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衡南、耒阳一带的自然村里，雨后春笋般地拱出一颗颗独特的文化明珠。

    它们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小一点的两“进”，大的三“进”。它们外观上具有强烈的穿越感，悬山顶造型，吉禽瑞兽林立翘檐；古色调的外墙；雕梁画栋，匾牌高悬；大门正中上方和两边刻一些诸如“世代发华”“万世其昌”“吉星高照”“紫气东来”此类遥远的文字；大门口两边立一对古里古气的石狮；里面一个大大的天井，屋子最里面正中的地方供奉着先人牌位，墙上有着“祖宗明德远矣,子孙勿替引之”之类的文字；牌位正上方重重叠叠悬挂着同宗其他村送来的匾牌，上面题一些如“宏基永固”“华堂集福”“同根同脉”的鎏金大字……在小洋楼、平顶房的流行风中，它们的古香古色、人文厚重、自成一派，与现代乡村这幅油画似乎有些不搭。

      对湘南一带了解不多的人会误以为它们就是传说中的祠堂。就物化外表形式来看，它们与祠堂很相似。只是祠堂更大些、更精致些、更庄重些。除此之外，它们的某些功能以及浓厚的宗族性与祠堂也有很大的相通性，比如用于祭祀先人，比如它们与姓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但是，它们不是祠堂。在当地，它们被叫做“大厅屋”，也有个别的叫“大堂屋”。在功能上，祠堂是修谱和教化族人的地方，大厅屋则不是。在分布上，祠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现象，大厅屋貌似是湘南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产生时间顺序上，我猜测应该是先有祠堂，后有大厅屋。古代，人们迁徙没有现在这么频繁，以血缘为基础的姓氏长时间把相同姓氏的人们固化在一个较稳定的地方。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附近同宗族的人为了一起祭祀先祖，记录家族历史脉络和教化族人，建起了祠堂，这大概是祠堂产生的历史渊源。后来，因为大迁徙和人口发达的缘故，人们以祠堂为圆心不断向外扩散，他姓成员不断渗入，祠堂成了日渐遥远的精神纽带，湘南一些自然村受祠堂的启发建起了大厅屋，在远离祠堂的地方代行祠堂的某些功能。据考证，“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至于什么时候有的大厅屋？没有考证。但是，感受得到，祠堂是在相近地域基础上流着相同的血，“大厅屋”是在相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包容相近的地域，是祠堂的延伸与补充。当然，两者骨子里流着的都是儒家文化的血。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也许是这个原因，不少人将大厅屋、家庙、宗祠混淆不清。现在，有些新建的大厅屋，将“世彩第”“龙门第”等属于特定姓氏的堂号题刻在大厅屋的正门上，又模糊了大厅屋与祠堂的边界。

      这几年，衡南、耒阳一带不仅着手修复祠堂，更是大张旗鼓地新建大厅屋。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不足百人，新建大厅屋需要资金三十多万，平均每人出资要三千多元。对于刚刚实现小康的村民，这不亚于天文数字。结果，村民一个也没少交，家境好一点的还主动多交了。我们这些在城市定居的游子，如果独身的，可以只交一份；成家立业了的，家庭所有成员都要尽一份力。记得村里建大厅屋那会儿，村里的道路还没有硬化，究竟是先修路还是先修“屋”？村民意见一边倒——修“屋”，说是再穷也不能“穷”祖宗。去过我家的朋友们，特别感叹，断言他们老家虽然是城郊比较富裕的地方，但要办成这样的事情断无可能。因为，他们老家居民姓氏构成比较杂，离城市也比较近，对大厅屋的一些功能缺乏那种非必须的需求。

      确实，如操办红白喜事，城郊的村子可以借助身边的城市来解决，偏远的山村只能逼出大厅屋这么个创意。大厅屋都带厨房、物品保管室等，还配齐了桌子、凳子、碗筷和各种炊具。村民每次办喜事只要交六百左右的租用费，如果有损坏或丢失了物品，照价赔偿。我们村的大厅屋虽然只有两进，但上下两层楼可以摆席七十多桌，最大化满足了村里大聚集的需求。有了大厅屋之后，场地不再是问题，人手倒成了问题。现在，村民大多在外面打工，平时就剩下号称“386061部队”的妇女、老年、儿童在家留守。在过年之外的时间里办喜事，很难请到人帮忙。怎么办？按规矩办。村里定了个规矩，村里办喜事，每户人家要义务出一个帮工；如果出不了，请交四百元的雇人费，由村里另外雇人。这规矩既管用又通人情，没人有意见。

      大厅屋还有一项重要用途——敬奉先人。每年除夕中午，每家每户用一个盘子摆上煮熟但没切开的鸡、鱼、猪，俗称“三牲”，端到大厅屋敬在先人牌位前，由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主持，率村民向先人行隆重的祭拜之礼。然后，再把自己家的“三牲”端回去。初一上午，村民会相约一起到附近同宗族村里的大厅屋相互拜年；辈分晚的村子又会约好一起到附近发源村的大厅屋去拜年，这叫做“朝祖”，往往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龙灯狮子贺新春，很是隆重，族人的感情进一步亲近。

      这些年，湘南一带新建大厅屋的民风正盛，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张力与两个文明高度发展的驱动力双重作用的结果，也是文化治理传承与制度治理创新相融合的结晶。在欧化、现代化的建筑外观势不可挡地在乡村大肆贴牌的大潮里，造型复古的大厅屋不是另类，而是现代乡村的画龙点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