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勤部队第6、第1支队33大队（铁13师61团）罗旭东

中国后勤部队第1支队工程指挥部主任龙桂林之子龙龙 提供资料

龙桂林

1965年，应越南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派出了志愿工程队，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再展雄风》，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第1支队工程指挥部主任龙桂林的回忆文章。

1965年3月，根据中越两国协议，总参决定派出人员先期赴越了解情况，为总部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龙桂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向我交代任务说：你是一个老铁道兵了，现在有项重要任务交给你去完成。他说，根据越南战局的发展，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为有效地部署铁道运输战线上的援越抗美工作，决定派出一个铁道工作组到越南进行现场勘察，帮助越方拟制铁路抢修及对空防护方案。铁道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勘察河内至友谊关、河内至老街两条铁路的情况。总部指派你担任铁道工作组的组长。”

时任铁道兵学院副院长的龙桂林感到有些突然。同样是3月，使他想起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担任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叶剑英随从参谋的他，刚回到延安就被总参谋长叫去，也是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派他到东北铁路总局工作，那里非常需要专业干部。叶剑英知道，龙桂林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时，就是铁路工人，还当过乘务员，是铁路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军委1局和军调处工作的6年间，他工作踏实，认真负责，思路清晰，又有文化，是个可以担当重任的年轻干部。此后，龙桂林就与铁道兵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5年4月，龙桂林率铁道工作组10人，随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为团长的中国勘察团（包括其他各军兵种勘察组）到达河内，随即开展工作。40多天里，他们“有时乘车，有时步行，每天平均勘察地段在10公里左右，足迹踏遍了越北500多公里的铁路线。”通过现地勘察，“在摸清了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和线路、桥梁的实际状况，认真分析，权衡利弊，很快提出了线路、桥梁改造、加固、新建，以及对空炮火防护的预案。”越方对工作组的工作表示满意，同时请他们向中国政府转达提供更多援助的要求：“加强河内以北铁路抢修、保障工作，并加速行动。”

铁道工作组在越南期间，“总部根据中越两国协议，于1965年4月18日下达了组建援越铁道、工程部队预先号令，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赴越南执行抢修、防护铁路，修筑国防工程的任务。其中规定，由铁道兵组成志愿工程队第1支队，担负河内至友谊关、河内至老街两条铁路的抢修和防护，友谊关至克夫铁路的改建，克夫至太原铁路的新建任务。”

龙桂林完成勘察任务回到北京后，又随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到总部接受新的任务。原总参谋部李天佑副总长对他说：“你带领工作组出去勘察了几十天，很辛苦。但总部领导再三考虑，认为你出去勘察对情况比较了解，为更好地完成铁道兵援越任务，决定还叫你带领部队出去。时间紧，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你有何意见？”他当即表示：感谢总部领导的信任，义无反顾，坚决从命。李副总长在交代完任务后特别强调：“你这次带队出去，首先要站住脚，这是关键，第二步才能完成任务。”

根据总部命令，以铁道兵为主的“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第1支队”于1965年6月组建完毕，总兵力3万余人；支队设工程指挥部，龙桂林任主任，郭延林任政委；“指挥部可独立处理有关工作及外事活动”。

龙桂林和郭延林是老搭档。早在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时，龙桂林即担任该纵队第4支队支队长，郭延林任支队政治委员。

龙桂林和郭延林（后任铁道兵副政治委员）于6月29日告别兵种和总部首长，从北京出发，由友谊关出境，于7月1日上午到达越南谅山省同模的支队指挥部驻地。部队主力已于6月下旬分别“从云南、广西口岸进入越南，在河内以北5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摆开，依山傍水安营扎寨。”

部队刚刚入越，美军战机就频繁来袭。人民军越北军区司令员谭光忠对龙桂林说：“敌人就是专找你们穿蓝衣服的炸，你们要注意。”似乎美国人对我军入越的情况“一清二楚”。包括指挥部所在地，敌机总会发现目标。越北军区的领导要求工程指挥部每隔5至7天内必须转移，确保安全。龙桂林回忆：“然而转移后的指挥部，还是遭到敌机袭击。造成了一定损失。我感到情况严重，所以下决心找了个山洞，让指挥部机关搬了进去。但是敌人对我们还是紧盯不放，政治部驻地又被炸了一次，下面部队的驻地则多次遭到袭击。”

龙桂林回忆：“越南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高，湿度大。白天气温可达摄氏49度，平均相对湿度85%左右，年平均降雨量1500—2000毫米。我们部队对这样的环境很不适应。”6、7月份“正值盛夏酷暑，住在帐篷内气温常在摄氏40—45度，像蒸笼一样。一个人一天要喝十五六壶水。一天到晚身上衣服湿漉漉的。由于气候潮湿植物茂盛，病媒昆虫及病原微生物繁衍，水塘水沟里有钩端螺旋体，所以还不能随便在外洗冷水澡，喝生水。一洗澡就容易染上钩端螺旋体病，治疗不及时有生命危险。”

