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八十九）

前面所说日军和76号对我党地下电台的严查是经常碰到的。

这样的事情对于每天拿凶险事件当家常便饭的潘汉年来说，实在是太多了，多到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我们常说，共和国有今天，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人既有在枪林弹雨中冲杀血战的革命前辈，也有在龙潭虎穴中与敌赌命缠斗每日都在刀尖上舔血的革命前辈。

笔者反复查了共和国2009年颁布的“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录。

遗憾的是，这其中没有潘汉年。

笔者不是说那些“宁死不屈，牺牲在敌人铡刀下”和“打入匪巢，活捉匪首”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不该评，而是遗憾像潘汉年这样应该评的却没有评。

因为这个千古流芳的榜名是“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

若论名副其实，有多少榜上有名的人们能出潘汉年其右。

且不说笔者前面提到的那些与潘汉年有着密切关系的事件（这其中有许多就是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就再举几例，看看潘汉年同志是不是对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中央苏区，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重重封锁使得新生的红色政权难以为继。而有着惊人的谈判天赋的潘汉年自告奋勇去和福建的李济深和广东的陈济棠谈判，最后说服他们放松了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才使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有了宝贵喘息之机。

1941年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我新四军遭受重创，原来建立起来的由上海华东通向我党在陕甘华北的地下交通线也随之中断。

是潘汉年通过不懈的努力，重新又新建了一条上海华东通向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交通线，我党我军所亟需的大量物质器材才得以像宝贵的血液一样源源不断地输往各革命根据地。

那部名为《五十一号兵站》的电影就是以潘汉年为原型，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开辟和维护这条生命线的艰苦斗争的故事的。

影片中那个手眼通天、精明潇洒的“小老大”其实就是潘汉年。

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秘密辗转运往苏北华北的物资中，不仅有前线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还有无线电器材，甚至还有可以用来制造迫击炮身管的无缝钢管。

这其中，我英勇无畏的地下党工作人员在小老大的领导下，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顽固派斗智斗勇，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到这部老电影来看一看。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党要在北平召开新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而此时大批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还在香港被大量敌特分子严密地监视着，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是潘汉年，动用了香港大量的关系，分成多批，巧妙地通过不同的路线，不同的运输工具，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和郭沫若等进步民主人士安全地护送到了已经回到人民手中的新中国未来的首都北平，顺利地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新中国成立前，连一架民航飞机都没有。

是潘汉年，通过了艰苦的工作，晓之以民族大义，成功地策动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华航空公司的起义，将12架民航客机飞回人民的怀抱。

这桩史称“两航起义”的大事件，内中的故事惊心动魄，如果拍摄成谍战片，肯定票房爆棚。

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所有的科技、工业和学术几乎都是零。

还是潘汉年，成功地策动了国民党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的起义。他们的起义，使得大量的工业、科学和技术的档案和资料得以保存，大量的人才和设备得以为我所用，这件大事足以彪炳史册，并为日后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平心而论，这些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够得上是“突出”甚至是“卓越”了。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潘汉年一个人做的，离不开我们党许多优秀党员和团队的精诚合作与奋力拼搏。但是其中领导者个人的作用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其实，事到如今再回过头来想想潘汉年的问题，倒是觉得他头上有没有那些光环并不重要，只要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善终即可。

然而，这样一个结果对潘汉年也成了可望不可即的奢望。

许多时候。这个历史的进程并不完全按人们的预期那样去发展，有的时候，好人不一定就有好报，好事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时不时冒出来的意外使得世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新鲜与好奇。

这样也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悬念，就像一本烂书，翻看首页即知道了结尾，那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1955年，作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去北京开党代会。

大会期间，住在北京饭店的潘汉年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只穿着拖板就被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直接用小车带走了，旋即定性为“叛徒”、“内奸”，并宣布逮捕入狱。

给潘汉年定下的罪名主要有三条：“投靠敌伪”、“包庇重用敌伪人员”、“背着中央私自与汪精卫会谈”。

其他如“给台湾飞机指示目标，使之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罪名则纯属诬陷。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经营多年，杨树浦发电厂也早在三十年代就建成发电了，还用得着潘汉年去给敌机指示目标吗？

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罪状也不成立。打入敌人内部是共产国际和中国支部的决定并通报了中共中央。

八十年代初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陈云同志也坚持要为潘汉年平反，说这个决定是由我和王明、康生三个人代表组织去找潘汉年谈话并向他传达的。现在那两个人已经不在了，如果我再死了就没有人为潘汉年证实了。

至于第二条，那也是中央做出的决定。当年大上海解放，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中央决定将一大批原敌伪警察和熟悉政府职能的旧人员留用新政权。这批人大约有3300人。

以至于有人作打油诗讽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说“杨公手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

