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仰生，笔名仰生，昵称：俯仰生涯。安徽省作协会员，曾为下乡知青、工人、中学和大学教师。爱好文学，笔耕不辍，已有35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发表与出版。其中，中篇小说《亡魂》和长篇小说《爱的家教》颇受好评；曾获“小天使"铜像儿童文学奖、"阿英”文学奖等十多种奖项。
【长篇国学之文学札记】
文山艺海撷拾
（系列二十六）
话说《三国志》
陈寿与《三国志》
陈寿(233-297)，西晋时生于巴西韩安(今四川南充以北)。西晋史家。他只对史学感兴趣，对《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了深入研究。陈寿师从同郡学者(蜀国天文学家)乔舟，乔舟当时是蜀汉的朝廷官员。当时宦官黄皓独断专行，众大臣纷纷效仿。陈寿因拒绝向黄皓屈服而多次被革职。进入晋朝后，他做过作家、簿记员和御史。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当时陈寿48岁，开始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之前，有一些关于魏、吴的历史著作，如舒威、于谦的魏略、赵薇的兀术等。《三国演义》中的舒威、兀术主要是根据这些史书改编的。当时蜀国没有历史学家，也没有专门的人负责收集资料和编纂蜀国历史。舒舒资料由陈寿收集整理。
陈寿的写作时间接近三国时期，其他人的成就并不多。况且他是私人作家，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读《三国志》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不够充实。陈寿没有通过编纂地方志来了解三国时期的规章制度，只好求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夷坚九传》、《古代史》等书，并编修了《诸葛季梁》。不幸的是，这些书后来丢失了。
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东吴纪传体断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当时魏、吴两国已有史书，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汉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
陈寿前半生是在蜀汉度过，入仕后，受宦官黄皓排挤而不得志。蜀汉灭亡后，陈寿历任著作郎，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
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记载了中国三国时期的断代史，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三国志》在此之前有稿。当时，魏国和吴国先有了历史，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是在魏徵、蜀志、武志中分别流传的，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才合而为一。
《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特殊的一部。因为太简略，没有记载王侯将相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官员、礼、乐、法、历等的“记”。，不符合《史记》、《汉书》所确立的一般正史规范。
《三国志》六十五卷，舒威三十卷，舒舒十五卷，兀术二十卷。《三国志》称之为志而无志。魏徵有列传，蜀国和吴尔智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的臣子，晋朝继承魏国而得天下，所以三国推崇魏国为正统。东晋(汉、晋、春秋)以刘备为正统。《三国志》分别为曹操、曹丕、曹睿写了《武帝纪》、《文姬》、《明帝纪》，而《舒舒》则记载了刘备、刘禅为始末列传。记得孙权叫吴主传，孙良、孙秀、孙皓是主传的三个继承人。只有传记，没有纪律。《三国志》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的时间顺序中排名第四，与《史记》(司马迁)、《韩曙》(班固)、《后来的韩曙》(叶凡、司马彪)并列四大史书。
《三国志》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用简洁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三国人物画像。人物非常生动，可读性很强。
《三国志》所用的材料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作者认真审查和选择历史事实，认真审查不可靠的材料，认真选择材料来源，不做任何评论和汇编。这虽然使《三国志》具有文辞简练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
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自古以拥长安、洛阳为正统。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
此外，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刘备是英雄，孙策、孙权是英杰，周瑜、诸葛亮、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戏曲、剧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史料，基于个人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创作了《大众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出版的，俗称嘉靖版，本书共24卷。清朝康熙年间，毛伦和毛宗岗父子删了，变成了现在流行的《三国演义》一百二十本。
《三国志》的注者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
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拼，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416年），太尉刘裕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最后进位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裴松之辞世，终年八十岁。
近二千年来对《三国志》评价比较中肯:《三国志》以叙事见长，文笔简练，剪裁得当，在当时受到好评。在陈寿的同时，夏侯湛写了舒威，看了《三国志》，认为没有必要再写一部新史，于是毁了自己的原著。后人对其推崇备至。他们认为在一些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陈寿独特的《三国志》可以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所以其他家族的三国志也相继消失，只有《三国志》流传至今。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石砖》一章中说:“魏国三杰，互有记载和传记，属杨秋、魏略、江表、陆吾等。，要么难征要么疏。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质卓然，荀(许)和张(华)皆胜(司马)和(班)，这不是虚名。”也就是说，那些类似的史书要么论据偏激、依据不足，要么文笔疏疏、文不对题。只有陈寿的作品做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达的统一。
作品缺陷也很显箸, 陈寿是晋朝大臣，晋朝承魏而有天下。所以《三国志》把曹魏视为正统。在舒威，曹操写传记，而舒舒和兀术只是传记，不是传记。刘备是《我主传》，孙权是《吴主传》。这是编纂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色。陈寿虽然名义上推崇魏国为正统，但实际上魏、蜀、吴三国各自著书立说，忠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表明了三国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地位相同。就记叙事件的方法而言，《先主列传》和《吴主列传》都是多年的经历和事件，和本世纪完全一样，只是没有指年代而已。陈寿这样的处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显示了他的洞察力和独创性。总的来说，《三国志》比较简略，可能与史料量有关。陈寿是三国时期的人。因为黄皓的权势，陈寿拒绝依附黄皓。因此，他被排除在外。蜀亡时三十一岁。他当时修订的《三国志》属于现代史，他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很多事情都是相当真实的，应该是可以搜集史料的。但是由于年代近，很多史料没有披露；同时，由于冤屈没有消除，在褒贬方面很难做到公正，这也给材料的选取和历史的修订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蜀国史料过于简略, 比如与魏、蜀、吴三书相比，只有十五卷，比魏、吴简单。这大概就是魏、吴史料比蜀多的原因。陈寿撰写《三国志》时，魏国有王诜的舒威，吴国有赵薇的兀术作为参考，为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蜀汉既没有历史学家，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供参考，因此史料收集非常困难。陈寿花了很大力气，甚至注意搜寻一些碎片，而舒舒只得到十五卷。舒舒很多重要人物的故事和记载都很简略，说明蜀汉的史料相当匮乏。
仔细检查材料。仔细检查《三国志》中的材料。裴松之《三国志注》记载，汉魏之交桌上的诏令多达20条。在《三国志》中，文帝纪、陈寿只用了173字的圣旨就写下了这件大事。对于孙策之死，抛弃《搜姬神》等书中的假出生传说，只记得孙策死于徐公刺客之手，甚至重伤。这些都体现了他认真考证、认真选取史实的态度。
《三国志》的文字简洁, 它经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生动的人物。《先主传》记载曹操与刘备谈英雄。当曹操说:“今天世界上的英雄只是王子和耳朵。这一时期初期，在弟子数量不够的情况下，“先吃饭，丢匕首”的战绩让刘备低调的心情活了过来。
《周书·鲁愚·肃梦露传》记载，当曹操听说刘备占据荆州时，“著书立说”的情态生动地突出了刘备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和当时的形势。书中名士的儒雅，谋士的总纲，武将的凶残，大多是生动的，没有多少笔墨。
陈寿表现了书名人物在书中的趣味。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天下英雄，孙策、孙权是英雄，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客，贺东、刘巴是司祭，何恰、常林是美人，徐邈、胡志是偃师，王灿、福琴是人才，关羽、张飞、都是人才。
陈寿具备历史的天赋。他写的《三国志》和前面三史一样，也是私人史研究。商鞅死后，舒朗樊棋在上表中说:“陈寿写《三国志》，充满劝诫，朋友有得有失，有利风化。虽然燕文不像，但品质直白，他愿意记录。”可见《三国志》这本书写出来之后，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好评。陈寿的叙述简短，三本书很少重复，记载翔实。对材料的选择也非常严格，受到历代史家的重视。史学界统称《史记》、《韩曙》、《后汉书》、《三国志》为前四部史书，被认为是传记性的历史杰作。
陈寿也能在叙事中不失记录地掩饰，在不掩饰缺点的情况下宣扬善良。陈寿生活在一个各种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历史和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代。陈寿努力曲折地反映历史真相。《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些讳莫如深，但措辞虽轻但不虚伪，一些真实的信息在别处有所透露。比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就是曹操为了让皇帝违抗，企图挟持皇帝。陈寿不必在这里写清楚曹操的政治意图，这是一个秘密。但是写迁都不是说“天子”，而是说董昭等人劝毛去做，这是一种抱怨。此外，他还在《于迅传》、《董赵传传》和《周尤鲁、鲁肃、梦露传》中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虽爱惜祖国蜀汉，却不掩饰刘备、诸葛亮的过错，以个人恩怨写下刘备杀张羽、诸葛亮误用马谡的经过。这也是好历史天赋的体现。
