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同官县的党组织成立于1927年5月，就铜川地区而言，应该是最早的党组织。为了搞清这段红色记忆，我多次驱车自西安回铜川，到同官“一高”（今铜川市一中老校区）“二高”（今陈炉红军小学、清凉寺），黄堡韦家原、耀县冯家桥、印台区阿庄小庄村、红土镇南村堡（今属宜君县云梦乡南堡子村）等地，实地采风调研，并查找了有关书籍和资料，基本搞清了这段历史史实。现与大家共赏红色历史，继承先烈遗志，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
1927年的中国，风云突变、波涛汹涌，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风云突变，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的大事件。这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战果赫赫；这一年，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血雨腥风，发动了4.12、7.15大屠杀；这一年，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这一年，毛泽东勇创新路，引兵井岗。回首1927，中国革命经历了大革命、大屠杀、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实现了由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折。特别是南昌起义，像一声春雷，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一年，全国的革命形势影响到了陕西省和同官县（今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
中共同官党组织创建于大革命时期的1927年5月，是陕西省党的活动和建党较早的县之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风暴震撼全国，给灾难深重的铜川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当时三原是陕西渭北各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也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方。1923年，三原建立了进步的青年团体共进社分社，随后建立了共青团、共产党组织，积极传播新思想和马列主义，其革命影响很快涉及渭北各县。同官县许多有志青年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慕名陆续前往三原求学。寇俊、冯又文、韦志奇等先后在三原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上学，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入了进步青年团体“渭北青年社”。1925年春、1926年夏，寇俊、冯又文、韦志奇相继加入党组织，成为同官县在外地最早加入共产党组织的革命青年。
1926年暑期，寇俊、冯又文、韦志奇三人受中共渭北区委的指派，回同官搞农运工作。冯又文、寇俊、韦志奇均在同官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今铜川市第一中学老校区）教书。他们以“一高”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委员会，并召开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会议根据西北地区党员较少的情况，提出了“工作集中”的原则，即将党的力量和工作尽量集中于渭河两岸地区，并提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作出了发展壮大党组织的决定。根据此精神，中共陕甘区委西路特派员耿觉(耿菊人)于同年5月，赴同官开展建党活动。经过短时的筹备，于同月在同官县城(今印台区政府所在地)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建立了同官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同官特别支部。
这个特支仅有冯又文、寇俊、韦志奇三名党员，归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中共同官特支（包括1928年3月成立的中共同官支部）成立后，由于有国共合作的良好基础，尽管蒋介石叛变革命，搞了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但在相对偏远的同官山城，冯又文、韦志奇、寇俊三人仍能以“一高”为立足点，利用自己是国民党同官县党部人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一、是宣传组织农民，成立农会他们利用红土、黄堡等地集会和城关泰山庙会登台讲演，号召农民组织团结起来，在农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做国家的主人。冯又文还兼任了黄堡农民协会主席。
二、是在农会的领导下，同反动恶霸地主作斗争--抗粮，抗租，抗款，抗捐，打恶差等。尤其是在黄堡组织的“交农”斗争，迫使同官县南区区长答应了农民提出的条件，取得了完全胜利。
三、是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发传单、张贴标语、游行，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
