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浮尘(一)
何堪往事竟自哀
——我终生难忘的腊月初八
作者:萧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辽宁丹东待分配,丹东人事部门和我们说 ,大跃进年代丹东曾向本溪市“借”过一些大中专毕业生,现在人家要丹东“还”人,这就是我们的去向了。果然,真的去了本溪,我分配到钢铁公司,很高兴.本溪钢铁公司的特种钢材举世闻名,到这样的大企业上班真的觉得很幸运。没过几天,人事部门找我谈话,让我去一个在本溪郊区的新建的钢材制品厂报道。
我去了,看到的是新建的厂房,一排排军用的帐篷的办公室,还有一条新修的公路链接市里,心理觉得,大公司没去成,竟来到了大山沟!
几天之后,工厂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干部工人的劳动精神和冲天的干劲,感染了我,又觉得,让我来这里真是对我成长的大有益处,来对了。
1959年,我们国家自然灾害严重,是新中国建国后在最困难时期,我们曾经过人均每天250克皮粮的岁月!——现在的年轻人似乎觉得是笑话,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近乎三年的全国现状!我所在的工厂,食堂主食曾经吃过加拿大小麦,那时,毛主席他老人家除了降工资自己带头不吃肉!然而还有没想到的,那个和我们称兄道弟的老大哥,翻脸逼债!
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天灾人祸没有吓倒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具体落实到全国就是要压缩国家建设规模,下放城市人口,大办农业。
我所在的本溪市,全面启动落实中央政策是在1961年秋天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为钢而来,为粮而去】。本溪市人口近一百一十万,根据文件要精简20几万人,为此,市委经过研究,在本溪,凡是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不论干部工人一律下放!
我在厂人事教育科,负责职工教育,那天市里开会我受命参加,当天传达中央和市委文件还是处于非常保密状态,我记得那次会场在市委的小礼堂,与会人员一律不准记录,散会后把文件交给单位主管领导。果然,下放的指示公开之后社会反响很大,一时人心慌慌,各级成立“精简下放城市人口办公室”就肩负起现時思想教育工作。
我当时在厂“下放工作办公室”,但我自己清楚,已在下放之列!可能是领导不希望我走,厂里还尽量挽留,一直到最后,不得不告诉我,已无法把我留下来!我理解当时的政策,我提出不回原籍,市里的“精简下放城市人口办公室”领导我都熟悉,他们也爱莫能助,但我提出提出的不回原籍,他们同意了,让自己找接收单位后,再办下放手续.。上哪去?全国都在精简下放,“市精简办”一位军队转业的领导偷偷的告诉我:去北大荒吧,只有农牧渔业三场—才有接收你的可能。他给我写封信,让我去牡丹江农垦局,找他的一位战友,让其尽量协助安排一下。
我万分感谢这位领导,于是带着400多元的下放津贴,离开了我生活了三年的本溪市,开始了第一次闯北大荒的北“游”。
二
牡丹江农垦局在黑龙江虎林的东方红镇,那时坐火车要走两三天。在火车上我有机会打开那位老领导写的并没有封口的信,看到一位老军人对我的关心和热情地推荐。他的战友叫董世泽,原是海政的创作员 在牡丹江农垦局文工团上班。这位老领导,他是看我在本溪报刊杂志上常发表一些文章,才让我去找董世泽,请他帮忙。我真的要感谢他。
去牡丹江,要在沈阳换车,好在买的通票,只等车次就可以了。记得坐上开往牡丹江的火车是在后半夜,我没有睡意,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伴着火车驶向北方,近吉林界,车外掠过一望无际的田野、城市,心里竟想到达牡丹江农垦局董世泽看在老战友的推荐信,一定有有个理想的结果。那时想,在军垦农场当个农工也是心满意足了。所以,一路之上没有睡意,而且看到车越往北,穿军装的军垦人员越多,我索性和他们攀谈起来,想进一步了解一些有关的农场情况。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北大荒,已有百万转业军人在王震将军领导下建立了几个农垦局和十几个大农场。牡丹江农垦局辖区是三江平原的东部,农场序号从八五零开头,这些大农场在国家三年的困难时期为我们祖国奉献出上亿吨粮食,辉煌的业绩受到了党和毛主席的赞许。
