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小学时,武汉来的难民和形象狼狈的散兵游勇给我印象很深。
(一)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我还不满5岁,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位学问很好、对学生管教十分严厉的姚瑞卿老先生私塾里去读书启蒙,和六七岁的孩子一块上课。
读了一年,我比那些大孩子还学得好,尤其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因此深受先生喜爱,从没有挨过板子。
私塾只教国文、历史等课程,没有算术、自然,更没有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当时沔阳县政府在彭家场办了一所官学,即县立彭家场完全小学,规模既大,师资又好。姚先生被聘到县立完全小学当国文教师。于是私塾大多数学生都随着姚先生转入到官学了。
当时,国家办的学校叫官学,官学不收学费,只交书本费。因我上学早,成绩好,尽管当时只有6岁,凭成绩直接插班读二年级,并且是班上的尖子生。
我一直读到五年级,每学期在全班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从来没有考过第三名。而且总是和一个姓董的女生争先后,有时她是头名,我就是二名。有时我得了头名,那么二名也就非她莫属了。如果她还健在的话,应该是八旬老太了。
(二)
我刚读五年级,开学尚不多时,抗日战争的烽火已逼进武汉。保卫大武汉的战役如火如荼,日寇飞机对武汉狂轰烂炸。
武汉的机关团体和有钱的大商号、工厂、大专院校,早就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大后方疏散了。大量的老百姓和一般的公务人员、教职员工,纷纷向周边乡镇疏散转移。
彭家场小镇上每天都有轮船和不少的木帆船运来从武汉而来的难民,他们携家带口、拖儿带女,箱子行李挑的挑、扛的扛,来到小镇上及其附近的乡村,有的是暂住避乱以观时局变化,有的是临时歇歇脚,休息整顿之后准备继续西迁。 小镇上突然增加了那么多各种口音的人,所有空闲房屋都被临时租用了,挤得满满的,街面上熙熙攘攘,市场上显得很热闹。
我清楚地记得,从武汉逃难来的人流中,还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们是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被打垮溃散下来的,或许是掉了队的散兵游勇,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军容不振,形象狼狈,但都携带有武器。
这些散兵与逃难的老百姓争抢船只,争占住所,有的强迫百姓为他们挑东西,有的还吃了人家东西不给钱,经常发生争斗。
后来,湖北省政府为难民发了一种用白布制作的上面印有“难民证”三字的胸徽,写有难民姓名,盖有印章,作为难民身份的标记。难民逃到哪里,当地政府要予以安顿,军政人员不得刁难。其实,这是国民政府哄老百姓的官样文章,做做样子,表示关心难民。
这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流勇,找不到原来部队,不管三七二十一,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他们群龙无首,毫无纪律可言。只要有谁能招抚他们,给饭他们吃,给钱他们花,他们就是谁的队伍。
当时在江汉平原确实出了几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草莽英雄,如金亦吾、汪步青、李太平、苏振东等都是国民党杂牌军队的首领,有的是绿林中的“山大王”,他们做着“乱世出英雄”的美梦,趁战乱之机,大量收容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各地股匪和地主武装,组成各种各样亦兵亦匪的军事集团,割剧一方,称王称霸。
这些败类,后来在日寇侵占汉阳、汉川、沔阳、天门、监利、潜江等县时,摇身一变成了出卖民族、出卖国家的可耻汉奸。在日寇卵翼下,成立了什么“黄卫军”、“定国军”等杂七杂八的日伪汉奸军队,师长、军长、司令等多如牛毛。他们丧尽天良,为虎作伥,引着日本鬼子到处扫荡,烧杀掠抢,无所不为,江汉平原各县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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