四、是组织成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直到1949年4月28日同官全县解放。
1927年7月，冯玉祥叛变革命，公开反共，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陕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韦志奇、冯又文和寇俊被迫退出同官县国民党党部，转入地下开展党的工作。之前，由于他们是同官县国民党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在县城绅士中发展的国民党党员皆为关系甚密的好友，又是地方乡党，所以，在国共合作突然破裂、政局动荡的腥风血雨中，同官的国民党党员和地下共产党员互相掩护，韦志奇、冯又文、寇俊3人有幸得以安全隐退。随后，冯又文出任同官县教育局局长，韦志奇被选为一高校长，寇俊仍为一高教员。不久，寇俊前往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中共同官特别支部三位成员的主要简历如下：
冯又文（1900—1943年），又名冯成彦，同官县黄堡区（今铜川市耀州区董家河镇冯家桥村）人，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底转为中共党员，是中共同官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00年，冯又文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当时黄堡地区重视教育之风盛行，冯自然入学读书，1924年7月，从三原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同官“一高”任教，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同年9月，根据上级“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组织”的指示，冯又文等人经过积极筹备，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创建了国民党同官县党部，冯又文任国民党同官县党部书记长。1927年5月，中共同官的别支部成立，他是三名发起人和仅有的三名党员之一。后因形势突变，党组织活动转入地下。1928年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张性初派郝祖义、黄侠仙夫妇来同官帮助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他时任县教育局局长，安排二人在“一高”任教。3月在教育局成立了中共同官支部，冯又文任支部书记，郝祖义任组织委员、韦思贤任宣传委员。时有党员7名。是年3月28日泰山庙庙会，冯借机举行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游行，组织学生下乡宣传、检查，为男子剪辫子，号召妇女放裹脚。有时冯又文亲自动手，剪辫子、放裹脚。韦同官地区的移风易俗、解放妇女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2年6月，和韦思贤一起组织和策划了黄堡地区的“交农”运动，取得了胜利。1933年，和韦思贤承包黄堡镇新村税务所，解决了同官党组织活动经费问题。1937年3月任陈炉中共同官“二高”教育支部宣传委员。1938年2月，中共同官工作委员会成立，冯任工委宣传委员。1939年，国民军闯入“二高”抓走了学生郭宏福当壮丁。冯、韦二人带领全校师生到镇公所要人，王玉顺镇长被质问的理屈词穷，将郭放还。1943年6月，在耀县夏家庄不幸遇难，时年43岁。去世后，同官地下党组织和同官各界人士前往吊唁。
韦思贤，又名韦志奇、韦子齐，1901年农历8月10日（即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生于同官县黄堡镇（今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韦家塬村），卒于1942年农历3月23日（公历5月7日），享年42岁。
1924年春，韦思贤进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求学，1925年春，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是同官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6年受中共三原县委委派，韦思贤回到家乡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和农运工作。回县后，他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取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支持。1926年9月，根据陕西省委“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的指示，他帮助国民党党员党文杰建立了同官县国民党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担任组织委员。
1927年1月，韦思贤带领其他革命人士在同官县中山区（县城关）、黄堡区、红土区成立了农会。1927年5月，在陕甘区委西路特派员的帮助下，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成立了同官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同官特别党支部。1927年7月，他被选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