那时,我在火车上结识了几个转业官兵,他们向我谈了很多军垦农场的新闻轶事,我听了觉得很新鲜,比如向我们描述黑土地的庄稼时眉飞色舞的说:我可以告诉你,一是,苗里找草——我点头高兴,说那一定是大丰收!他笑了;二是草苗一起长,——我惊奇,他说,你怎么不笑了?我说,那是地多人少,管理不过来吧?心想,农场真的是缺人!他看着我,还有第三种情况,我问是什么?他说,三是草里找苗,他的讲述,周围的旅客都笑了。而我却觉得北大荒是那么神奇,神秘,真的是向往之极了。他们还告诉我,农场军事化管理 比如,铲地,一天铲不完一条垄,到中午大家撂下锄头,在地中间吃午饭。
他们的描述,在我头脑里已经构成了一幅美丽神奇的画卷,仿佛我真的成了农场的一员,享受着开发北大荒的快乐。
火车到牡丹江还要换乘去虎林的慢车,好在火车上结识的转业官兵大部分是去农场,他们热情地给我做向导,很顺利到达了牡丹江农垦局所在地——东方红镇。按照老领导的信上的指点也顺利的找到了董世泽。他热情地接待了我,然而告诉我,如果再晚到两个小时,可能连他也看不到了——他要出差。我们在镇上的小饭店吃了顿东北大碴子豆饭,蘑菇炖小鸡,他看了信,真诚地和我说:对不起了,让你白跑一趟,接着和我说起当时的牡丹江农垦局。那时农垦局局长书记是单臂将军王景坤,王震将军的爱将,然而,和平了,胜利了,几年的军垦成绩斐然,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位单臂将军有些飘飘然,放松自律,生活不加以检点,影响了整个农垦局班子,王震将军大怒,下令整顿,农垦局除了必要的业务都停止办公。
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恢复正常!董世泽如是说。(这里提到的那个单臂将军后来去了新疆)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那些在火车上自己设计的美好想象顿时一下化成泡影!董世泽他也确实没办法,我也理智地做出了抉择,谢谢了董世泽的款待,当天就离开了东方红镇。不过这里要说的,也许是缘分,这位董世泽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当我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北大荒站住脚,成了一个国营牧场的开荒者,我和董世泽又取得了联系,他后来是牡丹江话剧团团长,也是因为共同爱好文学艺术成了互相鼓励的好朋友。在哪个十年开始的年代里,长春电影制片厂曾选定了两部待拍摄的电影剧本,一个是我的《力量》,另一个就是董世泽的《红螺女》,结果受当时“气候”的影响,都是因为“封资修”作品,不但夭折,还成了批判对象!——只是这些不是本文内容,就不说了。
我告别了董世泽,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了。那时,我年轻气盛,更有老领导提示,对东北农牧渔三场还抱有希望,还有我绝不会原籍,加上手里还有一笔可观的下放津贴400多块钱,支撑我忘乎所以了,决心要“游”遍北方的农牧场,看能否找到一个接收单位。
现在想起来,自己的固执、自信作祟冲昏了头脑,全国的大气候已经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到处可以找到工作,我那时自以为是,没有自知之明。所以,离开牡丹江,坐火车一直到满洲里,去了呼伦贝尔牧场,白跑了一趟,又去了沙尔图红色草原也吃了闭门羹,最后只好回到哈尔滨,开始冷静地思考下一步的所向了。然而,也就是在哈尔滨,一场想不到的遭遇真的把我逼到了人生的圆点,打了自己的嘴巴,——落了个回了原籍的下场。
下了火车,出哈尔滨站,在站前人群中闲逛了一气,走到霁虹街,想起了该吃点东西了,于是在一个小饭店里坐下来,准备吃饭,掏钱时发现我的口袋出现了一道大口子,兜里的钱已不知去向!我坐在饭店里真的傻眼了,下意识的摸遍口袋,在风衣里还真找到几块钱!我镇静的多了,尽量控制自己,装着无事一样买了两个馒头,要了一碗菠菜汤,开始吃晚饭。可能是服务员看出我的神情变化,她靠在屋里柱子上,一直看着我,我们目光对视了一下,她向外边点一头,我转过头,街灯已经亮了,发现我身后大玻璃窗外,一个小女孩手扶着玻璃窗眼巴巴的看着吃饭的我,原来这个小女孩引起了服务员的注意,我一下想到了几乎已经是无有分文的我,还在吃着馒头,可那个小女孩却只是看!我站起来,让那个服务员用我手的钱买几个馒头,我接过来要去送给那个小女孩,服务员叫住我,只见她拿出个铁盆盛满了菜汤和我出了门,送给了那个小姑娘,小姑娘向我们鞠躬敬礼,拿着馒头端着盆要走,服务员问:你上哪去?在这吃吧。她回过身,深深地敬个礼:我妈妈在桥下,一天没吃东西了。
那个服务员哭着跑了,我站在路灯下也很长时间没动弹。
已经近乎绝境的我看着满大街的灯光,也真的觉得今夜我要蹲露天地了!
