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市作协文创园创作基地掲牌仪式上，我见到了老朋友——黄亚和。久别重逢，他依然那么儒雅、潇洒，依然那么热情、亲切，我们紧紧相握的手，久久没有分开。
与黄亚和相识，还是他在位于现城南体育场斜对面有线广电营业部的楼上，那时，这里是“清江市广播站”，他是几位记者之一。我八十年代初在石油化工厂政工科工作，同媒体就有联系。后担任石化厂组织宣传科长、淮阴热电厂厂长党委书记、淮钢集团宣传处长，与后调入报社的黄亚和就没断过联系。尤其是在淮钢工作期间，与黄亚和主任的联系更频繁、更密切了。我们年龄相仿（大我三岁），说话投机，自然成为好朋友了。
他，头脑敏捷、思路开阔、功力深厚、报道迅速，为企业写了好多好报道。当然，他为全市写了更多的好稿子。他是我市“名记者”“优秀记者”的称号，当之无愧。
他的著作《天高月自明》（上下册），2017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反映他记者生涯的著作，更是一本淮安社会发展的记录，其资料性特强，是研究地方史的宝贵的不可多得的好资料。
黄亚和自序
出版《天高月自明》，既算是我从事专职新闻工作近40年的回溯，又算是珍惜创造。
近40年间，我写了360多万字的新闻作品，其中，有400多篇作品在国家、省、市级评比中获奖，有多篇获国家级一等奖。然而，由于客观因素，大都散失掉了，其中，散失的还有“出口转内销”如朱乐天校长告诉我，我写他们学校的早期作品还被中央军委秘书处收藏。
生活中，有不少人整天为不尽如人意的环境而苦恼焦虑，甚至灰心失望，丧失信心。其实，人生在世，难免要常常面对各种挑战和诱惑，尤其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里，新旧观念相互撞击、信息扑面而来的今天，更是如此。比尔·盖茨说：“生活是不公平的，要去适应它。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话不无道理。
人生的历程告诉我，面对现实，改变自我，天高地阔；埋怨环境，天昏地暗。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客观条件的改变上，不如将希望寄托在挖掘自身的潜能上，改变从自我开始。
1952年5月20日，我出生在中国三庄(江苏省响水县周集公社朱圩大队三庄生产队)的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红色革命家庭。
这个家庭，被国民党视为“共匪老巢”。我的祖父是传奇人物，他与毛泽东同龄，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当地地下党书记。祖父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家里及亲属中“带”出9名共产党员，而且，在子女中培养出数名党的中高级干部。年龄不够人党就入党的父亲在兄弟中是老小，抗美援朝时，他是连指导员，正当他入朝之际，祖父闻讯，立即追回(以大儿已入朝，生死不明，得留小儿养老为由，经组织把父亲留下)即转到地方工作。无奈，父亲只得委曲求全。他做过私塾先生，当过学校校长，任过公社文教助理，直至任县公路站“一把手”。
受祖父“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伟大人格的影响，在严父慈母对我的“正统”教育下，我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懂得了什么叫担当，什么叫立德、立功、立言，什么叫拒绝平庸、追求卓越，不经意间与“笔”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上学，我并不是“好学生”。上小学时，数学成绩很糟糕，偏爱语文，作文本被老师发给全班传阅，有时被老师撕下贴在学习园地供同学学习。上初中时，周南老师“抓住”我，让我在全县万人大会上发言，发言稿自备，只好“逼上梁山”。
务农，我是个“不合格”的农民。1971年12月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啥活都干，啥活都不精通。为挖地提速，我以高于别人四倍的速度挖完地。谁料，因“猫盖屎”被祖父逮了个正着，责令我返工。1972年12月初，我主动报名去挑河工，谁知，只在河工工棚三天，第一天搭丁头棚，第二天，不知谁走漏了消息，“黄家大少爷”在此，突然，县里一姓薛的带工领导(响坎河工工头)找到我，叫我不用扒河!干啥?写广播稿!还严肃地宣布：这是响水县响坎河工程指挥部的决定!正准备进入角色的第三天上午，公社人武部来人通知：立即回家参加征兵体验。于是，告别了丁头棚。12月12日，我穿上了绿军装。
在家，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祖父教我学算盘，“狮子盘绣球”，简单易学，进位难学，学不上，被祖父用车襻抽过。原来，祖父对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生产队会计。最终，随着我的参军人伍，祖父的理想“熄灭”!
