏书《昌国州宝陀寺记》碑文，赋《游补陀》七律，书《赤壁赋》镌于达摩峰崖壁。

摩崖石刻是普陀山的灵魂。漫步普陀山，随处可见的摩崖石刻，伴随着海浪声声，似乎在诉说着这座岛屿的往事，从中也可窥见一段段历史。据统计，普陀山现存200多处摩崖石刻，大多是明清以后的作品。在这些石刻中，论语言，有汉、蒙、藏文；论字体书法，有楷书、行书、隶书、篆书；论内容，有纪事、写景、题名；论作者，有元明清历代的文士达人、著名高僧以及帝王。在这些石刻中，历史最悠久的当为白华庵里的“真歇泉”、达摩岭的“瀛洲界”，还有潮音洞的抗倭名将侯继高所作的“海天佛国”石刻，这四个字高度概括了普陀山的特色，后人以此作为普陀山的代名词。南天门是普陀山的摩崖石刻集中区之一，有“山海奇观”“砥柱南天”“海岸孤绝处”“得月最先”“别一洞天”等摩崖石刻。西天门下方有块刻有一高5米、宽7米左右的“心”字石，仅“心”中那一点，即可站七至八人，全字可容百人驻足。这些摩崖石刻体现了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涵，与普陀山的佛教文化交相辉映，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艺术价值。

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陀山早在唐代就成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必经通道和泊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从南天门向南眺望，莲花洋上有一块长条形的礁屿，俗称“江爿礁”。它像一只仙槎，随潮涨潮落出没于瀚海。在南天门景区的一个小山坡上，一块竖起的“新罗礁”碑正对着这片礁屿。新罗礁见证了普陀山观音信仰，同时也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刻在普陀山的特殊标志、东北亚海上丝路的重要物证。

唐代中期，由于明州（今宁波市）对外贸易港口的形成，普陀山成为出入明州港的必经之地。唐朝新罗国清海大使张保皋的船队，载着金银、药材、珍兽，进明州港换取丝绸、茶叶和瓷器，他必须经过普陀山海域。穿梭往来的新罗船时不时要在江爿礁搁浅触礁，时间一长，这片礁便被称为“新罗礁”。在唐宋元三代，普陀山还有一个重要的靠船上岸之地——高丽道头。高丽道头大致位置在观音古洞山脚下，许多新罗船只往返于中、韩、日和南亚地区，从事海上贸易，便会在此候风候潮，登山礼佛，以祈求航海平安。把道头冠名为“高丽”，说明当时普陀山与高丽的往来密切。

普陀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见证着历史上海上商贸的繁荣。万历年间，普陀山高悬灯塔，为往来船只指引航向。作为海商朝圣祈福之地，明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普陀山接待过100余艘日本商船。海上商贸在历史烟云中无疑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而物种传播、信仰流播，更让普陀山享尽“万国梯航”的美誉。传说舟山市树新木姜子是由作为东夷海洋民族图腾的海鸟从日本将种子叼到舟山大猫岛，再传到普陀山成为佛光树。虽然是传说，但象征的是中日之间物种的交流。如今，普陀山佛教博物馆珍藏着1200余件佛教文物，其中有来自印度、日本、缅甸、菲律宾、柬埔寨、法国等地的佛像、铜屏、玉佛、贝叶经、玳瑁塔、菩提树叶以及外国人为供奉普陀山专制的大型花瓶等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珍贵文物，见证着普陀山和东南亚及部分欧洲国家的信仰交流。

普陀山不仅是一座佛山，更是一座文化大山，一座沉淀和融合了华夏文化、西域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集观音信仰、山海风光与历史变革于一身的“海天佛国”。经过千百年的累积、发酵、交融和促进，普陀山早已超出了观音道场的单一性和一般意义上的海洋文化的泛化性，是天地造化、高僧德化、文人美化、能工巧化、信众诚化的综合体，成为一个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文化系统，与闻名遐迩的麦加、耶路撒冷一道跻身世界三大宗教朝圣地之林。

在普陀山的语境里，融合了慈悲、佛光与生命的冥想，在观音信仰及其衍生的观音文化中，闪烁着慈爱、崇善、救赎、修真等正向情感的普世价值。它们透明、迷幻而带着超然之美，让人领略到一种别样的光辉。普陀山佛学四谛圆融，三界通达，博取旁收，意繁行简，尤以融通儒学、贴近民众为显著特色。在佛教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儒教的文化润泽。比如，佛教主张“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并无二致。《大学》的“明明德”，“止于至善”，禅宗的“正、定、慧、觉”“入三摩地”，都是修身、修行的必由途径。佛教认为“心即是佛”，与儒学“心明即是天理”略同。佛讲“不杀生”，儒讲“仁”；佛戒贪戒嗔，儒“知天命”“致中和”，亦有共同之处。佛有九年面壁，儒有十年寒窗；佛教主张寡欲清心，儒家倡导诚心养气。释迦有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有孔孟“成仁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凛然气概。中国士大夫所谓“兼济独善”，同佛学思想也不无渊源。每当仕途蹭蹬或官宦显达，便想在万丈红尘之外觅得一处清净之地。历代络绎不绝的抵山名人名士多数为此而来，使普陀山佛教更儒学化。佛儒贯通互融，可以说是“不同的慧灯，相同的智光”。