当然对于《三国志》内容历代争议也颇多。唐代方等人的《陈寿传》承认陈寿“善于叙事，有好史之才”，同时认为陈寿因个人恩怨而反映在书中。说罢，丁仪、在魏国赫赫有名，寿唤其子曰:“可寻千斛米相见，当立一传，以敬公。丁仪不同意，但没有立传。首辅为马谡参军，被诸葛亮处罚。首辅也退了，诸葛瞻活得轻松。为了长寿，意味着光明不会长久，没有遇到敌人的天赋；文字只是文字，作品是书，言过其实。讨论它的人比较少。
只有北周的刘秋、唐代的刘知几等少数历史学家相信这份《晋史》中关于陈寿索米的史料，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份史料是不真实、不真实的。清代潘美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为官不过黄门右强奸犯、侍郎，无灭锋迎刃于外之力，无胜庙之效。这个党掌握在陈手中，希望借此动摇土葬继承人，挑拨骨肉。无计可施，刑必追，魏国罪人不可传。”《晋书》说索米要立传，这是最无知的说法。”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晋书》中也指出:“首辅为马谡从军，被诸葛亮谴责，首辅被革职，故称首辅为梁篆，意谓必略不及其长处。这种真无知的理论也是对的。当光线够不到的时候，你不必擅长战斗。《关首》校订《诸葛集》，说明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罚，无善不显，官员不可奸，人有上进心。时至今日，梁、彝的人民，虽然甘棠赞，但都是郑人的歌。《梁传》另一篇后评说:“明正则正，诚则平，善则不赏，恶则不降。“最后，在国家版图之内，怕盐又爱盐的人，虽然刑事政策严厉且没有恶诉，用他们的意图劝谏明。它的歌曲《孔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可见，《晋书》贬谪陈寿之的说法是不实之言，不能全信。《三国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一些公道话:“论(陈)寿谬，绝无一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掉牙容易，掉牙难。牙凿之时，金已南渡，其事与蜀相似，为偏安者争正统，对当代论者亦有裨益；寿为大臣，继承魏国统治，伪魏为伪晋。它可以在当代发挥作用！今犹篡近魏，北汉南唐亦近蜀，故北宋诸儒避而不伪魏；继之后，骈安江左近蜀，中原魏国全在晋，南宋儒士纷纷崛起，成为蜀国皇帝。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不可能是一根绳子。“似乎东晋以来的一切正统之争都有现实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意图。了解人们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至关重要，没有永恒的正确或错误的标记。
陈寿被后人批评的另一个缺点是书中有歌有笔，很多都受到保护。刘知几在《史记·通志疏篇》中说:“易、经开纪初，曹、马二人相争，或安营扎寨，见屈武侯，或战云台，伤，陈寿、无言。”陈寿和王银在研究历史时，因保护权贵曹操和司马懿而受到批评。在《三国志·舒威》中，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说的话。正因如此，清朝人赵翼在《二十二史》卷六《三国志如何保护》中写道，春秋王在合阳，并没有说自己是晋侯所召，而是认为天子来访是为了打猎，这是一种掩饰，但对于尊重他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禁忌。至于孩子父亲的事，大书是正确的，比如徐智、赵盾等。，都不肯装一句话，所以他们是真诚的、正直的、严格的。自从陈寿多次写《魏本纪》后，两朝易手时，他成了国家的藩属，赐剑赐鞋，加九锡，打坐。他有诏令和谋略，成了一定的书法大家。此后，宋、齐、梁、陈的书都被认为是正式的，他们一直认为造史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因为对生命的过度保护而不安全。
最严重的量子位是杀害高贵的村官。根据《汉书·春秋》、《魏氏春秋》、《诗雨》和《魏书·列传》的记载，这是曹茂与司马昭的冲突。赵翼感叹道:“本世纪就是这样，没有传。这对量子比特来说尤其如此。不过还是说我在晋朝，不敢为晋朝隐瞒。我们去曹魏，不必为难。”赵翼的责难尖锐而深刻，例子很多，比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他记得曹魏的伐蜀之战是“设计得宜败而夸胜”。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涉及到对执政统治者的更多保护，而且在传记中也是禁忌。赵翼对这种保护音乐的音乐笔感到不解:“你想通过创造历史来保护它吗？”生命压制所依据的各个国家的原始史书，一直保密不读，所以还是旧的没有修改？
赵翼还对陈寿的去病进行了历史考证，指出:“盖寿的书法是金代的，所以在魏晋时期很多地方都要保护他。而继承韩，继承魏，其一也。如果你想保护金朝，你必须先保护魏国...当然也有可能陈寿的魏晋参考资料原本就是这样记载的，陈寿没有修改，也不敢篡改。由于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学家关注的更多是朝代更替时的现实背景，这是可以理解的。
毫无疑问，以真、美、无隐恶来研究历史，是历史学家必须遵守的准则，而量子位是不够训练的。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敏感的问题和魏晋易代的当权人物之外，陈寿的叙述是全面而准确的。没有必要否定陈寿的评书，也不能怀疑《三国演义》的历史价值。钱大昕说:“不过，我在乎叙事的可信度，因为我相信值得的人。陈石写了一支笔，但过了很久，他谈到了龚毅，当世界临近时，他的知识将是确定的。三国、汉朝、晋朝之间，有始有终，两国的历史已经错了一百年。那些经常依赖这本书的人是对的。
我为陈寿与《三国志》说几句公道话:
陈寿的《三国志》是从东汉末年的战争中记录下来的，重点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历史，而不是金代三国统一的末期，并简要记录了三国中后期的历史事件。这不是陈寿维护魏晋的意图，抛开历史事实不谈，因为王银的舒威主要记载的是当时魏国的历史。陈寿写三国时并没有完全局限于魏国历史，也不想与王银的作品重复。他没有过多记录司马师的所作所为，因为当时晋朝正在准备创建金淑，开始争论时间限制，但他已经开始准备了，张华。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不想因为多写司马师而与当时《晋书》的写作准备发生冲突。陈寿的书中虽然没有关于司马师的秘密，但他并没有记载司马师的很多历史功绩、言行，所以不能说他刻意为司马师辩护。陈寿的《三国志》主要是东汉末年至三国中期，总体来说是真实可信的。
《三国志》的文史正负论
正面评价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可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
第一，三国并列为书，创纪传体国别史的典范。东汉末年，由于军阀割据，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记载这一时期历史，也以三国并列，成《魏》、《蜀》、《吴》 三书，是切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魏》、《蜀》、《吴》三书合起来就是一部书——《三 国志》。由于这种可分可合的特点，因此说它是纪传体国别史，是切合实际的。
第二，记事以历史时期的特点为断限标准，不为王朝年限所约束。《三国志》也是一部断代史，它所记录的历史就是三国时期的历史。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建立 和灭亡，各不相同。
第三，魏国建立最早，曹丕称帝在220年，紧接着第二年刘备建立了蜀国， 第三年孙权建立了吴国。最先灭亡的是蜀国，263年为魏所吞并，两年以后，魏国为司 马炎所取代，建立了晋朝，最后灭亡的是吴国，直到280年，投降于晋。陈寿撰《三国 志》时，正视了这个历史事实，所以断限的起点不定在曹丕建国，而是从汉灵帝末年开始，上溯了将近40年。这是很有卓见的。
取材谨慎，史事编排详略互见，少彼此矛盾、重复之嫌。《三国志》在叙事方面，对于史事的安排是比较严密的。同是一事，采取详略互见，既避免了重复，又充分再现了当时的历史。
第四，全书文笔简洁，记人叙事，生动传神，在传记文学方面，亦有较大的贡献。
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是写不出著名史书的。陈寿从小就以“属文富艳”著称。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坏处。
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 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 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指词微而不诬，并于别蜂透露出一些真实情况。 如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寿对 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 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文采斐然
《三国志》整体上的文采虽略逊一筹，却也不乏精彩的描写。比如赤壁之战，陈寿将相关史料分别放置在《蜀书·诸葛亮传》，《蜀书·先主传》，《吴书·吴主传》，《吴书·周瑜传》，《吴书·鲁肃传》等几个纪传中，通过各有侧重的描写，把赤壁之战渲染的有声有色，尤其是其中吴蜀双方，各自君臣之间的对话，非常传神。
良史实录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
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
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取材精审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对历史负责，慎重选择的态度。
行文简明干净
《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负面评价
叙事太简
《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还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如关羽，张飞，赵云，乃是蜀汉开国元勋，但《蜀书·关羽传》仅一千二百余字；《蜀书·张飞传》仅八百余字；《蜀书·赵云传》仅四百余字。又如徐干，陈琳，应玚，阮瑀等建安时期的著名文人（建安七子），皆未立传，只附在《魏书·王粲传》中。而且除记陈琳之事有三四百言外，其余皆寥寥数语。
曲笔回护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
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三国志》中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三国志》对此如付阙如，但记载了郭太后历数曹髦“罪过”的令和司马昭等人单方面的表章。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
评价考辨
陈寿索米
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正统之争
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后世尽管北宋《资治通鉴》同样以曹魏为正统，和陈寿观点一致，但到南宋后学者又对陈寿的多有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曲笔缘起
陈寿的回护曲笔，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便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毛泽东同志点评《三国志》
毛泽东说曹操主张实事求是
