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路灯》
第三章 蹉跎年华（五）
通五走后，冶院的文革运动发生了变化，以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人群，划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派。他们由口头辩论，发展到互相抓人批斗、游街，进而演变为棍棒、枪械武斗。两派组织各占据一座大楼，贴大字报、散发传单、高音喇叭广播，都以“文攻武卫”为借口，互相打斗。后来又转向破“四旧”、驱“五类分子”，走上了街道和社会，闹得鸡犬不宁。
这时，对乃文除了一纸不准在校“投机倒把”(打工、卖煤土)的勒令外，基本上没人过问，完全成了逍遥派。他除了每天自学两个小时(学校全日停课)外，就是骑着方兄的破自行车，到处看游行队伍、收集五花八门的传单、小字报，尽是些小道消息。
一天，他看到一张朝邑农场两派武斗的消息，赶快去邮局向农场挂了个长途电话，但一直没人接。他很为玲妹的安全担心，就骑着车径直去了大姐家，说要去农场看玲妹。
王方提出和他一块去，素织不同意:“你的户粮关系刚安上，区里正研究给你安排工作，你一走，区里通知咋办?”
乃文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说啥也不能错过。西安距朝邑不远，我自己去。”
王方说:“去朝邑不通车。”
乃文说:“我走着去。”
大姐说:“路上太乱，你不能一个人去。看往大荔县城有车没有，没车说啥都不能去。”他同意大姐的话，先到车站打听后再定。
乃文从西安坐火车到渭南天已经黑了。他花一毛钱在车站外茶馆里的躺椅上过夜。正好有几个人第二天也要到大荔县去，他们说好同行。夜里乃文起来解小手，听见有人向他开了两枪，并厉声问道:“干什么的?”
他说:“尿泡。”
那人说:“快回去，不准出来。”
他赶紧提着裤子跑进茶馆。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去汽车站问，说汽车早不通了。大家说走吧，不就一百多里地?12月份天气很冷。他们走到中途，见一辆汽车停在马路中间，车下一滩鲜血。
听老乡说:“这是西安的汽车路过此地，被一派截住让拉运东西，拉运完东西后司机要走，这一派人说危险，司机不听，执意要走，出村不远就被另一派打死了，司机还在驾驶室里。"
他们无心多问，只顾赶路。天黑前赶到大荔县城，在城外一老乡家的磨道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乃文脚疼得走不动路，到朝邑农场还有40华里，他一瘸一拐地走了一天。天黑时，来到朝邑农场西的一棵大树下。那里有红卫兵持枪执勤。红卫兵过来厉声问:“哪里来的?干什么的?把衣服搂起来!
乃文把衣服搂起来:“从西安来找我妹妹的。”
红卫兵问:“你妹妹叫啥?哪一派的?”
他说:"她叫卫素玲，农场看总机的，不知道是哪派的，只知道住在农村。”
站岗的说:“卫素玲是我们的人，就住在这个村里，你跟我来!"
两派武斗打死打伤多人，玲妹在这里看伤员。听说乃文来了，玲和西安来的工友们都很高兴，过来问这问那，还给他拿馍、端饭吃。许多人给他递家庭住址的条子，要他回西安后通知他们家人，来接他们回家，他一一应允。
第二天一早，素玲把一个小箱子存放在老乡家，他俩就斜踏着麦苗地往大路上跑。乃文的脚疼的实在走不成路，这时，正好有一辆去大荔县买煤的板车路过，他们跟人家商量好，玲帮他拉车，让乃文搭车到大荔县城。
晌午，到大荔县后，他们用3元钱、2斤粮票雇了两辆载客的自行车，把他俩送到了渭南，连夜又搭火车回了西安。
后来，听说那天晚上大树下两派武斗，打死10多人。回西安后，乃文按农场孩子们给的家庭住址，骑自行车一一进行通知。通知完后，他想和玲妹带着宝宝、羊羊回永宁住几天。大姐嫌路上太乱，没有同意，也就作罢了。
那时，乃文问方兄:“你的最大愿望是啥?”
王方说:“安得广厦有一间，有活干、有饭吃、老少平安，足矣!”
他开玩笑说:“你不想发财?”
他摇摇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我没想过发财，只想着活命!”
“你还有啥想法?”
“有辆自行车，有台小收音机，听听戏曲，过神仙日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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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卫冠武，男，汉族，1943年元月生，东关村八组人，家住担水堂后祖师阁前。1969年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任工程公司副经理，副处职务。后调入总公司劳资处，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十多年，高级工程师。2003年在劳资处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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