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反孔轻儒”是封建迫害的大帽子

文/戴高山

多少年来，人们对李贽思想的研究，侧重于他针砭时局，与儒、道家思想争执，片面地认为，李贽是“反孔轻儒”的，其思想和当时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事实上，研究李贽思想，最重要的，应该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开始。

李贽（1527～1602年），其所处年代为明朝中后期。期间，不管是明朝当局，还是世界各地的经济格局（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主），均由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逐渐萌芽、转化成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格局在李贽时代，已经十分明显了。

明朝中后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已在江南地区逐渐形成，采矿业和纺织业以及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这让沉默二千多年的农耕经济，产生突破性的发展，也让这个社会不但有了“农民”的概念，也有了“工人”的概念。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革命，让人们摆脱了单一的经济体系，从而转入了多元化的社会经济体系。

众所周知，李贽生长于福建泉州，它是中国历史上有名、古老的海丝起点。他的二叔父李章田，既是当地的大地主，又是沿海地区新生的大商人，李贽的资本主义思想，更是无可回避地受到他的感染。不管何时，作为海丝之路的重要港口，李贽与世界各地商学者的交往，及泉州港口贸易发展的耳濡目染，让他自然而然产生了资本概念和思想。

李贽与利玛窦的交往，表面上是与徐光启、焦竑等与西洋人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但实际上，作为当时意大利天主教的传教士，利玛窦对李贽资本主义思想的感染，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西方资本的萌芽与科学、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开化性地转入了资本主义，这对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极大的诱惑与冲击力。

因此，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对外保持巨额贸易顺差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中国吸入世界各地大量白银，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其数量之庞大为世界之最，这也充分说明，明朝的资本主义思想及资本经济的积累，已十分成熟了！

这些条件，无疑对李贽思想的产生，带来不可估量的催生力量。李贽的思想，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肩负着新时代的责任而产生的。

由于受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影响，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在全世界四处传播并产生了大面积的萌芽。这种趋势如雨后春笋，是无法扼制与阻挡的。但同时，在中国，人们对这种趋势也是十分敏感的，因为它与传统的思想格格不入，使社会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变得导常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感也日益加深。

这种危机感，同时对皇权和官僚地主的维系和统治，也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中国，历来国情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和制度来取代旧的思想和制度，以创造和发展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老的思想和旧的制度也继续苟延残喘着。为了保证那些已经习惯了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那些旧学派旧思想的人必须联合起来，以维护他们的利益。

同时，既然是新思想，也必定有着让某些人无法接受的超前性。李贽的思想也一样，它暂时不能让当时的多数人接受，这也在情理之中。故此，在多数反对者的推波助澜下，李贽和他的思想，自然成了当时的异端学说而遭受批判和扼杀，这些，也不是偶然的。

这种新的、可能带来并完成历史变革、产生阶级革命的思想出现，肯定会导致腐朽没落的旧制度产生高度的紧张，从而带来抵制和压迫。正在享受封建王朝带来福祉的皇权、官僚和地主阶级们，对这种新思想可能带来的革命，肯定是惊恐不安的。他们并没有看到历史变革可能带来的好处，而是带着不安和保守，利用二千多年来不变的封建旧思想，煽动那些不明就理的民众，来打击、排挤李贽的新思想，从而维护他们的皇权和统治利益。

他们的利器，就是利用中国的第一圣教——儒教，对李贽的进步思想，进行大力鞭鞑，并最终将其扼杀。因此，李贽思想的产生和灭顶，无疑又是一个时代不幸的思想悲剧，在一向保守而又陈陋封闭的旧中国制度面前，一个疲弱的书生，简直就是不堪一击的。更何况，由于得不到社会多数人的认可，从而导致当权阶级无情打压的最终胜利。

综上所述，才会有李贽反孔、反儒、反道学之说法，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从某种角度上讲，李贽不是一个虔诚的儒家思想推崇者，而是一个儒家思想的革新者和对抗者，但说他诋毁打击儒家，叛经离道，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我们从他自己的陈述中，是可以找出证据的。

作为天生的叛逆者，李贽从小就有“反孔”的“污点”。在他十二岁时，就写了一篇《老农老圃论》，来批判孔子瞧不起农民，把农民称之为“小人”的说法。独立成家之后，李贽更是对儒家一言堂统治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但是，虽然李贽对儒家千年统治地位产生怀疑和不满，但事实上，他本质上并不反对儒家，也没不尊重孔子，他从另外一种角度上，提出思想界的“百家争鸣”，让思想和观念有自由竞争的空间。

李贽曾说：“余自幼习孔氏之学矣，是故以其学纂书焉”！如此，李贽反孔之说，并无实际！他又说：“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是以首儒书焉。首纂儒书而复以德行冠其首，然则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

不可否认，李贽其父身为学堂教师，对李贽的教育也是十分严苛的，这使得李贽从小对儒家产生习惯性的依赖。五十多岁之后，他对儿时的行为进行反思，在《卓吾论略》中也曾对《老农老圃论》自我检讨，他说：“且彼贺意亦太浅薄，不合于理！”并且，对其父儒家学派的修养，也是深为赞誉的。这种反思，充分证明了李贽本人并不反孔，而是在新时代新思想的推动下，产生了与旧时代旧思想冲突的一种必然论据与学说。

李贽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说道：“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种少年时代所形成的叛逆思想，导致他敢于批判权威，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产生怀疑，从而强调了穿衣吃饭才是“人伦物理”的思想论据。这种浅显的思想论据，一方面来自于下层阶级（李贽幼年在南安榕桥三堡村二叔李章田家里生活）所传递的精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事实。

李贽认为，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本能去奢谈仁义道德，他主张人应该具有并且享受正当的私欲，政府必须保护劳动者的个人私利，给予他们充分的经济和言论自由。这一鲜明的资本思想，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必然要求，自然要被扣上“反孔轻儒”的罪名了。

晚年的李贽，曾效仿孔子读《易经》，其精神和本质上，是崇敬圣人的！

尽管李贽思想在明朝是行不通的，甚至在清朝灭明之后，基本泯灭殆尽，从而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数百年，但其思想却是不朽的。李贽思想传入日本之后，对当时的日本影响极大，促使日本不但在文学上发生新的变化，也加剧了激进分子倒幕的思想，从而推动日本社会的转型，促进文明的发展！17世纪初期，朝鲜文人思想家徐筠对李贽十分尊敬，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也将李贽奉为良师，深受其影响。

老年，李贽随马经纶居住于北通州时，其资本思想不变，但仍坦言信奉儒教，他说：“我老，又信儒教”，“凡世间酒色财，半点污染我不得”……

作者简介：

戴高山，原名：戴良支。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泉州市诗词学会会员、南安市李贽学术研究会理事。出版散文集《岁月的水纹》、诗集《三月杏花酒》、中篇小说集《水车》、散文集《我的家国我的情》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