在贴近民众方面，普陀山佛教与禅宗“不立文字”“不落言筌”一脉相承。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信众指示一条最便捷的学佛之路，一种最简单的修行方法，对佛教的普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普陀山的观音信仰比禅宗更与世贴近。观音是无处不在，有求必应的菩萨，她的三十三化应身叫“普门示现”，菩萨以直接的、直观的世俗形象现身。或作眉清目秀的渔姑，或作满面慈祥的老妪，或襁褓送子嗣，或乘鳌救渔船,等等，以大慈爱关怀人间，以大悲悯普渡众生，救难度厄、化危转机、助弱济困、惩恶扬善，是“圣性”与“俗化”的复合，“慈悲”与“智慧”的互融。观音信仰文化在倡导社会文明、协调社会关系、降低社会内耗、稳定社会秩序、构建社会和谐等方面，起着其他文化难以替代的度化功用。

融通儒学与贴近民众揭示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的精要弘旨，微言大义。佛学也是人学，或说心学，智、行、觉是佛学经典主导思想。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取名为“行知”，就是从佛经中得到的启悟。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弘扬“知行合一”，奋斗了一生。观音菩萨救难度厄，关怀弱势群体，体现了佛教文化以人为本的入世精神。“善”是佛学劝人为善的精义所在，证菩提也好，求来生也罢，都因为有善心，有慧根。“佛”字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而来，其本意是“觉”。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为普陀山撰联云：“金绳开觉路，宝筏渡迷川。”这“觉”便是善，“迷”便为恶。佛祖慈悲，不仅劝人为善，也容许改恶从善，没有其他学说那么细碎繁琐与深文周纳。既然善恶端凭一念，祸福全在方寸，那么，向善之门便如十方汇聚，从善之心犹若百川归海。“回头是岸”“立地成佛”，就不是抽象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智慧，一份胸襟，一条指示迷津的觉路——通往宽容、博大、兼爱的至善境界。由是观之，佛教并非迷信，而是一门普罗大众可感可知可学的力行哲学。

走进普陀山，发现千年的佛教圣地在人们匆匆的身影里，跳动着鲜活的生命力与文化的气象。这个处于北纬30度上的观音道场，万顷碧波迎日出，满山瑞气映霞飞，佛乐袅袅启禅扉，钟磬声声香绕帷，处处弥漫着浓郁而又神秘的佛教文化气息，真是一个能让人静心沉思的地方。这座恢宏而高贵的南海圣境，无疑是天下佛禅的心灵氧吧。它的气息里散发着生命的灵性，萌动着慈悲的慧根，有无量的出世思想，更有智慧的入世精神。我开始掂量生命的轻重，不再沉湎于为生活而生活的束缚和枷锁，心灵在这片自然的净土里有了放松与洒脱，有了真实的愉悦与启悟。

苍穹之大，宇宙之阔，在无可匹敌的自然和无法预测的命运面前，人其实很渺小、很脆弱。但往往心外有牵绊，心内有思虑，织一张密密的尘网，网住别人也困住自己，好难解脱。 于是，好多人来此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其实，烧香拜佛是拜自己的心，香是外物，求心才是根本。一切修行皆在修心。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一把心锁，锁住我们一生的爱恨情仇。又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把打开心门的钥匙，摒弃那些拥挤的欲望，放下一切，放空自己，忘记过去，忘掉不快，忘却焦虑，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营造一颗平常心，洗心灵之尘，立心中之佛，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宁静的栖息，让痛苦的凡心受到信仰的抚慰。一念放下，万般自在，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佛用佛心爱世人，我用我意敬天地。只有心灵空明澄澈，淡泊宁静，才会日日是好日，处处是福地，心情越来越好，家庭越来越和，事业越来越顺，生活越来越甜，人生越来越美。 

山海佛境，慈航圣地，一半山水，一半禅意。普陀山，你是人类文化的引擎，你是众生精神的家园。我来这里，不为遇见佛，只为找寻山水的内在精髓，融情山水，感受生命的闲适与轻盈，回归本真，遇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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