车站广场仍然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未到深夜各种声音不绝于耳,突然一下想到购票大厅是个好去处 ,那里可以过夜,可是明天呢。
我在候车大厅里一个长椅子上蜷缩着闭上眼睛,任人们走过、喧闹,我不屑理会,脑里全是来日生存各种想法,当然,我不会去偷,去抢,怎么办?这时,觉得有两个人坐在我的身边,他们的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说,到沈阳我就没钱了,一天吃了一顿饭。另一个说,那你怎么来哈尔滨的?那人说,辽宁省检察院在盖大楼,我好说歹说干了几天活,挣够了来哈尔滨路费。另一个说:你就在那干呗,挣钱就行。那人说:不行啊,从山东到辽宁,生活太苦了,人说,只有黑龙江可以吃饱饭。
他们的对话停了,两个人在我身边睡着了。也许,他们两个觉得到黑龙江了,明天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了。
可我想到的是,本溪三年,固执地离开;董世泽说的农垦局的人事变故,当头一棒,没有醒悟,竞去了满洲里,沙尔图,无果而返,回到到了哈尔滨街头,竟如此下场!
我不是为吃饱饭的盲目流动人员,可我,真的不如为吃饱饭来黑龙江两个人心情轻松,真的到了必须回原籍的一条路了。
——时到今日,想起来,也许这就是对我“不回原籍”的一个惩罚吧。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天亮之后,我到南岗市场上,卖掉了我身上的风衣,买了一张回沈阳的车票。
三
转道沈阳回原籍,是我在北大荒漫游了两个来月,落个无路可走的无奈中的无奈!到沈阳,还一下想到不能两手空空回我那个长大的小山村。
哈尔滨车站之夜听到那两个人的谈话提醒我,辽宁省检察院建筑工地可以干活挣钱,我何不去出点力气也去挣点钱呢。于是我真的去了检察院工地,硬着头皮走进了建筑工地的办公室。而然进屋的一刹那,我像触电一样定在哪里: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正是省检察院的基建处长,我的老乡——舅舅的同学!
他是在我的家乡刚解放时和舅舅一起参加工作,舅舅参军,从辽宁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去朝鲜前线;他留在地方,一步一步地升到省检察院,当了基建处长,他也知道我到本钢铁公司上班,让他没想到却在他主管的省检察院工地上看到了我!他先是惊呆,在确认是我的那一刻,停止了和别人的谈话,放下手里的纸和笔,一个箭步窜出来,拉住住我的手,离开了那个办公室。
他让我去他家,我无脸答应,我们只好好走进一家饭店,让我说出如何到了这般地步,我没有隐瞒,但也没有自责,还自认为没有错处,只怨牡丹江农垦局的一步出现了意外。还有是那个小偷让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他很严肃的对我说,《八字方针》是当前的大方针,是国策,每个人都要正确的对待,他说我的做法是不理解当前国际国内的现实,回家有什么不好?可以在农村干出个样来,那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只好认真地听着,告诉他,我的下放手续还没办,户口还在本溪市,他明白我的意思,说那你就回家在寻找出路,也许未来会更好。
他给我买了火车票,我回到了那个无限萧索的小山村。
四
我不想回原籍是有原因的。
我出生的年代是抗日战争的后期,那时我家在锦州市里,爸爸在一家大私人商业店铺当财务总管,我渺茫记得我生在古塔区,家里生活殷实。但不久,我家搬回了穷困的山村,原因一是日本侵略,商业萧条,二是家庭的变故,我的爷爷中年丧偶,自己生活无趣,爸爸是个孝子,回家照管自己的父亲。在那个山村里爸爸用自己在商埠从业积累所得,盖房买地,成了当地的富庶人家。(所以解放时化了个富农成分)。