1928年3月，在县教育局成立了中共同官支部，韦思贤任宣传委员，他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为党的事业吸纳新鲜力量。在此期间，为破除陋习、解放思想，他组织学生下乡进行宣传，并给妇女放脚、剪男人的长辫子等，他带领开展的移风易俗的活动影响颇大，深得人心。为了隐蔽党组织，保护同志，1928年7月，他被调到县教育局任督学。
1929年，陕西大旱，饿殍遍野。当时“民不安其野，官不安其位”，学校停课，学生放假。韦思贤参加了甄寿珊、杨万春等为首的讨逆军。两个月后，军队西行至甘肃固原地区（今属宁夏），他进行兵运、组织兵变的活动暴露，被迫返回同官，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1931年，韦思贤任黄堡区区长。当年天旱粮食减产，但县政府对所征税赋数额不变，他不忍心看着乡亲们忍饥挨饿，便向县长潘恩桐打电话说明情况，请求减轻田赋。潘恩桐假意约韦思贤到县政府相商。不想，他一到县政府就被拘押。他为民请命反遭迫害的消息传开，激起了极大的民愤。首先遭到进步人士反对，他们纷纷找县长交涉，为他鸣不平。潘恩桐见众怒难犯便释放了韦思贤。韦思贤是个硬汉，不畏强权，对于潘恩桐拒不执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体恤民情，而滥用职权欺官压民、专横跋扈的行径十分愤怒，他不顾个人安危，顺应怨声载道的民意，联络其他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上书陕西省政府并赴省告状。是时，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主席，他的秘书接待了韦思贤，即派员前往同官县调查处理。调查证实诉状所列事由属实，加之当时陕西农运兴起，省政府为了稳定局势，便撤销了潘恩桐的县长职务并将其调离。新县长到任后，便任命韦思贤为同官女子高等小学校长，筹办建校工作。
1932年天又大早，靠天吃饭的同官县粮食减产，但官府未减田赋，农民不堪重负。为此，韦思贤和冯又文发动并组织了黄堡的农民向政府上交农具，不再种地的请愿斗争（简称“交农斗”），确定了以减免征收粮款为宗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行动方针，并拟定了如果区上不答应则到县上与政府讲理的方案。书写了“官府不减粮，我们交农具”等标语口号。农历5月14日晨，黄堡区十八个村社的农民扶老携幼，扛着犁、耧、耙、耱、锄、镰等农具，牵着牛和驴、拉着骡子和马，从四面八方抵达黄堡区公所，高呼“交农、交农，地叫官种”等口号，把区公所围得水泄不通，加上逃荒难民过路群众等人数超万人，是同官全县人口的七八分之一，声势浩大。后经代表反复谈判，最后达成共识“减免当年粮赋五成”。民围官府说理取胜，尚属同官有史以来第一次。
1934年6月~7月间，韦思贤根据上级指示，组织金锁镇民团哗变。因被人告密，送信人遭国民党逮捕杀害而失败。他因此涉嫌遭敌军搜捕，被迫离开县城到乡间躲避数月，后因该军队换防调离此地，风声过后，他便到陈炉镇的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任教。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红军为策应张学良、杨虎城，1937年2月7日，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军进驻同官县陈炉镇，时正值寒假。司令部就驻扎在第二高等小学校（校址清凉寺），他得知后立即赴校，配合红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红军帮助建立了学校党支部，韦思贤任支部书记。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贺龙给了韦思贤300元大洋让添置桌凳和教具等。1937年4月，贺龙司令部移驻富平县庄里镇后，他还专程前往拜访。在红军的帮助下，中共同官临时工委成立，他任工委委员。
1940年春，根据同官工委的指示，他回到县城，再次担任同官县教育局长。为了安全隐蔽，进一步深入敌人内部，组织决定将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陕西省委组织部，从此与地方党组织不再发生横向联系，直至1942年5月7日，因意外事故，在三原逝世。时年41岁。
他一生为人无私正派，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深得当地百姓爱戴。
寇俊：出生年月不详，同官县中山镇济阳寨人。1926年在三原渭北中学加入共青团，同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秋，寇俊受中共陕西渭北区委的指派，回到故里同官县开展农运工作，在同官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教学，以“一高”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先后在黄堡区、红土区、中山区（今印台区政府所在地）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宣传教育、唤醒民众工作。1927年5月，在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下，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建立了同官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同官特别支部，寇俊是仅有的三位党员之一，也是该支部创建人之一。1927年11月，寇俊带领雷民汝等4人，到泾阳礼泉交界处镇压了反动豪绅王普生。1928年后下落不明。遗憾的是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
