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  分管组织工作。主编《劳动周刊》，领导工人运动，曾经是个响当当的老布尔什维克。1921年年底参加莫斯科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是唯一见到列宁的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1931年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红军内部错误的“肃反”，致使数千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被冤杀。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着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将会师后的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然而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

    张国焘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肃反”扩大化。

    1931年秋冬，“肃反”达到了高潮时，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在短短数月里，“肃反”大旗挥舞鄂豫皖苏区，数千红军将士倒在了“张主席”屠刀之下，很多苏维埃地方干部也同时遇害。据记载：紧密追随张国焘的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的当天，即开始捕人。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等二十多人；继而在斑竹园又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人；接着又在余子店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

    历史，不仅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还粘染着斑斑血痕。对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自己人造成的历史大劫难悲剧，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对此，与张国焘同为四方面军领导的徐向前副总指挥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都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都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都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当时，张国焘将红33军中的各级指挥员一锅端，不分青红皂白将军部特务营营长任俊卿杀害，罪名是他参加红军前当过清溪乡的团总。但那是党组织派任前去民团卧底抓“枪杆子”的，不是他自己要干的。 

    像任俊卿这样战功累累的英雄，当时是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成员。在这个家庭中，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三姐妹，加上入赘到王家为婿的任俊卿，总共6人都参加了红军。“红军之家”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将军王新兰，她是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后来成为萧华将军的夫人。而他们的亲叔叔，则是著名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

    王家满门忠烈，他们全家参加红军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连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川北穷人》也发表过介绍“红军之家”的文章。然而这6人中的4个人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牺牲在对敌斗争战场上，全是被自己人杀掉的。

    二是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分裂红军，另立中央。

    开始时，以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中央红军只有3万人，妄图以武力挟持中央；后来公然率右路军南下，分裂红军，自立中央。他丧心病狂地曾派人围捕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人员，妄图迫使朱老总就范，承认他的伪中央，这怎么可能呢！自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便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跟随张国焘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的与之巧妙周旋。

    左路军北上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及时应对。

    “九九密电”问题：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司令，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毛泽东率一、三军团出发后，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陈昌浩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张国焘的结局：

    1938年4月初，张国焘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他移居香港，      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原野根据历史资料编辑整理 ）（未完待续）