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曹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文韬武略，历史上罕有的政治家、军事奇才和诗人，也是在历代史家眼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汉末名士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来随着《三国演义》走进千家万户和戏剧舞台上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使曹操的“旷世奸雄”形象广为流传，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也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读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时，圈画批注得较多，主张对曹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政策，根据“分田之术”，屯田户用官家牛耕种，官家得六成，耕者得四成；用自己的牛耕种，则对半分。“五年中，仓廪丰实”，“公私有蓄”。这个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记述，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一句，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方针。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曹操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戏曲舞台上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即认为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诚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言:“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方法”，“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上述论述时，曾用粗重的红铅色画着着重线，以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的赞同。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也给予高度评价。《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旁画着曲线，天头上批着“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曹操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表现出的气度，确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建安三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之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一去不复返。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之担心。但曹操没有杀他，反任为鲁相。这仅是曹操“不杀降”的一个例子。
曹操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外定武功，内修文学”，与其子曹丕、曹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史称“三曹”。当时，在曹氏父子周围汇聚了许多文人学士，形成了被文学史称作黄金时代的建安文学。他的文学作品《蒿里行》《短歌行》、《碣石篇》、《龟虽寿》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曾有人评论他的诗文说:“魏武帝(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他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至今被人传诵。毛泽东很喜欢曹操的诗文，在一本《古诗源》中，作者“武帝”旁，用红笔画着两条粗线。在《短歌行》的标题前，有红、蓝两色笔迹画的圈记。对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处，都密密地加了旁圈。毛泽东爱读《龟虽寿》和《观沧海》两首诗，不仅反复读，多次圈点，还用他那龙飞凤舞的狂草手书《龟虽寿》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两句，并在给林彪、胡乔木写信时引用了曹操的这首诗，认为“题名《龟虽寿》诗，讲长生之道，很好”。劝他们安心养病。毛泽东生前与子女谈话时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在1954年7月23日致李敏、李讷的信中说道:“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还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边散步，口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竦峙……”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创作了《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其中，“萧瑟秋风”是《观沧海》中“秋风萧瑟”点化而成。
在北戴河期间，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评价不公正曾与保健医生谈道: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批道: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从毛泽东对三国人物的评说来看，他从不就史论史，拘泥于史书，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历史人物，肯定其所长，分析失误，做到了古为今用。
毛泽东是如何正面评价曹操的
毛泽东曾在《沁园春·雪》中对古代帝王有过这样的评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在毛泽东眼中，评价古代帝王不仅要看其政治上的成就，也要考量其文学才华。那么对于二者兼具的一代枭雄曹操，毛泽东是如何评价的呢？
“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爱读曹操的诗歌。他曾经这样称赞曹操的文才：“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在曹操留下的二十一首乐府诗中，毛泽东特别推崇的是他曾手书过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观沧海》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率军平定乌桓（又称乌丸，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后，在班师途中，登临当年秦始皇、汉武帝曾登过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俯瞰大海壮观景象时所作。全诗气势宏大，疏朗开阔，既表达了诗人取得战争胜利后的喜悦之情，也展现了诗人豁达的胸襟和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多次谈起《观沧海》。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有些日子，毛泽东无论是在海边散步还是工作疲惫出门观海，常常低声吟诵这首《观沧海》。他还找过地图进行查证，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曹操是来过这里的”。
7月23日，毛泽东在给女儿李讷、李敏的信中又谈到曹操，并希望女儿们能读一下曹操的“碣石诗”。他写道：“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曹操，字孟德。编者注）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毛泽东所说的“碣石诗”就是以“东临碣石”开篇的《观沧海》。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出了他对曹操诗歌最为直接的评价：“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也许是受到曹操诗歌的影响，抑或是浩瀚沧海引发了毛泽东的诗情，毛泽东在北戴河酝酿并创作了气势雄伟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首词中的“东临碣石有遗篇”指的就是曹操的《观沧海》，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则是化用了《观沧海》中的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毛泽东在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萧瑟秋风”已不再，千年过后的今天已经“换了人间”。毛泽东之所以写下“换了人间”，与当时正如火如荼开展的新中国建设分不开。从1953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1954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要求，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首词作正表现了此时的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豪情与信心。
除了《观沧海》，毛泽东还研读过曹操的其他诗歌，并进行过圈点。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有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其中，毛泽东对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进行过多次圈画。在一本《古诗源》中的“武帝”旁，毛泽东用红铅笔画下两道线，并对“武帝”下编者对曹操诗风的评注进行了圈点断句。这一评注是：“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沉雄俊爽，时露霸气。”从毛泽东对曹操诗的评价看，其对于这一评注应该是比较认可的。
毛泽东同志曾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明清时期，曹操在历史小说和戏剧舞台上一般都以奸臣的形象出现。但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不认同这一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又坚持要为曹操翻案。
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罗章龙、张昆弟、陈绍休等人从长沙启程赴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途经河南许昌时，遭遇大雨，火车不能前行。在滞留许昌期间，他与罗章龙、陈绍休专程去了距离许昌约30里的邺城魏都旧墟，凭吊古人，发思古之幽情。曹操在魏都时，注重发展生产，积蓄力量，著名的金风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在那时修建的。毛泽东与好友一起吟诵了《短歌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曹操的著名诗文。但是，面对魏都的荒凉萧条，毛泽东与罗章龙不胜唏嘘感慨，联句作了《过魏都》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
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
铜雀荒沦落夕阳（罗）。
毛泽东在诗中所提到的“自明本志好文章”指的是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这一文告作于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历来被看作是曹操的自述。曹操在文中坦言实为形势所迫，而被推举到高位，其并无取代汉室之意，只求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为明此志甘愿让还所封的三县食邑。此篇文告言辞晓畅，朴实恳切，是一篇散文佳作。毛泽东用一个“好”字称赞此文，是对曹操本人及其志向的肯定。
