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九十一）

话说在长沙“文夕大火”之后几天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这个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在会上，蒋氏慷慨陈词：“我还是在武汉说的那句话：自今伊始，惟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戮力于全面抗战，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听着这话，诸将都有一种“国破家亡，军人何堪”的凄凉悲壮。搁现在这些过惯了和平安逸生活的人们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体会到那种“将军百战死”的悲愤感觉的。

这次会议还明确了抗战第二期的指导思想，即“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方针。

表现在作战的指导思想上则是“后退决战”。

而把这个“后退决战”的战略总方针付诸实战并演绎出威武雄壮活剧的，是抗日名将薛岳。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原名薛仰岳，后因崇敬岳飞改名薛岳。

薛岳极有血性，脾气倔强，为人孤傲，人送外号“老虎崽”。

他十岁入黄埔陆军小学，十三岁入同盟会。他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期间，曾从叛军陈炯明的炮火下救出了孙夫人宋庆龄先生。

薛岳在参加了南岳军事会议之后，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行陈诚司令长官职。次年（1939）一月，他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薛岳脾气火爆，做事认真。

他在当湖南省主席期间，提出了“安、便、足”三字方针。“安”是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便”是“便民、便国、便战”；“足”则是“足粮、足兵、足智”。

薛岳还搞了个“六民之政”，即“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他在湖南一方面发展生产，一方面整军备战。他的这些措施后来为打赢第一次长沙战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就在老蒋召开南岳军事会议的时候，日本政府在紧锣密鼓的炮制着一个由投降派组成的“中华民国政府”。

经过反复权衡，他们相中了坚持鼓吹“抗战必亡”论的逆贼汪精卫。

汪精卫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议长。此刻他正在躲在大后方的陪都重庆不厌其烦地散布他的那一套悲观消极的投降言论和所谓“和平救国”的方略。

他认为，如果再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久，日军就会占领全中国。不如在还没有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存一些力量，在谈判中多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待日军撤走之再奋发建设、增强国力，与外强争个高低。

这就是所谓的“保种保民”的“和平救国”路线。

汪精卫的这一套与东京大本营的如意算盘不谋而合。

他们指示在华特务机构与汪秘密接触。就在武汉外围中日百余万大军厮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的惨烈时候，汪逆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却在上海与日本大特务影佐桢昭、今井武夫秘密商谈着“和平建国”的“大政方针”。

1938年12月19日下午，越南河内机场。

一架小型飞机上走下来一行人，为首的那个步履慌乱、强颜欢笑的人正是为国人不齿、遗臭万年的汪精卫。

汪精卫的后面紧跟着的女人是他老婆陈璧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几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他们是从重庆到成都，再取道昆明，骗取了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信任，以考察为名跑到越南河内来的。

此刻，远在第二战区亲自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的蒋介石还蒙在鼓里。

1938年12月21日，陕西武功。蒋介石正在第二战区主持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

参加会议的除二战区外，还有部分一、八、十战区的高级将领。

蒋对陕西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感。

两年之前，这里曾是他的伤心之地。一想起那个让他颜面丢尽的西安事变，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虽然二战区打了一个让世界瞩目、让中国军民扬眉吐气的平型关大捷，但那是十八集团军打的。而十八集团军的前身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另一次惨烈的战役也是二战区组织的，即著名的忻口战役。这次战役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我军伤亡太大而告失败。

所以老蒋对这两次战役只给了轻描淡写的表彰，主要是褒奖了将士们忠勇的爱国热情和忘我的牺牲精神。

话锋一转，他又说到了刚刚结束的武汉保卫战。

蒋说，日寇尽管占领了武汉，但在我国军忠勇将士顽强抗击之下，亦受开战以来未有之重创，死伤兵员达二、三十万。

特别是南浔路的万家岭战役，一举全歼日军凶悍之精锐116师团（日军的师团建制相当于我军军级作战单位），而日军自开战以来还从未全歼过我一个师及师以上的单位。这不能不是日寇之一大败绩！

老蒋还充分肯定了五战区部队在武汉保卫战中的英雄业绩。

信阳保卫战从8月打到10月，在我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孙震的22集团军以及宋希濂的71军、张自忠的27军、田镇南的30军等部队的英勇阻击下，日军第二军的13、16、等四个师团弃尸盈野，束手无策。