1927年5月至1949年4月同官党组织的发展情况：1927年5月，在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下，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建立了同官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同官特别支部。1927年7月，陕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转入地下。中共同官特支处于瘫痪。1928年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张秉仁派郝义和其妻子黄侠仙来同官帮助恢复、整顿党的组织。3月成立了“中共同官支部”，支部书记冯又文、组织委员郝义，宣传委员韦志奇，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7月，因国民党新军阀屠杀共产党人，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同官党组织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1937年2月，红二方面军进驻陈炉镇，及时与陕西省北路巡视员和地方工作同志商定，4月在陈炉镇成立了“中共同官临时工作委员会”，张如洲任书记，隶属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领导，辖支部11个，并建立了一个工人抗日救国会，5个分会。1937年5月，红军改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前，将地方党组织关系移交中共陕西省委，临时工委改为“中共同官工作委员会”，为同官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1943年7月，工委与上级党（省委）失去联系。直到1946年才和上级党接上关系，同官地区党组织的活动重新由1946年10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军分区在马栏成立的中共富同工委领导。
1946年3月至1948年5月，中共洛川特委、陕西省工委、渭北工委、路东工委等先后在同官辖区及周边地带成立了中共同富工委（书记郭希汾）、富同工委（书记雷振东）、同官工委（书记雷炜）、同官县执委，并组建了同官游击队一、二支队（另文详述），同官县大队等军事组织。工委和游击队以红土、陈炉及富平沿山一带为立足点，开展武装斗争，活跃在东到广阳镇，西到耀县西原，南到临潼、泾阳，北到云梦山等地的广大区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1948年3月，中共红土区委、陈炉区委建立，之后，中共广阳区委、金锁区委、城关区委相继建立。1948年5月，中共路东工委宣布同官工委改为中共同官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雷炜（中共铜川县委第一任书记），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了委任屈计君（铜川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为同官县代理县长的命令，成立同官县政府，办公地址在阿庄镇小庄村郭炳坤家。1949年2月20日，西北野战军占领同官。同官迎来了首次解放。3月16日，解放军奉命战略转移，暂时撤出了同官。中共同官县委、县政府同时撤到红土、阿庄一带。
2022年11月19日，我和铜川市医院退休高级医师、摄影师马和平先生驱车同往红土、阿庄。首先到了红土镇，在镇政府门前打听红色纪念地及知情人，准备采访。由于是双休日，镇政府在岗人员很少。两位干部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他们都不知情。幸好一位知情的长者路过政府门前，他们做了介绍。这位长者姓赵，红土街道人，中等个子，衣帽整洁，夹克衫、长舌帽，一副金边眼镜活像一位政府干部。他一听来意，就热情地拉住我的手，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
他说：“1932年5月，刘志丹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自照金出发，途径金锁、纸坊、马家塬，攻打红土镇。镇公所官员和民团纷纷出逃。陕甘游击队在镇上张贴布告标语，打开商号的库房和富户的粮仓，把布匹和粮食分给了穷苦的老百姓。随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刘志丹在大会上讲话，宣传红军的性质和宗旨，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跟着红军闹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他接着介绍了分粮的地点就在十字路口东北角，他家的门前。分的就是他家和杨虎城亲属开办的商户等三户富户的布匹和粮食。却原来赵先生的爷爷赵俊贤老先生是一位祖传老中医，也是一位开明人士，主动将自家的布匹和粮食拿了出来，让红军分给了老百姓。为了纪念刘志丹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红土地区的革命活动，2017年4月，中共印台区委、印台区政府，在红军分粮处，矗立了一块汉白玉石碑，上书“刘志丹红土镇放粮纪念碑”十一个红色大字，闪闪发光。赵先生还绘声绘色的为我们讲述了一段铜川老英雄，同富游击支队支队长许天洁和红土镇“两面政权”行政主任左新荣智借枪支的故事。1948年的一天，许天洁找到左新荣，言说想借几杆枪和子弹。左新荣想了想，慢条斯理的说：“老许，你看这样行不？”许说：“你说。”左新荣说：“镇上的枪，每年都要拉到县里去校验一次。我来安排最近去校验。校验回来的路上，你们把枪劫走。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多好！”许说：“老左，这个主意真好！你没责任，我得枪。两全其美。就这样办。”左说：“我还有个条件，一是不能伤人；二是骡子不能劫走。骡子是我借商户的，要我还哩。”