后来，毛泽东在阅读卢弼《三国志集解》时，又针对卢弼评价《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文字，写过一段批语。卢弼先引他人之评价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不喜读耳。”又说曹操此文“为奸雄欺人之语”“志骄志盈，言大而夸”，并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让县自明本志令》“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毛泽东在卢弼注文的天头处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对此进行批驳：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从这一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非常不赞成卢弼看法的，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所引用的“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出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祢衡是东汉人，颇有才华，但性情狂傲，曹操没有重视他反而为他所羞辱，就视他为蝼蚁，把祢衡遣送他人。李白在这句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东汉祢衡的过失。毛泽东比较认同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
毛泽东一直以来对曹操都是持正面评价的。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时，对其中“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佩服他”这段话，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上着重线，表明自己对鲁迅看法的赞同。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中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郭沫若、胡乔木谈论三国史时，突然问翻译：“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接着他又自我解答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为了改变历史上对曹操的偏见，毛泽东坚决主张要为曹操翻案。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谈起曹操时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说，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氏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座谈《三国志》。在谈到曹操时，他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毛泽东之所以要为曹操翻案，主要基于曹操的功绩。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他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晚年的毛泽东，再次谈起曹操对于全国统一所作的贡献。他对当时为其伴读的北京大学讲师芦荻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打下的基础。
在毛泽东提出为曹操翻案的号召下，1959年，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颇有影响的“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郭沫若、翦伯赞等学者纷纷撰文为曹操恢复名誉。同年的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说，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正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终于恢复了曹操的历史名誉。社会各界开始客观评价曹操，京剧舞台上白脸曹操的眉心也多了一颗红点，以示好人。
“曹操一生戎马倥偬，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在当时，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可他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活了65岁，算得上是一位会养生的长寿老人了”
在毛泽东眼中，曹操还是一个“养生学家”，他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一诗中蕴藏着“养生之道”。这首诗为：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与《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曹操同一时期的作品，也是曹操北征乌桓胜利后归途中所作。在这次班师途中，曹操的谋士郭嘉病逝，年仅38岁，从而引发了时年53岁的曹操对于人生的感慨。这首诗共12句，主要表达了3层意思：前4句写“神龟”“螣蛇”寿命有限，借以说明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中间4句借老马依然存千里之志，表达人生暮年依然要拥有雄心壮志，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这4句诗也成为激励一代代志士仁人建立功勋的座右铭；后4句则说明了人的命运不完全取决于天命，只要遵循修养身心的规律，其命运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这一观点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曹操所处的时代可谓是非常先进的。
毛泽东非常赞同“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将其视为养生的教材推荐给他人，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1961年8月17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因神经衰弱，无法正常工作，便致信毛泽东，请求休病假。25日，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并在信中引用了这四句诗，安慰胡乔木：“你须长期修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并建议胡乔木：“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
从曹操诗歌推及曹操本人，毛泽东认为曹操确实是懂得养生之人。他曾与自己的保健医生谈道：“曹操一生戎马倥偬，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在当时，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可他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活了65岁，算得上是一位会养生的长寿老人了。”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自己的养生观点：“不要使人养尊处优，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
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锻炼身体,践行着自己的养生思想。青年时代，他就与好友相邀风浴、雨浴，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观点，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有关强健体魄问题的《体育之研究》。在革命建设年代，无论其事务多繁杂，毛泽东始终热爱并坚持游泳这项运动。体育锻炼增强了他的勇气，磨炼了他的意志，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同意曹操的观点的。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这是毛泽东对曹操最为完整的一次评价，也是毛泽东唯一一次用“政治家、军事家、诗人”评价同一个人。
《三国志》轶事
三国时期的奇闻趣事多多，读之能通历史、晓三国。
一、 小霸王死因
小霸王也就是指孙策，在历史上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身为孙坚的长子，掌握着江东一带的地区。这位掌握强大军队的军阀死因却有多种说法。《三国志》中孙策死于刺客的刺杀，而在《吴历》里面他的死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在刺客袭击后受了伤，医生和他说，这个伤比较重，所以为了保证身体健康，要好好休息，在100天内不可以有剧烈的运动。他拿起镜子看了看，发现自己俊俏的脸庞毁容了，大声呼喊，觉得自己以后不可以有成就了，结果伤口裂开死去了。民间的传说《搜神记》里面则更是神奇，于吉是三国时期以特殊人物，他是位道士主要为百姓治病深得人心，却被他误杀。受伤后仿佛于吉一直在他身边，伤口迟迟不好，最终伤口裂开死去。
二、 曹丕，丕不过十
曹丕在父亲死去后，迫不及待地废了汉朝皇帝自己称帝。当时远在东吴的孙权听了后，大惊失措，表示他这么年轻称帝，自己都不年轻了如何比得过他。这时候尚书对他说，不必着急我看这个曹丕活不过十年，孙听了大喜，你怎么知道呢？大臣缓缓叙道，因为“丕”嘛不能过“十”。后来他确实做作了七年的皇帝就离世了。
三、脑疾困曹操
众所周知曹操死因与脑疾有关，华佗曾想开颅做手术，后世研究也可能说明他是脑袋之中长了肿瘤，在当时的条件来说，也不具备开路手术的可能性，说不定开了颅反而走得快更快。然而这个疾病如何来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民间传说却有这样的说法——他曾在建筑宫殿的时候大肆砍伐，并且自己也参与其中。他一不小心伤了一颗老树，树留下了血水。当晚便做噩梦，没想到就因为这样脑部长了一个肿瘤，最后也因为脑瘤没完成志愿，便撒手离去。
其实这个故事杜撰的可能性更大，隐藏的意义其实对当时乱砍乱伐的一种反对意见吧，如果他可以不要大兴土木，保护森林爱护子民，也许就不会离去。
四、 曹操的知己——桥玄
我们都知道大乔、小乔，两人美艳之名冠绝三国，也曾有人说过建筑的铜雀台，还是为了大小乔。其实不然，《三国演义》虽如此写道，但其实更多的是诸葛亮为了说服周瑜一同抗击曹操捏造的接口，更多的是引起周瑜的愤怒。
大小乔的父亲就是乔国老，在一些戏曲乃至于《三国演义》之中，乔国老就等同于乔玄（即桥玄），其实这是不大对的。桥玄是一位高官，为人正直不贪慕钱财，死去连下葬的钱都没有。桥玄和曹也见过一面，当时曹还不是后世皆知的枭雄，而桥却语出惊人：说他是安定天下的才人，一向不受待见的他，突然受到了一位位高权重之人的赞赏，自然是倍感感激，桥玄也就成了曹操的知己。
五、“传奇农民”诸葛亮疑点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谚语，无论天南地北，可谓人尽皆知。这句话，拆开来讲，基本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调人多好办事，众人众智，二就是说，从古至今，聪明人莫过诸葛亮，一个诸葛亮，至少也能抵得上三个普通人，由此可见，他的智商之高。
而说起汉末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天下奇才，诸葛亮也的确当之无愧，他的奇，不单是在于出众的头脑，主要还奇在经历。和同一时代，那些以智略著称的谋士们不同，诸葛亮的经历，不同凡响，实在太过传奇。
具体说来，诸葛亮的传奇之处，首先是身份方面的巨大反差——他是个农民。熟知历史的人，大多了解，汉末乱世，那些能靠脑力劳动，混的风生水起的大人物，基本都出身于大家望族，由于本来就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环境熏陶，在遭遇战乱之后，他们才能凭借自身的学识，信息，以及传承而来的宝贵政治经验，扶助各路枭雄，成就一番功业。
后人耳熟能详的三国谋士、军师、名臣，大抵如此。比如颍川的荀彧荀攸叔侄，他们家出过许多大员，最大的官职，位列三公，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名门；比二荀次一等的代表人物贾逵，蒋济，他们的祖父、叔叔，都曾任郡守刺史之职，以出身而论，自然也要归于高干子弟之列；除了官员，世代诗书的名儒家庭，也是大量著名文官的重要来源之一，曹魏的重臣郑浑，董昭，就都是学者的后代；最不济的，像贾诩、郭嘉这样，虽然也是一介布衣，可起码当年都曾举过孝廉，担任过所在郡县里的官职，多多少少，也可以算得上经过了官场与职务的历练。
和他们一比，诸葛亮就显得特别格格不入了，他的身世算是比较苦的，单就来历而言，诸葛亮并不差，他家的先祖诸葛丰，当初也是汉王朝堂堂的司隶校尉，是正儿八经的部长级大干部。但遗憾的是，诸葛丰的辉煌，早已是十几辈子之前的事了，到了诸葛亮这一代，他父亲诸葛珪，仅仅做过小小的一任县丞，更不幸的是，诸葛珪短寿，幼年失怙的诸葛亮，只能跟随叔父诸葛玄，流落到襄阳隆中，居家躲避战祸，到了隆中没多久，更大的不幸降临，诸葛玄也死了。本来，依靠诸葛玄和刘表的旧交，诸葛亮还能维持一个士族应有的物质生活，但叔叔一死，他就真的只能“躬耕陇亩”，以农夫的身份，亲自去手握刨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埋头种地，维持生计了。
