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古远清先生于12月27日未能从诸多“优势资源”中挺过来，可悲啊！然而，先生千古！[合十][合十][合十]

     本文是古先生今年8月份写的未刊发文，今转出不敢有别的用意，只为悼念古先生。文中有意表彰和鼓励晚辈后进的话语可以忽略，但行文之直率，也系古先生本来性格及为人之真实写照，读者诸君不妨以此来缅怀这位文学史研究独行侠的风范吧[合十][合十][合十]——牛学智）

牛学智的评论智慧

古远清

    笔者60年代武汉大学求学时，在《宁夏文艺》接连发表了几篇青涩的评论之作，后来再未与该刊及改名后的《朔方》联系，但我一直关注着宁夏文学的发展，其中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做着一种引人注意的批评家研究的牛学智，便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之所以说是“研究对象”，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在对岸出版过《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对重要的批评现象及新出现的评论家，均引发我探究的热情。我写这部“批评史”时，牛学智还未出道，因而未能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如今不同了，他已成了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当我读了他富于代表性的《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双重审视》后，感到这是一位有智慧、有个性的批评家，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现状均作过深入的观察，提出过鞭辟入里的独到分析。大家都说，牛学智够“牛”，他敢于开辟与众不同的评论领地，敢于直指文坛时弊，对创作和批评现状、对名家提出不同的看法。

    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研究创作的人多势众，研究评论家的势单力薄。在评论之评论不受重视的情况下，牛学智下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评论家研究园地，接连发表了《刘再复：重识“性格组合论”兼及文学人性论批评问题》、《南帆：反抗常规与后革命转移》、《陈晓明：从“后现代性”到“现代性”》、《戴锦华：“拒绝游戏”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李敬泽：新总体论文体批评》、《王春林：“个性化”理论背景中的文本细读式批评》、《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文学及其批评》……。这块评论园地，笔者也开垦过，但牛学智与我不同，他是研究型的，我是史料型的。比如拙著《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有四千字左右的《在蜕变中奋进的雷达》这一节，而牛学智的《雷达：文学主潮论与“时代主体”探寻》不仅在篇幅上超过我，而且在时间跨度上比我大，最重要的是论述有真知灼见。比如他指出雷达等人的“批评文章之所以‘活’，就是因为他们不只是因为爱文学而论评文学，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是把评论文学当做散文随笔来写，文学批评成了他们的另一种创作。有几分话就说几分话的份量，没有新的看法或者有新的看法但说话的激情欠点火候他们也宁可选择不说，至少以少说作为他们论评的底线。如此在他们的批评文字中，也就绝少见四平八稳的考据和毫无激情的文学史归位意识，也没有牵强的理论先行缺点。一切都是随兴而为，兴尽而去。”像雷达这种批评特点，我就没有注意到。雷达本是散文家，牛学智这一论述，完全符合雷达的创作个性。

    牛学智与我另一不同之处是着重一线的、还在写作充满活力的评论家。笔者的“批评史”，写的大都是盖棺论定如胡风、周扬一类的评论家，而牛学智所写的是还在辛勤笔耕的评论家。这种未盖棺先定论的做法，难度不小，可牛学智不畏艰辛，以一股牛劲把极具潜力的批评家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像胡平、王彬、刘川鄂、李建军、郜元宝。如此系统地评论这些未入或根本不可能进入当代文学史的评论家，的确需要很大的艺术勇气。也许现在看来，牛学智只不过是在做评论家的研究工作，可过了若干年后，有人写新时期或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史，牛学智的文章将是珍贵的参考文献。

    牛学智的评论智慧又一表现是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对红透半边天的评论家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像美国的王德威，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确做出出色的贡献，但牛学智看不惯国内有些人将其顶礼膜拜尊为“大师”，不加分析地将王氏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及“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历史与怪兽”当顺口溜移植在自己的论文中。左一个王德威，右一个王德威，牛学智听起来感到刺耳。他觉得王德威的理论存在不少盲点，不能挟洋以自重，没有全盘引进的必要。在牛学智《王德威：通观视野与空间概念批评》的结尾中说：“概括来说，王德威有他不可重复的经验论，这个经验论也已经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只不过，在他的经验论范围，的确也同时屏蔽了相当多的可提出来继续研究的价值论问题。这部分地导致他的批评总是缺少必要的现实语境支持，以至于批评者总会从他的身份开始质疑他的批评价值观。”这个看法我完全赞同。牛氏写此文时，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未出版。对这本书，我在2021年出版的《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第三册928页作出这样的评价：其体例令人耳目一新。此书的开创性、前沿性、史料性兼具，但由于是众多人执笔，且执笔者来自不同国家，水平又参差不齐，因而给人有‘百衲衣’之感。署名冠上‘哈佛’，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拉大旗做虎皮’。主编爱做翻案文章，又说周作人不是汉奸，纯属一面之词。写论文也许可以这样写，但作为专著，显然不严肃、不客观，且不足于服人。”