部队吃菜由越方供应，“只有南瓜、空心菜，后来连这个也供应不上了，要拿香蕉来顶菜供应部队。部队只能靠国内供应的干菜和罐头来当菜蔬，因此体力普遍下降，个别人在2个月内体重下降20多斤，一般人也下降10斤左右。疾病增多，有的小队（注：分队；即‘连’，下同）60%的战士生病。”部队的战斗力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外，“毒蛇、蜈蚣、旱蚂蟥、蚊虫等的扰乱，也使大家心绪不安。我们指挥部第二次搬家后，驻地位于一片50米长、40米宽的小树林里，一个月内就在帐篷内外打死60多条毒蛇。有的小队不慎把帐篷搭到了蛇窝上，晚上四、五条蛇钻进了战士被窝。有的小队厨房存放的鸡蛋被蛇一扫而光。”真是“谈蛇色变”。

“防空问题和生活问题，此时已成为对部队威胁最大的两大困难。我们铁道兵部队，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转战南北，经历过不少艰难困苦，是能吃苦耐劳的。但从未经历过这种恶劣环境，遇到这样大的困难。”这时的龙桂林才真正理解李天佑副总长“首先要站住脚”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指挥部党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不解决当前燃眉之困，部队很可能不战自溃，更谈不上完成任务了。于是，决定围绕“站住脚”这个中心，解决实际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

入越初期还没有配置好防空力量，防护空袭非常被动。于是，要求山区的部队尽量选择靠树林和水源的地方扎营；平原地区尽量靠小居民点，便于疏散隐蔽的地方搭帐篷，减小目标。还要随时准备转移，并注意与重要施工地点保持安全距离。在驻地和施工现场修建牢固的防空工事和交通壕，尽量利用隐蔽的地形地貌落实防护措施。同时，要求上级尽快增配防空部队，并将所属各中队（营，下同）的高射机枪排扩编为小队，并请高炮部队加紧培训射击骨干。还组织了空情报知网，培训标图员，先后建立几十个标图台，并在各中队装备了侦察接收空情的设备，昼夜值班，掌握敌机活动情况，找到规律，有效地指导部队防空与对空作战，也为施工单位避开敌机袭击灵活安排施工时段提供了可靠信息。

龙桂林说：“12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的老对手，今天在越南战场上又相遇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仇人相见，倍加眼红。”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成立，龙桂林在铁道兵团第3师担任师长。不久，就和师政委徐斌（后任铁道兵副司令员）率部出国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他们与美军战机展开了殊死的反“绞杀”战。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共向朝鲜北方投下了69万吨各类炸弹，相当于二战中向日本本土投掷炸弹的4倍，平均每7米铁路线就落下一枚炸弹。联合国军的将军们始终搞不懂：我们投了那么多炸弹，为什么就炸不断“共军”的铁路？正是在那场战争中，志愿军铁道兵将士们与美军战机斗智斗勇，铸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支援前线直到取得最后胜利。龙桂林也在战争中积累了更多的斗争经验和指挥才能。如今在援越抗美斗争中，他再次率部与美军战机博弈，锐气依旧。

“在生活保障方面，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逐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龙桂林回忆：“部队驻地没有水源的，就自己打井或配置水车拉水供食用和洗澡。为防止天热中暑，推广了当地群众上午多喝盐水，下午多喝糖水的经验，并下发防暑药品。小队多煮稀粥，少吃多餐，以解决天热吃不下饭问题。我们还请原总后勤部每人增发一套衣服，鞋子由发解放鞋改为增发塑料凉鞋，以解决衣服常湿及雨季时间长带来的困难。为解决吃青菜的问题，经与当地政府联系，要求部队见缝插针，开荒种菜，自己动手改善生活，并发放维生素片。此外，还积极开展了卫生防病工作，在营区选择适当位置修建厕所，室内外保持清洁，适时喷洒药水除菌驱蚊；在国内采购蛇药，发到班，以备急需。对如何预防、急救方法等，也组织进行培训。”

龙桂林感慨地说：“经过几个月上下共同努力，终于变被动为主动，逐步适应了环境，站稳了脚跟，为完成各项任务奠定了基础。”

第1支队各部队在保证自身战斗力旺盛的前提下，在管区内全线展开。无论是河友线克夫至友谊关段，还是新建克太线可曲段铁路；无论是市求、北江、盛纪等重点桥梁的修建和加固，还是深水江桥的战备施工；铁道兵将士们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攻坚克难，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

