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路灯》
第三章 蹉跎年华（四）
乃文拿着14元钱往桌上一放，素织问:“这啥钱?咋恁多?”
他说:“玲妹寄的10元，我的助学金1.5元，加上四个周日的推水车钱。”
大姐拿出1元塞给他:“你做个零花钱。就这样，我都感到轻松多了。”
是啊，玲妹这一去，不仅减少一人吃饭，反而还能寄回10元补贴，她肩上的担子当然轻多了。
乃文说:“天无绝人之路，当前的困难一定会很快过去的。”
素织不知想起了什么，说:“可玲一个十几岁的娃子，在黄河边风吹日晒雨淋的，每月10块钱不知咋讨的?这个死王方，把这一摊子撂下，也不管一家老小死活，几个月了连个信都没有。”
他说:“方兄也是不得已，他回去吃住无着，连个信都没写，困难可想而知。"
正说着，王方扛着一袋粮食推门进来了。乃文赶忙去接:“这啥?”
王方:“回来的时候你大哥给磨的玉米面。”
他把面袋接住放下:“借的地还种着吧?”
王方:“队里收回了，上边说'三自一包’，是搞资本主义。你大哥说，要不是借地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乃文脑海里立刻闪出全村浮肿，户绝队灭，借地度荒的一幕……
有一年上边让借地，一口人可借一亩，乃文家借了七亩地，包括三个五保户的三亩，共十亩。他和大哥把小屋快倒的后山墙换了换，把那壮土揽在了玉米上。秋后玉米丰收了，棒槌大的玉米穗堆了一院，从此解决了全家人的吃饭问题。也还清了借张元周同学的粮食。
他对大兄的话深有感触，说:“要不是借地，我也上不了大学。”
素织说:“你回去几个月了，安顿好没有，连个信都没有?前天杨娥还问呢，说现正在甄别下放人员、落实有关政策呢。”
王方说:“老家王协没任啥儿，几间房子让兴方失火烧了。我一直住在城里杰三弟家。一天，见了公老么社长，他问我，我向他说明了情况。
他说:“人家想出去还出不去，你咋出去又回来了?你回来，素织和孩子们呢?”
我说:“他们还在西安，不愿回来。”
公老么:“回去、回去，赶快回去！”
我说:“我的户口、粮食关系都转回来了。”
公老么:“叫陈秘书给签个字，拒收，给退回去!”
就这样，队里、公社都不接收，我就回来了。"
素织问:“户粮关系呢?”
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个信封给她，她抽出来看看:“我看杨娥下班了没有。”说着起身出去了。
这是个星期天，乃文正在洇砖往工地送。宝宝跑来说：“小舅，二舅来了，我妈叫你回去。”
晚上他到大姐家问:“二哥呢?”
大姐说:“跟你方哥到菜市场买菜去了。”
每天夜里，外边收市时，不少上年纪的人，都涌到菜市场去买菜农卖剩的菜，一毛钱一堆。一会儿，他俩各拘一大拘烂青菜，气喘吁吁的回来了。
乃文问二兄:“你在单位来，还是在家来?”
通五说:“搞'四清’回来，机关都在大鸣大放，我就请假回家住了几天，顺便来看看你们。”
乃文说：“学校前段很乱，不少学生乱批斗院领导、教授和老师，后来市里派来工作组，才把这股风压了下去。可是没过几天，中央发了个'五·一六’通知，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现正在批工作组呢。批斗、戴高帽、游街可厉害了。”
大姐说:“文弟当个班长，说他是保皇派，经常陪着牛鬼蛇神一块游街。”
通五问:“咋能让你游街?”
乃文说：“工作组进驻时，班里成立'筹委会’，领导让我当主任。班里侯一哲、胡廷机等人不愿意，叫选举产生。我提出辞职不干，学校不愿意，最后一投票，选的还是我。现在说工作组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说我是'保皇派’。我知道过去康、梁六君子是保皇派，他们是保光绪皇帝，我保谁啦?真不明白。可是他们硬叫检讨，还老是说不老实，态度不端正，不让过关。不让过不过，无非是陪领导、教授们站站台，游游街，不准参加他们的破'四革命行动。”
王方:“小小娃家，啥保皇派?人家说我们是运动治国，你看这几年消停过没有?这次不知道又生的什么幺蛾子。”
通五说:“一九五七年，我在郑州上学，高音喇叭里天天吆喝帮助党整风，也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谓的'四大’，还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可是，后来反右派时，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策略，凡是提意见者统统打成右派分子，送劳改农场改造，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那里，别人咋闹腾咱管不着，你可千万别跟着瞎闹腾。现在斗领导、破'四旧’，的那么多历史文物、玉宝、寺庙都毁掉，将来整这些人时，不知给他们编排啥罪名呢?”
