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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的传承

文/杨友鹏

对于风筝，我有一种很深的执念。

小时候家里没有太多的积蓄，玩具也极为匮乏。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光着屁股长大的。然而每年到了三四月份，草长莺飞的时节，最开心的莫过于可以放风筝。放学之后，会把废旧报纸剪成各式风筝的模样，然后用颜料涂成自己喜欢的色彩，张牙舞爪的老虎，盘旋九霄的飞龙，抑或是仙鹤，也有的会捡现成的，把挂历上的画直接贴上，于是又有了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和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风筝的框架是用细绳将枯树枝扎成的，而后再用从家里偷偷用面粉熬成的浆糊粘粘起来，一个风筝的雏形就出现了。当时省着几分几分攒起来的硬币，趴在小卖部的窗口上，叫喊：“我要买三毛钱的钓鱼线。”屁颠屁颠地把钓鱼线绑在风筝的着力点上，就大功告成了。倘若被爸爸发现了，便会被满村子追着打，边走边骂：“翅膀硬了，居然偷起家里钱来了。”爷爷会在南墙根笑嘻嘻地看着，说：“你小时候，不也偷钱买风筝嘛。”爸爸会涨红了脸，揪住我衣领的手渐渐松开了。

在海边白色的沙滩上，我们三五成群肆意地奔跑着，有的负责摆，有的负责放，有的观望风向，要伺机等待最佳的起飞时间。远处海神庙的小朋友会吐口水观看风的方向，沙滩上的人根据他的指示左右挪移着，等到他作出举起手臂的姿势时，便是即将有一股更大的风呼啸而来。拖着风筝线的人会一个劲儿地逆风奔跑，活脱脱是个追风的少年。其余一干人等都呆呆立在沙滩上，手搭凉棚仰头望向蔚蓝的天空。

随着推、拉、拽等各种动作，风筝时而作出高飞，时而盘旋、时而俯冲、时而静默。大家互相用风筝比拼着，看谁做的花样最多，谁的飞得更高。倘若是遇到了调皮的孩子，会用自己的风筝去割别人的风筝线，伎俩差的，天上的两个风筝扭成了一团，地上的人也扭打成一团。伎俩高的，风筝轻轻的飞过，手上暗暗加上力道，一拽，别人的风筝就从天上栽倒了下来，而主人却未看清是谁下的黑手。

在码头的榕树下，海风的洗礼，爷爷会给我讲旧社会时，他如何放风筝的故事。那时候地主家的少爷，颐指气使，对于干长工家的孩子动不动便拳打脚踢。爷爷最开心的便是每年春天，可以趁着农闲时节放风筝，他们的风筝，是用七零八落的破衣服用米糠浆粘连在一起，地主少爷的风筝，则是从青岛买来的日本上等货。然而他并不会比爷爷更擅长，便把爷爷辛辛苦苦做好的风筝，踏在地上踩碎了，并让爷爷给他放风筝。爷爷的手被风筝线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口子，汩汩流着血。在听爷爷讲述这段时，他总是唏嘘万千。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过上好日子了，再也没有了压迫，大家人人平等，一起快乐地放风筝。

童年的时光，就在这种放风筝的岁月里渐渐地逝去了。

过去是地处海隅的偏乡，只有海水的咸味和斑驳的渔船，现在老家被誉为风筝之都，每年春光明媚、姹紫嫣红的时节，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五湖四海的风筝达人蜂拥而至，风筝的种类也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我和儿时的玩伴越好，大家都从北京、上海乃至广州、深圳，风尘仆仆的赶回来，为的就是魂牵梦萦的风筝，那是我们成长的印迹。

我也时常在风筝节期间，带着孩子穿梭在风筝者之中。似乎也是有遗传的因素吧，在杭州长大的儿子，日常在学校里也不甚爱好体育，到了老家，便像脱缰的野马，在旷野上任意地驰骋，左奔右突，撒着欢儿地奔跑，我教给他怎样放风筝，自己也脱下了西装革履，扯着风筝线，逗弄儿子开心，他自己也有悟性的，几次之后，就甚为娴熟，把我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很快和其他的小朋友打成了一片，临走时还恋恋不舍，互留联系方式。我和妻子则是微微地笑着，期盼他的茁壮成长。

儿子跑累了，会到我爸的身边，我爸也想当年爷爷一样，给他讲我当年放风筝的故事，一讲就没完没了。儿子会冲我说：“爸爸，怪不得你的耳朵这么大，原来是被爷爷揪坏了。”一家人哈哈大笑。

是呀，或许这就是一种传承，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对于家乡的无限的眷恋和对于风筝的无比的挚爱。风筝，是我们一家四代人的共同记忆。共和国70年的辉煌历程、峥嵘岁月，大而言之，是从旧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进入新时代，小而言之，便是我们一家人与风筝的对话与交流，对风筝的刻骨铭心的情愫。

我们这些七八十年代成长的起来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天涯各处，成为了时代的追梦人。在岁月的淘洗中，我们逐渐地成熟。人至中年，当我们的下一代出现时，我们又带着他们回到故乡，追忆逝去的年华，重寻当年的乐趣，而同时又把这种对于风筝的挚爱，也接续给了他们。风筝成了两代人之间的纽带，也成了我和家乡最大的联结。

也许，当我的孩子再长大时，他也会像我一样，继续带着他的孩子，来到潍坊的风筝节，以风筝会友，以风筝传承，以风筝铭记过往，以风筝逐梦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