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第五章学干农活

  ——纪念下乡五十五周年

   第五章 学干农活

         文/老革

             一

        我们刚下乡的时候，正是农村打场季节。那时，生产队的场院里堆满各种刚刚收获的粮食。据社员高耀华和我们讲，其实打场的农活在农村来讲并不累，就是经常贪黑，为的是和天气抢时间，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争取颗粒归仓。

        在打场期间，我按照社员的指点下，很快就熟悉了打场的各种操作方法。在我看来扬场还有些技术含量。

       那时，集体户的三哥学得比较快，是他首先学会扬场，然后又耐心教我们大家。还别说，我在三哥的辅导下，很快也学会扬场，木掀在我的手上还算得心应手，扬场时，几乎和社员一样。

       打场在我看来最累的活要数扛麻袋。把脱完粒地粮食装进麻袋里，然后把麻袋嘴系紧，再由俩人用手掫麻袋，一人在下面把麻袋扛起后，还要走跳板到粮食囤前，把麻袋里的粮食倒进粮食囤里面。

        一般一麻袋苞米重量在180斤左右，要是装一麻袋小豆或黄豆的重量要在200斤左右。

当年集体户所有知青里面，能扛麻袋的只有三哥和六哥二人，我和其他知青只能望而却步。六哥在知青里面数他的个头最高，身高大约在180公分以上，身体特棒，当年在知青里面摔跤当属第一。别看三哥个头不高，但身子骨特健康，胳膊胸脯都有腱子肉，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他们哥俩算是在社员中给我们知青长脸，不然的话社员高耀华还不知咋“埋汰”我们这些知青。

                   二

        生产队全体社员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奋战，打场的农活终于结束了，并做到了颗粒归仓。

        那时，生产队里的三挂马车还在紧张地往县里的粮库送公粮，我们知青和社员每天都在生产队的两个粪坑里刨粪。在劳动中，我从社员口中逐步了解了生产队的粪坑形成的整个过程。

       当年，在我生产队的屯子里有两处粪坑。其实就是两处臭水坑，夏天一到，臭水坑经过雨天，雨水把坑灌满，再由生产队派一名社员挨家挨户去收集粪便倒在臭水坑里，生产队的马车在别处拉来黄土倒进臭水坑里，直至填满为止。粪便在臭水坑里和黄土掺合在一起，经过夏天的发酵，沤成农家肥（有机肥）。

        在那个年月，农家肥是生产队的最常见的肥料，在农村各个生产队都有臭水坑，都使用这种肥料，尤其是种植大豆时，那是不可缺少的底肥。

        每到冬季，早已发酵好的有机农家肥在粪坑里被冻的很坚硬，用大镐刨，很是费劲。刚开始，我们在粪坑里干活时，用铁锹把粪装在马车里，再由车老板运进地里。

       时间一长，我也学着社员的样子，拿起大镐刨粪。说心里话，刨粪这个活，一是要有劲，二是给要掌握好诀窍。据社员杨占奎讲，刨粪时也要看粪碴，按粪碴来下镐就容易刨下大些的粪块。

        那时，在生产队都是在吃“大锅饭”。冬季来临，生产队的妇女和半拉子都给放假，因我们知青是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集体户所有人都没有给放假，据说这也是公社革委会的建议。对于农活来讲，冬天刨粪是最轻巧的。社员杨占奎告诉我们，只要在粪坑里用手杵着一把铁锹，站一天10分就到手了。

       因天气寒冷，社员们都会穿很厚的棉衣，我每天出工都要穿上羊皮大衣，只有刨粪时才会把大衣脱下来，和社员们在一起刨粪，有说有笑的也很开心。

       一天早上，刚要出工，生产队长把我叫住，让我和队里赶车的三老板子高密林，一起去梨树公社厕所装粪。

       当时已经进入腊月了，所以天气很冷，我身穿羊皮大衣手戴棉手套，坐在马车辕旁边。虽然坐的是空车，但走在冰天雪地的路上，辕马还是跑不起来，马车的轮胎压着冰雪咯吱咯吱的缓缓地往前走。其实三里的路程并不算远，功夫不大，就来到公社的厕所旁。

        到那里我才知道，并不是去装粪，而是下到厕所后面的粪池子里面用镐刨粪，然后用铁锹戳到上面再装车。

        当时我二话没说，把羊皮大衣脱掉后，拿起镐头和铁锹就跳入粪池子里面，因是冬季，所以粪池里并没有味儿，当我拿起镐头刨粪时感觉就不一样了，其实里面的粪便冻得不是很实，不用太费力气就可以刨开，只是有一点儿任何人也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一镐刨下去，冻成冰的粪渣四溅，因我没有口罩，所以经常会进入口中，感觉又臭、又臊、又腥，有时碎粪渣还会钻进脖子里面很不舒服。