而潘汉年是杨帆的直接上司，由潘汉年来顶这个罪名实在是有点冤枉。

至于私自会见汪精卫，那确实是潘汉年的一个大错。那是他从香港回到上海，胡均鹤拉他去见李士群。

因潘汉年与李士群比较熟悉，就去了。没想到李士群突然说汪精卫想见他，容不得他犹豫，就被挟持着去与汪精卫见了一面。

至于谈了多久，谈了一些什么内容则无从得知。这件事他事后也没有报告中央和毛主席。

至于为什么没有报告，现在也不得而知了。但这件事确确实实是潘汉年特工生涯的一大败笔。

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专门谈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说到有些同志与他们关系密切，你自己的问题过去不说没有关系，现在不说也没有关系。还有时间，你想好了，以后再说也行。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工作关系潘汉年一直与饶漱石的关系密切，转而想到自己曾私自与汪精卫见面而没有报告主席，潘汉年回到北京饭店就写了一份材料，交代了这件陈年往事。

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看了这份材料，觉得事关重大，就直接送呈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材料后非常生气，联想到自己还曾写文章为潘汉年私通汪精卫辟谣，联想到在中央苏区的时候，王明曾指定潘汉年专门作为他与博古两个人之间的联络员。而潘汉年开了什么会，知道什么情况也从不向自己报告，就越想越生气，提笔怒批道“此人不能再用”。

于是就有了之后发生在北京饭店的事情。中共一代谍王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潘案”发生后，中央指派最熟悉和了解潘汉年的李克农担任调查组的组长，对潘汉年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进行了最为详尽细致的调查。

这个调查前后搞了很长时间，对一些疑点问题则反反复复做了排查，最后也没有找到什么对潘不利的证据。

之后李克农向中央送呈了一份报告，最关键的“五条结论”其实都是反证。都是证明潘汉年确实是无辜的。

既然说潘汉年有罪，那就必须给他“定罪”。

像潘汉年这样的重要领导干部就必须由“最高法”来定罪。

既然是“法”，那就必须得讲证据。

可是三人小组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可以定罪的依据，最高法院的某领导只好说，这是最高层的意思，我们只需要“走个流程”即可。

三人小组的女组长也是个三十年代初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她就生气地说，我就没有见过这样定罪的法院！

为了安抚他们，红军“五老”之一、共和国最高法的院长谢老谢觉哉特别把三个人叫到一边谈话，没有另外的人，也不能记录。

谢老举了抗金将领岳飞和古代另一位被冤杀将领的例子，说，其实赵构也不想杀岳飞，可是在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之间，他也只能选择放弃一个人。

谢老的谈话没有一个字提到“潘案”，可每一句话都暗喻了“潘案”。

后来，潘汉年为了早日获得假释，违心地签字承认了自己的“罪状”，从而出狱与妻子董慧团聚并享受高级干部待遇。

然好景不长，文革开始，潘汉年又被逮捕入狱，并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

这件事是谢富治亲自操办的。背后的原因是江青得知她当年在上海滩的那些事潘汉年和杨帆都知道底细，因此这些人都必须被关起来。

1977年潘汉年被转移到湖南茶陵的洣江茶场劳动改造。听闻“四人帮”被粉碎，异常高兴且情绪激动，还喝了酒。但不久又看到人民日报上为纪念毛主席诞辰而重新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勾起伤心往事，一下子就病倒了。

在长沙的附二医院十四病室（高干病室），弥留之中的潘汉年拉着妻子董慧的手，夫妻双双泪流满面，却说不出一句话。

妻子董慧作为香港著名大富豪的千金小姐，嫁给了潘汉年，这么多年来一直陪着自己的丈夫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却从无怨言。

潘汉年获得假释后香港的家里人来接她去香港过太平富足的日子，她断然拒绝，说，老潘的问题不搞清楚，我那儿也不去。

1977年4月14日，我党的优秀党员、一代谍王潘汉年撒手人寰，终年71岁。

一年之后，潘汉年的妻子董慧也告别人世，追随他的丈夫去了另一个世界。董慧去世的时候，享年61岁。

潘汉年去世之后，医院在做遗体病理解剖的时候，发现他的肝脏已经烂成了豆腐渣状。

在潘汉年的骨灰盒上，赫然写着“萧叔安”三个匪夷所思的字。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文件称潘汉年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早在数十年前，我党的许多在白区工作过的高级干部就顶着压力为潘汉年做过无罪的辩解。如廖承志、刘少文等同志。

刘少文曾是潘汉年的亲密战友，并接替潘做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他后来也去了香港协助潘汉年工作。关于指责潘汉年“向日伪提供我方情报”罪状，刘少文说，其实那是为了迷惑敌人而故意提供的假情报。

刘少文说，每次“出货”（提供假情报）之前，都是潘汉年和廖承志还有我一起共同审核的，所谓“情报”，其实都是一些东拼西凑的公开发表过的报刊的剪贴。

刘少文同志是1955年被授衔的人民解放军中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搞分裂的时候，他与朱德刘伯承被滞留在红四方面军。

他坚决地拒绝了张国焘拉拢，表示不会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并与刘伯承一道巧妙地销毁了唯一的一套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使得张国焘失去了恶人先告状、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逼迫共产国际承认的先机，成功地阻止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立下了不朽功勋。

对于“潘案”，廖承志的一番话就可以作为这个“千秋功过”事件的注脚：“说潘汉年投靠日伪，这是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他当时是白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如果他真的叛变了，我们的组织和人员还能保存得那么完好吗？”

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潘汉年同志永垂不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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