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从孩提时代就受着家庭传统教育薰陶,读书也是读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类。
加之本人生性耿直,性情开朗,一生酷爱读书学习,喜欢关心和研究国家大事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以及谈古论今。
对看不惯的事物,总是直抒胸臆,从不隐瞒自己观点。
不论是在学习会上或者在什么运动中,对领导、对同事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见到对党不利的人和事,敢于批评,敢于顶撞,无私无畏。
虽襟怀坦荡,但言辞往往有些偏激,对当事者有些刺激,为某些心胸狭窄的领导所不容。
(二)
1959年元月底,由宜昌回来过春节,节后2月初去县委机关报到述职,并向有关职能部门交办在宜昌修铁路的一切手续。
关于我的工作,自从下放农场起已有两个年头了,工资还是在政法部门拿,但没有定位。
县委领导知道我和政法部门领导的关系不太好,就把我调到县委组织部任支部教育工作组组长。
组织部是县委的核心部门,支部教育工作是写党课、写模范党员材料,办区乡党训班等工作。
县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如书记、县长等,对我比较了解,可能也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没有把我调到财贸部门,总算是在县委机关吧!于是我同意上班了。主要是在机关写写文章,其次是下区乡去上党课,办党训班。
我们教育组有3人,文章也是轮流写,不捆在一个人身上,下乡去也是3人或2人一道去,有说有商量,工作比较顺利,在县委机关大院里人际关系也还可以,思想较为安定。
(三)
1959年8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之后,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开展起来,凡是持有与彭德怀相同观点的,说过类似的话,写过类似文章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凡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的通统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要受到揭发、批判。
一时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抓“小彭德怀”。
当年的9、10月份,这股阴风很快刮到了沔阳,想整我而又无有“把柄”可抓的那些人高兴极了,认为这次是整叶某的好机会,因为这次运动不管你出身成份有多么好,只要跟彭德怀的问题能挂上钩就行了。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于是政法战线把我作为重点批判对象(还有其他人),向县委机关通气要求配合。
当时县委组织部长解光夫、宣传部长郑成洪等领导听到后很惊讶,说老叶是个很正派很有水平的同志,怎么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
但是,经过整人者们无限上纲、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汇报,县委没有具体材料否定,就定下来,作为批判对象。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宁左勿右的日子里,有谁甘愿冒风险挺身出来说直话呢?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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