        那时，由于自己年轻的缘故，并没有觉得脏和累。直到把粪池里面的冻粪便全部刨完，装进马车里面时，已到中午时分，我这才和三老板子一起坐在马车上往回走。

       在往回走的路上，三老板子不断地夸我，说我不怕脏，能吃苦，肯出力，向我这样的年轻人不多见。并且还告诉我，今天一早，队长曾派几位社员跟车前去刨粪，但都让他们给拒绝了。当时我听三老板子说完，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觉得既然下乡插队，啥样的苦都要吃，啥样的罪都要遭。我并没觉得像三老板子说的那样好，同时，也没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只是觉得自己是知青，既然下乡插队，就要吃苦耐劳，就要和贫下中农相结合，自己的身份那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员。

       回到知青宿舍，我赶忙打一脸盆水，把棉衣脱掉，用水把脸和脖子洗干净后才开始吃午饭。时至今日，我都没和其他知青透露过当年我下粪坑刨冻粪一事。

       打那以后，有的社员在背地里告诉我，队长和一些社员对我评价很高，说我虽然年轻，但仁义、能吃苦耐劳，干活从不偷懒（当地叫不藏奸）、尊长爱幼等。对于队长和社员的评价，我并没有在意，在日后的生产劳动中，我始终和社员们保持一致。

                  三

     1969年的开春，正是春耕季节。当时在农村流传这两句俗语，第一句是：“庄稼活好学，头气难熬。”第二句是：“说自己行，那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必须要‘上趟子’遛一遛。”所说“上趟子”活，是指刨茬子、滤粪和秋季割庄稼时每个人要拿“一趟子”（六根垄）。只要“上趟子”的活能顶下来，那你就是合格的“整劳力”。

       在农村滤粪、刨茬子和割地这三样农活，除割地外，其他两样农活我都亲身体验过，而且干起活来不比社员差。

      说一说刨茬子。庄稼茬子可分苞米茬子和高粱茬子两种。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烧柴都不够用，所以刨下来的茬子还可以用做烧柴。我下乡那个地方，刨茬子都用小镐，每当刨一棵茬子后，攥在手里要用小镐头把茬子上面所带的土再给磕下来，然后放在一堆。那时，我们生产队的地垄一般都在1至2里地长，每天每人一“趟子”茬子，根本刨不完，第二天再接着刨。

     当年我队打头的叫杨占才。他不愧是打头的，对于农活也是样样精通。从扶梨、点种、秋收打场，一般社员都不能和他相比。但这个人心眼不太好，有时故意刁难我们知青，在刨茬子时，自顾往前刨，（俗称干活毛了）他故意把我们知青落在后面，然后他到地头后看我们地笑话。集体户的三哥，人即聪明干活又有诀窍。每天刨茬子从不落后，有时自己的一“趟子”刨完后，还经常去接替其他落在后面的女知青。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生产队家家户户都没有钟表，所以每天出工收工全凭看日头，这种现象当时在东北农村很普遍，我们生产队在出工时都要由杨打头敲钟为号。

     记得有一次刨茬子时，我还经历这么一个笑话。那是1970年的4月初的一天，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三哥叫醒，说是生产队大钟早已敲过，让大家快起来。

       我紧忙起来穿好衣服，拿着刨茬子的小镐，睡眼惺忪地来到屋外。

      此时，皓月当空，满天的晨星在不断地闪烁，大地被月光照射的如同白昼一般。我影影绰绰的看见社员们正三五成群匆匆忙忙地往地里走，等我们知青赶到的时候，打头杨占才早已在那里等候。

     杨打头刚要给大家分“趟子”，这时，刚刚结婚不久的高小六子的媳妇对杨打头说，今天刨茬子是不是来早了？随后把自己手上戴的手表递给他看，等杨打头看过手表后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手表指针正好是2点15分整。杨打头马上和大家解释说，他今天一觉醒来趴在窗户往外一瞧，看见外面一片雪白，误以为是天亮了，随后就把上工的大钟给敲响了，不曾想是月亮在作怪。

       社员们听他解释后，都骂他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这时，就见有的社员把昨天刨下来地茬子拢在一起用火柴点燃，并围坐在篝火前取暖，还有的社员惩罚杨打头给大家讲故事。

