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山区农家一般养有牛、马等大牲畜，养有猪、鸡、鸭、猫、狗等。在一定时期内，这些养牲是有阶级性有体制属性的，分成不同的类别，被贴上“主义”的标签。

各家的牛和田地、大农具一起入了社，成为社会主义大集体的。猪为私有私养，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内，是准社会主义的。猫捉老鼠，消除鼠害；狗看门护院，吠陌生人，阶级斗争观念强，具有民兵队伍似的社会主义性质。鸡鸭被贴的标签是资本主义的，至少是必须割除的资本主义尾巴。

田地入了社，成为社会主义大集体公有的。每家只留很少一点种菜的地，叫做自留地，集体所有，农户借种。开办大食堂，统一做饭开餐，自留地被取消，各家的锅灶扔进土炉炼钢铁，只有碗筷是私有的，家庭私有制处于被消除边缘。然而，贪污成风，浪费严重，粮食短缺，饥荒蔓延，食堂办不下去了，只有撤销，恢复划给各家自留地。私人种菜的那点儿地角落，长期被当作小生产，说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不断受到缩减、限制、追究、打击。不准私人在生产队完成扦插红苕苗任务之前到自留地扦插红苕苗，有人夜里偷偷扦插，被作为资本主义批判斗争。有人去市场卖点葱蒜挣点油盐钱，被当作资本主义。农户悄悄用两只撮箕培育点白菜秧，藏在床下，趁没人看见时偷偷拿出见点阳光。

牛用作耕地，很宝贵，大牲畜大农具随同田地被合作化入社了，成为社会主义大集体的，分别由各户喂养，生产队给养牛户记工分。牛下崽数量少，繁殖慢，上面鼓励发展耕牛，不准随便宰杀，要宰杀老弱病残耕牛须到公社开具宰杀证。

除了牛马等大牲畜，其他家畜家禽是农民家庭私有的，几乎就是资本主义的了。其中猪是例外，猪是有计划的，具有准社会主义性质。为什么呢？城里人要吃猪肉，国家向乡村下达派购猪任务，必须完成。所谓派购，就是用行政命令派任务，每个生产队每年必须上缴一定数量的达到一定重量且膘肥的生猪，没有完成任务前，不准所有家庭杀猪，过年前不准杀年猪，不准到市场卖肉。所谓派购猪，即每百斤生猪重量的价格，市场上300元左右，派购价50元，上缴派购猪任务接近于无偿捐献。当时的市场被称作黑市，即资本主义黑市。没有完成派购任务，哪敢到黑市交易！生产队将派购猪任务分派到各户。有的户可以完成，有的户多年都养不出一头肥猪。完成上缴派购猪任务的家庭在全生产队没有完成上缴任务前不能杀猪，大家都吃不成肉。为了完成派购猪任务，生产队将派购猪任务向能养的户加码，有的户每年都会被分派到任务。送缴给上面，那么大的差价怎么办？生产队鼓励家庭养猪，每上缴一头派购猪补助200斤粮食。这就体现出猪的计划性及其社会主义性质。

鸡鸭就大不同了。上面规定，每户只准养鸡鸭各三只，多养就是资本主义的，就会被割除资本主义尾巴，被扑杀。因为，少养是为了自家吃，多养会拿到市场上卖，就会滋生资本主义。就像将菜园的葱蒜拿到市场上出卖，卖掉得钱，钱就是资本，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必须限制，必须割除。为了防止有人赶“转转场”搞投机倒把买卖，将传统的各场镇每五天赶场改为每十天逢场，将各场镇轮流在不同日子赶场改为所有场镇统一在一个日子赶场。为什么不多养猪而想多养鸡鸭？养猪得在猪草中拌合一些粮食，光喂猪草哪能长膘！人都缺粮食吃，常年借粮，以少量粮食拌合瓜菜或者野菜果腹，挖蕨粑度日，哪有粮食养猪！养鸡鸭则不同，可以散放在屋前后及山间河沟，它们吃草叶，自己找虫子吃。农民家庭想多养鸡鸭，上面要割除，就像扫帚打扫灰尘。多养鸡鸭会被扑杀，自留地菜园的苗稼长得比生产队的好会被割除。

有人做过比较，资本主义的鸡不如社会主义的牛。即将被杀的牛知道死期临近，会流泪。杀过牛的地方，别的牛不敢去；硬性往那里赶，它们会惊恐、狂叫，极度恐惧不安。而鸡并不知道死亡临近，杀鸡时将被杀鸡嗉子里的苞谷粒丢出，别的鸡抢吃，杀鸡儆鸡是不起作用的，鸡的智商比牛低。

各家住宅周围的果树也如同鸡鸭被贴标签。各家屋檐口的果树统统归公，每户留一棵之外，所有果树都归生产队。从此后，那一棵是资本主义的，绝大多数果树都成为社会主义的了。

更绝对的是，扬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草和苗都被划分了阶级，被体制化了。

难以想象，牛、马、猪、鸡、鸭等家畜家禽以及草木都被贴上了不同体制的标签，姓资或者姓社，无辜而又无奈。

作者简介：杨盛龙，湘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报、《散文》《中华散文》《美文》《中国散文家》等发表作品约两千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1949～1999》《中国散文大系》《读者》等选载，出版散文集《西湘记忆》《二酉散简》《杨柳依依》《心心相依——中华56个民族散记》等二十余种，《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多种文学史著专节专题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