参军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本想从此不再拿笔了，可事与愿违，在政治学习、军训中，眼睛挺“贼”的基层领导发现我“风格独特”，于是，在新兵连就“命令”我给全连战士讲课：“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于是，下连队后，连里的发言、表态、汇报等文字的活都派到我头上了，很快，我没当副班长就直接从战士提为班长；于是，羡慕、忌妒、恨爆发。之后，我躲“文差”，“文差”偏偏追着我。批判“四人帮”，在全院大会上发言，这一重担又撂给我了。由于我的精心写稿，发言“一炮打响”，就在我发言尚未结束时，作为正军级的院长、政委就在主席台上交头接耳，原来是我的发言震动了他们，会后，他们责成政治部主任成立“稿件修改小组”，对我的发言稿进行修改，改后立即送《解放军报》刊登。然而，批“四人帮”是按阶段进行的，等政治部把我那篇发言稿改好，再送到报社时，批“四人帮”已转段了。发言稿就这样很遗憾地被判了“死刑”。虽遗憾，但这为我正式进人新闻媒体作了一次“实弹演习”。
1977年，我光荣入党，当年，国际关系学院组织部门准备提拔我到日语系任文书(排级)，我放弃了，于1978年4月，响应国家“要建十来个大庆”的号召，复员到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工作。
我干专业新闻记者是从1980年春天开始的，那年春天，我由石油部物探局正式调人清江市广播站做记者、编辑工作。那时，没报纸、没电视，广播是唯一的新闻媒体。后来，广播站并人淮阴人民广播电台。由于我喜爱这份工作，所以，干起来如鱼得水，不仅在本站、本台年年超额完成写稿指标，而且稿件质量出众，好评如潮，台长刘清湘还常为我的作品写评论。同时，我的作品也应了陆游的那首诗：“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即我的作品频频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见报。
1993年，《淮阴日报》创办《淮海晚报》并向社会“招兵买马”，当时想进报社者如潮，亦很难，必须通过“双考”(考核、考试)方能调进。而我则是全市唯一一名“双考”全免调进者。后来方知，报社党组在研究进人时，晚报总编田林高只说了一句话：“黄亚和都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块文章，还用‘双考'吗?!”
调进晚报后，我干劲倍增，时间不长，同仁送我一雅号“黄头条”。省新闻出版局领导来晚报时，田总特地将我作为“高产记者”的典型向他们作介绍。
我任《淮安日报》教育部主任期间，颠覆了陈旧的办报思想，创办了吸引全国众多报社前来学习的王牌教育专版《教育新时空》。
我从未上过大学，却经常站在大学讲台上为大学生授课。
我不是教育家，但我的教育思想被广为传颂，《湖北日报》载文称我为特别教育专家。
我是事业与家庭两不误，女儿拿下双硕士研究生学位后，又考取上海戏剧学院，攻读博士。
成果卓著，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在调人《淮海晚报》之前，我早就被扬子晚报社聘为首批特约记者，一直干得很出色，被总编朱铭佐看中，要挖我进扬子晚报社，1995年的一个晚上，他直接打电话给田总，提出要调我到扬子晚报社。次日，田总很生气地找我谈话，我不知情，但田总还是不容商量地表明：“我不能放你走，你采编独当一面，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来与我们一个报社竞争!”
在淮海晚报社，先做记者、编辑，后任专刊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再后又任《淮安日报》教育部主任。
大诗人李白有诗云：“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近40年来，我的作品之所以频频见诸报端，那就是因为我学习不断，写作不停，深人采访，精心写稿。让我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40年来，我从未因职务变化而不写稿，做主任几十年，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虽说有时也想偷偷懒，但被采访单位“一把手"不让!
激情燃烧久了也想歇歇，好不容易盼到55岁退二线，没想到，社长徐利华找我谈话：“二线你不能退，党委决定你推迟一年退二线，这一年，你要为报社培养出一名主任来，这是政治任务!”无语，谁叫咱是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吧!
退休后，《扬子晚报》相邀，盛情难却，只好继续笔耕!
近40年来，我采写并发表的报告文学、消息、新闻特写、专访、通讯、评论等作品达360多万字。其中，不少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反响集中体现了一个记者的新闻敏感度与超前意识，如，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专访《历史的传人》后，连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华人，都不远万里地来淮找刘石匠刻碑；如，我采写的市府东迁的消息，在《扬子晚报》头版头条见报后，当晚就有不少在上海、南京的淮阴人士打电话给我，询问此事，很快，水渡口的房价飙升；再如，我采写的《清河举全区之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在《淮安日报》刊出后，区教育局王德明局长见到我说：“黄主任，您报道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果然，两年不到，国家教育部发出号召：在全国推行教育均衡发展。
近40年内，我的获奖作品甚多，从市一等奖，到省一等奖，再到全国一等奖，屡见不鲜，受市委宣传部表彰一次，受市委市政府表彰一次，受《淮安日报》、《扬子晚报》表彰多次。那一本本红色获奖证书，是我用心血与汗水浇铸的。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退休后，我常常思念我的同学、我的战友和我的同仁。常言道：“千古知音最难得!“在人生旅途上帮助我的人，更是在我的怀念之列：庄其荣(原淮安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田林高(原《淮海晚报》总编)、周正荣(原《新华日报》总编)、杨步才(原《新华日报》副总编)、朱铭佐(原《扬子晚报》总编、徐利华(原《淮安日报》社社长)、刘葆(淮安报业传媒集团公司总经理)……这些人太好了，我不把他们当做我精神上的领导、同志、同仁、朋友，而当他们是我的先生。
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历史的见证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本书是从本人作品中选出的部分作品，如果对人们成人成才成功有帮助的话，如果对提高一所学校的办学品位与对促进一个单位发展起作用的话，那就是本人的最大心愿!当我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如有优点的话，大部分应归功于我的合作者，至于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正确的见解，当由我自己完全负责。
本书分上、下两册，每册40万字左右。
黄亚和
201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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