诸葛亮从17岁开始种地，直到27岁时，才首度出山，担任刘备的幕客参谋。刘备何许人也？这是个即将年过半百（当时47岁），却仍旧一事无成的家伙。说他一事无成，绝不是单纯的刻薄，在邂逅诸葛亮之前，刘备真的是个极其失败的创业者：早在黄巾蜂起的时候，他就已经奋起投军，渴望有所作为，但奔走了十余年，一直无法建立起一块根据地，无奈之下，只能不停的依附于各方势力，自己完全难以独自立足。
诸葛亮的传奇，就是从栖身于这个失败者开始的，当一个从没从事过任何军事政务工作，白纸一张的农民，遇到一个势单力薄、仰人鼻息的小团队领导，你觉得，就这种奇葩配置，他们之间还能擦出什么激动人心的火花呢？
然而答案却令人瞠目结舌，一直躬耕于田亩，种了十年田的年轻农民，不仅规划出了“隆中对”这般恢宏的政治战略，而且刚刚步入军旅，就能建功立业——孙刘联盟的形成，赤壁之战的大胜，诸葛亮都居功至伟，在他的辅佐下，颠沛半生的刘备，仅用了6年的工夫，就成功入据益州，又用了7年时间，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诸葛亮也一路身价看涨，成了一人之下的丞相，他不仅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飞跃，还亲手奠定了天下三分的格局。
除了出身，诸葛亮经历的第二大奇异之处，就是著名的“三顾茅庐”。本来，一个农民，能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就已经是天大的奇事了，而如果这个农民，在成名之前，就被求贤若渴的君主，独具慧眼的主动上门恳请出仕，这就更是绝无仅有的美谈了。正因为如此，“三顾茅庐”的情节，才会在千百年来，如此深入人心。
但美谈归美谈，自古以来，历代就有不少学者，对此持以强烈的怀疑，在他们看来，“三顾”的说法，根本就是假的。
“三顾茅庐”，为何会遭至质疑？那些质疑者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这还要从“三顾”的源流说起——最初，“三顾”一说，出自诸葛亮自撰的《前出师表》，也就是那句著名的：“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陈寿编写《三国志》时，引用了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作出了“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个很接近三顾茅庐的说法，到了明代，三往这个笼统且模糊的词汇，又被罗贯中采用，从“徐庶走马荐诸葛”，写到刘皇叔三访隆中，最后以“泪沾袖袍”的真诚，请出了心怀天下的卧龙先生，作家为此铺陈杜撰出了万余字的小说情节，也让“三顾茅庐”，家喻户晓。
怀疑者们，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根据比《三国志》成书更早的官史，《魏略》的记载，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诸葛亮之所以能被刘备聘用，成为首席幕宾，直到当上了军师，其实主要是靠他的自荐，刘备并无伯乐青眼，诸葛亮也是主动送上门去的。
《魏略》，是魏国已经散佚的一本官史，在《三国志》注解中，曾被大量引用，因此，它的可信性是较强。它的作者鱼豢，则是比陈寿出生更早，和诸葛亮同处一时代的魏国史官，怀疑者们因此认为，鱼豢的著作，也比陈寿更符合实际，理由不外乎，他可以结合当时许多亲历者，所提供的一手信息，去客观的记述历史。
鱼豢是不认同“三顾茅庐”的。他认为，当时，诸葛亮就是自己主动到樊城去拜会刘备，又大谈治国之道，并献上了合理的御曹建议，这才引起了刘备的重视，得到了对方青睐。
按鱼豢在《魏略》的写法，当时刘备栖身荆州，正受刘表的命令，屯军樊城，准备抵抗曹操业已深入襄樊地区的大军，在曹操发动进攻前，诸葛亮就预见到了“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为了在乱世之中有一番作为，他才主动“北行见备”。
两个人见面的过程，起初并不愉快，“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遂以诸生待之”。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不认识诸葛亮，加上他当时不过二十多岁，所以刘备只把他当成了一个书呆子，完全没有特别的尊重。
刘备当时一语不发，还一边“结毦”，也就是编织，这是自幼织席贩履生涯中，刘备养成的一种习惯。看到对方并不重视自己，诸葛亮灵机一动，用激将法的手段，把话题引导了对抗曹操的方面，这下触动了刘备的心弦，通过和诸葛亮深入的攀谈，他才发觉此人“颇有英略，乃以上宾礼之”。
平心而论，这种说法，显然也有符合现实的一面，毕竟，诸葛亮出山的时候，正值刘备身处火线，赤壁之战爆发前夕，他需要时刻提防着曹操数十万大军的大举进发，项上人头随时都有不保之虞，这么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怎么可能会有闲暇，一连三次去拜访一个并不知名的年轻人呢？
也许“三顾茅庐”到底是真是假已不重要了, 传奇总是吸引人的, 陈寿将刘备与孔明塑造得难以或不忍去质疑这些历史的真伪。
六、诸葛亮只是个执拗的悲情人物
：从三国话本风靡中国开始，诸葛武侯的计谋睿智，算无遗策，被传颂了不知多少代人。父辈们从小人书里，我们这一代人从影视剧中，小小年纪，就树立了对孔明同志的无比崇拜——火烧博望、草船借箭、赤壁东风、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还有大名鼎鼎的八卦阵，空城计，各种真实与虚幻的信息，让大家对诸葛亮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们自幼就最爱听三国的故事，自然也格外敬佩尊崇诸葛亮，他虽然为蜀汉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不失为一代名相，然而他在鞠躬尽瘁的同时，却也实实在在是个悲情人物，酿成他悲剧命运的，其实完全源于他自己那执拗的心魔，杜诗有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诗，堪称诸葛亮一生悲剧的最佳写照。
为啥说智慧化身的孔明是悲情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聪明如诸葛亮者，未出茅庐，已经在“隆中对”里，算准了势力单薄的刘备，很难以一蹴而就的一统天下，既然他早已预见到了曹魏、东吴，不可力敌以求速灭，又为何还要在荆州失陷、关张皆亡，夷陵惨败、刘备忧死的局面下，执着的频频出动大军伐魏呢？当时魏、蜀之间，力量悬殊，魏国初创，曹丕忙于建立各种制度，还要防范兄弟宗室，加之雍凉、幽州、河东等地的内附胡人，不断的骚动叛乱，他根本就无暇集中力量，去攻打地势险峻的蜀汉，在这种本来相安无事的情况下，诸葛亮不顾国力空虚，持续的“六出祁山”，招惹强敌，无论战略意图怎样正确，仅从结果上看，实在是不智的表现。
刘备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全面动员，倾尽全力的进攻魏国，对于本就地狭人寡、国力有限的蜀汉，事实上起到了严重的削弱效果，要知道，诸葛亮伐魏的时候，蜀国鼎盛时期的名将，非老即死，刘备头脑发热的和与东吴鏖战，更是早已掏空了蜀军的精锐，在这种国力大不如初，军政大不如初的阶段，诸葛亮却执拗的非要逆势而行，以弱击强，倒行逆施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六出祁山也因故每每灰头土脸的无功而返。
那么，明知出力不讨好，事倍功半，诸葛亮干吗就非得还这么执迷不悟的，使着劲折腾不可呢？推动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北伐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他的心魔又究竟在哪？
两道出师表，足以解开上述疑问：诸葛亮最基本的北伐指导思想，就是出师表里那句“报先帝知遇之恩”，这个信念，也就是诸葛亮为之困扰一生的心魔所在，他渴望报恩，渴望完成当年和刘备在茅庐里的政治憧憬，他必须在有生之年，不顾一切的实现诺言，否则无颜在九泉之下，与先帝再会！
诸葛亮的赤诚，和他的忠挚，绝对是值得后人激赏的，但他的愿望，完全是空洞的，完全不是建立在可行性的基础之上，为了这个空洞和艰难到近乎无法实现的目标，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最终，在他和爱徒姜维，二十余年的疯狂浪掷之下，蜀汉的国力严重透支，军力挥霍殆尽，在曹魏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刘备穷尽一生精力开创，诸葛亮师徒苦苦支撑，也是他俩亲手苦苦破坏的蜀汉，终于城破失国，第二代皇帝刘阿斗，变身成了司马昭阶下的安乐公，如果诸葛亮泉下有知，不知他听到安乐公这个封号后，会作何感想。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能力，分析的十分透彻：“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策略，非其所长欤！”不撞南墙不回头，那是多疑偏执，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只能说，这个人犯了傻，在北伐的问题上，诸葛亮犯的是战略性的重大失误，正因如此，上到后主刘禅，下到军中的魏延诸将，和蜀中的大多士族百姓，上上下下，对他的决策，几乎无人拥护，曲高和寡，连自己人都不支持他，他怎么会成功呢？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诸葛亮的美好愿望，但这个愿望，仅靠诸葛亮一人之力，想要达成，谈何容易。诸葛亮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牺牲奉献，达成匡扶山河的千古功业，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来不可能，以某个人的个人意愿进行改变，所以，他的宿命，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当然，诸葛亮含恨离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随着他的死，蜀汉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无怪古人会说：诸葛一死，蜀之亡也。
七、三国第一神射手是谁？
冷兵器时代，利用弹射力进行杀伤的强弓劲弩，堪称为当之无愧的杀器之王，这两种兵器，既能够在正面对抗时，压制敌人的冲锋，大量造成伤亡，削弱对手，又可以置于暗处狙击，施放冷箭，毙敌于无形。而与弩相比，弓箭兼具的中远程攻击性能，和相对简单的操作流程，以及更高频次的击发效率，让它成功的超越了弩的地位，成了火器出现之前，最受世人重视的武器。
战事频发的汉末三国时期，在战争需求的强力刺激下，制弓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弓力的不断增强，射程的持续提升，军队之中，是否拥有能引满强弓的过人膂力，和每矢必中的精准的射艺，逐渐成了衡量一名军官，武艺高低的最核心标准。
随着这种认知风气的形成，官方对箭法进行量化考核的办法，也日益成熟，走向常态化和制度化——按照《太平御览》的记载，早在大将军窦宪率军远征匈奴的时候，为了拣选军中人才，汉军就开始了以“骑射”的方式，设置科目，考察各级军官。所谓骑射，就是在马上射箭，在这种考核里，考官会在墙上装上一种名为“鹿子”的标靶，“鹿子”长五寸（约合15.5厘米），高三寸（约合9.5厘米），每位应试的军官，要持200斤的硬弓，必须策马挽弓，在快速的奔驰中，将箭一一射向距离自己100到120步（一步约合1.2到1.3米）的目标，每人八箭，以命中目标的多少，区分成绩好坏。
正是由于在汉末，弓箭在军队的大量普及，和射击技巧、射艺考核的广泛推广，让熟练的运用弓箭杀敌与自保，成为了魏蜀吴三大阵营，每一个军人，在战场上必备的基础素质。因此，在那个名将辈出的时代，三国先后涌现出了大量箭法超群的神射手，他们那致命的射术，丝毫不亚于当代的狙击手，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得以名留青史。
仅靠射的准，就能被历史铭记的，这是真的吗？一点不假，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就有三位叱咤风云的名将，用百步穿杨的绝技，为自己争得了狙击王的美誉，也给自己的传奇人生，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三个人，就是太史慈，庞德和吕布。三大巨头中，吕布辕门射戟的典故，几乎人尽皆知，庞德射伤关羽的记载，又太过简略，所以，本文我们重点要了解的，是江东神箭太史慈。
说到太史慈，他的箭法是当真非常厉害。具体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三国志.太史慈传》里，竟然有近乎三分之一的笔墨，都是用来褒扬他神准射术的。要知道，陈寿可是个惜字如金的史家，在魏书首篇《武帝纪》中，关于那场享誉千古的赤壁之战，他也只不过用了一句“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这么半咸不淡的，匆匆一带而过，能让这样一个人，不惜在文字上大肆铺陈，以揄扬赞美，那肯定是不一般的。
