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航天七部曲”：与智者的对话

傅逸尘/文

　　 如果说航天文学表征的是人类肉身与灵魂的沟通，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则是他在同自己对话、同智者对话，更是在同理想的读者对话。

　　由科技而文学，由事件而故事，在虚与实、科学与艺术之间实现无缝对接和深层转化，对于“航天文学”的写作来说，确是目下的难点，也是长期的挑战。

一、“星空乡愁”支撑“航天文学”

李鸣生的文学理想与他儿时便种下的“星空乡愁”紧密相连，孩提时的他和星空之间就滋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但又深刻有力的情感维系。望着星空，他的心中会被一种遥远而又亲近、陌生却又熟悉的情愫涨满，既有怅然迷惘的失落，更有刻骨铭心的神往。似乎冥冥中有神在召唤：“回到这儿来吧，这儿是你的精神原乡。”对“星空乡愁”的回望，或许夹杂着太多的幻想与浪漫，但却在二十年的时光中，支撑着他艰辛的文学探索与精神跋涉。“航天文学”不仅是李鸣生不知疲倦守望着的生活现场，也是他以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不懈书写的特定题材，更是他不断建构着的个人与民族的思想与精神家园。天地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这套“航天七部曲”(包括《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中国长征号》《千古一梦》《发射将军》，约250万字)承载了他的理想，见证了他的初心。

所谓“航天文学”，从题材角度论之，指称的是那些以航天科技、工程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某一特定的题材文学之所以得以长期存续，除了其所依托和反映的生活内容有较为固定显明的边界之外，也必然能够在话语形式、审美风格或写作伦理、思想资源等方面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在我看来，“航天文学”之所以能长久地吸引作家书写、读者阅读，其魅力关乎思想、源于精神。与我们的肉身所居住的大地相对应，人类头顶那片广袤而幽深的星空，既印证着物理时空的辽远无际，也标示着哲学世界的精神彼岸。人类关于生命、世界、时空、未来等等终极思考，都指向了那片令人迷醉、困惑且充斥着危险、未知的宇宙空间。“航天文学”所关照的对象（人物或事件）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日常经验拉开了一定距离，叙事的过程需要对晦涩的知识、高深的科技进行有效的文学性转化，并且需要体现出作家独特而深刻的思考。

在“航天七部曲”中，李鸣生始终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和人类文明对宇宙空间的探索精神紧密相连，注重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分析阐扬航天事业的价值、意义，从民族心理和文化的层面建构中国人的飞天之梦。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大阶段和若干重要方面，李鸣生都做出了精到的总结概括和富于个人创见的剖析，从而将航天事业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发展大势紧密融为一体，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把握航天事业的动态图景。李鸣生积二十年之功，持续建构并深耕“航天文学”，赢得“中国航天文学第一人”的荣耀自是实至名归。然而这种权威的形成并非单纯依凭对特定题材的“垄断”，而是得益于他纯粹的文学感觉、深刻的思想洞见和独立的价值判断。在我看来，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最终比拼的是作家的思想能力，而李鸣生恰恰就是“思想力”“思辨性”都极强的作家。

二、哲学思辨驾驭理想视角

作家不是哲学家，但作家若是没有哲学的滋养是很难成为文学大家的。在特定意义上说，文学最深刻的力量所在，就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探寻、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叩问和对生活表象的超越。米兰•昆德拉说，从塞万提斯、薄伽丘到卡夫卡、布洛赫，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就是对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及其生存环境的执著追寻。昆德拉将自己的创作视为对于存在的诗意凝思，是对于人的存在的严肃的质询。在《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中，他宣称：“整部小说都不过是一篇长长的询问。沉思的质询（质询的沉思）是我所有小说赖以构成的基础。”

昆德拉当然是作家，而且是很独特的作家，他对小说可能性的极端性探讨，使他成为20世纪的文学大师；但我读昆德拉的小说所获得的感受，与其说是文学性的，不如说是思想性的。昆德拉把小说分为三种类型：叙事的、描绘的和思索的。昆德拉的极端表现在他就是要把小说和哲学结合起来，就是以小说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而且20世纪以卡夫卡、萨特、加缪等为代表形成了这种现代主义小说的潮流。托尔斯泰用他一系列的经典作品阐释了他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与哲学的宝库，所触及的人类思想与心理问题至今仍为无数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李鸣生之所以执着书写“航天文学”长达二十年，是因为在他看来，辽远的太空除了浩瀚寂寥之外，更隐藏着诸如天道人伦、生命价值、精神存在等等哲学甚或宗教层面的终极意义；人类恢弘壮丽的航天事业与个体独异幽微的生命经验之间，蕴含着丰富广博的文学可能与厚重驳杂的思想空间，需要作家持之以恒地追问、发现并做出置身时代前沿的思辨。因之，以个性锐利的价值判断因应混沌未名的时代主潮，提供对历史、对现实富于穿透力和超越性的思想智识，便成为李鸣生孜孜以求并坚定执守的写作伦理。