龙桂林在恶劣环境和危难条件下，又想起了领袖的谆谆教导。

1942年8月的一天，朱德总司令来到龙桂林所在的军委1局作战室了解情况。当参谋们汇报完情况，并主动提出建议时，朱总司令非常高兴。他说：“你们敢在我面前提出建议很好！我送你们八个字，告诉你们怎样做人。这八个字是：诚信、艰朴、直谏、无畏。‘诚’，就是要诚诚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信’，就是人要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奋斗目标，也没有对人的信任。‘艰’，就是要不怕艰苦。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从艰难困苦中达到陕北的。我们根据地缩小，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不怕，经过斗争也会好起来，不能失去信心。‘朴’，就是要朴素。我们遇到了困难，生活很简朴，将来我们条件好了也要朴素。‘直谏’这两个字，过去是大臣纠正皇帝错误的。我们今天既没有皇帝也没有大臣，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比如，你们刚才提的那个建议就很好嘛！‘无畏’，就是要有勇气。我们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只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许多同志不是为上述目标牺牲了吗？我们也要为上述目标而奋斗，所以应当无所畏惧，不怕牺牲。希望你们青年同志以这八个字树立自己的人生观。”

龙桂林回忆这段经历时动情地说：“几十年过去了，‘八字箴言’我一直铭记于心，是我一生的行为准则！”

在越南的日日夜夜，龙桂林始终践行这“八字箴言”。在敌人疯狂轰炸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常常亲临一线指挥战斗和施工，还多次同干部战士一起排除定时炸弹。

1支队1大队渠玉松战友在他的回忆文章《支队龙桂林主任下连队的印象》中，详细地描述和赞誉了龙主任平易近人，体恤部下，同甘共苦，实事求是的好作风。

1965年秋，龙桂林带领指挥部机关干部自己动手修路。

“激烈的反轰炸抢修斗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龙桂林回忆说：“为夺取这场战斗的胜利，我支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本人也在这场战斗中负伤。1966年8月21日下午，我带领作战科长高云同志和1个翻译、一个警卫员，连同司机5人，乘车从指挥部出发，到市求施工现场检查工作。行至1号公路93公里处时，发现前面公路上的行人直往公路两侧林子跑。我知道有敌机，叫司机马上停车防空。这时，敌机已发现我乘坐的吉普车，直向我们扑来。在我们刚下车要去隐蔽的一刹那，敌机扔下的钢珠弹已落到了我们旁边，我当时觉得天旋地转，被气浪吹出五六米远，头朝下落入一个单人掩体内，当场不省人事。”“后来得知，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被打穿100多个弹孔，幸好我已经下车，否则可能当场就见马克思去了。”“作战科长与司机当时就牺牲在小车旁，翻译受了轻伤，警卫员邓德海右胳膊大动脉神经被打断，血流不止。”

龙桂林的警卫员邓德海苏醒后，发现首长两只脚朝上落在掩体中，强忍伤痛，单手奋力将他拖了出来。龙桂林醒来发现自己浑身是血，也不知道伤在哪里。当看到身边流血不止的警卫员，才意识到是他救了自己。警卫员看到首长醒来，又昏死过去。龙桂林挣扎着把他抱在怀里，掏出手绢给他包扎伤口。幸亏有路过的人民军卡车经过，发现了他们，将他们送到了越方的一个简陋的野战医院，对他们的伤情进行了处理。

龙桂林因被炸弹气浪推倒，头部朝下跌入掩体而造成严重脑震荡；另有一颗钢珠击中臀部尾闾骨，影响到下肢的正常活动。国内得知他负伤的消息后，于8月24日电令他回国养伤。

龙桂林说：“我回国养伤后，支队其他领导同志，继续率领部队完成中越政府议定的任务，在铁道战线上展开了更艰苦更紧张的反轰炸抢修的战斗，直至1970年胜利回国。”

由铁道兵组成的中国后勤部队第1支队，在越南战场上与美国这个老对手进行的第二次较量，锐气不减当年，把中国铁道兵指战员在朝鲜战场上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继续发扬光大，再展雄风，又在越南铸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作者罗旭东，1968年1月入伍，铁道兵13师61团3营12连1排1班战士、班长；1970年3月退伍；1970年4月至1977年10月，北京量具刃具厂工人、班组长；1977年10月至1988年8月，先后在一机部产品管理局、国家物资总局机电二局科员、科长（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带职学习4年，获学士学位）；1988年8月至1996年3月，在国务院机电进口办公室处长、组长；1996年4月至2008年10月，国家经贸委中经实业开发公司经理。现退休在国务院国资委机关离退休干部局。

槛外人 2022-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