在太史慈传的篇章中，陈寿主要列举了两大事例，来印证传主箭法的卓尔不群——第一个例子说的是，当初很器重太史慈的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军头目管亥，率大军围困在一个名为都昌的小城，为了报恩，太史慈趁夜，利用都昌外围的包围圈，在设围初期存在的漏洞，潜入城里。
当时，兵力匮乏，突围无望的孔融，急需有人能够闯过敌人的重重围困，去向急公好义的平原相刘备求救。在千钧一发的危难之际，太史慈挺身而出，自愿承担送信求援，以及引领援军解围的艰巨任务，然而，他的大义凛然，并没能第一时间打动孔融，在孔融看来，城外的黄巾，大队盘踞，早把都昌里外三层，铁桶合围，即使是太史慈这样的壮士，凭血气之勇硬闯，以一己之躯，敌数万之众，也不过只能落得个曝尸荒野的惨淡收场罢了。
但是孔融想错了，太史慈绝不是个只知道用强的孔武匹夫，他早就想好了一套突围的策略，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他神准的射术。在他的力持之下，孔融勉强同意，他又问太史慈需要带多人人马进行掩护配合，对方的回答再一次雷倒了他，太史慈很自信的告诉孔融，自己只要两个人就可以。
第二天一早，真的只带着两个士兵，太史慈开始了他疯狂的计划。他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主动打开城门。都昌的城门外，有一条用于阻隔的防御性壕沟，“堑”，一堑之隔，就是大量由黄巾军修筑的，用来隔绝城池和外界联系的泥墙土围子，黄巾的部卒就在这些土围子四周扎营，惊觉城门动开，他们立刻警惕的开始呼啸集结，“外围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这些黄巾军意图集中力量，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准备堵住城里想要进行突围的官军，而后一鼓作气，趁乱攻击破城。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出城的，并非是想像中的大部官军，仔细一数，连人带马，仅仅三骑而已。就在成千上万敌军，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大眼瞪小眼，众目睽睽之下，太史慈气定神闲的骑着马下到城边的沟里，命令两个随从每人扛着一把“的”，供他射靶。
“的”这个玩意儿，按照《通典》的规范解释，也就是木制的人形靶子，头部戴着一块厚重的木板，木板长短在三寸五分（约合10.8厘米）左右，射箭之前，扛箭靶的人会先行跑动，用快速跑动的方式，和不规则的运动轨迹，增加命中的难度，用以锻炼射艺。简单的说，所谓“的”，就是古代移动靶的雏形。
太史慈视敌如无物，当众展示了自己的射击技术，射过一轮，他就悠哉的回到了城里，那些黄巾军不明就里，加上都昌城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官军，他们生怕这是官军引蛇出洞的计策，于是就不敢主动出击，所以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怪人，在自己眼皮底下自由的出入和活动。
第三天，太史慈又出来了，仍旧是三骑出城，仍旧是对敌人熟视无睹，仍旧是箭射双靶，仍旧是射完就走，黄巾军虽然仍旧不敢主动进攻，但似乎在两天以来，已经习惯了这个怪人的异样举动，多数黄巾军卒，麻木的看着沟壑里射箭的“怪人”，“或起或卧”，不再保持着第一天那种高度的警觉。
到了第四天，太史慈还是清早出城，但在故作轻松射靶的间隙，他不动声色，仔细的观察着围城的黄巾，当他察觉到周遭的敌人已经习以为常，“无复起者”的情况后，立刻“鞭马直突围中驰去”。
等黄巾军反应过来，“慈行已过”，飞驰而出的太史慈，已经跨越了土围子和营垒，身后的追兵，更是在电光火石之间，被他射杀数人。陈寿用了“应弦而倒”来形容太史慈的箭法，试想一下这个词汇的意境，当他快速引弦发箭的同时，中箭的伤者就在刹那颓然倒地，这不仅仅是可怕的命中率，那种足以造成伤者倒地的箭只贯穿力道，和伤者惨叫呼号带来的死亡震撼，才是令人摄服的深层原因，正因为这种源自对死亡的畏惧，才会在他催马逃脱的时候，“无敢追者”。
第一个例子，在侧重强调太史慈拥有过人机智的同时，把他善于高速劲射的本领，展现的淋漓尽致。而在第二个例子里，陈寿又进一步的向我们介绍了太史慈射艺的另一大特点，那就是准，这种如有神助的准，已经不是一句箭无虚发可以形容了。
投靠孙策之后，太史慈追随着江东小霸王，在吴郡四处征讨，一伙强盗聚啸在两个名为麻、保的屯塞中，威胁着孙氏刚在吴郡建立的统治，太史慈奉命出征，对手就是这两处山贼。
屯和塞，其实就是古装剧里的山寨，汉末天下大乱，许多豪强都趁机举兵，在依山傍水，有地势可以利用的形胜之地，修造高墙与堡垒，这种堡垒多称为塞，屯的级别不如塞，但也有以阻敌的鹿栅，和射敌的敌楼为主，构造完备的防御性军事工事。太史慈要去攻伐的这两个屯，就建有敌楼，而这座高高的敌楼，成了彰显他神射技能的最佳道具。
《三国志》里，关于本次征讨的原文如下：“贼于屯里缘楼上行詈，以手持楼棼，慈引弓射之，矢贯手著棼，围外万人莫不称善。”这句话的大意是，山贼被吴军包围后，据屯抵抗，一名贼寇爬上高耸的敌楼，躲在柱子后面，抱着柱子，只露出两只手，辱骂挑衅吴军，太史慈一支箭射出去，直接贯穿了敌楼上贼寇的手，把他的手牢牢钉在了柱子上。
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我们仔细品味一番之后，就能明白，太史慈这一次只箭贯手的成就，面对敌人的叫嚣，一蹴而就的击杀，是最合理的选择，然而，对于取得最大化的震慑性而言，射伤敌人，让他持续的发出痛苦的惨叫，又让其他同伙忌惮于自己精准的射术，不敢出面救援，这种局面的效果，才更加强烈，然而，要达到这种结果，首先就要保证伤敌之度，使敌人伤而不死，他才能持续的呼号，所以，太史慈选择射他的手，这个难度是极其巨大的，手的目标很小，远距离命中绝非易事，更何况还要把手牢牢的钉在柱子上，让中箭的敌人动弹不得，这得是多高超的技艺，才能达到了境界啊？
两个例子，奠定了太史慈三国第一射手的地位，三国狙击王，非他莫属。
八、赤壁之战，最被历史低估的功臣是谁
赤壁乌林那一场遮天蔽日的大火，让吴将周瑜，赢得了足以光耀后世的无上美誉，连千年之后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都在《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宋词中，对他推崇备至，大加溢美之词。意气风发的周郎，自然是赤壁之战当之无愧的英雄，但如果仅就，对曹军进攻态势的遏制，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而言，另一个人的功劳，并不比他小，这个一直被历史低估与忽略的人，就是刘备。
许多人看不起刘备，觉得他在赤壁战役中，根本并没有发挥什么特别积极的作用，充其量，就是利用了曹操兵不血刃占领荆州，又水陆并进、大军压境的紧急态势，迫使吴主孙权，在北军虎视眈眈的巨大压力下，主动做出了和他进行战略军事联盟，一同对抗意图鲸吞东吴，混一南北的曹操，这样的重大决策，而后又进一步借助东吴的水军，火攻击退曹军，再趁荆襄地区处于拉锯对峙的状态，周瑜等人，忙于围攻江陵曹仁的机会，浑水摸鱼，成功占据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处于权力真空的区域，从结果上看，刘备就是个空手套白狼的赌徒，他巧妙的左右逢源，从一穷二白，赚到盆满钵满，这场大战，出力最多的是孙权，兵败受损的是曹操，而只有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大赢家。
大家萌生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无论是正史或是演义，都有意无意的强调了一个信息：刘备没有实力。战场上的实力，说白了，就是军队，既然没有军队，那他顶多也就只能耍耍嘴皮子，这种只有嘴上功夫的人，自然会被人瞧不起，不承认他有什么重大功绩，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赤壁之战时，刘备手下真的没有军队吗？非也，孙刘联盟之所以能够成立，火攻策略之所以可以奏效，乃至于遭受火攻突袭后，曹操之所以会选择狼狈不堪的撤退，这些事态的发生，恰恰是因为刘备手里控制着军队，他不仅不是光杆儿司令，反而是实力雄厚，周瑜能统领区区三万水军，在赤壁与至少五六倍的曹军周旋抗衡，正是刘备手下军队配合作战所致，也正是忌惮刘备和东吴的水陆夹击，曹操才不得不在周郎的火攻妙算中，夹着尾巴，一路仓皇而逃。
那么，刘备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他们到底又是从哪来的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要从荆州讲起——地处南北交界的荆州，被镇南将军刘表控制多年，由于曾在交战中射杀了与袁术合伙进犯的破虏将军孙坚，孙策孙权兄弟，一直把刘表看做死仇。为了抵御力量日益强大的东吴，刘表把麾下最信任的将领黄祖，安置在了长江江岸的重镇，江夏，并配以重兵把守。孙策羽翼丰满之后，在三吴所向披靡，一举占据整个江东，刘表唯恐孙家兄弟复仇，更担心他们占领江夏这个桥头堡后，会趁势顺水进攻襄阳，为了巩固门户，刘表不惜把荆州的水军精锐，拨调了近两万人，统归黄祖指挥，甚至连黄祖逐渐显露出不臣之心，意图把江夏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时，他也忍气吞声的睁一眼闭一眼，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在建安十三年，孙权还是顺利的击破了看似铜墙铁壁的江夏，骄横跋扈的黄祖，也人头落地，所幸孙权并没有一举夺取荆州的计划，只是“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尽毁祖战船营垒而归”。
孙权大获全胜，扬长而去，可对输家刘表而言，他必须尽快收拾好江夏的烂摊子，他需要派驻更多的军队，重新构筑江岸的港口，还要修缮被吴军破坏的城池，招纳因战事逃离的百姓，更要紧的是，他得赶快找一个，比黄祖更得力更靠谱的人，去为他守住已经残破不堪、却无论如何都毋须牢牢控制的江夏防线。
派兵容易，可将领的人选让刘表左右为难，他本是个不善军事的人，不过是依靠了自己的宗室身份，和荆州几大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才能握紧权柄，如今，他手下不是没有能战的大将，蔡瑁，文聘，都可以统帅水军作战，客居新野的刘备，手下更是有关张赵云，一干猛将，无论谁，都足以独挡一面，但对于刘表而言，这些人，都不是他心中的理想人选，黄祖的前车之鉴，足以让他对任何外人，都心存疑惑，无法深信。
就在刘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长子刘琦，主动出头，愿意担任江夏太守，守卫荆州门户。刘琦的表态，出自于诸葛亮的筹划，在“重耳生于外，申生亡于内”的警告之下，刘琦为避免后母蔡夫人的谗害，自求外放。儿子肯出马，刘表自然巴不得，他立刻命刘琦到江夏赴任，还直接把数百艘艨艟战舰和三万名水军，几乎可算荆襄水上力量的一半，都交给长子亲自指挥，黄祖的惨败，让他仍旧心有余悸，如今的东吴，早已是鸟枪换炮了，唯有用更大更强的军事投入，才能抵御这样可怕的对手。
送走了刘琦没多久，更坏的消息传到了荆州：曹操出兵了。刘表此时正在生病，一听这个噩耗，忧惧不已，直接就进了重症监护室，他在病中做了一个很微妙的决定，客居荆州多年、百无聊赖的刘备，终于在十万火急的时刻，获得了重用，刘表把一直蜗居在新野小县的刘备，派驻到了樊城，樊城是荆楚进出中原的门户，战略意义，远重于新野，刘表要刘备，带上新野训练的两千多人马和家眷，即刻赶到樊城，担任守将，整顿军备，抵御曹操。
对于刘表的任命，刘备既害怕，又高兴，他怕的是，樊城位于豫州曹军进攻的最前沿，一旦开打，首当其冲，他等于是被直接按在了火线上，曹操的实力，不言而喻，此去可谓九死一生；但让他兴奋的是，樊城本就是荆州数一数二的城塞，当地的步骑军队，起码有两三万之多，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力量，军队就是乱世最大的财富，他如今能名正言顺，不费吹灰之力的掌控这样一支规模的军队，这对于野心勃勃的刘备而言，不亚于中了超级大乐透一样幸运，权衡再三，他大胆的选择了冒险。
刘备在赤壁之战，能从始至终占据主动，就是因为他握有两大王牌，樊城的马步军（这支军队，并没被曹军消灭，刘备是主动撤出樊城的，顺道带着襄阳逃出的数万百姓，近十万人，携带大量粮食辎重，每天行进十几里，向夏口转移，驻军江陵的曹操，得知消息后，派出负责追击的5000骑兵，昼夜疾驰300里，在长坂坡阻击了刘备，他带领的军队和百姓都逃散了，但从江夏率水军战船赶来接应支援的关羽，击退了已经强弩之末的曹军，使刘备的军队顺利集结，撤退到夏口驻扎），和江夏刘琦的数万水军（这部分力量早已被关羽实际接管），他的手里，可是有着数量比合作伙伴周瑜更多的军队，这就是他的本钱，依靠着这两支力量，刘备毫无意外的强势崛起，为日后称雄蜀汉，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九、吕布的兵器绝不是方天画戟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并不知道吕布的得意武器究竟是什么，但我们可以肯定，真实历史中，吕布惯用的兵器，绝不是方天画戟，也不是任何类型的戟。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我们认为戟有什么不足，做为武器而言，戟不逊色于任何流行在汉末三国的冷兵器——戟很特别，它兼具了三种武器的特征，将戈、啄、矛的三大攻击优势相结合，以三种独特的优点，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多功能武器，戟。古人把戈用来挥砍的钩刃，啄用来敲击的尖锥，和矛用来直刺的锐锋，都赋予在了戟的金属头部，再以安有鐏（护柄）的竹木质地的修长戟柄，做为双手把握的部分，一件拥有足够长度及威力，足以让拿着它的人，纵横疆场的强力兵器，就组合完成了。
