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是农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大片一大片荒芜的茅草、芦苇、黄蒿和数不尽的荒坟堆。

这里是历史上血吸虫病的重疫区，解放前这里的人大多死于此病，有的整个村庄死的死，逃的逃，而被湮没，因此留下了这片荒凉的土地和荒坟野冢。

县里委任的场长、副场长及工作人员，都借住在一间比较宽大的农户家里办公，晚上用稻草开地铺睡觉。

80名下放干部和一部分招收的农工(绝大部分是河南外出打工的农民)，住满了附近的几个村庄，都是住在农户的堂屋里，睡地铺。

下放干部与河南农工每天主要是在大片荒原上挖树兜、割茅草和芦苇、挖掉荒坟堆。每人有3件工具：一把铁锹，一把镢锄，一把镰刀，为下一步拖拉机开垦翻耕清除障碍。  下放干部们离开机关和家庭来到这荒凉的垦区，生活和居住条件十分艰苦，但绝大多数人在政治工作的鼓励下干劲很足，在严寒的冬季都是脱掉棉袄穿着毛绒衣干活，每天干得汗流夹背，收工回去也只能是半盆温水擦擦身，洗洗脚，换换衣服而已，根本谈不上冲澡，一个月也没法洗一次大澡。个个累得腰酸背痛，天黑了都来不及地快点倒在地铺上呼呼地睡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更让人恐怖和恶心的是在挖荒坟堆时，挖出棺材中的累累白骨和毒蛇、蜈蚣、蝎子等毒虫，被蛇虫咬伤者，时有发生。

（二）

农场有一个医务室，设在农户家里，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理员。医生的医术较高，医德很好，但药品缺乏，医疗设备全无。医生虽好，也难为“无米之炊”。

加之这里是血吸虫重疫区，虽然解放后县里在离此地仅几里地的小集镇坡子场设了一个血吸虫防疫站，常年为疫区老百姓治病防病，但在下放干部中怕感染的思想压力仍然很大，因此有的人怕接触疫水，有的情绪消极，有的称病不出工。更有极少数人经不住这种恶劣环境的考验，特别是女队员常哭哭啼啼，要求脱离组织，离开这“鬼地方”去自谋生路。

如县花纱布公司有个女干部，当时大约有20几岁，武汉市人，一口标准的武汉话，是省财经学校分配到沔阳来的，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当时衣着极其俭朴、单调的年代，她的着装打扮，言谈举止，一眼就看得出是来自大城市的姑娘。

在当时人们观念中，是典型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谓“三门”干部。自然逃脱不了这次“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厄运”。她思想单纯，是下放女同志中唯一的外地人。

刚下放时还是咬着牙拼着干，手上起的血泡比别人多，也不叫苦，但使她最心惊胆颤的是挖坟时，累累白骨和蜈蚣蛇蝎。

最后她终于忍受不了，向我提出请求：“队长，这开荒的劳动，我实在受不了，我怕蛇，怕白骨，怕棺材，这30多元钱的工资我拿不到手了(当时一般干部工资只30多元)，我坚决回家不干了”。

我对这个武汉姑娘的陈述表示同情并说服动员她，要克服目前暂时困难，明年春天就准备建一些草房子，今后条件会好些的，上面讲的下放3年我想是不可能的事，搞个年把时间就会要调回去的，要有勇气坚持下去。

我说我负责给农场讲，给你安排菜园劳动和其它杂事，不出去挖坟割草。

姑娘对我的话，十分感激，但最终还是执意要放弃工作回武汉。

最后我对她讲：“你要放弃工作回家的问题，是县组织人事部门和你们公司的事，我没有这个权批准，我虽说是带队的队长，只要求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劳动，其实，你也知道，我每天都是同大伙们一道出工，一道收工，而且还带头做重活、做脏活，下放干部的思想工作和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去做。你去意已决，那我只能把你的具体情况向组织部门写个报告并抄报你们公司，看县里怎样答复”。  

后来这个姑娘离开了农场，是回了家，还是另调他处，不得而知。类似弃职离开农场的人，好像还有二、三人。

（三）

经过一冬的开垦、平整、翻耕，农场荒凉面貌有很大改变。

第二年春天，一部分人继续开垦、翻耕，一部分劳动力投入建房，包括下放干部和农工的宿舍、伙房食堂、农场办公室、会议室、仓库等。

在这荒凉垦区，建什么样的宿舍?什么样的食堂?什么样的农场机关?当今的青年人是不可能想象的。一不要砖，二不要瓦，三不要钢筋水泥，四不要泥瓦工匠。经过下放干部和农工们2个多月的日夜奋战，40多间宿舍、厨房、场部办公室、会议室、医务室等全部建成。

住在老百姓家里睡地铺的人们，都搬进了新居。农场场长和工作人员都搬进各自的办公室，农场医务室的牌子也挂起来了。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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