     就这样，我们在地头休息近两个小时后，天才蒙蒙亮。

      社员高耀华经常和我们讲，干农活没有几天力巴，只要肯出力，用不了几天就学会。刚开始刨茬子的那些天，我的手和其他知青一样，都磨起水泡。每到晚间，血泡都破了，流出的血水很是吓人也很疼，吃饭时手拿碗筷感觉疼痛难忍。

     经过一段时间劳动，手掌上的血泡逐渐消失，慢慢地就形成很厚的老茧。在不到一年时间的劳动锻炼，农村的各种农活我基本都熟悉和掌握。那时，我在生产队里也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整劳力”。

      再说一说滤粪。

      冬季在粪坑里刨下来的农家肥运到黄豆地里，按每“趟子”间隔十多米放一堆，经过开春气温回升，农家肥已经转变成一堆黑土。

       滤粪时每个人拿“一趟子”。当时，种黄豆也叫做“扣黄豆”。当犁杖把式赶着马拉着犁杖在前面翻地，我便紧跟在后面用铁锹把粪箕子装满粪后，左手拿着铁锹，右手拎着粪箕子跟随着犁杖一路小跑，手里的粪箕子还不断地顺着翻出的垄沟里滤粪，在我的后面有一位社员再往地上“滤黄豆”（撒黄豆种子）。翻地的犁杖走得很快，所以滤粪时要紧跟犁杖走，绝不允许拉后半步。

      由于春季风大，用粪箕子滤粪时，大风把粪土吹得满天飞舞，没等干完活，满身满脸都是被风刮的粪沫。所以说，滤粪是最脏最累的农活，一般社员都不喜欢干。

     那时，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所限，没有秋衣秋裤，所以我和社员一样，春季种地时都穿着棉裤和棉袄。尤其我是好出汗的人，每当在地里干活时，浑身上下都在出汗，汗水在衣服里面裹着（俗称抓蛤蟆），干起活来非常难受。由于自己年轻缘故，这些困难并没有困扰我，每天干起活来，还是那么的起劲儿。

     种子下地后，当小苗从土壤里钻出来，沐浴着阳光茁壮地成长。这时，垄台上的草也跟随小苗一起长。那时的农村还没有除草剂，还是用锄头锄草。每天天刚亮，打头杨占才就敲钟，召唤全体社员下地锄草。等干完两个小时的活后，再回家吃早饭。

      那时，地里的草好像永远锄不尽。每年的开春到夏季都要锄三遍草，而且还要“放秋垄”，就是当苞米或高粱涨到一人多高时还要再铲一遍地。

     当年，要数锄麦子是最轻巧的活，只要用锄头在垄台两边各一搂一遍即可。但在麦苗间隙的草就不好锄掉，还要用人工蹲在垄沟里用手薅草，这样的活虽然不累，但在地里蹲上一天还是很遭罪的，一般男劳力是干不了的。所以每当在麦子地薅草时（也叫薅麦子），都是队里组织妇女干。

        铲地比较难的“技术活”要数给高粱和苞米苗“开苗”。就是按一定的间距留一颗主苗，用锄头尖剔除多余的苗，“开苗”时注意力要百倍的集中，稍有不慎就会铲掉主苗。

      其实，铲地最最难的要数铲黄豆地。因开春种黄豆时，都是用人工点种（滤豆子），所以黄豆苗出土后都比较密，用锄头除草时比较费力，我们管锄黄豆地里的草也叫“拨拉豆”，草都长在黄豆苗的中间，还要用锄头尖在黄豆苗间左右的拨拉，剔除里面的草。锄草时一直在弯腰，还不能停下休息，否则就会落在后面。

     每天我就是在这样地状态下劳作，到收工时累的腰都直不起来，等休息一宿第二天还要接着干。

      当年在集体户曾流行这样一首知青歌曲，歌词大意是：“我是个知识青年，从长春来到梨树县，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锄头长又长晃过来晃过去，从地东铲到地西累得我趴在地，哎哟哟咬咬牙蕴蕴气，为了年底挣工分还得干呀！……”     

                  四

     转眼间已经到了1969年的9月。自从我下乡后，在劳动中的表现，生产队长对我还是非常认可和信任的，所以派我去看苞米地，以防即将成熟的苞米丢失。

      当时，我跟社员高成林是一班。当年，高成林已年过花甲。此人个头不算高，但长着一头白发，眼睛虽不大但却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嗓音犹如铜钟一般铿锵有力。他对人特和蔼可亲，屯子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和他交流。