《远征三万六》是李鸣生“航天七部曲”的第四部，序章“我们先聊天”以近乎屈原天问般的方式抛出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哲学命题——人类为何患有孤独病？这就是李鸣生的方式，他从来不会拘泥于某个单一的事件，更不会被事件本身的逻辑羁绊住自己飞升跳跃的思维。关于孤独，李鸣生自是有着一番不同常人的深刻体察，强烈的问题意识使他往往能够直抵现实生活的深处与细部，进而关照人类共同性的美好情感和精神世界。按照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的一个说法：现代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着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能无情地刻画中国的黑暗与腐败，着力于以文学来拯救时世、改善中国民生，重建人的尊严，但恰恰是这种过于强烈的道义上的使命感，过多的爱国热情，使得中国作家未能获得更为宽广的精神视野，以至于整个现代文学当中，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屈指可数。夏志清的观点虽然尖刻，但也道出了中国文学一直以来较为稀缺的一种写作向度：即既要批判让中国人的灵魂匍匐在地的历史，更要探寻一种具备统摄和整合力量的精神资源，呼唤一重能够体察众生、拔擢精神的“理想视角”。李鸣生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十五年的发射场生活，使我比一般人更有条件仰望天空，使我有机会伴着火箭的一次次升腾跳到地球之外对我们生存的地球进行立体的思索，从而改变了我跪着看待人生的姿势，获得了一个新的审视世界的角度。”

文学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独特性，包括作家的思想与经验。在《远征三万六》中，李鸣生对乖谬的特殊历史、悲壮的个体遭际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都分别给予或强悍、或温情、或批判、或体贴的关照。每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背后，都留有耐人寻味的思考，这自然需要极富文学性的剪裁和强大思想质素的贯注。李鸣生以他独特的视角，对不同层面的事件和人物重新进行意味深长的排列组合，进而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和逻辑的对话关系。

三、生活质地托举精神存在

寻获了高远的理想视角，还只是攀上文学高峰的第一步，高蹈的精神和灵魂恰恰需要弥漫着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来托举。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也好，一部作品也好，其所以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都脱离不开他所描绘的生活的质地。是否真实，是否厚重，是否艺术化地还原了人生存的本真状态，这对作家是一种根本性的检验。为了写作《远征三万六》，时隔多年，李鸣生重返自己军旅生涯的起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景，这里曾经惊天动地的事、默默无闻的人，在他的回忆和重访中越发的清晰和生动。创作主体炽热情感与痛切体验的自觉代入使得李鸣生的叙事与故事主人公的生命经验融为一体。因为投入，他对人物形象的描摹更显精准；因为熟悉，他得以捕捉到大量鲜活而有意味的细节；因为思辨，他才有可能更有力地直面生命个体的现实境遇，写出人的“灵魂的深”，并最终升华为一种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存在。

从全书的结构方式和时间跨度来看，《远征三万六》并不宏大，各个章节相对独立且缺乏连贯的故事。客观来说，作者的思想观念与人物事件之间有脱节之感，部分段落亦有主题先行之嫌。事实上，这种观念与材料之间的游离，在李鸣生的其他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然而正像朱向前先生曾经指出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除了作者思想水准的主观原因外，恐怕更与超前的观念和沉重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有关。”李鸣生或许并不属意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试图通过这些生命的断章表达自己尖锐且有力的现实思考。由科技而文学，由事件而故事，在虚与实、科学与艺术之间实现无缝对接和深层转化，对于“航天文学”的写作来说，确是目下的难点，也是长期的挑战。

《千古一梦》是“航天七部曲”的第六部，李鸣生调动了多年积累的写作资源，显露出扎实细腻的采访功夫。李鸣生以全人类共同的探索宇宙的壮丽梦想为支撑，以苏联、美国的发展历程来映衬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艰难曲折，体现了作家宏阔的视野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自始至终以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大势为背景，在大的时代浪潮中反映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各个发展阶段。面对载人航天工程中浩繁的生活经验和人物事件，如何理清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展现出中国载人航天各个历史阶段的真实状态，还不能流于表面，变成大事记和流水账，其写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大到宏观的尖端设计、高层决策，小到人物的性格、形象、心理、情感、故事、细节，都考验着作家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是否真正沉入载人航天事业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能否形象、深入、生动地展现出中国航天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形象，无疑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

从《千古一梦》中我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是强烈的现场感，是与中国航天事业近距离接触的心灵碰撞。这当然缘于李鸣生当兵入伍就在发射场，对于军人而言这种血统的承继是最为核心而坚实的精神资源。成为作家后的李鸣生，航天题材是融入了他生命情感与文学激情的最重要的生活场域，他对航天人生命状态、情感世界准确细腻的把握，对航天人形象、性格的生动塑造也因此而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李鸣生采取典型化的艺术处理方式，从浩瀚的素材中提取最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构成这部宏大作品的骨架；又选取了许多极富人情味的故事与细节，以及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解密，精心描写成作品的血肉，使得这部作品在史诗的品格中内蕴着丰富的诗意。

当今时代，社会构成远比过去复杂，即使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生活形态、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也常常是多重的、混杂的。生活考验着文学，对一个作家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强大的思想力量。而生活经验的缺失与思想能力的匮乏往往是互为表里的。不了解生活，写作就没有血肉；没有思想，作品就没有灵魂。一个作家要超越复杂的事象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太难。作家必须要为自己搭建起有思想资源作为支撑的对话场域，才有可能与广阔的时代、社会对话，与具象的生活、生命对话，与高远的灵魂、信仰对话。

如果说“航天文学”表征的是人类肉身与灵魂的沟通，是现实生活与精神存在的对接；那么“航天七部曲”，则是李鸣生在同自己对话、同智者对话，更是在同理想的读者对话。而李鸣生就是一个真挚热诚的对话者、洞悉世事人情的对话者，一个有思想勇气和思辨力量的对话者。

（原载《文艺报》201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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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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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鸣生，四川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专家委员会委员。供职于解放军总政治部。著有长篇纪实文学《中国863》《全球寻找“北京人”》《震中在人心》及“航天七部曲”等二十六部，小说、电视剧、电视电影纪录片多部。作品曾获三届鲁迅文学奖、三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当代》文学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中国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长篇广播金奖、上海重大文艺工程精品图书奖、徐迟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军文学作品特等奖等二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