我的家乡在辽西走廊与山区的结合部,1942年时是游击区,抗日军来时,我家是游击队领导常驻地,特别有个于区长就在我家办公,他很欣赏我爸爸的算盘功夫,有时一些抗日军民各种收支项目都是我爸爸帮忙处理。所以游击队和区里领导说我爸爸是个“开明人士”。但他思想守旧,完全是旧社会置家守业的生活意识,对子女,它允许上学识字,又严于旧礼教,比如,我的妹妹们,他竟早早要给订婚,妹妹们居然拼死反抗,他又无可奈何。到我这个儿子,老人家又故伎重演,我没拿当回事,然而却成我的一生的痛,最后也成了我的爸爸一副清醒剂。
那就是我离家的原因,也是下放不想回原籍的原因。
我12岁那年,学校实行苏联的“五年一贯制”,毕业了,准备升初中。一天放学回家,屋里坐满了人,正在吆五喝六的喝酒吃饭 ,妹妹说:哥,你定媳妇了。原来家里真的给我定亲,对方是个15岁的姑娘。我觉得好玩,并没有当回事,考我的升学考试。
我念的是辽西省第一初级中学,学校是新建的,校长是辽西省教育厅长石绍武的秘书矫凤奇,我是第二批招生入学,到学校一看,学生的年龄真的是参差不齐,有已经结婚,才上初中,订婚的就不奇怪了。
初中毕业升高中是班主任老师徒步走几十公里把通知书送到家,爸爸更高兴,原来我们全村只考上两个高中生!为了我上高中,爸爸买了一头驴,每月准时骑着那头驴给我送学费和生活用品,而,他老人家几乎自己一天不吃不喝几十里地往返回家。
高中二年级念了一个学期,放假回家,进村发现锣鼓喧天,人来人往,我家院子里更是热闹非常,原来是给我结婚!我当时很生气,说我还是个学生,现在主要是念书,再说我的年龄结婚是违法的。爸爸只顾招待一个一个的亲戚朋友,我的话他基本不理。一个远房的亲戚告诉我 :姑娘家的姐夫是村支书,办个结婚证是易如反掌的。你就老老实实的结婚吧,惹恼了你爸爸你还能上学吗。
那天晚上,爸爸真的和我摊牌:结婚照样念书,岳父家有钱供你上学,你的连襟(那个村支书)让你媳妇当小学老师。我没有讲理的余地,这些话不是淫威胜似淫威,眼看着把一个我没见过面的18岁的姑娘娶进门。
我想念书,不能反抗,但我绝不承认这个媳妇,更不想结这个婚!度过这十几天的难熬的暑假,急急忙忙回到了学校,心里想的就是我要怎么办!
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我的朝鲜驻军的舅舅撤回国内,驻守丹东,回家接舅妈随军,舅舅要看看我,我真的哭着说了我的家和结婚,不想舅舅很同情我,问我怎么办?想到了在书上看到的鲁迅、郭沫若逃婚的故事,和舅舅说:离开这个家!舅舅说你还要念书。我一下想到转学。舅舅说那就上丹东吧。
我于是和学校说,丹东高中分文理科,我要转到舅舅那里,上文科高中。和爸爸说我要转学,开始不同意,舅舅说话了,爸爸只好让我去舅舅那里读书。
舅舅是团参谋长,回国后决定转业,到一个巢丝厂当工会主席,厂在大孤山,那里的高中校址在开国中将周桓老宅,大院相当气魄,真是一所文理分科的高级中学。但那时,国家在大规模的搞建设,到处有招工的广告。我突然想到不上高中,参加工作,当即遭到舅舅的反对,我说不想给家增加经济负担,舅舅说他可以供我上学,我没同意,因为舅舅的家庭负担很重。我执意要参加工作,巢丝厂领导让我到厂俱乐部上班,舅舅权衡之后没同意。这时正好丹东市有一所职业学校培养急用人才,我得到舅舅的允许,到丹东市里上学。两年之后,成了丹东市“还”本渓人才“帐”那些大中专毕业生当中的一个。三年之后又经历了“为钢而来,为粮而去”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下放风潮,离开了本溪,结果,不想回原籍,还是回原籍,落了个灰头灰脑,羞见江东父老,落魄无颜败走春秋!