许天洁痛快的答应了左主任提出的条件。不久，得知枪支运回红土的准确时间，同官游击队在县城到红土的山梁上，设伏劫走了几十杆步枪，解决了游击队缺少武器的难题。这个故事使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人心所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看到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之处。赵先生又为我们介绍了中共同官县委、县政府入城前的成立和办公地---阿庄镇小庄村和红土镇南堡子村的大概情况和路径。我们依依不舍的告别了红土镇和赵先生，前往第二个目的地。顺着曲里拐弯的山路，七拐八拐，行车近二十公里，中午近12时我们来到了阿庄镇小庄村。小庄村党支部张副书记热情接待并全程陪同了我们的采访活动。我们首先来到了同官县人民政府成立地和办公地旧址——铜川市印台区阿庄镇小庄村郭炳坤家。郭家建筑占地面积大约50到60平方米，旧房已不复存在，前后院新建多间平房，东西两边均有新建的民居。
同官县人民政府第一次成立旧址——铜川市印台区阿庄镇小庄村郭炳坤家旧照
我们见到了郭炳坤的侄子郭英才。他个子不高、微胖，身体结实，热情好客。他告诉我们，当年县政府在他家开会、办公，他家和隔壁邻居家有一个暗道，或在邻居家开会，或有情况时，可以随时从邻居家撤离。他说：“我的大伯郭炳坤解放后任过阿庄乡乡长等职”参观完县政府旧址，我们忘记了吃饭，在张书记陪同下，去爬山参观当年红军游击队出没或藏身的雄踞山顶的“镇风寺”。却原来这个小庄村地处一个山口上的风口处，过去风大时，房子被刮得片瓦不留，庄稼颗粒不收，老百姓无法生活。早在明朝时，老百姓集资在山顶开凿了多处洞窟，塑造了佛像，并在洞窟两壁雕凿了栩栩如生的上千佛像。佛寺宏伟壮观，居高远望，关中平原一览无余。每年佛寺都要举行法事活动，临近的三个村子轮流坐桩，千万人聚会三天，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好不热闹。以求佛祖保佑，镇住妖风，化险为夷。但风未镇住，却为红军游击队提供了一处藏身之地。这样的佛寺，当然要亲自登顶膜拜。但却忽略了三个问题。一是没有吃中午饭；二是自己已70高龄；三是自己患有二型糖尿病；四是对此山之陡峭估计不足。尽管张书记劝我不要去，言说山势陡峭，我说：“咱就是山里人，不怕，上。”可是，年龄不饶人，步行三里坡路后，开始爬山，到了大约1000米处，陡峭的石头路，一步根本上不去，要他们拉着上。再走，产生了低血糖现象，两腿一软，头晕眼花，一屁股坐在了石头上。休息了片刻，有所恢复，还要上。张马二人极力相劝，表示将石窟照片照齐全发我。他们又去了将近一个小时，回来后感觉我还是两腿无力，马和平立即下山往返了六七里地，在车上拿来了食品和牛奶、饮料，我连吃带喝加休息，身体有所恢复，他们一人在前接、一人在后拉，跌跌撞撞下了山。大家在张书记家吃了他媳妇精心制作的菜龙卷，踏上了归途。
石崖路最陡峭处的蛤蟆嘴（李晓信摄影）
这次铜川红区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红区人的热情、山里人的实在和他们心目中那份浓浓的红色遗传。看到这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和工作呢？
镇风寺石窟千佛洞（马和平摄影）小庄村凉亭、古井及镇风寺石碑（李晓信摄影）
小庄村今非昔比，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凉亭立在古井旁，戏楼子矗在幸福院，新房变成了水泥平板房或小楼，再也不怕狂风肆虐了。多处养殖种植场生意兴隆，一处养牛场的牛肉在国际市场卖到5000元以上/公斤，当然是世界顶尖的牛肉品种了。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该村不光风景秀丽，地处距离铜川老市区将近50公里的大山里，但早已接通了天然气。村民高高兴兴、喜笑颜开，乐不可滋。一位村民开了一座“红军商店”，多位村民在此打牌下棋玩乐。我问老板：“你为什么叫红军商店？”他说：“为了纪念红军在此打游击和红色政权在我们村里成立，我的名字就叫‘红军’所以商店也命名‘红军商店’了。”看来红色政权和红军游击队在这里的老百姓心里扎下了根。多好的老百姓、多好的山里人！我爱他们。1949年4月28日，同官县全境解放，县委机关、县政府由红土镇南村堡（今属宜君县云梦乡南堡子村）迁入县城。5月1日正式办公。中共同官县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铜川县委员会，同官县政府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改称铜川县人民政府。
解放前的同官城内街道（冯均仓提供）解放后整修过的文庙大殿接受领导验收照（冯均仓提供）铜川市印台区区委、区政府（冯均仓摄影）
说明:陕西省同官县后因城市发展原因成立了印台、王益两个区，除部分乡镇划归耀县和宜君县外，两区管辖范围基本是古同官县管辖范围。
（冯均仓摄影）
附：1.说明：本文有关史实参阅了政协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委员会编著的《铜川郊区文史》和政协铜川市王益区委员会编撰的《王益星火》等书籍及网文。
2.作者简介：
李晓信、男、陕西省铜川市人，大学文化、EMBA、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陕西省作协会员，先后任多家省、市医药（集团）公司企业领导、顾问，铜川神州书画研究会文学艺术顾问。出版有文集《感悟-古都情缘》《感悟-沧桑岁月》；编有《药品GMP认证培训教材》等书；近几年又在国家、省市报刊、网络，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管理论文。曾获得省、市级多项荣誉称号。被誉为“是我省医药行业资深的专家和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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