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51年初,父亲叶培元在沔阳县彭场镇土地改革运动中参加工作,参加了一个乡的土地改革和一个乡的土改复查运动。1951年秋,任彭场镇政府民政助理员,后兼任镇政府秘书。
期间,在宣传新婚姻法过程中,父亲组织了彭场镇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结婚典礼,在当地影响很大。
1952年7月,父亲调沔阳县公安局工作,先后任县公安局政保股股员、副股长、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期间,无论是禁烟禁毒、追捕外逃,还是取缔反动会道门、平息械斗等,父亲都是冲锋在前,坚守在一线。
1954年沔阳遭遇大水灾,父亲参与组织灾民转移,负责安全保卫,一个背包、一把雨伞、一支驳壳枪、一双草鞋,走到哪里,都是日日夜夜和老百姓在一起,吃一样的饭食,一样睡地铺,而家人的安危他不得而知,也顾不上。
1957年,父亲作为带队干部,率近百人到赵西垸农场垦荒,用血汗将大片荒芜的茅草、芦苇、黄蒿地和数不尽的荒坟堆变成了一个有点模样的新农场。
1958年,父亲带领1400余名沔阳民工支援宜昌修建宜官铁路,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全部安全返乡。
父亲在沔阳县通海口工作时间最长,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父亲先后两次到通海口赴任,前后工作10余年。
我读小学时,常常暑假里搭货车、拖拉机去父亲那里呆几天。父亲整日繁忙,长期蹲点,即住在生产队农民家里,办试验田、调查研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常常看到,精干黑瘦的父亲戴一顶桐油漆得放亮的斗笠,白衬衣的袖子卷得高高的,脚蹬草鞋,裤腿常卷着,膝盖处是两个大大的补丁,办事、下乡总是一辆旧自行车,来去总是风风火火的。
常常回想起来,仿佛就是画上焦裕禄那样的神情与状态。
(二)
那时,我去父亲那里最高兴地是,借来连环画慢慢地看。夏天里有时晚饭后,常跟着父亲和他的几位同事去附近的通洲河里游泳。父亲游泳耐力很好,可以顺着河岸往下游好几里地。
记得有一次去父亲那里,他给我买了一件白汗衫,要我写一篇小作文,给我讲道理,一件衣服做出来是那么地不容易,要经过农民种棉花的辛勤劳作,还要经过工人纺纱织布等等工序。
我记得,父亲那时工资是64元,每月给家里40元,自己20余元用于生活、零用及抽烟,那时抽的是“圆球”、“游泳”之类的香烟。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通海口两度担任领导那么多年,家里人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特殊待遇。
那时,我们家在县建设街小学附近的一片极为简陋平房小区里住了好些年,都是红砖砌的墙,顶上面是油毡,盖着大红瓦。
“四清”运动中挖了一条“四清河”,我们家的平房就在“四清河”旁。全家7口人,只有约30平方米的面积,室内地面是泥土的。
后来,父亲找房管所,与邻居们一样,顺着后面的屋檐加长了厨房,增添了一个小房。房子的后面,一度有一小片各家开的菜地,父亲有时到县里开会回家,便到菜地里种菜、浇水,还用棉梗扎牢四周的篱笆。
那时的家里,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一个旧抽屉桌可以说是家里最好的摆设。装衣服用的是母亲从县制药厂买回来的蓝色四方形厚纸箱。那时,物价虽然便宜,但家里生活仍然十分拮据,我曾几次跟随祖母去附近街道小巷里找一位孤老太太借钱,每次借10元,下月还11元。
(三)
不管在哪里工作,父亲生就了敬业精神和耿直憨厚的人格品质,在任何环境下,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处处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群众关系极好,通海口等地群众和基层干部,都知道父亲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干部。
父亲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特别是对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更是恨之入骨。每每谈到某些不正之风、某些贪官污吏,他总是慷慨激昂,牙根子咬得咯咯响,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情。他时常将现在的干部队伍现象与他那个时代的干部思想作风相比,发出许多感慨。
叶少雄简介
叶少雄,男,大学本科学历,武钢高级政工师,先后在武钢党委政策研究室、武钢有限责任公司、武钢集团工作,曾任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协会副理事长、武钢青研会副会长,在《工人日报》、《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发表通讯、论文、散文等百万余字。还作为志愿者,担任武汉园博会园长,并主编《我来了,我是园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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