据日军自己统计宣布，此役日军伤亡二万一千八百余人。

川军陈书农的45军在罗山与敌血战，予敌以重创；赶来增援的胡宗南的17军团截住敌人一顿猛打，一举歼敌五千余众。

老蒋在讲得口水四溅的时候却没有多说我军的损失。

整个武汉保卫战，我军的百万大军伤亡竟然高达50%。

在川军124师在罗山与敌血战的时候，胡宗南突然擅自后撤，致使日军从124师的侧面进入，形成包抄态势。

124师死战不退，几乎全军覆没。

事后的检讨会上，124师的少将师长曾元差一点就做了蒋介石的刀下之鬼。（此前以丢失阵地罪已经枪毙了167师师长薛蔚英。）而胡宗南却因是蒋的嫡系爱将，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后来，作为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每每想起此事就火冒三丈，破口大骂。

当然，有了南岳军事会议的“茅厕风波”的教训，老蒋对这件事绝口不提。而是说，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都是国之干城、民族精英。

老蒋说，日军虽克武汉，但军力已达极致。日本全部陆军为25个师团和数个旅团，在日本国内的只有一个近卫师团，其余皆在中国。

在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国内向一线部队补充兵员多达六次。以至有些师团几乎全是新面孔，日国内亦无力负担。

连日军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之主力，（日）即已达到攻击之极限。”“（日）已无应变之能力。”

老蒋越说越有精神：“年初，日本当局宣布不以我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是对我极大之侮辱。那我们就奉陪到底，小打小陪，大打大陪，一直打到抗战全面胜利！

还有更可笑的，日本当局在占领武汉之后，竟然说我中央政府已经降格为地方政权，笑话，天大的笑话。谁给他的这个权利？我不代表中央还有谁代表中央？但是，我们要警惕，警惕日本当局搞新的阴谋，他们想要在中国搞一个傀儡政权！”

正当老蒋讲得来劲的时候，侍从室主任林蔚神色紧张地走过来，俯在老蒋身边说：“校长，张群副院长来了紧急电报。”

会议主持人马上宣布休会。老蒋一看电报，顿时额头青筋直暴，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原来是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从重庆发来的绝密紧急电报。

电报称，汪精卫、周佛海一行人于12月18日潜出重庆，乘飞机取道昆明，跑到越南河内去了。他们此去的目的是要背着中央和国民政府偷偷与日本政府进行“和谈”。

蒋介石看完电报，不由得大怒，把假牙咬的咯咯响，连骂了几个“娘希匹！”

他揣度，汪精卫此举性质十分严重，若处理不好可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后果。国民政府有可能分化瓦解，抗日阵线亦有可能离析崩溃。

老蒋脸色苍白，越想越可怕。他马上吩咐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详情；同时请龙云转交一封电报给汪精卫，劝其立即回国，切勿与日寇和谈。

老蒋又急电正在越南进行国事活动的外交部长王宠惠，令其立即与汪逆会晤，力劝其幡然猛醒，立刻回国。并表示，只要人回来了，既往不咎。

蒋在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的同时，又派谷正鼎亲自前往河内当面劝阻。谷的两个兄弟正伦、正纲，被世人称为“一门三中委”，很是显赫。且谷正鼎也是“改组派”，与汪私交甚厚。

蒋介石给谷的任务是，能将其劝回是最好的，实在劝不回也要将其逼走。他还要谷带了大笔的钱和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个人的护照，力劝几位赴欧“考察”。

谁知汪精卫根本就不卖老蒋的账，当着谷的面破口大骂蒋介石，声称“绝不上老蒋的当。”

谷正鼎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谷一走，汪精卫立刻对陈、曾二人说，从现在起我们要特别小心，我已获可靠情报，老蒋要取我们三人的项上人头。

汪精卫潜逃河内，可乐坏了日本当局。

12月22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愿与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携手合作，日、满、华三国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这就是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为了回应日本主子，汪精卫于12月29日在香港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

洋洋千余言，归为八个字：“与日言和，携手防共”，实为四个字：“卖国求荣。”

中国的事，坏就坏在这帮汉奸手上。

汪精卫在发表“艳电”的第二天，竟然慎重其事地建议日本政府，“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

好在汪逆的“艳电”出笼的前一天，中国国民政府就抢先发表了揭露日、汪阴谋的严正声明。

蒋介石向国内军民和世界舆论发表演讲，对近卫声明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驳斥，指出这是日本政府分裂中国内部的阴谋，是进一步灭亡中国的毒计，中国人民不要受其迷惑，而应将抗战之伟业毫不动摇地进行到底。

蒋“委员长”的讲话有理有据，言辞犀利。洋洋洒洒，八千余言。

这篇好文章是老蒋的“文胆”陈布雷先生在短短的二个小时里一挥而就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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