戟在古代出现的时间相当早，商代的时候，已经开始把戟用于礼器祭祀，西周时期，戟就成为了大规模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商周直至战国，车战是冷兵器战争的主流方式，而长达一丈六尺的车戟，则是除了弓箭以外，战车上主要的中距离攻击武器，随着战车逐渐被更加灵活机动的骑兵所替代，人们也随之把利于砍杀的车戟，改造成了长度更适合骑兵使用，攻击方式也变为了戳刺为主的马戟，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戟仍旧牢牢占据着主流的舞台。
既然戟曾一度这么实用，那为什么我会断言，吕布最惯用的兵器，并不是戟呢？我的这一观点，主要和三国金属冶炼技术方面的长足进步，有分不开的关系。
原料是兵器之本，东汉末年，炒钢技术，已经在我们国家普及开来，用炒钢的办法，可将生铁制成熟铁，再经过渗碳成钢，锻打制造出，更加坚硬，强度更高的兵器，以炒钢为原料制作的刀剑，和盔甲，质量进一步得到提高。这种质的变化，在铠甲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以三国最为典型的明光铠为例，这种前胸和后背，都设有左右两面圆形护甲的金属铠甲，是当时身处一线厮杀的武将们，在骑马作战状态下的标准配置，由于质量改善，强度增加，用戟去穿刺明光铠，已经不能对穿铠甲的敌人，造成有效的伤害了，而随着骑兵披甲的普遍，与重甲骑兵的出现，和柄杆更长、穿透性更强的马矟相比，戟就显得越发没有了优势。
所以，我们说，一生纵横披靡的吕布，绝不会忽视兵器方面的技术革新，因为战场决生死，往往就是电光火石的一瞬，在实力半斤八两的状态下，握有“器之利”的一方，肯定赢面更大，这也就决定了，吕布不会用戟，他自然不能拿着一件存在明显不足的武器，去面对防护能力有效提升的对手，克敌制胜。而随着枪矛类武器的进一步发展，戟也就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落期。
十、虎豹骑其实是吕布创立的
说起三国时期最强大的骑兵，非曹魏的虎豹骑莫属，这支铁骑劲旅，随同曹操，北讨幽燕鲜卑，把肆虐两汉的游牧部族，打的满地找牙；东征中原群豪，将割据自雄的分裂势力，揍得跪地求饶；可谓横扫天下，举世无双。然而，这并不算是它最大的魅力，虎豹骑之所以吸引人，完全是因为它那神龙不见首尾的低调，由于位列魏国诸军魁首，又是曹操的宿卫亲军，所以必须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加之魏晋史料的严重缺失，和古代军事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不足，它的诞生、消亡，人数、体制，装备配置、律令作训，一切成就了不朽传奇的技术性细节，都因之湮没在了滚滚的历史洪流中。做为后人，如今只能通过《三国志》里提及的只鳞片甲，去揣测它真实的一面，这不能不让身为军迷与历史迷的我们，深感遗憾。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深度、涉猎范围的拓展，尤其是近期对古代骑兵作战方式的深入了解，在一番对信史的探索引证之下，我所成功的揭开了虎豹骑神秘的面纱。
首先，要想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虎豹骑，就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古代骑兵。骑兵无疑是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兵种，人马一体，弓枪合璧，机动性、突击力、长途奔袭的属性，中远距离运动射击的兵器优势，这些，都是步兵望尘莫及的。但按照客观事物所遵循的两面性规律，优势多大，相应的弊端就有多大，说到骑兵最大的弊端，那就是贵。
没错，贵，也就是烧钱。为了让大家明白骑兵到底多烧钱，我伯下面专门引用一段来自《清圣祖实录》里记载的，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壬戌，大清在发动打击准噶尔蒙古的昭莫多战役时，所进行战前筹备的资料：“时京畿八旗，集护军骑营为中路军，共一万二千人，每人所带马四匹，四人为一伍，每人厮役各一名……又每伍增给骡子三匹，骆驼三匹”。听听，仅仅万余名骑兵，光是准备战马，和运送战略物资(兵器、弓箭、皮甲、辎重等)的牲畜，竟然就需要六万六千匹之多，而这仅仅只是当时三路大军中，一路军伍里，负责作战单元的尖兵部分，加上保障后勤，运送米粮、草料的马匹(包括骆驼、牛、驴、骡子等)，以及司职搬运的杂丁夫役等人员，再加上随行的、用于行军沿途食用的猪牛羊，单是这部分由康熙亲自指挥的中路军，其各项合计动员的畜力人力，起码就都在十万以上了(供养维护一个骑兵的战力，至少需要5个后勤人员，和六七匹牲畜)，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要完成这种规模的征召动员，不只需要朝廷有雄厚的财力，更需要提早规划，在水草丰茂，适合发展牧业的区域，设立与经营大量的牧场，用以繁衍战马和牲畜。这也就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明知骑兵无比重要，却又无法在军队中大规模配置的根本性原因，一句话，骑兵太贵了！
除了直接证明了贵，这段史料还给我们展示了骑兵部队的另一大关键要素：马。实录里的八旗骑兵，实行的是一人四马的配置标准，这一点，与我们对骑兵的传统认知，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很科学很常规的配置，不仅是清代，《武经总要》里，也曾提及过，唐朝名将李靖，所率领的那支威震突厥的具装弓骑兵，就是以一人三骑闻名。以实际效果而言，一人四马或一人三骑，基本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两个：
一、是要在长途行军过程中，轮换坐骑，最大化的保持战马的体能、脚力，杜绝伤病疲劳，这是由于，马是骑兵之魂，它的状态，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走势；
二、骑兵最主要的战法，就是战场上的快速突击，试想，在数百数千的骑兵，勒缰呼啸疾进时，马蹄声惊天动地，弓弩齐发，梭标激射，闪电逼近时，马刀自上而下，雷霆劈砍，这种震撼性的杀伤冲击，绝对会对敌人，构成致命的心理与生理方面的双重毁伤，有时甚至能一举将敌人阵营彻底击溃，而这种破坏力的大前提，就是马匹的速度，速度越快，破坏效果和战果就越明显，震撼性就越强。在这个铁律和等式之下，骑兵就尤其需要依赖马匹的耐久力，多一匹马，就意味着多一份持续性，也就等于多了至少一次，能重复发动突击的机会。在骑兵对战骑兵，硬碰硬，彼此冲击互搏的时候，多坐骑的优势，就体现的更加明显和重要了。
介绍过了以清八旗骑兵为例的一些强力骑兵部队，必须的实力构成与特点后，我们再将话题转回虎豹骑，从上述的史料中，我们起码可以判断，同样作为一支罕逢敌手的常胜骑兵，尤其是一支曾大败鲜卑骑兵，完成了白狼山逆转大捷的部队，虎豹骑一定也是以多坐骑，一人多马为特征的，因为这是一种必然。那么除了这个特征外，虎豹骑还可能具备什么，能傲世同时代同种兵种的骄人资本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仍旧是清朝人为我解答的，清人魏源在著作《圣武记》中，曾收录了《圣祖实录》卷九七里记叙的一段，康熙皇帝，于木兰围场秋狝大典的宴会上，与喀尔喀蒙古部、阿拉善蒙古部各酋长，以及满、蒙、汉，扈从大臣们，讨论历代骑兵优劣的对话，这段对话里，康熙皇帝向臣子们，重点介绍了北宋末年，以“铁浮屠”，“拐子马”著称于世的金国骑兵的作战特点，并肯定的表示，金国骑兵这种，人员细分、将轻重骑兵搭配作战，发挥骑兵最大威力的技术，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流行于当时的北方地区了，而虎豹骑，无疑就是魏晋北方骑兵的主要代表。
也就是说，虎豹骑很可能，也是一支轻重骑兵，混合搭配的部队。很多人不理解这种搭配的实战意义，简单说，金人的“铁浮屠”，就是人和马都披着坚固金属护甲的重骑兵，这种骑兵的作用，就是倚仗着强大的爆发力和一流的防护性能，在冲击威慑敌阵的同时，以一当十的消耗对手的有声力量，而所谓的“拐子马”，则是轻骑兵，这部分骑兵，在“铁浮屠”中路突破的时候，一般以快速的侧翼穿插，迂回袭扰，以弓箭长矛等武器，打乱敌人阵营，来去如风，飘忽不定，用不规则的反复冲击，扰乱对手的战斗节奏，专打薄弱环节，极具侵略性。
金宋交战最激烈的那些年，大小战争数百次，“铁浮屠”搭配“拐子马”的豪华阵容，只有屈指可数的两次败绩，一次是在陕西的和尚原，被守将吴玠，利用不利的地形，以配备了强弓硬弩的“注矢队”的恐惧箭雨击退；另一次则是在偃师，败给了士气如虹的岳家军。岳家军取胜的关键，是以骑步结合，优势兵力对抗金兵，绝不是什么步兵拿刀砍马腿，在骑兵快速集群突进的时候砍马腿，那就是笑话，世界军事史中都没有这个先例，而骑兵又根本不可能傻站着不动，让你去砍他的马，还必须强调一点，铁浮屠也不是网上说的把几匹马绑在一起横排行进，那更是完全不合理的脑补。
其实仅从名称上去判断，虎豹骑的命名，就非常可能是根据了轻重骑兵混搭，这个特征来冠名的，重骑为虎，取的是老虎凶猛力大之意，而轻骑为豹，用比喻的手法，暗指轻骑兵所具备的快速机动的灵活属性。别认为我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揣测，就像我的文章标题一样，虎豹骑在汉末三国，绝非曹操首创，它的作战理念与模板，实际上，应该来自另一位享誉中外的武将，这个人，就是白门楼殒命的三国第一猛人，吕布吕奉先，纯粹从创意角度去认定的话，吕布才是虎豹骑当之无愧的发明人与创立者。
这话又从何说起呢？我们就从吕布的成功之道开始说——吕布的故乡，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下属的五原县，这里地处河套平原腹地，北邻阴山，南靠黄河，是北方游牧部族进入中原，直抵冀州、河东、三辅等富庶地区的一条捷径，秦汉两代，中原王朝都在此筑长城、陈重兵，巩固边防，抵御匈奴。因此，大量职业军人在这一区域世代聚居，加之延绵数百年不断、频发的残酷战事，这两大要素，共同造就了本地彪悍的民风，所以，这里的百姓，大都崇侠尚武，骑射娴熟。
膂力过人，武艺超群的吕布，就是在这种铁血烽烟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靠着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成年后的吕布，在故乡脱颖而出，成了一名负责管理当地治安的治盗別驾。在边镇治盗可不简单，不仅要搜捕鼠窃狗偷之辈，更主要的责任，还在于协助正规的边军，打击那些，流窜聚啸，袭扰劫掠的小股胡人武装。
据陈舜臣的《三国史秘本》和《十八史略》所叙，当时为了完成本职工作，对付以骑兵为主体的胡人盗匪武装，吕布曾专门向州刺史申请了粮饷，在五原境内，重金招募了数百名部属，这支由他亲自选拔训练的精干骑兵，就是日后随他纵横中原，让曹操、刘备等枭雄叫苦不迭的吕家军核心骨干：五原骑师。
五原骑师又名五原骑士，这些人都来自五原各郡的边民，不单和吕布同声共气，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一样深受秦汉边军尚武风气的熏染，个个体健力强，身手不俗。率领着五原骑师，经过几十次和胡人的血拼力战，吕布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最大化发挥骑兵威力，能起到以寡克众效果的特殊战术，这个战术，就是上面说过的轻重骑兵搭配。
具体的说，吕布让部下们，根据战马的体重，和马具的不同，先以此为基础，将配备了勒、辔、鞍、镫等整套马具的较重的马匹，做为重骑。这里还要简单插叙一下马镫的关键意义，马镫是一种以加强骑兵骑行稳定性的马具，能使人和马更好的结合，在骑兵飞速驰骋、强力冲击敌人的时候，可以起到更迅速的掌控马匹的速度、行进角度，以及缓解冲力的作用。重骑兵以全套马具的壮马，再身披厚重的护甲增加重量，也就等于加强了冲击状态下的杀伤力。五原骑师以少量精锐的重骑兵，负责强力冲击，让敌人溃散、阵形混乱，其余的轻骑兵，则在敌人队伍被打散，重骑兵暂时后退的时候，按梯队反复冲锋，等敌人无法相持，开始退却，重骑兵二度上阵，在驱赶的过程中掩杀，轻骑兵协同作战，这就是轻重骑兵搭配的神奇功效。
虎豹骑，说到底，就是曹操依照当时最先进的骑兵战略与战斗力养成机制，仿效劲敌吕布的五原骑师，偷师而来。至于后来虎豹骑不见于史册，理由也应该并不复杂，消灭了吕布、袁绍、袁术等劲敌后，中原地区已经大致稳定，曹魏的主要敌人，也从适合骑兵大规模的作战的平原地带军阀，变成了以水军称雄的孙权，以及凭借崇山峻岭、险要地势，栖身巴蜀的刘备。三国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昂贵的骑兵，在这两大劲敌面前，又几乎全无用武之地，所以，除了选拔一部分留作宫禁的御林护卫外，解散虎豹骑，将这部分战力，重新编入西凉、河东，或幽燕辽东一带，以它特有的战术与力量，去应对那些不时叛乱骚动的胡人，这也才正是这支传奇骑兵，应有的宿命吧？
十一、马超不是被曹操打败的
马超是被咸盐打败的？是的，雄踞西凉，耗费两代人心血、二十余年经营，麾下有强兵十余万的名将“锦马超”，就是败在了区区咸盐的手上，毫不夸张的说，正是由于掌握了不起眼的咸盐，曹操才能一举逆转，东汉朝廷在凉州地区长达半个世纪的不利局面，彻底肃清以羌胡为主力的分裂势力，击败了马超，韩遂等大小军阀，将割据一方的凉州地区，重新纳入了中原大一统帝国的版图。
小小的咸盐，到底是怎么起到了如此关键的作用？它又是如何，把曾经主宰一方、实力雄厚，诸侯级别的马超，逼成了光杆司令，使他不得不委曲求全，远赴巴蜀，成为了寄人篱下的“五虎上将”？