回到家,父亲什么也没说,母亲却有微词,周围更是冷眼,自己也是无地自容。有一天,爸爸说,在家种地吧。我摇头没回答,爸爸不再说什么,我明白老人的心理,也许是对我的如此遭遇的自悟——我看到爸爸眼里的泪水!
在我们村里,有在本溪下放的我的发小,同学,他们回来落户当地,开始了种田生活。我的户口还在本溪市,下一步怎么办?我还在迷茫之中!我小表哥也是本溪下放回乡的一个,他住在另一村里,已经十几天了,却无人告诉我他的情况,经打听,他去了黑龙江延寿我的大表哥那里。我给他写封信,得到回信确是喜出望外:牡丹江地区经国务院批准要在延寿建一个国营红旗农场,(后来改为国营牧场)大表哥调去参加筹备建场事宜,是个中层干部。小表哥离开本溪直接去了黑龙江延寿县。
这个大好消息我高兴的睡不着觉,马上写信说我也要去那里。盼来回信说,是在大山里开山修路建场,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我一直上学念书,没经受过强体力劳动,怕吃不消!没有拒绝!这就是个希望所在,我又写了信,把我下放的经过有关未办的手续和我的决心、希望一并告诉了两位表哥,回信更是令我高兴,说要请示县里有关部门按政策办理,让我等候通知。
我开始做走的准备,只身一人,人走家搬,无牵无挂。所为准备,就是路费。
我无颜再和爸爸要钱,钱怎办?
在我的家乡,白露过后人们有刨药材的习惯,我加入这个行列,打听到了在可采集到的药材中有一种石柱花的根是中药重品,学名远志,售价可观。我开始跟人学习识别“远志”的石柱花,走遍山川刨回来晾干,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采集,功夫不费日月,到小表哥来信说可以去北大荒牧场时,已是腊月,看了一下手里的卖药材钱已足以到黑龙江延寿的路费,就不管年关,马上动身!
公元1961年底腊月初八,我打点简单的行装,给我的表哥发了一封电报:腊月初八乘北——牡次。
这一天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和爸爸告别,走出了家门,回望我长大的小山村,却是一步一回头,在离开萧索的几户人家的小屯的山头上,郑重的跪下来 自己默默地说:我走了!
去车站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列车到站时间是晚上,上车坐下已是灯火通明,列车启动开始步步向北,我问自己又是一次“闯”北大荒吗?
坐上北去的列车,突然想到那石柱花的根——远志,远志成全了我!远志,远大的志向,自己决心上北大荒是远大的“志向”还是人生必走的一步呢?
我接到表哥的信,得知延寿有关部门同意我去新建的牧场之后,又给本溪市“精简下放城市人口办公室”写信,说我已经找到接收单位,想去办下放手续,回信的正是那位让我去牡丹江农垦局的老领导,他已经升任办公室副主任,说不用来了,祝贺我终于找到了接收单位。回信告诉我,尽管去我去报到,一切手续由他给我办理,同时把我新去的牧场地址还转告了董世泽。
五
我已耄耋,几十年来,腊月初八,我一直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人生的路,风雨泥泞不可避免,生活也是这样,主宰你的征程岁月自己无法左右,逆动的惩罚像我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 ,是轻的,有时会碰的头破血流!
但我还主张不在命运面前低头,有目标,就奋斗,——只要你不是胡作非为,你的所作为是国家允许的,你就坚持就会有好的未来!
我记住腊八这一天,成了北大荒畜牧场建设的一员,即时从这天开始!二十年 牧场建设生活,开荒、种地、放马、养鹿,改变了大山大川的面貌,在中国的地图上有了我们畜牧场的名字;也是在这里,锻炼了自己,成长了自己,净化了魂魄,入了党,更可以说无愧于自己的一生!
这一切,就是腊八这个日子永远记住的理由。
2022年12月31日云南昆明闲无堂
作者简介:康俊峰,笔名萧索
原籍辽宁省兴城市人。史志工作者,哈尔滨作家协会会员,新闻出版副编审。曾参编志书、党史专集多部,并主编地方党史专著及有关党史专题研究多篇均由国家审定结辑出版。
文艺创作为业余爱好。
早年是开发北大荒生涯成员,在牧场开荒,放牧,得以锻炼成长。后在县党委政府部门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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