     可以说高成林在屯子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每当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会与他商量。由于高成林辈分大，在高氏家族中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习惯称他为三爷。

     看苞米地，每天干12小时休息12小时。虽然活不累，但时间较长，还好没几天我就习惯了。

      每天接班后，我和三爷手里各拿一把镰刀，围着苞米地四周巡查，到晚间也是如此。我和三爷每次巡查时，三爷都和我交流，他老人家虽然没文化，但说出地话都很在理。

      当年，在三爷的眼里，我是一个能吃苦耐劳，非常仁义的一个小伙子。虽然我们爷俩在一起看地时间不算长，但我俩早已成为忘年交。三爷身上那种诚实、朴实、善良、豁达开朗等这些优点不断地感染了我，使我受益匪浅。

     我们生产队95%都是高氏家族。但在那个年月，他们高氏家族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不管是谁当队长，都干不长远。

     我下乡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生产队曾换过五任队长，如同走马灯一般。这样一来，社员人心涣散，每天出工不出力。所以，我队的分值（按10分计算）逐年递减。1968年的分值：0.90元、1969年0.70元、1970年0.55元。那时，我苦干一年，到年末扣除口粮钱，最多时才剩100多元。

      按照当时国家给农村生产队制定的亩产指标：“上纲要”（亩产400斤）、“过黄河”（亩产6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那时每亩产量达600斤（过黄河）那就得敲锣打鼓去公社革委会报喜。当年我们生产队的亩产基本都在350斤至450斤左右。我们生产队每年秋收后除交给国家的公粮外，口粮不分老少，每年每人定量520斤皮粮。

      据现在有关资料记载，水稻亩产可达1500斤、高粱亩产可达1000斤、玉米亩产可达1800斤。和当年我们下乡时的亩产相比，那真的是天壤之别。我想这就是当年“大锅饭”的体制给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滞后的恶果。

     由于高氏家族内部派系勾心斗角，高德林从1969年的开春，已不再担任生产队长职务。其实高德林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当生产队长更是领导有方。由他当队长的那一年，带领全体社员苦干加实干，实行科学种田，每亩产量大幅度提高，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生产队在他的领导下，各个方面都做的井井有条，当年的分值0.90元，已经突破历史最高水平。

      高德林在高氏家族中排行老七，村子里的人都习惯称他为七爷。我们下乡的当天，就是七爷亲自带领社员贪黑去公社接我们知青，而且还把接待知青的工作做的十分细致周到和温馨。当晚，我们走进知青的房屋时，热气腾腾的饭菜早已做好等待我们。从打那一刻起，我就很佩服七爷并对他老人家肃然起敬。在我的心目中，七爷对知青所做的一切，充分代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形象，尤其是七爷当生产队长期间，帮助我们集体户解决不少在生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知青都喜欢七爷的为人，闲暇时更喜欢去七爷家里做客，同七爷在一起聊天。

       时间转瞬即逝。

      不觉间到了10月，也就是地里的庄稼成熟的季节，生产队的开镰战役打响了，全体社员总动员，要打一场秋收之仗。

      社员和我们知青每天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着收割庄稼。而此时的我，看地任务已经结束，生产队长又委派我去场院看粮食垛。当年的场院在我集体户的西南角，场院四周挖掘1米宽，1.5米深的深沟以防止家畜进入到场院内。

     和我一起看场院的是原来的生产队长七爷高德林。自从我和七爷在一起看场院，我和他更是无话不谈。

     据七爷和我讲，他是初小文化，是在庄稼院里长大的，从小就下地干活，对于农村的各种农活他是样样精通。场院里的窝棚就是七爷亲自盖的，里面盘一个小火炕，四周和棚顶都是用柳木杆和秫秸搭制的，并且里外抹胶泥。冬季来临，不管外面有多冷，小窝棚里的火炕始终是热乎乎的。

     看场院活儿虽然轻巧，但有一点儿我有些承受不了，那就是缺觉。和我们一起看场院的还有另外两个社员，我们是两班倒（即看一天休一天），看场院当班是24小时不允许睡觉的。因我年轻的缘故，每当交班后，回到集体户，躺在热乎乎的炕上要睡上一整天。

    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场院里的粮食除交送公粮外，余下的粮食均已入库。至此，我和七爷也顺利完成看场院的任务。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张文革、（笔名老革）。吉林省长春市人、老三届、老知青。现为长春市朝阳区作家协会会员、长春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偶有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学习写作的宗旨：在文字里寻找快乐，在快乐中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