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启功
一 启先生解诗
文｜赵仁珪
诗人的心都是相通的。高明的作者，往往是别人的最好读者；最好的读者，往往同时也是优秀的作者，因为他们有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心智、思维、情感。所以往往听不会作诗的人讲一百堂诗词课，不如听真会写诗的人讲一堂课。启先生既然能把复杂真切、细腻微妙的感情化作简捷优美的诗句；也必然能从别人生动凝练的诗句中读出同样丰富的感情。所以听他解诗往往会有很多惊喜之感，有如高明的禅师当头棒喝，醍醐灌顶，直指人心。如对李商隐《锦瑟》诗的解读。诗曰：“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此诗自古号称中国第一诗谜，今之论者所幸称其为中国古诗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了破解其主旨，大家纷纷立论。有称其为亡妻而发的，有称其为爱妾而发的，有称其为情人而发的，有称其为政治遭遇而发的，有称其为牛李党争而发的，甚至有称其为一篇自述风格的诗论，不下十余种。而且越考证越烦琐，越论述越玄妙，而读者则越读越不得其解。所以元好问感慨道：“‘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且看启先生是怎样笺释的：前两句的中心是“五十年”。只不过不是直说，而是由锦瑟上的弦与柱起兴，联想自己逝去的每一华年。第三句的中心是“梦”，只不过加上一系列的装饰语，说自己的梦有如庄子清晓迷离的蝴蝶梦。第四句的中心是“心”，只不过加上一系列的装饰语，说自己的心有如望帝化为杜鹃鸟后啼血的心。第五句的中心是“泪”，只不过加上一系列的装饰语，说自己的泪有如南海明珠，海月可鉴。第六句的中心是“暖”，只不过加上一系列的装饰语，说自己的热情到了能燃烧蓝田之玉的程度。最后两句说不待回忆，当时即已预感到要是一场悲剧了。因此如果剥去所有的装饰，就是咏叹自己半辈子的梦、的心、的泪、的热，以及早已知道的悲剧。只不过没有那些装饰语读起来不像诗，而很多人又恰恰被这些装饰语所蔽，于是产生了种种误解。按这样的解释，说他是咏叹爱情的也可，说他是咏叹自己遭遇的也可，何必那样胶柱鼓瑟，非要说他是专为某一事而发的呢？难道诗人在抒情时非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情事之内吗？这真是通达之论，彻悟之论，不但能举重若轻地破解这千古诗谜，而且让人领悟了诗歌主旨与装饰之间的关系。（详见《古代汉语论丛 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又如对昭君诗的理解。王昭君的悲艳故事自古以来不知感动了多少诗人，他们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歌，有人随手集结了一下，就出了厚厚的一大本诗集。应该说，这里面不乏立意新颖的作品。正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幽淑女悲题五美吟》写到林黛玉为王昭君题诗，贾宝玉所评：“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艺，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王安石）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妄杀毛延寿’，永叔（欧阳修）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但这些“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的作品到了启先生的笔下又不免逊色，且看启先生是如何解的：他在《昭君辞二首》序中说道：“古籍载昭君之事颇可疑，宫女在宫中，呼之既来，何须先观画像？即使数逾三千，列队旅进，卧而阅之，一目足以了然，于既淫且懒之汉元帝，并非难事。而临行忽悔，迁怒画师，自当别有其故。按俚语云：‘自己文章，他人妻妾’，谓世人最常衿慕者也。昭君临行所以生汉帝之奇慕者，为其已为单于之妇耳。咏昭君者，群推欧阳永叔、王介甫（王安石）之作。然欧云：‘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此老生常谈也。王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此激愤之语也。余所云：‘初号单于妇，顿成倾国妍’，则探本之义也。论贵诛心，不计人讥我‘自己文章’。”真是发前人所未发，道前人所未道，不但善翻古人意，且堪称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论诗、解诗。现在不是提倡文艺心理学吗？启先生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但我想这一解释，可算典型的例证，难怪他自诩为“诛心之论”呢！
