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振民

这是一本张仪故里——山西省万荣县张仪村闫晓光同志编辑的关于张仪的书。这本书依据史籍和传说介绍了张仪外交活动的历史、才华和成就，也提供了现代学术界对张仪和苏秦关系的不同见解。

读罢这本书，我首先思考的是对张仪如何评价。

张仪此人，大家都知道是战国时代著名的连横家，他的对手按历来说法是著名的合纵家苏秦。当时秦、楚、燕、韩、赵、魏、齐七雄并立，互相攻战，秦国最强，其余六国较弱。张仪游说六国归附秦国，因其与秦是横的东西位置，故称连横；而据云苏秦则游说六国抗衡秦国，因六国各自处位是纵的南北关系，故称合纵。连横与合纵双方互相斗争的最终结果，是秦国通过近交远攻或远交近攻，对六国实施了个个击破，从而统一了天下，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就是说连横胜利了，合纵失败了。

对张仪的作为历来有褒有贬。战国时的景春与秦时的李斯都赞扬过他；而到汉司马迁时就有变化了，他在《史记·张仪列传》文末就总结说，张仪与苏秦一样是“倾危之士”。所谓“倾危之士”就是使人家国家陷于危局的险诈之徒。司马迁当然是伟大的史学家，《史记》也无疑是伟大的史学名著，但这不等于其尽善尽美，其看法写法也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他没有从历史的大趋势上评价张仪外交作为的进步性，而却以“倾危之士”贬斥之，就是他唯心史观的突出表现。在其影响下历来许多人都说张仪人品不好，凭巧言令色、欺蒙谎诈、威胁利诱、阴谋诡计到处挑拨离间，灭人之国。郭沫若在写著名史剧《屈原》时，就把张仪塑造成了一个在这些方面很可憎的人物。但郭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评价张仪时、他又是另一种说法，在《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中说：“写张仪多半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把他写得相当坏……为了禋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来做牺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话的时候，张仪对于中国的统一倒是有功劳的人。”

这就牵涉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了。还是郭沫若说得好：“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对民族、对经济、对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当时是有过贡献的，我们就应该给以一定的地位。”据此，我们评价张仪就是要看他在历史潮流中的大节。显然，其大节是促进统一，有利发展的，这就应予以肯定。至于他在这个过程中被人指谪的具体伎俩，只能是一种小节，而且当时各国搞外交的都避免不了，合纵家苏秦也不乏其伎俩，故我们不能一叶障目，舍大求小。

其次，这本书还让我明白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张仪与苏秦的关系。按《史记》的说法，张仪与苏秦同是鬼谷子的学生，两人关系本来很好，后来在连横与合纵上各站在不同的阵营，成了外交与军事斗争的矛盾双方。这也是《史记》面世后历来的看法。旧戏舞台上反映此二人同窗关系的《激友》一直盛演不衰。但近多年来，这种看法被学术界颠覆了。1973年马王堆汉墓发掘中，有产生于秦汉之际的所谓《战国纵横家书》出土，经学者们研究，原来苏秦的年辈晚于张仪，双方相差了三十年，就是说，张仪活跃在连横舞台的时候，苏秦还根本挨不到上场，他的合纵表演是在张仪三十年后，此时张仪已经死去。当年与张仪对着干的是公孙衍。在《史记》中，苏秦名下的许多事情都是公孙衍的作品。而若干年后，它曾被史家们张冠李戴于《秦纪》、《战国策》，又被司马迁继续摘编于《史记》。这个情况说明既往的一些史书往往有其错讹之处，不宜一概信从。必须结合未经后人随意改纂的地下发掘物进行科学分析，弄清史料的真伪，以此为基础，然后才好进入对于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

古代的史册，缘于记述者历史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缺乏唯物史观，故对于人与事的评判时有偏颇；而由于事件的繁杂，传闻的互异，岁月的久隔，所记者又常常互呈有无和矛盾，这就更给正确的评判带来难度。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治史者、读史者、用史者注意的。

《战国纵横家张仪》这本书，窃以为正是在以上两方面有其借鉴作用，故编者之辛苦甚具意义。现特为本序，荐之于读者，区区用意，期获其效。

2017年4月1日于万荣县城五功斋

编审: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