马超马腾父子，所在的凉州，由于接近富庶的关陇地区，气候适宜，水草丰茂，在先秦时期，就是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交流，获取必要生活物资，以及生产栖息的腹地，秦汉以来，匈奴、羌胡、鲜卑等部族，都曾在此地聚集繁衍，盛极一时，由于这些部族大多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时袭扰内地，中原王朝为了边境安全，逐渐开始重视对凉州的控制，不仅在各地修筑城塞，设置官员镇守，还会派驻帝国最精悍的军队进行长期驻屯，在人口大量迁徙的刺激下，凉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得到了有效的支撑，武威、张掖、敦煌、酒泉、金城等地，都逐渐扩展成了人口繁盛的大型城邑。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朝廷控制力的衰弱，本就叛乱迭起的凉州，再度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从光和七年开始，凉州各郡的胡人纷纷举事，叛军席卷郡县，肆意杀戮劫掠，人数多达数十万，为了平叛，汉灵帝接连任命皇甫嵩、张温为将，统军进剿，无奈屡剿不利，战事胶着。马超的父亲马腾，本是时任凉州刺史耿鄙的部属（护军司马，控制着州郡的部分军队），此人颇具野心，当他发觉朝廷已然不具备扑灭叛乱的军事力量后，就毅然和叛军的头目，边章，韩遂，暗中勾结，拥兵反叛，一举占据了战略要地武威（汉凉州牧治所，相当于省会城市），开府自称大将军，成了叛军的一大首脑人物（当时马超已经出生，但年龄应该不到十岁）。
随着灵帝的驾崩，洛阳接连爆发了十常侍之乱，董卓之乱，在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中，朝廷再也无暇顾及边陲那些手握重兵的叛军首领，马腾，韩遂，相继获得了身份的洗白，还被委以统领凉州的要职，造成叛乱的军阀们，用表面的归顺，换取了中原王朝对他们事实割据的默认。
不仅如此，中原的动荡，还给凉州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加成效果：由于豫州、关中等地的持续战乱，数十万流离失所的百姓，进入相对安宁的凉州躲避战火，马腾等人因此获益良多，凉州的农业发展，得到了充足的人口资源，在粮食逐年丰收的基础上，他们又大肆招募青壮流民为部曲，军队规模也得以明显扩大，实力大增。据《后汉书》记载，在建安四年，决定中原控制权的官渡之战，爆发前夕，“腾与超父子，拥甲士十万，远近羌皆畏服”。
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马氏父子，逐步掌握了东汉朝廷军政大权的枭雄曹操，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一方面，他继续采取，利用爵位与名利吸引、与西凉诸将合作的办法，借助他们的军力，为自己扫除敌人（如马腾韩遂援助钟繇，讨伐郭援高干），另一方面，他也在暗中积极的集结力量，进行准备——曹操大量的委任县令郡守，有计划的筹划迁徙人口，鼓励开垦荒地，强化对关中、三辅地区的经济恢复与控制，这一切行动都表明，他将在一一肃清中原地区的诸侯势力，形势平稳后，再度对凉州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
曹操深知，如果想要重建朝廷的权威和法度，凉州必须平复，但想成功拿下凉州、消灭以马腾韩遂为首，这些实力强悍的凉州军阀，这个过程，一定会遭遇到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对他而言，“平凉”最大的难点，在于资源不足。他虽然拥有中原广袤的领土，却也同时需要面对各种复杂挑战——江东孙权，在赤壁之战后，锐意进取，对淮南一带虎视眈眈；荆州刘备，更是利用孙刘联盟，大肆扩张，势力迅速增强；此外还有汉中张鲁，益州刘璋，这些人左右逢源，首鼠两端；幽州、河东一带的归付胡人，也是蠢蠢欲动，不能丝毫大意。各种事实和潜在的威胁，都需要以强力的军事应对去一一化解。
刘备更令曹操不敢轻易对凉州出兵，裹足不前的现状是，曾被他寄予厚望，关中一带的经济恢复，进程异常缓慢，战略资源储备的状况并不乐观，一旦开战，他只能选择从河东（山西）、冀州，长途为军队转运粮草，这样必然会受到道路和运力的客观条件限制，运粮周期长，辎重补给困难的不利局面，势必又会给前线战事，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旦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想要在短期内压制敌军取胜，那肯定比登天都难，而战事如果转向长期化，凉州军龟缩固守，他的远征军队，久攻不克，则可能将损及朝廷的威信与元气，届时，西有马腾韩遂，南有东吴，荆州刘备再居中策应，几路人马形成合力，那就是他的死期了（历史上，周瑜曾萌生过联合西凉诸将，发动双线战事攻曹的计划，但由于周瑜的暴病身亡，与东吴几次进攻淮扬的铩羽而归，这个计划并没有能够实现）。
试问，在这种局面之下，他怎么还会有余力，在短期内，迅速筹措出几十万大军，以及大量可供战争消耗的粮食，去解决凉州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呢？
就在曹操有心“平凉”，却又为现实所困，一筹莫展之际，镇守关中，一个叫卫觊的小臣，托中书令荀彧向他上疏，这个官小职微，却对关中与凉州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的卫觊，在关键时刻，给曹操提供了，能顺利解决凉州问题的锦囊妙计，他的计划，核心只有一个字：盐。
卫觊的职务，最初只是个不入流的尚书郎（尚书台最下级的官员，等同于今天的股级干部），建安五年，官渡之战的时候，袁绍拉拢刘表，一同对抗曹操，孤立无援的曹操，发疯一般的四处找寻联盟者，卫觊就是在那时候，奉命以治书侍御史（管理图书典籍）的身份，带着曹操的亲笔书信，出使四川，去给益州牧刘璋送信的一个小官。由于道路阻塞，战事影响，倒霉蛋儿卫觊，只走到了长安，就再也走不过去了，入川的使命也因此成了泡影。更倒霉的是，不知是由于使命未达，被上级迁怒，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曹操并没有把他召回许都，而是让他留守在关中，说是留守，可也并没晋升他的官职，他仍旧是个侍御史，而侍御史其实是无权参与地方政务的，从此，卫觊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呆在了人口凋敝的长安城。
曹操在关中一呆，就是整整十年（官渡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曹操和马超的潼关之战，发生在建安十六年，卫觊的上疏应该是发生在建安十四年到十五年间），呆到长毛儿的卫觊，无意中，发现了关中凉州这一带，一个非常重要，却往往极其容易被人忽视的生活细节——那就是，以往属于官方管控专卖的重要物资咸盐，在这里居然可以随意私下交易，各地官府对此不闻不问，而且连一个铜板的税都不去抽！
卫觊对此非常震惊，要知道，盐是古代控制最严的特殊商品，也是国家除去土地外最大的利税之源，榷盐制度是两汉关键的财政经济制度之一，关中的盐法混乱到如此地步，是卫觊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
为了深入掌握食盐私下交易的泛滥程度，卫觊做了细致的调查，他了解到，随着凉州、关陇地区人口的增加，对盐的需求也在进一步增长，凉州本身并不产盐，汉末的咸盐，主要分为四大产地，按主要生产区域划分，大致是冀州盐（在明清形成规模的京津长芦盐场，就是冀州盐的代表），河东盐（山西的池盐，以运城一带为主产地），蜀盐（主要是四川的井盐），以及南方盐（以江浙淮扬一带为主产地），关中一带的盐，又以地域最接近，运输最方便的冀州盐最多。过去，凉州的胡人，缺乏粮食和咸盐，如今，他们利用四方的流民耕种，又趁地方榷盐制度遭到战争破坏，商人贪利，肆无忌惮的私下交易，囤积食盐，长此以往，凉州诸将的实力，会一发不可收拾的强大，一旦曹操势衰，中原必将被觊觎已久的凉州将帅入侵！
把自己的发现归纳总结，卫觊决定立刻上疏，他建议要马上恢复榷盐制度，设置专门官员，加强对食盐的管控，基于凉州食盐完全仰仗于关中转运的现状，他提出了可以用食盐换取粮食的办法，这样不仅能迅速的在长安的常平官仓，积攒可观的战略储备粮，还能利用严控食盐，扭转关中百姓纷纷向凉州聚集归付的状况，在粮食积累到一定水平，再把粮食，和用粮食向内地换取的耕牛、犁杖等生产资料，借贷给百姓，鼓励开荒生产，这样用不了多久，关中积弱的局面就会大有改观，而对咸盐的输出控制，也从侧面削弱了凉州地区的军事扩张途径，假以时日，曹操就能用凉州的粮食，去收拾那些割据凉州的军阀了。
精明如曹操，在看到了卫觊的上疏后，立刻采纳了他的全部计划，卫觊因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建议，得以被召回并晋升，而随着榷盐制度的重新确立，凉州军阀的好日子也过到了头，没过几年，关中就凭借着咸盐，换取了凉州数十万斛的粮食，潼关之战，曹操就是依靠着这些粮食，在渭水击溃了马超麾下善战的羌胡长矛骑兵。所以，大家说，马超应是被咸盐打败的。
十二、女汉子孙尚香和刘备没有过爱情
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胜曹操，迫使意图混一南北的曹操，惨败退兵。为了巩固同盟关系，利用对方在荆州河南方向，抵御牵制仍旧强大的曹军，一年之后，按照政治联姻的惯例，孙权主动把自己二十五岁的妹妹，嫁给了已经五十岁的刘备，这一段姻缘，就是京剧《龙凤呈祥》的原型。
然而真实的历史，和京剧的情形有所不同，婚后的刘备，非但没有享受到京剧中那种新婚燕尔的闺房缱绻，与夫唱妇随的美满甜蜜，反而和这位娇妻关系紧张，形同陌路，更有甚者，在很多时候，他非常害怕自己的妻子，甚至恐惧到不愿意和她共同居住的状态。
英雄一世的刘备，竟然怕老婆？不错，这就是历史有趣的一面。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后人一般习惯称呼她为孙夫人，刘备与孙夫人，一个是雄踞一方的人杰，一个是家门显赫的闺秀，他俩匹配，原本应该是珠联璧合才对，即使存在年龄方面的悬殊，却也不是无法客服的障碍，何以二人婚后会陷入这种彼此厌恶的境地？嫁人之后的孙尚香，到底又做了什么天理难容的事，竟会让刘备对她退避三舍，畏如蛇蝎？
说起来，导致这段婚姻关系恶化的源头，主要是孙夫人那种超强的个性。据说，由于出身在军人世家，继承了虎将孙坚的血统，和孙家热血的荷尔蒙，孙尚香自幼尚武，不单喜欢舞枪弄棒，她还最乐于模仿男性，服饰装扮，走的都是女汉子路线，这个三国首屈一指的女汉子，平日不是戎装射猎，就是观摩军操，而且，她不单自己痴迷习武，还亲自训练培养了一百多名孔武有力的丫环侍女，这些丫鬟个个都披甲配剑，长于搏击，精于骑射。和刘备共同生活的一年左右，孙尚香不仅每天都把自己这支得意的女子特种部队带在身边，甚至自作主张，让她们代替了丈夫原有的卫士，在闺房的前后四周，站岗放哨，宿卫防守。长期被这些荷甲武装的丫环们包围着，自然招致了刘备的反感，也使得他越来越提心吊胆。
《三国志.法正传》中，曾引用了诸葛亮的几句话，来概括刘备当时害怕的程度：“主公（刘备）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强大），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也……”，每时每刻都被一百多把锋利的刀剑，和健硕的女汉子们包围着，“变生于肘腋之下”的情况，极有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为刘备想想，换成是谁，恐怕也不愿意接受这种精神压力和无形折磨，生活在这种让人窒息的日常中，刘备如果能对孙尚香萌生出爱意，那就真的见鬼了。
除了武装的丫环，孙尚香在成亲的时候，还从吴郡，带了人数众多，估计规模至少在一两千人左右的男性卫队随行，这部分配置了艨艟战舰的精锐军队，是她的哥哥孙权，以“嫁妆”的名义，特地安排在她身边“保护”她们夫妻的。
孙权的算盘打的很精，他一方面极力笼络刘备，一方面又想尽可能的控制刘备，两家联姻之后，他的人马也跟随着孙夫人，堂而皇之的驻扎进了刘备掌管的公安县。这几千名来自江东的客军，经常仗着孙夫人的名义，横行霸道，欺凌荆州百姓。面对着自己眼皮底下这些，口口声声说是来“保护”自己，跋扈至极的东吴武士，刘备明知孙权不怀好意，却敢怒不敢言。不能公开表达不满，内心却在持续怀恨，这也成为了他和孙夫人不和，情感上无法真正接受孙尚香的另一大原因。
正是由于孙夫人的背后，是强势且控制欲十足的孙权，加上她周围那些唯命是从的私人武装，对刘备本人生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威胁，这段老夫少妻的婚姻，迅速走到了尽头。
客观上看，刘备不是不想去爱孙尚香，而是孙尚香本就是孙权用来操纵他，一种情感方面的控制手段，即使她不是这种锋芒毕露的女汉子，刘备也无法与她白头偕老。
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夫妻和睦，婚姻关系延续，其实就意味着，刘备要永远与孙权继续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而合作状态下，刘备则需要处处对东吴委曲求全，迁就迎合，成为孙权的附庸。这对于雄心勃勃，早就打定主意，要掌握荆州，挺进巴蜀，用“隆中对”的策略夺取天下的刘备而言，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2022.06.19 于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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