启先生对哪些作品可以算某一作家的代表作，也往往有独到之见。如讲白居易，启先生特别看重这首《勤政楼西老柳》：“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他说这四句看起来谁也不挨着谁，全由一系列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成，但里面包含的沧桑之感、人生体验太深沉了，难得的是，这样沉重的感情却能如此“轻松”地就表达出来，没有绝大的笔力是写不出来的，而这正是白居易诗的特点。又如孟郊诗，以奇险古奥、钩章棘句、讲究思力著称，历来论著者多以《借车》、《秋怀》为例，但启先生特别看重这两首诗：“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古怨》）“妾恨比斑竹，下盘烦冤根。有笋未出土，中已含泪痕。”（《闲愁》）前首要与情人相比，看谁的眼泪多得能把芙蓉花（水莲）淹死，想象极为新颖。后首借斑竹咏恨，但不写地上的斑竹，而写未出土的笋根已饱含泪痕，构思确实不同凡响。经启先生这么一讲，我们不是对孟郊思力非凡的特点有了更深切、更直观的感受了吗？但可惜的是，大多数的白居易诗选和孟郊诗选中居然都没选这些诗，看来即使最被有些学者轻视的选本，如果没有真正的行家里手来主持，也是很难编好的，而多一些像启先生这样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挖掘出更多不被人注意的好诗，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当然，作为一个学者，启先生在解诗时，也特别注意考证和音韵。如在一般的版本中，东坡《狱中寄子由》一诗中都作“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启先生对“世世”一词一直有怀疑。他认为这两句诗是建立在佛家思维的基础上——佛家的因果之说认为：有今之因，乃有后之果，而后之果，又为再后之因。推测东坡的原意，这两句是想说今生既为兄弟，这是果，又将成为来生再为兄弟之因。而一般的版本作“世世”，如果为预祝之词，则下句应说“愿结”；如果为已知之数，则下句岂不成了废话？所以不论怎么讲都不通。于是启先生怀疑两“世”字的前一个必当有误，不是形近的“此”字，就是声近的“是”字，但“是”字古代是浊音上声，与去声的“世”终究声调有别，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此”字。后来他托朋友去查影印常熟翁氏所藏宋本《施顾注苏诗》，果然是“此”字。这真有点神了！试想，没有深厚的考据和音韵学的功力，岂能看出这样的问题，又岂能得出如此神妙的结论？又如对南朝民歌《西洲曲》的评价。大多数的人都从意象的优美，节奏的跳跃，修辞的精妙去分析它的好处，而启先生却从它所属的清商曲的音乐性出发，指出音调的优美更是它不可忽视的优点。他对全诗32句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析，指出其中的19句都符合后来标准的五言律句，其馀的也多是后来常见的拗句，所以诵读起来琅琅上口。在此基础上启先生指出：“‘清商曲’是‘巷陌歌谣’，也就是民歌。歌唱的方法是徒歌，也就是不用什么音乐伴奏的。所谓‘执节者歌’，有人解释为由执持节旄的人来唱。试问巷陌歌谣，不过是牧歌渔唱之类，哪里去找节旄？不难理解，节是伴奏的简单工具，也就是打拍的节板。清代唱莲花落和今天数快板的有两种伴奏工具，声音轻而碎的一串小竹片叫做‘节子’，两块大竹板叫做‘板’，用节或板打出节奏，来辅助歌唱的效果。手拿这类节板来唱，应该即是所谓‘执节者歌’。徒歌既没有管弦伴奏，那么在句调中就必须求其本身和谐，才能使听者悦耳。这大概就是古代徒歌读着格外顺口的原因。这种民间徒歌的歌手探索出来的旋律，被文人借鉴吸收，就是六朝诗中那些律调诗句和不完整的律调诗篇的来源。……”（《汉语现象论丛 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这一解释不但解决了《西洲曲》为什么声调优美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律调为什么产生的根本原因，可谓要言不烦，探骊得珠。
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 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族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赵仁珪 1942年6月生，北京市人。九三学社社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8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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