    牛学智的论文和专著，其题目和书名均很有理论色彩，但他决不是一位学究型的评论家。他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并非常关注当前文学评论的动态，包括理论刊物新出现的现象。他发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的《批评刊物“主持人化”与当代文学批评》，对一些文学评论刊物设立“主持人专栏”提出不同看法，尖锐地指出有些主持人以栏谋私，把自己“仓库”里的积压文章拿出来冒充新作发表，还把自己的好友和学生的文章放在自己的专栏里，这败坏了文学批评风气。在《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那本书中，牛学智已对批评家说了许多“不”，这回他又对核心期刊说“不”：主持人专栏的出现“这意味着自由评论者的发表平台会越来越小，自发的思想表达渠道也就越来越狭窄。在此基本前提下，以批评文章的终端归宿推之，仅我所得的感受而言，特别是核心理论批评刊物实际上正在形成一个‘名人效应’的固定方阵，栏目主持人化是其中之一，较为普遍化的运作机制可能是批评的专题化趋势。被专题化的大概只有名作家大作家的新作品，和已经被网络、其他媒体炒得很热的文学事件或现象，扑向热点而去的批评思维，就有点新闻报道的写作套路了：批评处理过的其实只是文学信息，许多有价值但没有新闻谈资的文学现实反而成了永远的理论遗留问题。”

    说这些“不”，同样需要勇气。众所周知，不少学者是靠这些核心期刊升教授，升长江学者，可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牛学智没有这些包袱，他把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成比学术晋升等还重要，这正是牛学智的“牛”的地方，也是他评论智慧的体现。

    对敢说“不”的评论，有人称之为“骂派批评”，据说《文学自由谈》是它的发源地，其实应称“锐批评”才科学，而牛学智的《双重审视》正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第二辑中。这使人想起《文学自由谈》的专栏作家唐小林，但牛学智的锐批评与唐小林路数不同，牛学智的学术性远比唐小林强，他也没有专门找当前评论的大咖尤其是北大中文系名教授开刀，但就批评不讲情面、不推敲人际关系、不着眼作者地位、不苛求批评技法来说是一致的。这里顺便说一句，北京有些人对唐小林的批评不屑一顾，原因是唐小林没有上过大学，这是典型的“鸵鸟”政策。北京大学著名的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也被唐小林“修理”过，可当笔者把此文提前发给洪子诚时，他没有以学历论英雄，而是表示对方讲得有道理。个别地方虽然不太赞同，但总的来说他认为是好事。洪子诚的谦虚使人深受感动。受过牛学智批评的学者，是否也有洪子诚的气量呢？

    编者语：编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阅读有关现代诗及其理论著作时，就阅读过古远清先生的《诗歌分类学》等著作，先生是我喜爱而敬重的学者之一，但无缘谋面。今天学智先生发来古先生千古的噩耗，很是悲痛！在此祈愿先生一路走好！[合十][合十][合十]

附：

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文/古远清

     我出版了“古远清台湾文学五书”和“新五书”后，还有构想中的“台湾文学又五书”：《台湾百年文学社团史》、《台湾百年新诗史》、《台湾百年散文史》、《台湾文学学科史》、《余光中新传》。我没有三头六臂，上面也没有给我配科研助手，连到快递站寄书都得我自己满头大汗去扛。故我这些不切合实际的“宏伟”写书计划，就留给年轻人去做吧。

     我发觉自己真的走火入魔了，坐八望九的年纪还有这么多井喷式的学术生长点，还要为这些新发现的灵感去攀登新的学术高峰。想当年我的“青葱岁月”，是那样斗志昂扬，朝气蓬勃，不仅以青年学人的身份，还以自己勤奋好学的形象。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现今的成果堆起来已比人头还高。面对这些成果，两岸三地有人对我这位“不受待见”的学者，十分不屑，如香港某大学教授说：“一流的教授搞古典，二流的教授搞现代，三流的教授搞当代，四流的教授搞台港”，这话有学科歧视的偏见，当然不对，“但现在内地研究台港文学最好的是刘登翰、古远清，也就是这个水平。”这里用的是先扬后抑手法。此外，对岸一位诗人因我书中没有写他，便说“古远清的《台湾当代新诗史》，送到废品收购站都还不到一公斤。”某名人在其发行量极大的自传中，这样蔑视我：“古先生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其实，学校的名字和个人研究的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这位名人长期在一所非创作单位戏剧学院工作，其散文的写作水平还不是很高吗？面对这些批评，我不生气，因为“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