乃文说:“现在学校也停课了，对我们这些'保皇”派’也不管了，我们成了自由分子，别人叫逍遥派。”
大姐说:“你记住，你是上学了，不管别人咋闹，你别忘了学习。”
通五说:“逍遥派好，咱可千万别往这是非窝里卷。
乃文说:“明天我领你到各院校看看吧，可热闹了，比春节、十五都热闹。”通五说:“我想去农场看看玲妹。”
大姐说:“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去农场时叫文弟陪着你，别摸不着路。明天你兄弟俩，她又转向王方，“你去天喜、赖毛家借两辆自行车，让他俩骑着看去。
这几天，他们弟兄俩骑着自行车，游走在大街小巷的游行人群中，看到一拨拨的学生在西安碑林进出，把碑林砸得残碣、断碑，狼藉不堪，面目全非。大专院校的学生，押着戴高帽、打着花脸、剃着阴阳头、衣服褴褛、须发冗长的“五类”分子、牛鬼蛇神，高呼着口号在游行。
他们在西北大学、交通大学、纺织学院的学生组织宣传组要了大量传单。他们来到冶金学院时，见有学生发“海报”，说第二天上午十点，要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刘澜涛等西北局和陕西省“走资派”十万人的群众大会。
乃文说:“这些高级干部平时难得一见，明天看看去。”
第二天上午，他俩来到体育场。硕大的西安市体育场人头攒动，几乎无立足之地。十点整，几辆解放牌汽车上站满了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中老年人，被一群臂戴红袖章、手持红缨枪、身着绿军装的青年人押着开进会场，低头弯腰站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一个接着一个口冒白沫、声嘶力竭的发言人，在控诉这些人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下午两点了，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着，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汗流浃背。台上一位低头弯腰，胸挂牌子的老年人摇摇晃晃，若不是身后架着的人的支撑，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另一个花白须发、身体微胖的人，身子一软，出溜在台上。一个红卫兵过来，抓住他的衣领:“刘澜涛，你平时的威风都哪儿去了?现在装死狗不是!”
说着打了一耳光。刘扭头低声说了句什么，这个红卫兵说:“同意你的请求。”
他又对别人说:“让他们跪下!”
台上扑扑嗵嗵跪了一大片……
通五说:“这比土改斗地主、恶霸还厉害!不看了，太残忍。我想明天去农场看看玲妹。”
乃文说:“明天我陪你去，她在农场看总机，挺好的。"
他们回来一进门，大姐递过来份电报:“单位叫你赶快回去参加文化革命运动!”
乃文说:“去看看玲妹再走不迟，不在乎这两天。”
通五:“连回家带来这里半月多了，也该回去了。这里有你们，玲那里挺好，我也放心了。”
王方:“明天下午有趟东去的火车，我提前去买张票。”
乃文说:“现在坐车不要钱，明天我去送二哥。”
第二天，大姐借了五毛钱，买了两根油条，一把韭菜，上午包了碗饺子。一家都不吃，二兄也不吃。
大姐说:“你下午要坐车，车上不知有饭没有?我们在家啥时不能吃?你吃吧!”
吃罢饭，他俩到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连门都关不上。乃文扛着二兄的腰，把他推到了车门口，把俩包袱传单递给他。乃文到火车站口买了三毛钱的（口袋里就这三毛钱）花红果，返回身递给二兄。
后来见面，通五说:“多亏那两包传单和那点花红果。我把两包传单放在车厢的接头处，一边一包，我就坐在边上。一路十八、九个小时，连个小手都没解，全凭花红果止渴解饿。下车时，两腿发软，两眼直冒金星……”
乃文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那年方兄回来，一时没活干，一分钱收入没有，一家人整天在死亡线上争扎。你回去给大姐兑的20元，可解决了大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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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卫冠武，男，汉族，1943年元月生，东关村八组人，家住担水堂后祖师阁前。1969年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任工程公司副经理，副处职务。后调入总公司劳资处，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十多年，高级工程师。2003年在劳资处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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