     人总有累的时候，有老态龙钟的时候，在耄耋之年再去完成“台湾文学又五书”，不“躺平”才怪呢，但我自信精力旺盛，廉颇虽老，尚能吃饭，尚能工作，还可以写书。只是写书不再玩“五书”的游戏了，转而寻求新的写作乐趣。

     不会用电脑玩游戏的长者还能有什么写作乐趣？有的，我新买了一张价值不菲的近五千元的大写字台，陶醉在做写书“老板”的乐趣中。一想到我的同事、经济学家赵德馨90岁还拄着拐棍去图书馆，我就有了榜样，以致下决心去做朋友们戏称的“学术超人”。我这位所谓“超人”毕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要暂时告别纠缠我多年的台港文学，转向去撰写有近半世纪历史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还有酝酿多年的《<文艺报>前史（1949-1966）》。有些朋友调侃我“活着为了写书，写书为了活着”，其实是“活着为了读书，读书为了活着”。一位粉丝赠诗云：“此老天生命九条，亦非魔怪亦非猫。奇书尽已藏千卷，佳酿何曾饮一瓢。”我的确不喝酒，当然也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唯一嗜好是读书和写作。西方谚语讲猫有九条命，我想假如我有九条命——那我一条命用来买书，一条命用来读书，一条命用来教书，一条命用来著书, 一条命用来评书，一条命用来编书，一条命用来借书，一条命用来搬书，最后一条命用来卖书——在明年新开办的全武汉市最大的书店当营业员去！

     我坚信学问主要不是靠命题作文做出来的，而多半靠兴趣，靠闲暇。古人说：“未妨余事做诗人”，这“余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闲，有时还靠厕上、枕上和梦中乃至病房。去年我大病一场，在重症室的床上构思好《余光中批评史》的目录，连忙叫护工帮我记录下来。

      在当今个人升等、学校升级乃至研究生毕业，都必须拿出众多成果的年代，老师们碰到朋友不再问“吃饭了没有”，而是一见面开口就问“你在做什么课题”。可试问有哪位学术大师是靠做课题做出来的？学问或优秀的学术著作，应按科学规律办：在“余事”中凭兴趣选题。就我个人近年完成的《微型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学科入门》以及《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纷争史》、《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等“台湾文学十书”来说，都是全凭个人兴趣出发，闲云野鹤地选择研究课题、方向与出书方式。

     当然，没有资金保证难以安身立命，但做学问的条件不仅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就是有资金，也用不着几十万。就是到手了几十万人民币，如何拥有这多的发票、如何花完、如何报销，也是个难题。

      在科研成果量化的年代，有人说高校老师写的是“学报体”、研究生写的是“学位体”，而教授写的是“项目体”。这“三体”固然为发展学术带来贡献，但其致命伤是“规范性”远大于“创造性”，或曰充满了“工匠气”。这就难怪《文学自由谈》发表的文章，任何一所大学都不算成果。可上面登的某些杂文，有不少吉光片羽和真知灼见，是“学报体”论文所最缺乏的。

     温煦的阳光，慵懒的午后，一杯茶，一本书，我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沉潜在众多繁体字书的世界中。从杏坛下岗的二十年，书房是我展开自虐式、疯狂的阅读场所，是我何以解忧、何以疗伤、何以快乐的地方。有人问我：“人生最爽的境界是什么？”答曰：“上有天堂，下有书房！”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尽管这时蜂也不来，蝶也早已远飞，好似等待我的只有寂寞。其实是寂静而非寂寞，因为我有书中的胡秋原、李敖、余光中、陈映真这些众多对岸的文朋诗友作伴。

      我不是晚秋的残荷，更不是过早凋谢的桃花，我的人生还未谢幕。我相信文史哲这些传统学科，除必要的命题作文外，更需要的是学者的心灵自由。追求闲暇和自由的我，既没当过硕导，也未做过一天博士生导师；既不是资深教授，也非长江学者和国务院津贴专家，而是一位永不退役的写作人。到了人生的深秋，我已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不再受完成硬性的科研指标所羁绊了。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值得放鞭炮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